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平价
最近一段时间，平价和“热腾腾的馒头”一样被大家兴致勃勃地“啃”着，虽然陈凯歌咂出了“馒头”的“无耻”，而医、药界从上游药企到终端医院，似乎还没能咬到“平价”的“实心馅儿”——药企们思考的平价潮下的利益变局和医院们构想的平价路上的体例模式，正以各自的方式解构着平价之翼滑翔着陆的基本范式——这与全民娱乐化的“馒头版”相映成趣，医、药链条的两端围绕平价的认知反应更像一幕主题严肃、首尾相应的现实正剧。
如果，非要将药商与医生眼里关于平价的“准馅儿”理解为药品的话，二者咬不准的地方可能是考量的体系不同，药商关心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医生关心服务与收费的两难性，前者倾向于市场化运作，后者侧重于道义性功能——制药的企业化产销手段和医疗的福利性公益责任同时释放着社会能量的互动流通，当购买成为两者交互的形态时(药方以品类和院方以消耗的价值抵换)，平价忽然以政策强势挺起双向交割的中间汇率，于是，医、药在平价商讨上的“浮动”正像金融贸易之“对冲”般情势难免。
问题是，若试图将药品和医疗两者的平价体系套在一驾马车上，就会产生该由谁来当驾驶者的问题。显然，这一驭手肯定不是买药看病的消费者，要不然，公众也不会以打包式的疑问综其一而质询“为什么药价那么高？看病那么贵？”消费者既不能在知情权方面与医、药界信息对等，更不能在制衡权方面与医、药界均势对抗，好比药厂开发、生产了一种能治顽疾的“馒头”(姑且权当一种新特药商标罢)；医生亦对“症”下药、开出了“谨遵医嘱”的“馒头”处方，那么，患者于病痛之中还有硬充专家论证、考究药效医理的机会和能力吗？患者于医、药这一具有特殊性的被动消费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更遑论对医、药计费的讨价还价乃至掌控一二了。
, 百拇医药
于是乎，政府出面充当消费者代言人作挥鞭车夫，从医疗体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到医保制度改革和药品价格管理改革，管理部门一路紧握价格缰绳，都是围绕抑制社会医药费用过快增长、抑制虚高定价机制、抑制药品购销活动不良运作为旨。如同这回卫生行政部门举起的“平价”旗，正是为了起到给驾辕的医和药这两匹马减“料”之效。而实际上，这两匹马跑得都挺“累”。
可客观地说，“累”并快乐着是现代社会最为普及的“生存现象”之一，“累”在身上、“暖”在心头才是一种“有所为”的体验，一个行业有组织地付出集体责任，与一个人跋山涉水奔赴理想的自我境界当为同质，追求与获取都需要“付累”浸泡，乐与暖才来得那么生动、真实——从根本上说，药企的制造和医疗的服务更贴近于将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紧密捆绑于消费者个体的生命健康中，消费者支付、贡献了高昂而高贵的利益成本，医疗服务和制药产品的微利化、高品质必然是二者剩余价值再分配时致消费者以尊敬的礼单式回馈。德国社会学家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阐述的“好事”原则——“既有意思，又重要。前者对于自己而言，后者对于大家而言”，这样的境界，在某种意义上也让人管窥职能政府于“和谐社会”背景下施“平价”概念以寄托行业操守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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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馒头”。那“馒头版”真是兼具了“好事”又“平价”的要件，用料考究(3.2亿的《无极》啊)、制作精良(一丝不苟，认真“恶搞”)、疗效显著(蛮有意味的畅笑吧)，而“平”到除去上网费即“零价”供映，蒸出“馒头”的胡戈本人可谓历炼了自己，顺便又娱乐了大众。如果拿“馒头”来点启示，是否可以概括为：“好人好事”总是“平价”近人的——对于医药界而言，药企的“平价制造”大概可以当作“重技术创新和效能管理”的“好事”途径，以追求质量最大化、成本最低化和风险最小化为手段，使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以最少的环节、最短的距离、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参与市场竞争；医疗的“平价服务”亦可在切除以药养医的霉链外，烹制出“体制创新和廉洁管理”的香喷喷的好“馒头”。
2006年初春忽然而至的平价热论，吸引我们专注的其实不应只是概念上的表象，老实说，平价只是一种设计而非根本。我们的立身之本还在于医药产品和服务本身，换句话说，即便没有平价为我们洗牌，我们始终也要怀抱“平价的精神和态度”优化改造产品与服务的每个细节。丹麦经营大师安德斯•克努森(Anders Kuntsen)展望21世纪时如此判断：“社会形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价格因素为轴，平价则是目标；一是以素质因素为主，富有理想和精神的品牌则为重要考量。而新千年属于后者。”
所谓的平价精神，就是对医药“虚火”部分“退耕还林”式的环保料理，是对从药品制造到医疗服务中的多层环节的朴素、基本的“馒头疗法”，因为它在生活中有最朴素的表现，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却最不以值钱物招摇过市。说起来，考究中国人之吃馒头少说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宋《事物纪原》记载始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孟获之时)，但馒头的定位绝不止于食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就有馒头“甘、平、无毒”、能“消食、养脾胃，温中化滞，益气和血”的记载，可见，在医食同道方面，我们是早就具备了馒头般“平价近人”的优良传统啊。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26期, http://www.100md.com(李太)
如果，非要将药商与医生眼里关于平价的“准馅儿”理解为药品的话，二者咬不准的地方可能是考量的体系不同，药商关心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医生关心服务与收费的两难性，前者倾向于市场化运作，后者侧重于道义性功能——制药的企业化产销手段和医疗的福利性公益责任同时释放着社会能量的互动流通，当购买成为两者交互的形态时(药方以品类和院方以消耗的价值抵换)，平价忽然以政策强势挺起双向交割的中间汇率，于是，医、药在平价商讨上的“浮动”正像金融贸易之“对冲”般情势难免。
问题是，若试图将药品和医疗两者的平价体系套在一驾马车上，就会产生该由谁来当驾驶者的问题。显然，这一驭手肯定不是买药看病的消费者，要不然，公众也不会以打包式的疑问综其一而质询“为什么药价那么高？看病那么贵？”消费者既不能在知情权方面与医、药界信息对等，更不能在制衡权方面与医、药界均势对抗，好比药厂开发、生产了一种能治顽疾的“馒头”(姑且权当一种新特药商标罢)；医生亦对“症”下药、开出了“谨遵医嘱”的“馒头”处方，那么，患者于病痛之中还有硬充专家论证、考究药效医理的机会和能力吗？患者于医、药这一具有特殊性的被动消费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更遑论对医、药计费的讨价还价乃至掌控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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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政府出面充当消费者代言人作挥鞭车夫，从医疗体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到医保制度改革和药品价格管理改革，管理部门一路紧握价格缰绳，都是围绕抑制社会医药费用过快增长、抑制虚高定价机制、抑制药品购销活动不良运作为旨。如同这回卫生行政部门举起的“平价”旗，正是为了起到给驾辕的医和药这两匹马减“料”之效。而实际上，这两匹马跑得都挺“累”。
可客观地说，“累”并快乐着是现代社会最为普及的“生存现象”之一，“累”在身上、“暖”在心头才是一种“有所为”的体验，一个行业有组织地付出集体责任，与一个人跋山涉水奔赴理想的自我境界当为同质，追求与获取都需要“付累”浸泡，乐与暖才来得那么生动、真实——从根本上说，药企的制造和医疗的服务更贴近于将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紧密捆绑于消费者个体的生命健康中，消费者支付、贡献了高昂而高贵的利益成本，医疗服务和制药产品的微利化、高品质必然是二者剩余价值再分配时致消费者以尊敬的礼单式回馈。德国社会学家达仁道夫在《现代社会冲突》中阐述的“好事”原则——“既有意思，又重要。前者对于自己而言，后者对于大家而言”，这样的境界，在某种意义上也让人管窥职能政府于“和谐社会”背景下施“平价”概念以寄托行业操守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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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馒头”。那“馒头版”真是兼具了“好事”又“平价”的要件，用料考究(3.2亿的《无极》啊)、制作精良(一丝不苟，认真“恶搞”)、疗效显著(蛮有意味的畅笑吧)，而“平”到除去上网费即“零价”供映，蒸出“馒头”的胡戈本人可谓历炼了自己，顺便又娱乐了大众。如果拿“馒头”来点启示，是否可以概括为：“好人好事”总是“平价”近人的——对于医药界而言，药企的“平价制造”大概可以当作“重技术创新和效能管理”的“好事”途径，以追求质量最大化、成本最低化和风险最小化为手段，使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以最少的环节、最短的距离、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参与市场竞争；医疗的“平价服务”亦可在切除以药养医的霉链外，烹制出“体制创新和廉洁管理”的香喷喷的好“馒头”。
2006年初春忽然而至的平价热论，吸引我们专注的其实不应只是概念上的表象，老实说，平价只是一种设计而非根本。我们的立身之本还在于医药产品和服务本身，换句话说，即便没有平价为我们洗牌，我们始终也要怀抱“平价的精神和态度”优化改造产品与服务的每个细节。丹麦经营大师安德斯•克努森(Anders Kuntsen)展望21世纪时如此判断：“社会形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价格因素为轴，平价则是目标；一是以素质因素为主，富有理想和精神的品牌则为重要考量。而新千年属于后者。”
所谓的平价精神，就是对医药“虚火”部分“退耕还林”式的环保料理，是对从药品制造到医疗服务中的多层环节的朴素、基本的“馒头疗法”，因为它在生活中有最朴素的表现，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却最不以值钱物招摇过市。说起来，考究中国人之吃馒头少说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宋《事物纪原》记载始于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孟获之时)，但馒头的定位绝不止于食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就有馒头“甘、平、无毒”、能“消食、养脾胃，温中化滞，益气和血”的记载，可见，在医食同道方面，我们是早就具备了馒头般“平价近人”的优良传统啊。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26期, http://www.100md.com(李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