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
几个月前，我在高雄医学院为医学系同学上了一堂以「医病关系」为主题的医学伦理课，有一位同学问我：「老师，如果你只能有一个答案的话，请问你做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我发现我脱口而出的答案竟然是「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human suffering)」。回程的机上我再对这问题思考一番，我还是认为「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的确是作为一个好医师最主要的条件。前几天成大医学系学生会邀请我为他们做一场有关医学人文的演讲时，他们很客气，请我自己选定题目，于是我就以「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为主题，使自己对这问题做更深一层的思考。
最近看了一篇登在九月号美国神经学杂志 Neurology 的「神经学与人文」专栏一篇由迈阿密神经科医生阿普特曼医师 (Dr. Aptman) 所写的十分令人感伤的文章。他述说几年前他在前往圣路易斯参加女儿媚莉莎在华盛顿大学的毕业典礼的前夕，突然接到恶耗，媚莉莎与友人在街上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暴徒射杀身亡。他描述接到这恶耗的整个心路历程，他说他过去是个整天忙着看病、赚钱的开业医生，对周遭还境很少有余力去关心，突然间这晴天霹雳使他对人生完全失去意义，而再也没有办法看病行医。后来在同事们的坚持下，他勉为其难地留下兼职工作，而后慢慢走出幽郁的深谷。最近他以媚莉莎的名字成立了一个为社会暴力牺牲者服务的慈善基金会，他很感慨地说，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增加了「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现在他对社会暴力的新闻都非常关心，同时也因此能更了解他的病人，而把他们照顾得更好。
, http://www.100md.com
读了阿普特曼医师这篇文章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这行业，的确是很容易因为看惯了人间疾苦而不知不觉渐渐失去了「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一直到难以忍受的人间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又重新发现自己的「人性」。然而也不见得做医生做久了，都会变得麻木不仁，想到这儿，我就不觉想起二十七年前初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时，第一次在神经科主任贝克教授 (Prof. A. B. Baker) 病房回诊所留下栩栩如生的印象。贝克教授是美国神经科学院的创始人，是国际闻名的神经学学者，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要检查一位背痛的女性病人，他回过头来要护士小姐拿一条小毛巾来给他，那时候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他先把这条小毛巾放在这位小姐的两大腿之间，然后才开始做「直腿伸直检查」，以查验病人是否坐骨神经受到压迫。原来他是考虑到，当他将病人的一边大腿举高时，有可能会暴露出病人的隐私部位，因此他先用这小毛巾遮盖，病人就不会感到尴尬与不安。这种对病人的感受的「敏感性」使我不得不折服。
我这二十几年来最关心的癫痫病病人也使我学习到「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癫痫病人是因为大脑有突发的不正常电波出现，而导致一些阵发性症状，有些病人突然口吐白沫抽慉昏到在地上，有些病人突然做出一些不自主也不自知的动作。很不幸地几乎每一个文化早期都会把这种病与「鬼魂附身」联想在一起，而对这种病人产生惧怕与排斥。当我问这种病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我发现许多病人所表示的并不是我们医生所想象的「癫痫不再发作」，他们告诉我「希望不会被别人看不起」，「希望有一天我不怕别人知道我有癫痫」，「希望我吃的药没有副作用」，「希望我有一天我不再需要天天吃药」，「希望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孩子」。我这才了解到如果每个医生都能倾听病人的心声，能对他们的病痛更了解的话，我们就会了解我们的任务不应该只是开药把癫痫控制下来而已，我们更需要去改变社会对癫痫的看法，让大众对这个病的误解可以改变，而使这种病人可以去除心理的阴霾。事实上，今天在台湾并不是只有癫痫病人受到歧视，精神病、艾滋病、罹患不孕症的妇女等等，也都是饱受误解与歧视。
, 百拇医药
前几天有一位澳洲的好友寄给我一篇登在《哈斯丁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的文章，题目是「痛苦是敌人吗？」(Is suffering the enemy?)。作者说我们医生做久了，好像看到病人有症状，就只想到开药开刀把症状去除掉，但却忘了他们的病痛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譬如说我们看到忧郁症的病人，就不经思索地马上要给抗忧郁的药剂，就好像反射动作一样。然而事实上，忧郁或失望可以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譬如说家人过世的忧伤，并不是开个药就可以，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努力去了解病人受苦的故事背景，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病人忧郁的深度，而肤浅的治疗有时反倒雪上加霜无济于事。作者语重心长地说，照顾病人并不是只把病人的痛苦当做我们对抗的敌人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舒解他们的痛苦时，也能帮病人感受到有人关怀他们，使他们更能承担这个痛苦。
世界医学教育联盟 (World Federal of Medical Education, WFME) 曾列出医学生的课程应该包括七个核心，我们今天台湾做到差强人意的大概就只有三项:「基础医学知识」、「一般临床技巧」、「临床判断技巧」，但是我们一般都忽略了「基本行为与社会科学」、「沟通能力」，「人文教育」与「医学伦理」，而这些我们未能强调的部份，事实上都和「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有关。台湾医界层出不穷的怪现象，如「看病时间短而草率，查问病史、理学检查时间不足」、「对待病人、家属的态度不够尊重」、「收受红包、偏厚特权」、「不尊重病人的隐私权」等等，不也多少与我们医学教育的导向偏差有关吗？
我想如果我们的医生与医学生都有机会多读一些关怀人文的好书，了解一些台湾医界典范的用心，多思考自己专业的使命，用心培养我们这种专业者的自重 (self respect)，参与社会服务以品尝服务的乐趣，而社会大众也都能加强公德心与正义感的话，我深信只要大家都用心提升「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台湾的医疗环境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2002.12.9 写于西雅图美国癫痫学会), 百拇医药
最近看了一篇登在九月号美国神经学杂志 Neurology 的「神经学与人文」专栏一篇由迈阿密神经科医生阿普特曼医师 (Dr. Aptman) 所写的十分令人感伤的文章。他述说几年前他在前往圣路易斯参加女儿媚莉莎在华盛顿大学的毕业典礼的前夕，突然接到恶耗，媚莉莎与友人在街上被一个完全不认识的暴徒射杀身亡。他描述接到这恶耗的整个心路历程，他说他过去是个整天忙着看病、赚钱的开业医生，对周遭还境很少有余力去关心，突然间这晴天霹雳使他对人生完全失去意义，而再也没有办法看病行医。后来在同事们的坚持下，他勉为其难地留下兼职工作，而后慢慢走出幽郁的深谷。最近他以媚莉莎的名字成立了一个为社会暴力牺牲者服务的慈善基金会，他很感慨地说，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增加了「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现在他对社会暴力的新闻都非常关心，同时也因此能更了解他的病人，而把他们照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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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阿普特曼医师这篇文章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这行业，的确是很容易因为看惯了人间疾苦而不知不觉渐渐失去了「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一直到难以忍受的人间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又重新发现自己的「人性」。然而也不见得做医生做久了，都会变得麻木不仁，想到这儿，我就不觉想起二十七年前初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时，第一次在神经科主任贝克教授 (Prof. A. B. Baker) 病房回诊所留下栩栩如生的印象。贝克教授是美国神经科学院的创始人，是国际闻名的神经学学者，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他要检查一位背痛的女性病人，他回过头来要护士小姐拿一条小毛巾来给他，那时候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他先把这条小毛巾放在这位小姐的两大腿之间，然后才开始做「直腿伸直检查」，以查验病人是否坐骨神经受到压迫。原来他是考虑到，当他将病人的一边大腿举高时，有可能会暴露出病人的隐私部位，因此他先用这小毛巾遮盖，病人就不会感到尴尬与不安。这种对病人的感受的「敏感性」使我不得不折服。
我这二十几年来最关心的癫痫病病人也使我学习到「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癫痫病人是因为大脑有突发的不正常电波出现，而导致一些阵发性症状，有些病人突然口吐白沫抽慉昏到在地上，有些病人突然做出一些不自主也不自知的动作。很不幸地几乎每一个文化早期都会把这种病与「鬼魂附身」联想在一起，而对这种病人产生惧怕与排斥。当我问这种病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我发现许多病人所表示的并不是我们医生所想象的「癫痫不再发作」，他们告诉我「希望不会被别人看不起」，「希望有一天我不怕别人知道我有癫痫」，「希望我吃的药没有副作用」，「希望我有一天我不再需要天天吃药」，「希望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孩子」。我这才了解到如果每个医生都能倾听病人的心声，能对他们的病痛更了解的话，我们就会了解我们的任务不应该只是开药把癫痫控制下来而已，我们更需要去改变社会对癫痫的看法，让大众对这个病的误解可以改变，而使这种病人可以去除心理的阴霾。事实上，今天在台湾并不是只有癫痫病人受到歧视，精神病、艾滋病、罹患不孕症的妇女等等，也都是饱受误解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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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一位澳洲的好友寄给我一篇登在《哈斯丁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的文章，题目是「痛苦是敌人吗？」(Is suffering the enemy?)。作者说我们医生做久了，好像看到病人有症状，就只想到开药开刀把症状去除掉，但却忘了他们的病痛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譬如说我们看到忧郁症的病人，就不经思索地马上要给抗忧郁的药剂，就好像反射动作一样。然而事实上，忧郁或失望可以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譬如说家人过世的忧伤，并不是开个药就可以，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努力去了解病人受苦的故事背景，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病人忧郁的深度，而肤浅的治疗有时反倒雪上加霜无济于事。作者语重心长地说，照顾病人并不是只把病人的痛苦当做我们对抗的敌人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舒解他们的痛苦时，也能帮病人感受到有人关怀他们，使他们更能承担这个痛苦。
世界医学教育联盟 (World Federal of Medical Education, WFME) 曾列出医学生的课程应该包括七个核心，我们今天台湾做到差强人意的大概就只有三项:「基础医学知识」、「一般临床技巧」、「临床判断技巧」，但是我们一般都忽略了「基本行为与社会科学」、「沟通能力」，「人文教育」与「医学伦理」，而这些我们未能强调的部份，事实上都和「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有关。台湾医界层出不穷的怪现象，如「看病时间短而草率，查问病史、理学检查时间不足」、「对待病人、家属的态度不够尊重」、「收受红包、偏厚特权」、「不尊重病人的隐私权」等等，不也多少与我们医学教育的导向偏差有关吗？
我想如果我们的医生与医学生都有机会多读一些关怀人文的好书，了解一些台湾医界典范的用心，多思考自己专业的使命，用心培养我们这种专业者的自重 (self respect)，参与社会服务以品尝服务的乐趣，而社会大众也都能加强公德心与正义感的话，我深信只要大家都用心提升「对人类受苦的敏感性」，台湾的医疗环境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2002.12.9 写于西雅图美国癫痫学会),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