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捐献 光照人间
一个多月以前，一位99岁的老人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根据他生前的愿望，他的家人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工作。
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市首任卫生局局长、第五届和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严镜清。
严镜清1906年5月生于浙江，1942年参加革命，是一位公共卫生专家。1999年，93岁的严镜清立下遗嘱，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用于医学教学工作。今年9月6日，严镜清因病医治无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病逝。
9月12日，严镜清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完毕之后，根据严镜清的遗愿，他的亲属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
■遗体来源匮乏
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主任王卫告诉记者，他们这个接受站的全称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王卫介绍说，他们这个接受站成立于1999年。那年5月，北京市成立了遗体捐献管理办公室，设立在北京市红十字会业务部，对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北京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三个接收单位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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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说，来这里报名登记的以老年人居多，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年龄最大的95岁(登记时的年龄)。王卫清楚地记得，那位老人身体很健康，是自己挤公共汽车来的，非常令人感动。报名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一岁多，是父母抱着来的，一家三口都办理了登记。此外，还有小两口、老两口甚至全家四口一起来的。尽管如此，目前的登记捐献工作仍然不能满足需求，从成立至今，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只接收了91具遗体，平均每个月接受一具遗体。
在医学院校，解剖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除了中医学、生物工程等专业不需要实际进行解剖操作外，其余的学生都需要实际操作，本科生需要100多个学时进行解剖的实际操作。根据教学大纲，应平均4人使用一具体遗体。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宣传不够深入、广泛等原因，国内的遗体来源十分匮乏。王卫说，在首都医科大学，现在实际是十来个人共用一具遗体，学生动手的机会少，因而学习效果难免会受到影响。王卫说，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要比我们好得多，有的国家在领取驾驶证的时候，必须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有的国家的遗体接受站接受的遗体甚至多得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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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反对常使捐献“流产”
王卫说，市民前来办理捐献登记，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填写“北京市公民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记者看到，这张表格上除了一些有关志愿捐献者本人基本情况的项目外，还要指定执行人(受委托人)，并有亲属代表签字一项。该项是这样一段话：“经仔细阅读＿＿＿＿的志愿捐献遗体申请书并与其当面交谈后，我(们)认为他(她)的志愿是高尚的，我(们)郑重地表示尊重他(她)的遗愿，并保证在他(她)逝世后及时通知委托执行人，无条件地执行其遗愿。”后面是日期和签章。
王卫说，之所以要有这样的项目，是因为志愿捐献者无法自己完成遗愿，捐献事宜必须由他人负责执行。所以，征得亲属的同意，并指定执行人是必不可少的。
前来登记的捐献者填好这份表格后，自行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北京市规定，此项公证免收公证费)，然后，把公证书和表格一起交回接受站，接受站向其颁发由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捐献纪念证。至此，登记手续完成。登记表一式四份，捐献人、执行人、登记接受站、北京市红十字会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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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捐献登记后，捐献志愿者是可以反悔的。自从接受站成立以来，已经有1200多人办理了登记手续，交回表格和公证书的有500多人。从领表到交回公证书，最快的两天，时间最长的七八个月。王卫说，没有交回来的可能是犹豫了，或者是遇到了亲属的阻力。
王卫说，由于遗体来源十分匮乏，所以一直有人在呼吁开展遗体捐献工作。谡飧鼋邮苷境闪⒅埃锥家娇拼笱导噬弦恢痹诳挂盘褰邮芄ぷ鳎幸恍?br>市民自愿捐献遗体，但数量很少。从90年代初，到1999年接受站成立，他们只接受了八九位捐献者的遗体。
王卫说，接受站成立后，这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一些家属不太支持，志愿者把表格填了，公证也做了，但是当志愿捐献者去世后，如果家属不同意，捐献也无法实现。”
因此，每当有人来办理捐献登记，王卫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家属是否同意。有的人委托医院、工作单位以及朋友做捐献的执行人，处理身后之事。但是，只要家属不同意，也无法实现。因此，对捐献者，要求必须征得直系亲属的同意，否则不予办理。直系亲属的意见有时也会不统一，遇到这种情况，接受站会让捐献志愿者去慢慢做亲属们的工作。同时，接受站还会要求捐献者把自己的这一决定通知其他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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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紧张制约发展
捐献志愿者去世后，遗体的运送由八宝山殡仪馆等几家指定的殡仪馆负责，时间由家属确定，费用由接受站负担。因此，经费是制约遗体捐献工作发展的一个问题。
接受一具遗体，平均需要大约六七百元的费用，其中包括车费(北京市内的遗体运送，无论路程长短，一律收费100元)、纸棺费(160元)、防腐剂的成本等，目前，这些费用都是由学校负担的。由于资金紧张，告别室里的花圈旧了他们都舍不得换，因为买一个新的花圈要一百多元。
另外，经常有一些北京周边地区的人打电话给接受站，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是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没有能力满足对方的要求。他们曾经接受过一位河北省香河市(距北京几十公里)的捐献志愿者的遗体，也是由殡仪馆出车，收了1200元的车费。如果大量接受周边地区的遗体，他们无力承担车费。如果资金充裕，就可以把接受范围扩大到北京周边地区。王卫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是包在河北省当中的，河北只有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医科大学能接受遗体，北京市北面的不少地区虽然属于河北省，但是距离石家庄的距离要比北京远，那里的人如果想捐献遗体，显然是捐献给北京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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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王卫说，他们对每一位捐献者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并且采取措施，为捐献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市民捐献遗体，可以在接受站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首都医科大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告别室。记者看到，告别室有近百平方米，中间有一张摆放遗体用的平台，四周墙壁上悬挂着花圈，整个告别室显得庄严肃穆。王卫说，当有捐献者亲属在这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们会安排一些学生陪同，并向遗体献花。
另外，每年的新生开始上解剖课之前，也要首先举行一个仪式，全体学生向所有用于本学期解剖课的遗体献花，并三鞠躬，以示尊敬和感谢。
就在记者对王卫进行采访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前来办理遗体捐献登记。当小伙子说明来意，王卫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家里商量过了吗？”小伙子回答：“商量过了。”记者经询问得知，这个小伙子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学生。他说：“我就是学医的，对捐献遗体的人一向非常尊敬，但是国内捐献者比较少，我们十几个人共用一具遗体，因此，我希望将来能把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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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说，北京市每年有大约7万人死亡，哪怕有千分之一的人愿意捐献遗体，也就足够用了。
王卫过去是从事解剖学教学工作的，接受站成立后，他被安排兼任接受站主任。名为主任，其实是个光杆司令，接受站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现在，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这项工作上了，已经很少去给学生们上课了，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都在这里，接听咨询电话，接待来访者。王卫承认，从事这项工作对他个人而言并不划算，因为没有时间去从事研究工作，也就不能撰写论文，没有办法取得学术成果。但是王卫表示，他甘愿吃这个亏，因为他从事的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支持这项事业。
■遗体捐献需要立法
北京市的遗体捐献工作是由北京市红十字会业务部具体负责的。该部部长刘娜说，每年的市人大、政协会议上，都会有委员、代表提议案，建议推进遗体捐献工作，其中不少人都建议尽快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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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说，没有法律保障，遗体捐献工作的确受到一些制约。刘娜说：“可能有的人办理了捐献登记，但是去世后执行人未执行，虽然我们没有去调查，但是肯定有。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对捐献者本人意愿的认可和保护。对于捐献志愿者委托的执行人如何行使执行权，也应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以保证捐献志愿者的遗愿能够实现。”
此外，并非只有医学教学对遗体有需求，随着科技的发展，其他一些学科的科研工作也需要使用遗体。曾有某机构找到红十字会，提出购买遗体用于某项实验，被红十字会回绝。刘娜说，目前他们严格要求不得转卖遗体。刘娜认为，应该通过立法，规范遗体的接收、保管的程序，并明确遗体的用途，志愿者签定协议时，可以自由选择遗体的用途。这样，就可以满足各种科学研究的需要，同时，使捐献者的选择得到法律上的保护。目前，已经有山东、福建及深圳、南京等省市出台了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北京也在积极酝酿，作为明年的工作计划。
刘娜同时认为，还需要简化遗体捐献工作的手续，给遗体捐献志愿者提供方便。另外，根据以往的经验，想到捐献遗体的大多是老年人，但是老年人自己出来办各种手续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应考虑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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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受市政府委托，负责实施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工作，市红十字会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三所医学院校建立了“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上述三家学校为开展遗体接受工作开辟场地、设置接待室、告别室，安装冷暖空调、专用遗体台车等。尤其是首都医科大学为遗体接受站投资十几万元，腾出了一个专用楼道和几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并重新粉刷布置。截止到2004年底，北京市已有7739人报名，其中3298人办理了公证手续、367人实现了遗体捐献。目前，北京市只在3所医学院校设立了登记接受站，站点少，市民办理捐献事宜不太方便。下一步，北京市红十字会将在18个区县红十字会开展志愿遗体捐献工作的咨询和登记工作，创造条件形成网络方便并服务于捐献者。
为了纪念捐献者，弘扬捐献者的高尚情操，北京市红十字会于去年在民政局所属的长青园骨灰林基地建立了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把捐献者的名字铭刻在上面，此后，每年的清明节之前，都会把上一年的捐献者名字刻上去，以供捐献者亲属及市民进行瞻仰和悼念。
刘娜说，希望人们都能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正确对待科学和自己，希望人们都能认识到，捐献遗体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
在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门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个几米高的镜框，里面几行金色的字迹令人感慨，令人深思：“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本报记者 张建国, 百拇医药
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市首任卫生局局长、第五届和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严镜清。
严镜清1906年5月生于浙江，1942年参加革命，是一位公共卫生专家。1999年，93岁的严镜清立下遗嘱，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国家，用于医学教学工作。今年9月6日，严镜清因病医治无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病逝。
9月12日，严镜清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完毕之后，根据严镜清的遗愿，他的亲属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
■遗体来源匮乏
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收站主任王卫告诉记者，他们这个接受站的全称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市志愿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王卫介绍说，他们这个接受站成立于1999年。那年5月，北京市成立了遗体捐献管理办公室，设立在北京市红十字会业务部，对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北京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三个接收单位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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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说，来这里报名登记的以老年人居多，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年龄最大的95岁(登记时的年龄)。王卫清楚地记得，那位老人身体很健康，是自己挤公共汽车来的，非常令人感动。报名者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一岁多，是父母抱着来的，一家三口都办理了登记。此外，还有小两口、老两口甚至全家四口一起来的。尽管如此，目前的登记捐献工作仍然不能满足需求，从成立至今，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只接收了91具遗体，平均每个月接受一具遗体。
在医学院校，解剖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除了中医学、生物工程等专业不需要实际进行解剖操作外，其余的学生都需要实际操作，本科生需要100多个学时进行解剖的实际操作。根据教学大纲，应平均4人使用一具体遗体。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宣传不够深入、广泛等原因，国内的遗体来源十分匮乏。王卫说，在首都医科大学，现在实际是十来个人共用一具遗体，学生动手的机会少，因而学习效果难免会受到影响。王卫说，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要比我们好得多，有的国家在领取驾驶证的时候，必须办理遗体捐献登记，有的国家的遗体接受站接受的遗体甚至多得用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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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反对常使捐献“流产”
王卫说，市民前来办理捐献登记，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填写“北京市公民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记者看到，这张表格上除了一些有关志愿捐献者本人基本情况的项目外，还要指定执行人(受委托人)，并有亲属代表签字一项。该项是这样一段话：“经仔细阅读＿＿＿＿的志愿捐献遗体申请书并与其当面交谈后，我(们)认为他(她)的志愿是高尚的，我(们)郑重地表示尊重他(她)的遗愿，并保证在他(她)逝世后及时通知委托执行人，无条件地执行其遗愿。”后面是日期和签章。
王卫说，之所以要有这样的项目，是因为志愿捐献者无法自己完成遗愿，捐献事宜必须由他人负责执行。所以，征得亲属的同意，并指定执行人是必不可少的。
前来登记的捐献者填好这份表格后，自行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北京市规定，此项公证免收公证费)，然后，把公证书和表格一起交回接受站，接受站向其颁发由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捐献纪念证。至此，登记手续完成。登记表一式四份，捐献人、执行人、登记接受站、北京市红十字会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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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捐献登记后，捐献志愿者是可以反悔的。自从接受站成立以来，已经有1200多人办理了登记手续，交回表格和公证书的有500多人。从领表到交回公证书，最快的两天，时间最长的七八个月。王卫说，没有交回来的可能是犹豫了，或者是遇到了亲属的阻力。
王卫说，由于遗体来源十分匮乏，所以一直有人在呼吁开展遗体捐献工作。谡飧鼋邮苷境闪⒅埃锥家娇拼笱导噬弦恢痹诳挂盘褰邮芄ぷ鳎幸恍?br>市民自愿捐献遗体，但数量很少。从90年代初，到1999年接受站成立，他们只接受了八九位捐献者的遗体。
王卫说，接受站成立后，这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一些家属不太支持，志愿者把表格填了，公证也做了，但是当志愿捐献者去世后，如果家属不同意，捐献也无法实现。”
因此，每当有人来办理捐献登记，王卫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家属是否同意。有的人委托医院、工作单位以及朋友做捐献的执行人，处理身后之事。但是，只要家属不同意，也无法实现。因此，对捐献者，要求必须征得直系亲属的同意，否则不予办理。直系亲属的意见有时也会不统一，遇到这种情况，接受站会让捐献志愿者去慢慢做亲属们的工作。同时，接受站还会要求捐献者把自己的这一决定通知其他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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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紧张制约发展
捐献志愿者去世后，遗体的运送由八宝山殡仪馆等几家指定的殡仪馆负责，时间由家属确定，费用由接受站负担。因此，经费是制约遗体捐献工作发展的一个问题。
接受一具遗体，平均需要大约六七百元的费用，其中包括车费(北京市内的遗体运送，无论路程长短，一律收费100元)、纸棺费(160元)、防腐剂的成本等，目前，这些费用都是由学校负担的。由于资金紧张，告别室里的花圈旧了他们都舍不得换，因为买一个新的花圈要一百多元。
另外，经常有一些北京周边地区的人打电话给接受站，表示愿意捐献遗体，但是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没有能力满足对方的要求。他们曾经接受过一位河北省香河市(距北京几十公里)的捐献志愿者的遗体，也是由殡仪馆出车，收了1200元的车费。如果大量接受周边地区的遗体，他们无力承担车费。如果资金充裕，就可以把接受范围扩大到北京周边地区。王卫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是包在河北省当中的，河北只有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医科大学能接受遗体，北京市北面的不少地区虽然属于河北省，但是距离石家庄的距离要比北京远，那里的人如果想捐献遗体，显然是捐献给北京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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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王卫说，他们对每一位捐献者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并且采取措施，为捐献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市民捐献遗体，可以在接受站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首都医科大学为此专门设立了告别室。记者看到，告别室有近百平方米，中间有一张摆放遗体用的平台，四周墙壁上悬挂着花圈，整个告别室显得庄严肃穆。王卫说，当有捐献者亲属在这里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们会安排一些学生陪同，并向遗体献花。
另外，每年的新生开始上解剖课之前，也要首先举行一个仪式，全体学生向所有用于本学期解剖课的遗体献花，并三鞠躬，以示尊敬和感谢。
就在记者对王卫进行采访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前来办理遗体捐献登记。当小伙子说明来意，王卫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家里商量过了吗？”小伙子回答：“商量过了。”记者经询问得知，这个小伙子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学生。他说：“我就是学医的，对捐献遗体的人一向非常尊敬，但是国内捐献者比较少，我们十几个人共用一具遗体，因此，我希望将来能把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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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说，北京市每年有大约7万人死亡，哪怕有千分之一的人愿意捐献遗体，也就足够用了。
王卫过去是从事解剖学教学工作的，接受站成立后，他被安排兼任接受站主任。名为主任，其实是个光杆司令，接受站只有他一名工作人员。现在，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这项工作上了，已经很少去给学生们上课了，除了上课以外，其他时间都在这里，接听咨询电话，接待来访者。王卫承认，从事这项工作对他个人而言并不划算，因为没有时间去从事研究工作，也就不能撰写论文，没有办法取得学术成果。但是王卫表示，他甘愿吃这个亏，因为他从事的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支持这项事业。
■遗体捐献需要立法
北京市的遗体捐献工作是由北京市红十字会业务部具体负责的。该部部长刘娜说，每年的市人大、政协会议上，都会有委员、代表提议案，建议推进遗体捐献工作，其中不少人都建议尽快制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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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说，没有法律保障，遗体捐献工作的确受到一些制约。刘娜说：“可能有的人办理了捐献登记，但是去世后执行人未执行，虽然我们没有去调查，但是肯定有。因此，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对捐献者本人意愿的认可和保护。对于捐献志愿者委托的执行人如何行使执行权，也应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以保证捐献志愿者的遗愿能够实现。”
此外，并非只有医学教学对遗体有需求，随着科技的发展，其他一些学科的科研工作也需要使用遗体。曾有某机构找到红十字会，提出购买遗体用于某项实验，被红十字会回绝。刘娜说，目前他们严格要求不得转卖遗体。刘娜认为，应该通过立法，规范遗体的接收、保管的程序，并明确遗体的用途，志愿者签定协议时，可以自由选择遗体的用途。这样，就可以满足各种科学研究的需要，同时，使捐献者的选择得到法律上的保护。目前，已经有山东、福建及深圳、南京等省市出台了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北京也在积极酝酿，作为明年的工作计划。
刘娜同时认为，还需要简化遗体捐献工作的手续，给遗体捐献志愿者提供方便。另外，根据以往的经验，想到捐献遗体的大多是老年人，但是老年人自己出来办各种手续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应考虑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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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北京市红十字会受市政府委托，负责实施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工作，市红十字会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三所医学院校建立了“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上述三家学校为开展遗体接受工作开辟场地、设置接待室、告别室，安装冷暖空调、专用遗体台车等。尤其是首都医科大学为遗体接受站投资十几万元，腾出了一个专用楼道和几间宽敞明亮的房间，并重新粉刷布置。截止到2004年底，北京市已有7739人报名，其中3298人办理了公证手续、367人实现了遗体捐献。目前，北京市只在3所医学院校设立了登记接受站，站点少，市民办理捐献事宜不太方便。下一步，北京市红十字会将在18个区县红十字会开展志愿遗体捐献工作的咨询和登记工作，创造条件形成网络方便并服务于捐献者。
为了纪念捐献者，弘扬捐献者的高尚情操，北京市红十字会于去年在民政局所属的长青园骨灰林基地建立了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把捐献者的名字铭刻在上面，此后，每年的清明节之前，都会把上一年的捐献者名字刻上去，以供捐献者亲属及市民进行瞻仰和悼念。
刘娜说，希望人们都能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正确对待科学和自己，希望人们都能认识到，捐献遗体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
在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门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个几米高的镜框，里面几行金色的字迹令人感慨，令人深思：“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本报记者 张建国,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