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对慈善事业“拉一把”!
“对于未来中国而言，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警惕和忧虑的事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提到我国医疗救助的匮乏，就忧心忡忡。他们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呼吁———
命系一字———“钱”
“喂？是小家豪捐助热线吗？”
这是健康时报自2月13日发表《献出肝脏，只为救我的小家豪!》一文并刊登捐赠热线后，版面编辑经常接到的电话。
去年10月，河南省农民刘永强突然发现，两个月大的儿子小家豪肚子胀得又高又圆，到医院检查的结果让他陷入绝望：孩子患肝脏肿瘤。听说亲属间活体肝移植可治这种病，刘永强决心把自己的肝脏捐给孩子。肝移植至少需要15万元。这对于世代务农的刘家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把房子抵押了4万元，又四处外借才勉强凑够10万元。不久前，刘永强带着孩子来到武汉协和医院，住进了小儿外科。随着检查的持续，东挪西凑的钱已花掉了不少，而孩子的治疗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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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弱势群体为救命钱而苦苦挣扎的事情，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但是，能成为新闻关注对象的，仍不过是为数寥寥的幸运者。
目前在中国，弱势群体的数量有多大？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李永海向记者公布了一组数字：目前在我国，有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1.7亿多，有医疗保险的人仅为1.3亿多，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亿600多万，享受工伤保险的人数也仅为8000多万。“而1.2亿多进城务工人员、1.3亿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以及广大农民，在就业、分配、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于未来中国而言，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警惕和忧虑的事情!”
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目前已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成为正在召开的“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深陷疾病灾难中的特困人群，可谓命系一字———“钱”，庞大的医疗费用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媒体偶尔的报道和呼吁、零散的捐助，所起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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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的主体固然依靠政府，但任何一个国家，医疗救助的完成都不可能靠政府单一的力量。作为政府力量重要的补充，稳定、可靠而强大的社会力量，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种力量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形成应有的声势。
慈善机构的任务就是让有爱心的人将爱心传给受助人群，但捐助人不是直接把钱给予受助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通过一个慈善机构，机构再通过合作协议、认捐书、救助实施方案等，具体实现捐助人扶贫济困的心愿。“美国有很多的慈善基金。”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先生介绍，“企业将每年赚的钱缴完税后，拿出一部分做慈善基金，分出不同的比例用于教育、医疗等项目。国外有关基金的运作有一套成熟的规则和一系列运作的方式，可以通过用于投资、股票、债券等，使基金每年得以升值，有的回报率达5%，甚至10%。在政策方面，基金法或条例起着引导、鼓励的作用。基金在运作中，赢利的部分只要仍是用于慈善事业，就可以享受减免税政策。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政策，用于慈善事业的钱，也是要交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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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人们自觉捐赠已形成习惯，不存在政府动员号召捐赠的情况，有特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则另当别论。美国的捐款70%来自民间，其中的1/3来自大企业。而在我国，往往是遇到灾害等突发事件后，由政府、慈善团体到处动员捐献———捐款靠的不是对慈善事业的认可，而是某种行政的力量。
捐助行为应放到阳光下
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的特形演员王铁成先生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慈善总会的形象大使。他说：“慈善是比拼人格、道德的舞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决定其价值的是人格、道德高低———省出一口饭出来给他人，这不是积德，而是人类灵魂真正的发现!”
谈及我国的慈善事业，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贤亮认为：“我们都过过穷日子，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急难时无人援救。群体性的灾难如矿难、泥石流等由国家救济，但贫困家庭，遇到灾难无法抵挡时，有三五万就能解决问题，却往往无人理睬。我每年捐好多钱出去，培养大学生、资助贫困农民，还搞了个阳光救援行动，每年都捐十几万元，可照样要缴纳数额不菲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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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雯委员说到慈善捐助时也颇有怨气：“提到做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心里不舒服。舆论总说我们民营企业麻木，不关心社会，其实很多企业一直在做慈善。就说我们企业，慈善事业已做了十几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捐款数额累计已达几个亿，但我们不敢说、不敢宣传，否则，人们就会觉得企业很有钱，搞得我们做好事也害怕。另外，我的许多企业家朋友也想做善事，但政府主导的许多基金会，运作不是很透明，他们心里就打鼓：不明不白地交给某个基金，也不知钱是怎么用的……所以，我希望国家在建立基金方面尽快立法或是出台相关条例，把企业的捐助行为放到阳光下，对这类基金的增值部分实行减免税政策，这样肯定会刺激企业投资慈善事业。”
中华慈善总会什么样？
中华慈善总会，很多人都是“听说过没见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社会救助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今年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慈善总会范宝俊会长告诉记者：中
, 百拇医药 华慈善总会成立于1994年，属于社会救助性质的社会团体。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和不幸的个人、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救助活动。成立十几年来，接受捐赠的款物超过了23个亿，开展了生活救助、医疗救助、支教助学等。医疗救助占善款总额的40%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群体，设定救助项目开展活动。比如从2002年与美国的一个组织合作实施了“微笑列车”项目，帮助贫困儿童免费实施唇裂腭矫治手术，一例手术2000多元。6年中，使7万多患儿得到康复。再比如与瑞士诺华药业集团合作，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展开救助，一个病人一年20多万的药费全部由总会承担。从2003年10月开始，两年救治了1000多人，今年这一项目要使受助白血病人的数目达到2000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接受包括国内外企业团体的捐赠，总会不能随便分配这些款物，需根据捐赠方的意愿进行分配，并与地方公益团体签订实施协议。
总会目前在全国共有近200个团体会员单位，分布在各个大中城市。目前总会接受着国际著名的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审计监督，也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和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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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总会会长的感慨
虽然慈善总会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说到中国的慈善事业，范宝俊委员还是有无限的感慨。“发展慈善事业需要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但慈善组织向社会宣传，其力度有限，需要新闻媒体的帮助，这样才能更好地动员单位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是个自觉的事，但大家提高认识有个过程。有的人钱不多，但捐助很主动；有的人钱很多，却不做捐助。这说明我们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和参与度与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还相差很远。”
慈善事业要求捐款的人有爱心，受助的人也应感恩图报———不是回报捐助人，而是回报社会。“慈善事业不仅在政府社会保障体系中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在提升社会公众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道德水平方面也意义重大。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
慈善事业的队伍要求有一批热心慈善事业、公信度很高、管理水平很高的高素质工作人员，而且还要不计报酬、有爱心。但这样的人“难找”!范会长说：目前总会中有不少退休人员，发挥着骨干作用，但缺乏年轻的职业化的专业人才。“慈善组织人员的人事、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国家目前尚没有很好地研究，目前我国只有事业、企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相关规定，但社会公益团体的员工怎么办？目前还没有配套的政策法规。这影响了慈善事业队伍的建设和稳定。”
还有工作经费的问题。范委员说：“纯民间的公益组织在我国现有的国情下，很多事很难做。目前我国社会团体的状况是：一部分团体有财政预算，工作人员是公务员编制；一部分团体是政府和民间组织性质兼而有之，即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第三种就是纯民间性质，国家没有任何经费，生存就成了问题。如果筹募的款项有限，那工作经费肯定也会受限。”“另外，政府对慈善机构的运作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比如慈善基金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保值和增值，国家应有特殊政策予以保证。选择存在银行是安全的，但只有2%多一点的利息，别说增值，连保值都难。”范委员说，“国家如何扶持培育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制定优惠政策，并帮助其生存和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http://www.100md.com
命系一字———“钱”
“喂？是小家豪捐助热线吗？”
这是健康时报自2月13日发表《献出肝脏，只为救我的小家豪!》一文并刊登捐赠热线后，版面编辑经常接到的电话。
去年10月，河南省农民刘永强突然发现，两个月大的儿子小家豪肚子胀得又高又圆，到医院检查的结果让他陷入绝望：孩子患肝脏肿瘤。听说亲属间活体肝移植可治这种病，刘永强决心把自己的肝脏捐给孩子。肝移植至少需要15万元。这对于世代务农的刘家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把房子抵押了4万元，又四处外借才勉强凑够10万元。不久前，刘永强带着孩子来到武汉协和医院，住进了小儿外科。随着检查的持续，东挪西凑的钱已花掉了不少，而孩子的治疗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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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弱势群体为救命钱而苦苦挣扎的事情，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但是，能成为新闻关注对象的，仍不过是为数寥寥的幸运者。
目前在中国，弱势群体的数量有多大？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李永海向记者公布了一组数字：目前在我国，有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1.7亿多，有医疗保险的人仅为1.3亿多，享受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亿600多万，享受工伤保险的人数也仅为8000多万。“而1.2亿多进城务工人员、1.3亿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以及广大农民，在就业、分配、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于未来中国而言，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警惕和忧虑的事情!”
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目前已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成为正在召开的“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深陷疾病灾难中的特困人群，可谓命系一字———“钱”，庞大的医疗费用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媒体偶尔的报道和呼吁、零散的捐助，所起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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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的主体固然依靠政府，但任何一个国家，医疗救助的完成都不可能靠政府单一的力量。作为政府力量重要的补充，稳定、可靠而强大的社会力量，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种力量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形成应有的声势。
慈善机构的任务就是让有爱心的人将爱心传给受助人群，但捐助人不是直接把钱给予受助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通过一个慈善机构，机构再通过合作协议、认捐书、救助实施方案等，具体实现捐助人扶贫济困的心愿。“美国有很多的慈善基金。”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先生介绍，“企业将每年赚的钱缴完税后，拿出一部分做慈善基金，分出不同的比例用于教育、医疗等项目。国外有关基金的运作有一套成熟的规则和一系列运作的方式，可以通过用于投资、股票、债券等，使基金每年得以升值，有的回报率达5%，甚至10%。在政策方面，基金法或条例起着引导、鼓励的作用。基金在运作中，赢利的部分只要仍是用于慈善事业，就可以享受减免税政策。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政策，用于慈善事业的钱，也是要交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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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人们自觉捐赠已形成习惯，不存在政府动员号召捐赠的情况，有特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则另当别论。美国的捐款70%来自民间，其中的1/3来自大企业。而在我国，往往是遇到灾害等突发事件后，由政府、慈善团体到处动员捐献———捐款靠的不是对慈善事业的认可，而是某种行政的力量。
捐助行为应放到阳光下
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的特形演员王铁成先生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慈善总会的形象大使。他说：“慈善是比拼人格、道德的舞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决定其价值的是人格、道德高低———省出一口饭出来给他人，这不是积德，而是人类灵魂真正的发现!”
谈及我国的慈善事业，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张贤亮认为：“我们都过过穷日子，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到急难时无人援救。群体性的灾难如矿难、泥石流等由国家救济，但贫困家庭，遇到灾难无法抵挡时，有三五万就能解决问题，却往往无人理睬。我每年捐好多钱出去，培养大学生、资助贫困农民，还搞了个阳光救援行动，每年都捐十几万元，可照样要缴纳数额不菲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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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雯委员说到慈善捐助时也颇有怨气：“提到做慈善事业，很多企业家心里不舒服。舆论总说我们民营企业麻木，不关心社会，其实很多企业一直在做慈善。就说我们企业，慈善事业已做了十几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捐款数额累计已达几个亿，但我们不敢说、不敢宣传，否则，人们就会觉得企业很有钱，搞得我们做好事也害怕。另外，我的许多企业家朋友也想做善事，但政府主导的许多基金会，运作不是很透明，他们心里就打鼓：不明不白地交给某个基金，也不知钱是怎么用的……所以，我希望国家在建立基金方面尽快立法或是出台相关条例，把企业的捐助行为放到阳光下，对这类基金的增值部分实行减免税政策，这样肯定会刺激企业投资慈善事业。”
中华慈善总会什么样？
中华慈善总会，很多人都是“听说过没见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社会救助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今年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慈善总会范宝俊会长告诉记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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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接受包括国内外企业团体的捐赠，总会不能随便分配这些款物，需根据捐赠方的意愿进行分配，并与地方公益团体签订实施协议。
总会目前在全国共有近200个团体会员单位，分布在各个大中城市。目前总会接受着国际著名的审计机构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审计监督，也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和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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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慈善总会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说到中国的慈善事业，范宝俊委员还是有无限的感慨。“发展慈善事业需要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但慈善组织向社会宣传，其力度有限，需要新闻媒体的帮助，这样才能更好地动员单位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是个自觉的事，但大家提高认识有个过程。有的人钱不多，但捐助很主动；有的人钱很多，却不做捐助。这说明我们对慈善事业的认识和参与度与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还相差很远。”
慈善事业要求捐款的人有爱心，受助的人也应感恩图报———不是回报捐助人，而是回报社会。“慈善事业不仅在政府社会保障体系中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在提升社会公众的精神境界和思想道德水平方面也意义重大。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
慈善事业的队伍要求有一批热心慈善事业、公信度很高、管理水平很高的高素质工作人员，而且还要不计报酬、有爱心。但这样的人“难找”!范会长说：目前总会中有不少退休人员，发挥着骨干作用，但缺乏年轻的职业化的专业人才。“慈善组织人员的人事、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国家目前尚没有很好地研究，目前我国只有事业、企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相关规定，但社会公益团体的员工怎么办？目前还没有配套的政策法规。这影响了慈善事业队伍的建设和稳定。”
还有工作经费的问题。范委员说：“纯民间的公益组织在我国现有的国情下，很多事很难做。目前我国社会团体的状况是：一部分团体有财政预算，工作人员是公务员编制；一部分团体是政府和民间组织性质兼而有之，即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第三种就是纯民间性质，国家没有任何经费，生存就成了问题。如果筹募的款项有限，那工作经费肯定也会受限。”“另外，政府对慈善机构的运作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比如慈善基金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保值和增值，国家应有特殊政策予以保证。选择存在银行是安全的，但只有2%多一点的利息，别说增值，连保值都难。”范委员说，“国家如何扶持培育民间组织发展，还需要制定优惠政策，并帮助其生存和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