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圣手 中医脊梁 读《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集》有感
《中国中医药报》刊载刘力红教授介绍山西名老中医李可治疗疑难重症经验之后，遂购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集》一书。反复研读，感受颇深。李可老师宗仲景先师心法，以阴阳六经为辨证大法，执简御繁，善治疑难重症。李师经验形成于特殊历史时代，治验丰富，不乏真知灼见，笔者认为该书的观点对有关中医药发展的关键问题均有所启示，值得当代中医认真研究并继承发展。
一、应用重剂治疗急症重症
李师自创破格救逆汤：附子30～200g，干姜60g，炙甘草60g，山萸肉60～120g，大大超过了常用量，却能使垂死病人起死回生。该书云：“历代用《伤寒论》方，剂量过轻，主药附子仅10g左右，以这样的轻量，要救生死于顷刻，诚为难矣”。的确，以《方剂学》教材所列，附子5～10g，干姜6～9g，炙甘草6g，欲治四肢厥逆、恶寒蜷卧、脉象微细之四逆症，实难胜任，岂能救人于危亡？剂量过轻，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药如麻黄、细辛、黄芪、吴萸、乌头等均用重量，书中说：“经方是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效难尽述。关键是应用经方必须量大，鄙见以原方折半计量为好。轻描淡写，无济于事”。如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寒湿型，“生芪240g，附子、当归各60g，川乌、丹参、黑小豆、川牛膝、防风各30g......”；三消重症用“熟地90g，枸杞子、山萸肉、盐补骨脂各30g”；风湿热痹“生石膏，白鲜皮50g，生苡仁45g”，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是书最后将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教授整理的有关汉代计量的考证做一摘要，并指出1981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权”，以此推算古方剂量，解决了历史上古方剂量一大疑案。“权”的发现意义重大，值得中医界高度关注。“剂量问题是方剂治疗的核心，没有特定的量，便不能突出特定的‘质’”。通过考证得出的剂量换算，较之明清以来“古之一两，今之一钱”之臆断更有说服力。或曰古今体质不同，但当代中医之所以疗效缓慢，剂量应该成为一个高度关注的问题。“权”的发现未引起中医界的震动是不正常的，应引起业者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重新审视药物用量问题。 重剂治病并非孟浪用药，而是依据病机，以实际经验为据。有是证用是药，李师治病也不乏轻剂，如治疗大气下陷，即以“生芪18g，知母9g，柴胡、桔梗各4.5g，生麻6g，红参10g”，三剂而收功，即当重则重、当轻则轻，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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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毒中药用量及配伍禁忌的新突破
李师善于使用有毒中药治疗顽症、难症。有毒中药中，如附子、乌头、细辛、吴茱萸、马钱子等用量均较大。如破格救逆汤中，附子最大用量200g；使用乌头的方剂中，乌头用量常达30g。“使用量最多的是附子，一生总计超过5吨，川乌次之，亦在3吨以上，经治人次万名以上，无一例中毒”。又如生半夏30g，用于妊娠呕吐之恶阻重症，半夏为妊娠禁忌药，又是妊娠剧吐之特效药。“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历史上相畏药不入汤剂，但丸散剂在《千金方》已有突破，定坤丹、龟龄集内已应用千年。相反相畏药同入煎剂近代医家也屡有报道，李师则不拘于古之定论，自创“三畏汤”，即红参、五灵脂，公丁香、郁金，肉桂、赤石脂三对畏药合用。见一症用一对，三症悉俱则全用。“使用本方42年，以平均日用三次以上，则已达4万次以上，未见相畏相害，且有相得益彰之效。对难症、痼症，一经使用，便入佳境”，更多如吴茱萸、马钱子、细辛等也超过了常用剂量。李师应用重剂或有毒中药常亲侍床前，指导煎熬方法，证候了然于心，而又有用药之实据，亲自观察而得到了宝贵经验。现代毒理研究和动物实验也证实相畏相反中药配伍并非绝对禁忌，有毒中药只要掌握了配伍规律、煎煮方法，也可变毒为宝。实际上有毒中药和相畏相反中药应用，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有是证用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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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诊疗心得和盘托出
中医近代以来著书立说者众，学术经验保守或秘而不宣者亦多。贤者多言一方一症治验，透彻论述医理者鲜，多宠统论之泛泛而言，使后学者不能透过验案而窥得辨证遣方用药的实际经验。李师则不然，每例验案之案语将自己如何辨证、如何处方、理论依据、用药心得一一详解。由一例病案入手，论述疾病发展各个阶段的辨证用药规律。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妇科崩漏一症，按语说“见血止血为血证大忌。治血如治水，一味堵涩，愈补愈瘀”；“血证的关键在脾胃”；“脾升胃降，血循常道。若胃失和降，则诸经皆不得降，气逆而为火，火性炎上，血热妄行。血证初期，多见肝不藏血，血热妄行，见上溢下出，势急量多，面赤气粗，暴躁易怒，口苦脉弦急。以丹栀逍遥散舒肝之郁；炙杷叶30g清金抑木；生地、阿胶滋水涵木、凉血养血；赭石降气抑火平木。肝脏体阴而用阳，为生命之萌芽，木能克土，若过用苦寒攻伐，则虚化为脾不统血，病变又深一层矣。善于理脾，则可截断血证转变，实是主要一环。血证在肝脾处处置失当，进一步恶化则损及于肾，变为肾不封藏，生命之本动摇。肾阴亏极，逼龙雷之火上奔无制，以大剂引火汤：熟地90g，盐巴戟天、天麦冬各30g，云苓15g，万不可误作实火而投苦寒甘寒，否则亡阳厥脱，临症宜慎。”理法方药一气呵成，使读者见病知源。用药方面又如炙甘草一味，并非和事佬，更具有神奇妙用。“破格救逆汤重用附子100g以上，炙甘草60g足以监制附子毒性”，并详解仲景应用乌、附经验：一、凡乌、附类，炙甘草为乌、附两倍，二、蜜制川乌，蜜为百花之精华，善解百毒。三、余药另煎，取汁与蜜再煎。三管齐下，促使乌附可行温通十二经之功，又使毒性降为最低。吴茱萸应用大量，水洗7次可减其对口咽刺激。常用自拟方肾四味。“万病不治，求治于肾”，“温阳无桂附之，滋阴无熟地之腻”。又如温氏奔豚汤、乌蛇荣皮汤、攻癌夺命汤、培元固本散等经验方，一一论其来源主治功效。李师论及经验方治验，不拘于成方治病，其治验多完整论述一类疾病的治疗过程，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诸科，与目前流行的一方一证治验多有不同，使读者能够洞悉病源，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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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爱中医，以振兴中医为已任
李师在书中多次疾呼“难症痼疾，师法仲景”；“丢掉中医急诊阵地是中医奇耻大辱”；“青年中医应以振兴中医为已任”。关于中医教育方面，李师指出“要打破儒家治医崇尚空谈的老套，脚踏实地把伤寒、金匮的理论方药的精髓原原本本地教给学生”；“培养造就一批有胆有识，能治大病，能独当一面的青年中医队伍，才是当前复兴中医的当务之急”，其言铮铮，发自肺腑；一片丹心，感人至深。 作为业中医者，读李师之书，即是与前辈心灵的交流。临床乏术，不明至理，是学习中医者的最大困惑。明师难得，我辈青年中医应效法先贤，读书明理，认真继承前辈经验，勇于担当大任，不妄自菲薄，自甘附庸，扎实投身于中医临床，走中医自身发展的道路，为实现中医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http://www.100md.com(胡永进 河北省辛集市中医院)
一、应用重剂治疗急症重症
李师自创破格救逆汤：附子30～200g，干姜60g，炙甘草60g，山萸肉60～120g，大大超过了常用量，却能使垂死病人起死回生。该书云：“历代用《伤寒论》方，剂量过轻，主药附子仅10g左右，以这样的轻量，要救生死于顷刻，诚为难矣”。的确，以《方剂学》教材所列，附子5～10g，干姜6～9g，炙甘草6g，欲治四肢厥逆、恶寒蜷卧、脉象微细之四逆症，实难胜任，岂能救人于危亡？剂量过轻，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药如麻黄、细辛、黄芪、吴萸、乌头等均用重量，书中说：“经方是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效难尽述。关键是应用经方必须量大，鄙见以原方折半计量为好。轻描淡写，无济于事”。如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寒湿型，“生芪240g，附子、当归各60g，川乌、丹参、黑小豆、川牛膝、防风各30g......”；三消重症用“熟地90g，枸杞子、山萸肉、盐补骨脂各30g”；风湿热痹“生石膏，白鲜皮50g，生苡仁45g”，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是书最后将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教授整理的有关汉代计量的考证做一摘要，并指出1981年考古发现汉代度量衡“权”，以此推算古方剂量，解决了历史上古方剂量一大疑案。“权”的发现意义重大，值得中医界高度关注。“剂量问题是方剂治疗的核心，没有特定的量，便不能突出特定的‘质’”。通过考证得出的剂量换算，较之明清以来“古之一两，今之一钱”之臆断更有说服力。或曰古今体质不同，但当代中医之所以疗效缓慢，剂量应该成为一个高度关注的问题。“权”的发现未引起中医界的震动是不正常的，应引起业者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重新审视药物用量问题。 重剂治病并非孟浪用药，而是依据病机，以实际经验为据。有是证用是药，李师治病也不乏轻剂，如治疗大气下陷，即以“生芪18g，知母9g，柴胡、桔梗各4.5g，生麻6g，红参10g”，三剂而收功，即当重则重、当轻则轻，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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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毒中药用量及配伍禁忌的新突破
李师善于使用有毒中药治疗顽症、难症。有毒中药中，如附子、乌头、细辛、吴茱萸、马钱子等用量均较大。如破格救逆汤中，附子最大用量200g；使用乌头的方剂中，乌头用量常达30g。“使用量最多的是附子，一生总计超过5吨，川乌次之，亦在3吨以上，经治人次万名以上，无一例中毒”。又如生半夏30g，用于妊娠呕吐之恶阻重症，半夏为妊娠禁忌药，又是妊娠剧吐之特效药。“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历史上相畏药不入汤剂，但丸散剂在《千金方》已有突破，定坤丹、龟龄集内已应用千年。相反相畏药同入煎剂近代医家也屡有报道，李师则不拘于古之定论，自创“三畏汤”，即红参、五灵脂，公丁香、郁金，肉桂、赤石脂三对畏药合用。见一症用一对，三症悉俱则全用。“使用本方42年，以平均日用三次以上，则已达4万次以上，未见相畏相害，且有相得益彰之效。对难症、痼症，一经使用，便入佳境”，更多如吴茱萸、马钱子、细辛等也超过了常用剂量。李师应用重剂或有毒中药常亲侍床前，指导煎熬方法，证候了然于心，而又有用药之实据，亲自观察而得到了宝贵经验。现代毒理研究和动物实验也证实相畏相反中药配伍并非绝对禁忌，有毒中药只要掌握了配伍规律、煎煮方法，也可变毒为宝。实际上有毒中药和相畏相反中药应用，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有是证用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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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诊疗心得和盘托出
中医近代以来著书立说者众，学术经验保守或秘而不宣者亦多。贤者多言一方一症治验，透彻论述医理者鲜，多宠统论之泛泛而言，使后学者不能透过验案而窥得辨证遣方用药的实际经验。李师则不然，每例验案之案语将自己如何辨证、如何处方、理论依据、用药心得一一详解。由一例病案入手，论述疾病发展各个阶段的辨证用药规律。限于篇幅，仅举一例：妇科崩漏一症，按语说“见血止血为血证大忌。治血如治水，一味堵涩，愈补愈瘀”；“血证的关键在脾胃”；“脾升胃降，血循常道。若胃失和降，则诸经皆不得降，气逆而为火，火性炎上，血热妄行。血证初期，多见肝不藏血，血热妄行，见上溢下出，势急量多，面赤气粗，暴躁易怒，口苦脉弦急。以丹栀逍遥散舒肝之郁；炙杷叶30g清金抑木；生地、阿胶滋水涵木、凉血养血；赭石降气抑火平木。肝脏体阴而用阳，为生命之萌芽，木能克土，若过用苦寒攻伐，则虚化为脾不统血，病变又深一层矣。善于理脾，则可截断血证转变，实是主要一环。血证在肝脾处处置失当，进一步恶化则损及于肾，变为肾不封藏，生命之本动摇。肾阴亏极，逼龙雷之火上奔无制，以大剂引火汤：熟地90g，盐巴戟天、天麦冬各30g，云苓15g，万不可误作实火而投苦寒甘寒，否则亡阳厥脱，临症宜慎。”理法方药一气呵成，使读者见病知源。用药方面又如炙甘草一味，并非和事佬，更具有神奇妙用。“破格救逆汤重用附子100g以上，炙甘草60g足以监制附子毒性”，并详解仲景应用乌、附经验：一、凡乌、附类，炙甘草为乌、附两倍，二、蜜制川乌，蜜为百花之精华，善解百毒。三、余药另煎，取汁与蜜再煎。三管齐下，促使乌附可行温通十二经之功，又使毒性降为最低。吴茱萸应用大量，水洗7次可减其对口咽刺激。常用自拟方肾四味。“万病不治，求治于肾”，“温阳无桂附之，滋阴无熟地之腻”。又如温氏奔豚汤、乌蛇荣皮汤、攻癌夺命汤、培元固本散等经验方，一一论其来源主治功效。李师论及经验方治验，不拘于成方治病，其治验多完整论述一类疾病的治疗过程，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诸科，与目前流行的一方一证治验多有不同，使读者能够洞悉病源，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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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热爱中医，以振兴中医为已任
李师在书中多次疾呼“难症痼疾，师法仲景”；“丢掉中医急诊阵地是中医奇耻大辱”；“青年中医应以振兴中医为已任”。关于中医教育方面，李师指出“要打破儒家治医崇尚空谈的老套，脚踏实地把伤寒、金匮的理论方药的精髓原原本本地教给学生”；“培养造就一批有胆有识，能治大病，能独当一面的青年中医队伍，才是当前复兴中医的当务之急”，其言铮铮，发自肺腑；一片丹心，感人至深。 作为业中医者，读李师之书，即是与前辈心灵的交流。临床乏术，不明至理，是学习中医者的最大困惑。明师难得，我辈青年中医应效法先贤，读书明理，认真继承前辈经验，勇于担当大任，不妄自菲薄，自甘附庸，扎实投身于中医临床，走中医自身发展的道路，为实现中医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http://www.100md.com(胡永进 河北省辛集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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