跨国公司品牌危机的根源
危机为何频发
《21世纪》：最近，宝洁SK-II被诉含有有害成分，亨氏、肯德基部分产品发现含有苏丹红一号，强生婴儿油和联合利华立顿速溶茶都被指责存在质量问题，而卡夫被指在华销售含有转基因食品。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跨国公司频频遭遇品牌危机，这种现象出现是否正常？
梅新育：这种现象既不正常又很正常。说这种现象不正常，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国人心目中的大牌跨国公司遭遇这么严重的品牌危机；说这种现象正常，是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跨国公司在这方面长期积累下来了许多问题，他们自己浑然不觉，或者分明知道了也无意改正，这些问题借一个当前的契机集中爆发出来，也实在是不足为奇。
《21世纪》：有人认为，这些现象频繁出现，归咎于跨国公司本身没有变，改变的是政府监管机构意识、公众消费者的观念和传媒的舆论导向。事实是否如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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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部分如此，但说得不够准确。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某些跨国公司确实对中国消费者存在歧视，就如同他们对待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一样。例如卡夫公司的转基因饼干和金宝汤的转基因成分。这个问题既然存在，就迟早要爆发，除非这些跨国公司在事情爆发之前及时自我改正。
其次，某些跨国公司可能没有根据中国市场的现状完善其质量监督检测体系。毕竟，我们国家当前的市场信用状况不太好，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一些跨国公司在自己的发达国家母国建立了就当地环境而言已经非常完备的质量监督检测体系，但我国当前市场上的某些问题在一些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母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些公司如果需要使用中国国内生产的原材料，但没有根据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及时完善其质量监督检测和风险预防体系，可能就会出问题。
至于为什么没有及时完善其质量监督检测和风险预防体系，原因我想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能是公司最高层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当然，也有可能有些跨国公司内部存在腐败。
, 百拇医药
当然，此次跨国公司产品质量事件发生密集，也有中国社会自主意识觉醒方面的因素：消费者和舆论界不再仰视跨国公司，而是正视，当然也就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问题。
《21世纪》：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跨国公司品牌危机集中爆发，被认为去掉了一层光环，而这些光环一度是人为给予的，比如，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他们就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一方面在投资政策上享受一些优惠；另一方面，在很多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识中，世界500强企业都很“完美”。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梅新育：这种评论非常正确，但不够完全，因为盲目的崇洋风尚不仅存在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更植根于民间。至今都有很多中国人在海外注册的“洋品牌”，当初在杭州也发生过“立顿入口，龙井洗手”的事件，而有不少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却偏偏要取个洋气十足名字，这说明了民间的确存在盲目的崇洋风尚。
从危机公关到“企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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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在此次跨国公司品牌危机中，有些跨国公司面对危机事件采取了不同措施，有的是拖延，有的是隐瞒，有的是直面问题。尤其是前者，被消费者指责为既不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感受，也不重视和中国网络媒体以及新兴财经媒体沟通。应该讲，跨国公司在危机公关方面具有成熟的处理体系，为什么却会发生这些情况？您认为他们应该怎么做？
梅新育：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危机公关发生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极少一部分跨国公司的高层存在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平等的观念；原因之二可能是跨国公司的极少一部分高级中国雇员也存在崇洋心态；原因之三可能是因为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老经验过时了。
商人的根本动机是牟利，而认真处理质量危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如果能够不付出影响品牌形象和销路的代价就把问题掩饰过去，商人肯定会这么干。在一个政府力求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社会里，跨国公司如果自身暴露出了问题，有很多机会敷衍过去而无须付出巨大代价向消费者交代。但是，如果上述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这套“经验”还能奏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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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从食品安全角度讲，跨国公司应当充当什么角色？
梅新育：由于跨国公司产品销量巨大，也由于某些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来自他们的研究开发(如转基因农产品)，他们应当本着对消费者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遵守有关法规和道德准则，做好质量监督检测工作，把好食品安全的第一个关口。而政府部门的责任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地监督。
《21世纪》：跨国公司是否存在双重标准问题？比如卡夫的转基因问题。
梅新育： 跨国公司的双重标准现象很多，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双重标准，还包括在生产环节对待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双重标准。某些跨国公司常常把一些在本国不允许的生产工艺、生产环节搬迁到发展中国家，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很不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而这些行为他们在母国绝对不敢做。最严重的案例是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毒气泄漏事件，死伤数十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发生事故的生产工艺、设备系统恐怕在美国是不允许投入使用的。
《21世纪》：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受人尊敬的跨国公司？
梅新育：此次跨国公司品牌危机对他们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他们处理这些事件的指导思想。如果他们把这场危机看作发现管理漏洞的一个契机，那么，他们最终可以摆脱不利影响而继续发展，甚至是更大的发展。毕竟，中国人是很宽厚的，从来就讲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抱着相反的思路，讳疾忌医，那么结果就不会太好了。
我们敞开大门欢迎世界各国的客商来经商赚钱，但跨国公司应当在中国社会当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 百拇医药
《21世纪》：最近，宝洁SK-II被诉含有有害成分，亨氏、肯德基部分产品发现含有苏丹红一号，强生婴儿油和联合利华立顿速溶茶都被指责存在质量问题，而卡夫被指在华销售含有转基因食品。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跨国公司频频遭遇品牌危机，这种现象出现是否正常？
梅新育：这种现象既不正常又很正常。说这种现象不正常，是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国人心目中的大牌跨国公司遭遇这么严重的品牌危机；说这种现象正常，是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跨国公司在这方面长期积累下来了许多问题，他们自己浑然不觉，或者分明知道了也无意改正，这些问题借一个当前的契机集中爆发出来，也实在是不足为奇。
《21世纪》：有人认为，这些现象频繁出现，归咎于跨国公司本身没有变，改变的是政府监管机构意识、公众消费者的观念和传媒的舆论导向。事实是否如此？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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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部分如此，但说得不够准确。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某些跨国公司确实对中国消费者存在歧视，就如同他们对待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一样。例如卡夫公司的转基因饼干和金宝汤的转基因成分。这个问题既然存在，就迟早要爆发，除非这些跨国公司在事情爆发之前及时自我改正。
其次，某些跨国公司可能没有根据中国市场的现状完善其质量监督检测体系。毕竟，我们国家当前的市场信用状况不太好，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一些跨国公司在自己的发达国家母国建立了就当地环境而言已经非常完备的质量监督检测体系，但我国当前市场上的某些问题在一些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母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些公司如果需要使用中国国内生产的原材料，但没有根据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及时完善其质量监督检测和风险预防体系，可能就会出问题。
至于为什么没有及时完善其质量监督检测和风险预防体系，原因我想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可能是公司最高层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当然，也有可能有些跨国公司内部存在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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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次跨国公司产品质量事件发生密集，也有中国社会自主意识觉醒方面的因素：消费者和舆论界不再仰视跨国公司，而是正视，当然也就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问题。
《21世纪》：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跨国公司品牌危机集中爆发，被认为去掉了一层光环，而这些光环一度是人为给予的，比如，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他们就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一方面在投资政策上享受一些优惠；另一方面，在很多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识中，世界500强企业都很“完美”。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梅新育：这种评论非常正确，但不够完全，因为盲目的崇洋风尚不仅存在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更植根于民间。至今都有很多中国人在海外注册的“洋品牌”，当初在杭州也发生过“立顿入口，龙井洗手”的事件，而有不少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却偏偏要取个洋气十足名字，这说明了民间的确存在盲目的崇洋风尚。
从危机公关到“企业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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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在此次跨国公司品牌危机中，有些跨国公司面对危机事件采取了不同措施，有的是拖延，有的是隐瞒，有的是直面问题。尤其是前者，被消费者指责为既不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感受，也不重视和中国网络媒体以及新兴财经媒体沟通。应该讲，跨国公司在危机公关方面具有成熟的处理体系，为什么却会发生这些情况？您认为他们应该怎么做？
梅新育：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危机公关发生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极少一部分跨国公司的高层存在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平等的观念；原因之二可能是跨国公司的极少一部分高级中国雇员也存在崇洋心态；原因之三可能是因为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老经验过时了。
商人的根本动机是牟利，而认真处理质量危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如果能够不付出影响品牌形象和销路的代价就把问题掩饰过去，商人肯定会这么干。在一个政府力求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社会里，跨国公司如果自身暴露出了问题，有很多机会敷衍过去而无须付出巨大代价向消费者交代。但是，如果上述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这套“经验”还能奏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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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从食品安全角度讲，跨国公司应当充当什么角色？
梅新育：由于跨国公司产品销量巨大，也由于某些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来自他们的研究开发(如转基因农产品)，他们应当本着对消费者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遵守有关法规和道德准则，做好质量监督检测工作，把好食品安全的第一个关口。而政府部门的责任是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地监督。
《21世纪》：跨国公司是否存在双重标准问题？比如卡夫的转基因问题。
梅新育： 跨国公司的双重标准现象很多，不仅是对消费者的双重标准，还包括在生产环节对待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双重标准。某些跨国公司常常把一些在本国不允许的生产工艺、生产环节搬迁到发展中国家，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也很不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而这些行为他们在母国绝对不敢做。最严重的案例是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的化工厂毒气泄漏事件，死伤数十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发生事故的生产工艺、设备系统恐怕在美国是不允许投入使用的。
《21世纪》：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受人尊敬的跨国公司？
梅新育：此次跨国公司品牌危机对他们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他们处理这些事件的指导思想。如果他们把这场危机看作发现管理漏洞的一个契机，那么，他们最终可以摆脱不利影响而继续发展，甚至是更大的发展。毕竟，中国人是很宽厚的，从来就讲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抱着相反的思路，讳疾忌医，那么结果就不会太好了。
我们敞开大门欢迎世界各国的客商来经商赚钱，但跨国公司应当在中国社会当一个合格的企业公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