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12：现代好医生和濒临绝种的牛医生
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两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也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怀疑而来。
医生向病人要人情味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行。这时，医生和病人的情感关系，面临着彼此防范的尴尬境地。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说的“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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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那位半夜接病人电话的专家，在跟我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时，讲了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医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因为我给这位病人会过诊，也被拉过去打官司。一个在医院肾内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会诊，觉得可能是狼疮肾。我们合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度过了危险。半年后病情稳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一个医生对她妈说：现在看是肝豆状核变性，根本不是狼疮肾。她妈听了，就转过来起诉我们，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后来不服又告到北京。
“我是拿着国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去北京的。当时的情形完全符合诊断标准，我们还一一核对了病历记录。看见她妈我就气。当年，为了抢救她女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们果断地决定激素冲击，可能小女孩都过不了那一关。经过激烈的辩论，法官判她败诉。”
这位专家提起这事依旧难掩气愤：“说实话，这样的病人是中山狼，这种医患关系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让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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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们身处舆论环境，见于报端的是各种各样的揭露社会弊病的报道，触目惊心。
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我们会经常读到归类于社会新闻的医疗事故报道：手术器械遗留腹内、误诊、漏诊、用药不当、手术致残……这样的报道读来，挑战着我们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凉。身为平凡的小人物难以掌握暴露的大环境，让我们忧心忡忡。最近的媒体似乎还不止于此，又添了项喜欢断章取义报道“危险食品”的爱好：苏丹红、龙井茶、过量甲醛的啤酒……挑战着我们的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不仅如此，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巨长的短信，显然是短信写手所为，其中说：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象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象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象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象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我们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知道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的可靠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被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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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依旧不能忘记人情味。只是这回，是医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现代好医生和濒临绝种的牛医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漠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它也不同于社会新闻栏中那些免不了夸张新闻点的医疗报道，那些作者试图只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个武断的结论。相反，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插曲横生。因为这样，它给了我们更多向深处进军、思考的可能。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大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掀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科学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我的手——触诊。”我们每个人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妇女的乳房是正常还是出错的。我的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他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种中药，三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剂中药，我们当年在跟他出门诊时也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一百万买专利，他没卖。“那些商人!”他用轻蔑的口气这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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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这位朋友吃饭时，她就掏出这么一袋中药，管餐馆服务员要水，冲开喝下，脸上露出痛苦难挨的表情。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
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说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心情极其低落，我陪着她沿着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他给耽误了病情。“一个大兴庞各庄的农民，种了两年的西瓜，都能随意一拍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说，一个摸了几十年乳房的医生，是良性还是恶性，摸不出来？”朋友这么问我。
她转天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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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变成了一个执着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许多医生，无一例外地，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着这些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七十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警察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他看见了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朋友形容说被打之后的老人，依旧象只骄傲的、从容的老马，高大、尊严地离开了事发现场，她突然被一种冲上来的情绪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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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位记者，怀着职业敏感，她了解到了整个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位女病人在五年前看过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做完了手术，切了乳房，五年期间倒是再也没有复发。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这一切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五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所以，五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着对老专家的怨恨。
人群里的朋友，手里捏着一堆前后不一致的检查结果，看着老教授一世英名，到了晚年，居然被一个有心理障碍的女病人在众人面前给打得狼狈不堪。而在这样的狼狈遭遇下，他还不忘正色和朋友说，过几天不用挂号来看他门诊。
几天后，朋友再去挂老专家的号时，护士说：他今天来不了了，身体不舒服。朋友回家喝着老教授给开的中药冲剂，想到这一去，不知道老人家什么时候能再出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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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问题，她还想了好几个问题：
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
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打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给一个四平八稳的决定，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建议她手术的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算是在法制社会的好医生，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被摘得干干净净。我对朋友的建议也不例外，就属于这种四平八稳的好医生。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挑衅、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在现在，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会反过来把医生告上了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我朋友这么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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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现代好医生和一个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
一个现代的好医生会这么说：“你这种情况，目前几项检查结果不一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你手术，等病理结果出来，就能定肿块的性质了。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一个象老专家那样的濒临灭绝的医生会说：“我摸过你的肿块了，我觉得是乳腺增生的可能。不要轻易动手术，毕竟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定期来随诊。”
我的朋友极不希望动手术，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专家的话，第一份B超检查结果仍机象阴影一样笼罩着她。我只好劝她说：就象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选择了相信他的手，就请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如果你仍有怀疑、戒备之心，那就听那些现代好医生的建议切出来看看病理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选择，我们会发现渐渐地，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两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也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怀疑而来。
我们发现，那个人情味的关系这回是彻底面临尴尬境地了。
作者邮箱：guzhici@sina.com, http://www.100md.com(欧歌)
医生向病人要人情味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行。这时，医生和病人的情感关系，面临着彼此防范的尴尬境地。
和世界各地的权利觉醒运动一样，中国病人也开始领会到《世界人权宣言》中说的“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的真正含义。因为在病人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处于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权运动、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冲击下，病人越来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处境中，得到一种对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觉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务。如果，这种服务出现了偏差，他们开始寻找有力的手段捍卫权利。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医务科，有的是告上法庭，还有的可能更直接鲁莽，比如冲上去打医生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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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那位半夜接病人电话的专家，在跟我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时，讲了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医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因为我给这位病人会过诊，也被拉过去打官司。一个在医院肾内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会诊，觉得可能是狼疮肾。我们合力抢救了三天三夜，总算度过了危险。半年后病情稳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医院就诊，一个医生对她妈说：现在看是肝豆状核变性，根本不是狼疮肾。她妈听了，就转过来起诉我们，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后来不服又告到北京。
“我是拿着国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标准去北京的。当时的情形完全符合诊断标准，我们还一一核对了病历记录。看见她妈我就气。当年，为了抢救她女儿，我们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们果断地决定激素冲击，可能小女孩都过不了那一关。经过激烈的辩论，法官判她败诉。”
这位专家提起这事依旧难掩气愤：“说实话，这样的病人是中山狼，这种医患关系几乎就是农夫和蛇的故事，让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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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报纸、电视还是网站，我们会经常读到归类于社会新闻的医疗事故报道：手术器械遗留腹内、误诊、漏诊、用药不当、手术致残……这样的报道读来，挑战着我们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的脊梁一阵阵发凉。身为平凡的小人物难以掌握暴露的大环境，让我们忧心忡忡。最近的媒体似乎还不止于此，又添了项喜欢断章取义报道“危险食品”的爱好：苏丹红、龙井茶、过量甲醛的啤酒……挑战着我们的化学知识和医学知识。不仅如此，前几天我还收到一则巨长的短信，显然是短信写手所为，其中说：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象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象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象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象医生……
作为病人，因为本身不具备判断医疗过程正确与否的知识，我们往医院里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为是弱者，我们更强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让强者无法或者尽可能少地侵犯我们的权利。还好，我们起码还能知道衡量结果，起码还知道医生的服务态度，这时，法律似乎是弥补这种“弱势地位”的唯一的可靠保障。我们也看到了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的效果——在与医疗事故的斗争越来越正规化、法律化的过程中，医生们被拧紧了那根叫“责任”的弦。虽然有的是被动拧紧，有的是主动拧紧。不管怎么说，在“医为仁术”已渐渐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时，这种斗争，具有了某种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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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经历，在我看来，是一例绝好的讨论医生和病人关系的题材。这题材的丰富性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医生冷漠病人、病人埋怨医生的反面题材，也不是医生爱护病人、病人感激医生的正面颂歌。它也不同于社会新闻栏中那些免不了夸张新闻点的医疗报道，那些作者试图只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个武断的结论。相反，这位朋友的经历高潮迭起，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插曲横生。因为这样，它给了我们更多向深处进军、思考的可能。
这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这位身材高大的专家曾在给我们上课时，颇有气势地大臂一挥，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说：“中国妇女乳房被一刀掀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还用科学的口吻说：“中国有一半妇女的乳房都经过我的手——触诊。”我们每个人在实习时，都会抽空安排出时间，特意跟着他出回乳腺外科门诊，看看他是怎么用自己的手感诊断普天下妇女的乳房是正常还是出错的。我的朋友看的正好就是这位专家。他告诉我朋友说：“没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这种中药，三个月来随诊一次”。他说的这剂中药，我们当年在跟他出门诊时也见过，他当时得意洋洋地说有药厂出一百万买专利，他没卖。“那些商人!”他用轻蔑的口气这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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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这位朋友吃饭时，她就掏出这么一袋中药，管餐馆服务员要水，冲开喝下，脸上露出痛苦难挨的表情。这样过了半年。中间去看过一次老教授的门诊，他依然是原话：没事，回去继续喝我配的中药。
有一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听起来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说B超单子上面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我在电话里大叹：“不会吧？一双摸了中国大半妇女乳房的手，也会有错？”朋友心情极其低落，我陪着她沿着马路走了半小时，一路上哀叹的都是老马失蹄，让他给耽误了病情。“一个大兴庞各庄的农民，种了两年的西瓜，都能随意一拍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说，一个摸了几十年乳房的医生，是良性还是恶性，摸不出来？”朋友这么问我。
她转天拿着B超结果去看老专家。老专家仍然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说：“B超结果也确实是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实习的时候，主治医生看B超时都得先看看谁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请高手做一下才算。咱们先这么想，心存点侥幸吧。”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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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道信谁好。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变成了一个执着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许多医生，无一例外地，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着这些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七十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警察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他看见了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朋友形容说被打之后的老人，依旧象只骄傲的、从容的老马，高大、尊严地离开了事发现场，她突然被一种冲上来的情绪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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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位记者，怀着职业敏感，她了解到了整个事件的原委。原来，这位女病人在五年前看过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做完了手术，切了乳房，五年期间倒是再也没有复发。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这一切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五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所以，五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着对老专家的怨恨。
人群里的朋友，手里捏着一堆前后不一致的检查结果，看着老教授一世英名，到了晚年，居然被一个有心理障碍的女病人在众人面前给打得狼狈不堪。而在这样的狼狈遭遇下，他还不忘正色和朋友说，过几天不用挂号来看他门诊。
几天后，朋友再去挂老专家的号时，护士说：他今天来不了了，身体不舒服。朋友回家喝着老教授给开的中药冲剂，想到这一去，不知道老人家什么时候能再出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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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
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打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给一个四平八稳的决定，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建议她手术的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算是在法制社会的好医生，这样的医生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质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被摘得干干净净。我对朋友的建议也不例外，就属于这种四平八稳的好医生。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挑衅、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在现在，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会反过来把医生告上了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我朋友这么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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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现代好医生和一个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
一个现代的好医生会这么说：“你这种情况，目前几项检查结果不一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你手术，等病理结果出来，就能定肿块的性质了。病理结果是金标准。”
一个象老专家那样的濒临灭绝的医生会说：“我摸过你的肿块了，我觉得是乳腺增生的可能。不要轻易动手术，毕竟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定期来随诊。”
我的朋友极不希望动手术，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专家的话，第一份B超检查结果仍机象阴影一样笼罩着她。我只好劝她说：就象选择一种宗教信仰一样，如果你选择了相信他的手，就请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担任何后果的准备。如果你仍有怀疑、戒备之心，那就听那些现代好医生的建议切出来看看病理结果。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选择，我们会发现渐渐地，我们作为病人，也开始顺应、配合现代好医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废话，手术见，病理结果出来真相大白，两不相干，两不耽误，医生和病人都服气。再也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站出来说：“手术对病人也是一次打击，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请相信我这双手吧。”因为没有一个病人不是带着防备、怀疑而来。
我们发现，那个人情味的关系这回是彻底面临尴尬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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