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观念的中国式变化
尽管人们已不再“谈性色变”，但“道德底线”还在许多人心底留存，为所欲为的“乱性”依然受到广泛抨击，婚姻还是性生活的一个砝码
如今，中国人越来越容易从身边感受到性的存在,当街狂吻的“镜头”也早已不是电影、电视的“专利”。一对情侣在南京火车站吻别。
“LATs是怎么回事？”26岁的北京高中数学教师罗平(化名)被学生的这一提问给难住了。她本以为“LATs”只是涉及自己“专业”的有关线性代数求解系统之类的东西，但“考官”--15岁女生的诡笑告诉她“错了”。
回到办公室问其他老师，大家也是“一头雾水”。再请教英语教研室主任，他做“不可思议”状--“难道小丫头会知道‘分开同居者’这个洋词儿？!”--因为，LAT是Living Apart Together的英文缩写。
罗平的脸红了--自己就是“LAT”的实践者--男友韩枫买了一处住房，她却另租了一间小屋。从表面上看，这对已谈了8年恋爱、并始终保持包括性爱在内的亲密关系的情侣，与大多数“传统”的中国人“不结婚决不住在一起”相同，可内心却有着“超前”的想法。罗平的父母一直催他们结婚，两位老人已开通到不再坚持“婚内性关系才是合法” 的观点，其理由只是“成了家住在一起生活上可以有个照应”，而罗平、韩枫的理论则是“照应越多，矛盾越多。”她学着报上看到的说法坦言：“每天看这个世界的第一眼和最后一眼，几乎都落在一张脸上，我想很快就会觉得索然无味的。”她不否认性爱的美好，但始终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同时特别强调分着住并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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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分开同居”这个说法，但这并不防碍越来越多的人像罗平他们那样选择“LAT”的生活方式，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已婚夫妇。韩枫的大学同学韩霖(化名)与丈夫便是如此。
在同居阶段，韩霖还与当时的男友、如今的丈夫签了个两人之间的“性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但不互相承担性义务，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另一方不得强迫发生性行为；他们有寻找其他异性的自由，如与第三方发生性关系并愿意共同生活，则两人之间的同居关系随之解除。“结婚后这个协议也一直延续并实施着。”韩霖透露说。她还从私下得知，伴侣、夫妻间签订类似协议的“真不算少”。
另据宣称“注重性爱质量”的韩霖向记者披露，一张“床”差点引发家庭“地震”。原来，她有一次到外地出差，发现那里的商店里正在卖“性爱床”。“它不仅可以自由调整睡姿，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而且还能‘造’出20种以上‘罕见’的性交体位，可以帮助夫妻更轻松、更和谐地完成性生活。”韩霖说，“回到家跟老公一说，他倒是认为这是科学进步带来的性爱关怀以及‘性爱是健康美好的，应该享受的，’但他说话时的眼神让我不太舒服，终于，他还是找出拒买的理由，开始质疑‘性爱床’带来的享乐主义意向与道德评判，特别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性爱床’摆在房中，自己是不是一定能‘快活’不好说，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难免‘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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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分开同居”这个说法，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LAT”的生活方式。一对情侣在安徽巢湖湖滨大道上踏雪漫步。
有关专家评价说，分开同居、签订‘性协议’、性爱床的上市和对性生活质量的渴望，是伴随着中国人在性爱观上的又一次革命而出现的，此类新现象会在未来给中国社会加入更为多元的因素。
学术界对中国“性革命”等提法或程度看法不一，但专家们都大致认可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渐渐地使得“性”不再是羞于出口的、敏感的禁忌话题，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行为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过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前后，公共场合年轻恋人的亲昵表现大多限于手拉手与挽胳臂的范围之内。那时，涉及性事常常被冠之以“生活作风有问题”而受到谴责，可以用来打击一切男女。如果有人婚前性行为，被工作单位知道了，则极有可能被勒令除名。而在医院，是没有男性专科或性病门诊的。国外电影的某些男女拥抱镜头，是人们所能公开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感官刺激之一……“文革”十年，性被从所有的传媒中一扫而空，公开的性信息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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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两个表面看起来与性无关的事物却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一是新《婚姻法》的颁布，其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由此，确立了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是，从这一年开始，“计划生育与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这使性爱时间更多。”著名性社会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潘绥铭教授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而推广顺利，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不断有夫妻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著名性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则评价说，“中国人当前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技术原因就是生育与性的分离。”
很长一段时期，不少中国人获得性知识的“官方渠道”基本上局限于婚姻登记处所发的《新婚须知》，一些年轻人结婚后，根本不懂性知识，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除新婚夫妇以外的其他人群--尤其是女性的性知识则处于普遍缺乏的境地，好奇的孩子们只能从《农村医生手册》这样的大众医书里获得一点基本常识。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性息”空间并未完全封闭。1955年版的《性的知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成立以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方面的书籍。内容十分详实，其中有男女生殖器官交合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避孕套的戴法。可是，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扩大，中国人对性信息的获取日渐困难。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很多示意图。直到1982年，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吴阶平教授主持编译的《性医学》一书出版，才作为一个信号和榜样，打破了性学禁区。3年后，时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的阮芳赋出版了兼顾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需要的中型性学读物《性知识手册》，他也因此书被誉为“中国性科学研究先驱者之一”。在次期间，中国主流传媒也开始宣讲性知识。“性，以知识的形态，成为可以说的东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刘芬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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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认为性属于自己的权利或仅仅是“自己的事儿”的人数在日益增多。李银河女士的表述是：“不少中国人没有把‘性自由’作为个性解放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行为上广泛模仿。”一些女性承认，自己的性权利开始得到解放，比如，失身、处女膜不再如过去那么被注重，特别是，她们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并可以与男性一样享有性自由。
国家体制内的爱情、性爱和婚姻也得到更进一步的自由。2003年国家民政部颁布的《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显示，离婚再也无须工作单位、街道委员会同意，婚前检查也不再作强制要求。有专家认为，结婚离婚手续的简化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情爱管理只有重视以人为本，才是对人性和自由的充分保障。
去年，一项大学调查显示，62%的中国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认为，已经发生性行为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对于同性恋，约有60%受访同学抱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应该被允许”；62%的人还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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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各阶层性观念的变化与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可能性。”李银河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人们温饱成问题，性是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才可能追求这方面的品质，“性的开放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如今，在现实中，中国人越来越容易从身边感受到性的存在：性体验、性生活不再是夫妻的特权；当街狂吻的“镜头”也早已不是电影、电视的“专利”；“人体美术展”再也难以引起“轰动”与“骚动”；男孩夸女生“性感”一般不会招致耳光了；广告内外，摩登女郎穿得“越来越少”；“丰胸术”商机“无限”；多家以“亚当夏娃”或“成人用品”命名的性商店虽不会顾客盈门但据说“生意不错”；互联网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与世界“性息”交往的藩篱；性玩笑遍布网页与手机屏幕；生活类杂志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开设“性问题”专栏；“花心”、婚外情、“一夜情”成为两性生活中最热门话题；“丁克”、“同性恋”、“性骚扰”、“鸡”(中文“娼妓”的谐音)、“傍大款”“找小蜜”(女性情人)、“梅毒”、“艾滋”等词汇的“使用率”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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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是这样的感受：由于长期让性背负了太多的道德包袱，使得性形态成为中国的“社会黑洞”：一方面是看不见摸不着；另一方面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天然诱惑，在这样的性文化背景下，“性”正偷偷摸摸地越过道德、婚姻、年龄等层面，性困惑在弥漫，性问题在蔓延，性犯罪在增多。
虽然如此，但许多专家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主流的思想模式仍然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比较严肃、保守的态度，尽管人们不再“谈性色变”，但“道德底线”还在许多人心底留存，为所欲为的“乱性”依然受到广泛抨击，婚姻还是性生活的一个砝码。
潘绥铭教授曾经主持过一次全国“性调查”，其中数据显示，在全国20至64岁的结婚或同居的人口里，越过婚姻而有“性”的人，只有13%左右；从和婚外的“别人”保持性关系的时间长度上来看，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不是以“一夜情”为主，也不以“性交易”为主，仍然是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其中，婚外两人性关系超过一个月的大约占83%。对此，一些专家的看法是，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现阶段中国人的离婚观念有关，“当离婚还是被大多数中国人看作一条危途时，为了挽救婚姻，而‘另爱’又不能舍弃，婚外性就成为一个不算是好办法的办法。”潘教授则认为，婚外性对婚姻的破坏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不过在这种冲击下，婚姻、爱、性三者的关系变了。”
在采访中，大多数夫妇或爱侣均表示，对“性”的追求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是人的本能，是自然和人性的体现。他们很认同中国另一位性科学的开拓者刘达临教授对性道德的评价：自愿，无伤，但同时也认为，感情应该是第一位的，“性关系再重要毕竟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唐元恺), 百拇医药
如今，中国人越来越容易从身边感受到性的存在,当街狂吻的“镜头”也早已不是电影、电视的“专利”。一对情侣在南京火车站吻别。
“LATs是怎么回事？”26岁的北京高中数学教师罗平(化名)被学生的这一提问给难住了。她本以为“LATs”只是涉及自己“专业”的有关线性代数求解系统之类的东西，但“考官”--15岁女生的诡笑告诉她“错了”。
回到办公室问其他老师，大家也是“一头雾水”。再请教英语教研室主任，他做“不可思议”状--“难道小丫头会知道‘分开同居者’这个洋词儿？!”--因为，LAT是Living Apart Together的英文缩写。
罗平的脸红了--自己就是“LAT”的实践者--男友韩枫买了一处住房，她却另租了一间小屋。从表面上看，这对已谈了8年恋爱、并始终保持包括性爱在内的亲密关系的情侣，与大多数“传统”的中国人“不结婚决不住在一起”相同，可内心却有着“超前”的想法。罗平的父母一直催他们结婚，两位老人已开通到不再坚持“婚内性关系才是合法” 的观点，其理由只是“成了家住在一起生活上可以有个照应”，而罗平、韩枫的理论则是“照应越多，矛盾越多。”她学着报上看到的说法坦言：“每天看这个世界的第一眼和最后一眼，几乎都落在一张脸上，我想很快就会觉得索然无味的。”她不否认性爱的美好，但始终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同时特别强调分着住并没有影响彼此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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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分开同居”这个说法，但这并不防碍越来越多的人像罗平他们那样选择“LAT”的生活方式，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已婚夫妇。韩枫的大学同学韩霖(化名)与丈夫便是如此。
在同居阶段，韩霖还与当时的男友、如今的丈夫签了个两人之间的“性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但不互相承担性义务，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另一方不得强迫发生性行为；他们有寻找其他异性的自由，如与第三方发生性关系并愿意共同生活，则两人之间的同居关系随之解除。“结婚后这个协议也一直延续并实施着。”韩霖透露说。她还从私下得知，伴侣、夫妻间签订类似协议的“真不算少”。
另据宣称“注重性爱质量”的韩霖向记者披露，一张“床”差点引发家庭“地震”。原来，她有一次到外地出差，发现那里的商店里正在卖“性爱床”。“它不仅可以自由调整睡姿，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而且还能‘造’出20种以上‘罕见’的性交体位，可以帮助夫妻更轻松、更和谐地完成性生活。”韩霖说，“回到家跟老公一说，他倒是认为这是科学进步带来的性爱关怀以及‘性爱是健康美好的，应该享受的，’但他说话时的眼神让我不太舒服，终于，他还是找出拒买的理由，开始质疑‘性爱床’带来的享乐主义意向与道德评判，特别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性爱床’摆在房中，自己是不是一定能‘快活’不好说，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难免‘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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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尽管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分开同居”这个说法，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LAT”的生活方式。一对情侣在安徽巢湖湖滨大道上踏雪漫步。
有关专家评价说，分开同居、签订‘性协议’、性爱床的上市和对性生活质量的渴望，是伴随着中国人在性爱观上的又一次革命而出现的，此类新现象会在未来给中国社会加入更为多元的因素。
学术界对中国“性革命”等提法或程度看法不一，但专家们都大致认可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渐渐地使得“性”不再是羞于出口的、敏感的禁忌话题，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行为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过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前后，公共场合年轻恋人的亲昵表现大多限于手拉手与挽胳臂的范围之内。那时，涉及性事常常被冠之以“生活作风有问题”而受到谴责，可以用来打击一切男女。如果有人婚前性行为，被工作单位知道了，则极有可能被勒令除名。而在医院，是没有男性专科或性病门诊的。国外电影的某些男女拥抱镜头，是人们所能公开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感官刺激之一……“文革”十年，性被从所有的传媒中一扫而空，公开的性信息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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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两个表面看起来与性无关的事物却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一是新《婚姻法》的颁布，其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由此，确立了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是，从这一年开始，“计划生育与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这使性爱时间更多。”著名性社会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潘绥铭教授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而推广顺利，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不断有夫妻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这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著名性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银河则评价说，“中国人当前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技术原因就是生育与性的分离。”
很长一段时期，不少中国人获得性知识的“官方渠道”基本上局限于婚姻登记处所发的《新婚须知》，一些年轻人结婚后，根本不懂性知识，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除新婚夫妇以外的其他人群--尤其是女性的性知识则处于普遍缺乏的境地，好奇的孩子们只能从《农村医生手册》这样的大众医书里获得一点基本常识。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性息”空间并未完全封闭。1955年版的《性的知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成立以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方面的书籍。内容十分详实，其中有男女生殖器官交合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避孕套的戴法。可是，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扩大，中国人对性信息的获取日渐困难。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很多示意图。直到1982年，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吴阶平教授主持编译的《性医学》一书出版，才作为一个信号和榜样，打破了性学禁区。3年后，时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的阮芳赋出版了兼顾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需要的中型性学读物《性知识手册》，他也因此书被誉为“中国性科学研究先驱者之一”。在次期间，中国主流传媒也开始宣讲性知识。“性，以知识的形态，成为可以说的东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刘芬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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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认为性属于自己的权利或仅仅是“自己的事儿”的人数在日益增多。李银河女士的表述是：“不少中国人没有把‘性自由’作为个性解放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行为上广泛模仿。”一些女性承认，自己的性权利开始得到解放，比如，失身、处女膜不再如过去那么被注重，特别是，她们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并可以与男性一样享有性自由。
国家体制内的爱情、性爱和婚姻也得到更进一步的自由。2003年国家民政部颁布的《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显示，离婚再也无须工作单位、街道委员会同意，婚前检查也不再作强制要求。有专家认为，结婚离婚手续的简化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情爱管理只有重视以人为本，才是对人性和自由的充分保障。
去年，一项大学调查显示，62%的中国学生同意只要是和相爱的人，可以发生婚前性行为；85%认为，已经发生性行为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结婚；对于同性恋，约有60%受访同学抱持宽容态度，他们认为“应该被允许”；62%的人还认为，珍视贞操是对人性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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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各阶层性观念的变化与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可能性。”李银河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人们温饱成问题，性是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才可能追求这方面的品质，“性的开放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如今，在现实中，中国人越来越容易从身边感受到性的存在：性体验、性生活不再是夫妻的特权；当街狂吻的“镜头”也早已不是电影、电视的“专利”；“人体美术展”再也难以引起“轰动”与“骚动”；男孩夸女生“性感”一般不会招致耳光了；广告内外，摩登女郎穿得“越来越少”；“丰胸术”商机“无限”；多家以“亚当夏娃”或“成人用品”命名的性商店虽不会顾客盈门但据说“生意不错”；互联网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与世界“性息”交往的藩篱；性玩笑遍布网页与手机屏幕；生活类杂志几乎都无一例外的开设“性问题”专栏；“花心”、婚外情、“一夜情”成为两性生活中最热门话题；“丁克”、“同性恋”、“性骚扰”、“鸡”(中文“娼妓”的谐音)、“傍大款”“找小蜜”(女性情人)、“梅毒”、“艾滋”等词汇的“使用率”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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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是这样的感受：由于长期让性背负了太多的道德包袱，使得性形态成为中国的“社会黑洞”：一方面是看不见摸不着；另一方面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天然诱惑，在这样的性文化背景下，“性”正偷偷摸摸地越过道德、婚姻、年龄等层面，性困惑在弥漫，性问题在蔓延，性犯罪在增多。
虽然如此，但许多专家还是坚持认为，中国主流的思想模式仍然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比较严肃、保守的态度，尽管人们不再“谈性色变”，但“道德底线”还在许多人心底留存，为所欲为的“乱性”依然受到广泛抨击，婚姻还是性生活的一个砝码。
潘绥铭教授曾经主持过一次全国“性调查”，其中数据显示，在全国20至64岁的结婚或同居的人口里，越过婚姻而有“性”的人，只有13%左右；从和婚外的“别人”保持性关系的时间长度上来看，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不是以“一夜情”为主，也不以“性交易”为主，仍然是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其中，婚外两人性关系超过一个月的大约占83%。对此，一些专家的看法是，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现阶段中国人的离婚观念有关，“当离婚还是被大多数中国人看作一条危途时，为了挽救婚姻，而‘另爱’又不能舍弃，婚外性就成为一个不算是好办法的办法。”潘教授则认为，婚外性对婚姻的破坏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不过在这种冲击下，婚姻、爱、性三者的关系变了。”
在采访中，大多数夫妇或爱侣均表示，对“性”的追求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是人的本能，是自然和人性的体现。他们很认同中国另一位性科学的开拓者刘达临教授对性道德的评价：自愿，无伤，但同时也认为，感情应该是第一位的，“性关系再重要毕竟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唐元恺),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