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树的品格:坚韧的人生精神(1)
◆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 “不……着……急。”
◆ 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
◆ 天地境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990年11月26日，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吐尽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根丝，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5岁。冯友兰先生出生于1895年12月4日(农历十月十八日)，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人，祖籍山西高平县。祖上由高平到唐河经商遂定居下来，不到百年成为当地望族。后来因科举取得名分，又成为书香门第。而作为中国哲学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人物，冯老经历了坎坷而漫长的一生，正如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时所说的：
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
“赞扬”、“谴责”和“自己的判断”这几个词可以说是冯老学术生命的关键词，而冯老的女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仲德先生将岳父大人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948年前为第一时期，1949年至1976年为第二时期，1977年至1990年为第三时期。……先生一生的三个时期，分别是他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时期(但应指出，先生的第二时期并未完全失落自我，第三时期则于回归中既有修正又有发展。所谓“失落”、“回归”是就大体而言)先生的历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缩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史的缩影，具有典型意义。
在冯老的第一个时期，他完成了“二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六书”，因而声名大作，而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冯老的主要生活就是检讨，检讨，再检讨；除了批斗还是批斗。但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和生活压力下，冯老没有神智失常，更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顽强地坚持生存下来，坚持不懈地进行他的学术思考和写作。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的头脑居然能够始终清醒地坚持着他的哲学思考，并最终渡过难关享有高寿，所以冯老不但创造了学术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奇迹，而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冯老的长寿有什么秘密呢？
一、松树的品格——坚韧的人生精神
◆ 胸怀四化，意寄三松。
◆ 冯老著书几乎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他：“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冯老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种旺盛不衰的脑力活动是冯老长寿的最大秘诀之一。
◆ 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古人将松、菊、梅、竹谓为四君子，而松菊组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味着延年益寿。松树的坚韧高洁历来就是文人墨客歌颂的对象，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抚孤松而盘桓”等语，寄托了他孤标傲世和坚韧的人格。李商隐的《题小松》：“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一年几变枯荣事，百尺方资柱石功。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更是形象地赞扬了松树四季常青，刚劲挺拔，而不是一时艳丽显赫的桃李。陈毅将军也有歌咏松树的名诗《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冯老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三松堂”，而他写的书则编为《三松堂全集》，冯老还在88岁高寿时特别提联“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可见他和松树有着不解之缘。对于这段缘分，冯老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冯老的爱女、著名作家宗璞女士说：“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友兰。”的确，在新中国成立后搞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冯老几乎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他去世后，还一直被许多人误解。而正是坚定的做学问的恒心，坚韧的哲学信念，冯老才能历经磨难享有高寿。从这点看，冯老正是一棵百折不挠的老松!
1.恒心和韧劲
哲学思考是冯老一生从未放弃的追求。自1915年，冯老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哲学，一直到临终前，冯老还在关心着中国的哲学事业。所以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而且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冯老依旧顽强地思考。在不能创造体系时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所以当时他自我改造的思想不完全是被迫的。据宗璞女士的回忆录说：
抗战前，在清华乙所，他的书房是禁地，孩子们不得入内，但是我们常偷偷张望。我记得他伏案书写的背影，他听不见外面的一切。他在思想。在昆明为避轰炸，我们住在乡下，进城需步行三个小时，我随在他身后走着，一路不说话。但我感觉到，他在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被迫全家挤在一间斗室，各处堆满东西。父亲能坦然坐在一盘食物上，害我们找了半天。他不能再感觉别的事务，他在思想。
而正是这种像松树般扎根哲学的恒心和顽劲,一方面成为冯老人生的支撑柱，另一方面却使冯老一辈子都没有摆脱受批的命运。其实早在1948年秋冬时节，对国民党统治非常失望的冯老就写信给毛主席，说他以后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写中国哲学史。新中国成立后，冯老抱着真诚改造的态度检讨自己的落后思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时，许多人是用革命者的态度而且是用笔名发表的，只有冯老是用真名发表的，并且是忏悔式的文章。因为他头上的孔子帽最高，他的批孔文章毛主席要亲自看，并示意《光明日报》发表，当时批斗的领导者要冯老进“梁效”班子当“顾问”，这是冯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继续受批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冯老以他松树般的坚韧，艰难地维护自己的学术信仰。蔡仲德先生总结道：
他总要利用一切机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出反主流的看法，为传统思想辩护，也为自己过去的思想辩护，如1956年发表《关于中国哲学的两个问题》，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既有斗争也有渗透，反对将两者的关系简单庸俗化；1956年至1957年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法”，……1959年在《四十年的回顾·质疑和请教》中强调《新原人》的“境界”说仍有其合理性，唯心主义也有其可取之处；1961年9月在《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一文中提出“普遍形式”说，认为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有进步性，……1963年11月发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治统”、“道统”对抗说，肯定儒家道统的历史意义；如此等等。这就无怪乎当局会对冯友兰作出鉴定，说“他虽然表面上说愿意并且也做了一些自我批判，但其‘新理学’的观点都原封未动。……之于政治立场更没有多大转变，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冯老的学生也指出：没有申明放弃自己的哲学，没有公开辱骂台湾(冯友兰恪守“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之古训)，没有对新事物表现过多的激情(哲学家的激情通常少于理智)，……
批林批孔时，作为孔学最大的代表人物，冯老又成为众矢之的。此时冯老已将近八十岁。他需要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完成他的学术体系构想，他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不被外界干扰的环境，为此冯老没有办法只有委曲求全，希望通过检讨可以暂时避开批斗的火炉，潜心写自己的东西，而并不是像外界误解的那样，是为了讨好谁，为了得到政治资本，因为他确实什么也没得到。但是冯老争取到了时间，对此冯老的夫人曾经说过，要是冯老再被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没有想到，“四人帮”一倒台，一直照顾和支持冯老的夫人却因病先他而去，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起，冯老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不顾朋友亲人劝阻，不惜放弃“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从头开始写作。尽管对待某些具体问题冯老也有踌躇摇摆，但是他一生都贯穿着向前不断追求答案、与时俱进的精神，哪怕事实和他的想法相左，他也不怕否定自己，再次重新起步。正如冯老所作之诗《灵龟寿并序》而言：
灵龟飞蛇感逝川，雄豪犹自意凄凉。
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
冯老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写道：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所以冯老生命的最后十年，是艰辛而辉煌的。自1980年，冯老先生以85岁的高龄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七册)这部大书。除了短暂地参加少数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待在书房。尽管冯老的视力连眼前的人都看不清，可是在他头脑里，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却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苍天不负有心人，历经十个春秋，冯老终于完成了他学术生命的涅槃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老将这部书的撰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为用呕心沥血这个词还无法表达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冯老曾说，写作是拼命的事，凡是任何方面有成就的人，都需要有拼命精神；还说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之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正是这种拼命精神支撑冯老到90多岁时还坚持创作。有的朋友来看望他，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劝冯老能不能不要写了，冯老微叹道：
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我现在就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细嚼烂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味无穷，其乐也就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
刚开始时，亲朋好友担心冯老完不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建议他放下中间几册先写第七册，有的建议先列一提纲，但是冯老自己却认为大可不必，他似乎觉得天已降大任于己，必能给他完成大任的时间。而且冯老之所以在耳目失其聪明后，能够完成7册150万字的巨著，这要归功于他超强的记忆力。冯老著书几乎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他：“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冯老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种旺盛不衰的脑力活动是冯老长寿的最大秘诀之一。1990年初，冯老因眼前有幻像而住医院。……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女儿宗璞说：
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后来宗璞女士回忆说她为这句话大恸不已。不过她知道父亲的生命如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冯老的灵气绝不肯离去；而如果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宗璞女士深情地回想冯老最后两年艰辛进行写作时说：
父亲久病后，偶然颤巍巍地站立，总让人想到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他不烧干自己绝不甘心。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
正如冯老的关门弟子张跃博士回忆所说：
1989年下半年起，冯先生的身体状况日渐不佳，生病住院的次数也较以往多起来。这时他想的仍然不是延年益寿，而是如何加紧完成《新编》的最后一册。1990年4月，第七册初稿写完，冯先生又勉力作了修改，终于在7月上旬定稿。这时冯先生已是心力 交瘁。9月30日冯先生又病重住院。亲友们都希望他能尽早康复，再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燕南园57号寓所，再过一次生日。哲学界的同仁也期待着12月4日聚会，庆祝他的95岁华诞。可是这一次人们的愿望竟没有实现……
尽管冯老为这部书的第七册耗尽了最后一口气、一滴血，但并没有因此使其草草收场。冯老以不着急的平常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异常清醒的大脑，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千古绝唱，而且这次他真正做到了“不依傍别人”，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写出了自己真正的“所见”。而冯老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百拇医药
◆ “不……着……急。”
◆ 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尤其是哲学道理。
◆ 天地境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990年11月26日，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吐尽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根丝，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95岁。冯友兰先生出生于1895年12月4日(农历十月十八日)，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人，祖籍山西高平县。祖上由高平到唐河经商遂定居下来，不到百年成为当地望族。后来因科举取得名分，又成为书香门第。而作为中国哲学继往开来的关键性人物，冯老经历了坎坷而漫长的一生，正如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博士学位时所说的：
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
“赞扬”、“谴责”和“自己的判断”这几个词可以说是冯老学术生命的关键词，而冯老的女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仲德先生将岳父大人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948年前为第一时期，1949年至1976年为第二时期，1977年至1990年为第三时期。……先生一生的三个时期，分别是他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时期(但应指出，先生的第二时期并未完全失落自我，第三时期则于回归中既有修正又有发展。所谓“失落”、“回归”是就大体而言)先生的历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缩影，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史的缩影，具有典型意义。
在冯老的第一个时期，他完成了“二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六书”，因而声名大作，而1949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冯老的主要生活就是检讨，检讨，再检讨；除了批斗还是批斗。但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和生活压力下，冯老没有神智失常，更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顽强地坚持生存下来，坚持不懈地进行他的学术思考和写作。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的头脑居然能够始终清醒地坚持着他的哲学思考，并最终渡过难关享有高寿，所以冯老不但创造了学术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奇迹，而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冯老的长寿有什么秘密呢？
一、松树的品格——坚韧的人生精神
◆ 胸怀四化，意寄三松。
◆ 冯老著书几乎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他：“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冯老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种旺盛不衰的脑力活动是冯老长寿的最大秘诀之一。
◆ 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有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古人将松、菊、梅、竹谓为四君子，而松菊组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味着延年益寿。松树的坚韧高洁历来就是文人墨客歌颂的对象，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抚孤松而盘桓”等语，寄托了他孤标傲世和坚韧的人格。李商隐的《题小松》：“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一年几变枯荣事，百尺方资柱石功。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更是形象地赞扬了松树四季常青，刚劲挺拔，而不是一时艳丽显赫的桃李。陈毅将军也有歌咏松树的名诗《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冯老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三松堂”，而他写的书则编为《三松堂全集》，冯老还在88岁高寿时特别提联“胸怀四化，意寄三松”，可见他和松树有着不解之缘。对于这段缘分，冯老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冯老的爱女、著名作家宗璞女士说：“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的批判最多的便是冯友兰。”的确，在新中国成立后搞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冯老几乎都受到了批判，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和他去世后，还一直被许多人误解。而正是坚定的做学问的恒心，坚韧的哲学信念，冯老才能历经磨难享有高寿。从这点看，冯老正是一棵百折不挠的老松!
1.恒心和韧劲
哲学思考是冯老一生从未放弃的追求。自1915年，冯老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哲学，一直到临终前，冯老还在关心着中国的哲学事业。所以他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而且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冯老依旧顽强地思考。在不能创造体系时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所以当时他自我改造的思想不完全是被迫的。据宗璞女士的回忆录说：
抗战前，在清华乙所，他的书房是禁地，孩子们不得入内，但是我们常偷偷张望。我记得他伏案书写的背影，他听不见外面的一切。他在思想。在昆明为避轰炸，我们住在乡下，进城需步行三个小时，我随在他身后走着，一路不说话。但我感觉到，他在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被迫全家挤在一间斗室，各处堆满东西。父亲能坦然坐在一盘食物上，害我们找了半天。他不能再感觉别的事务，他在思想。
而正是这种像松树般扎根哲学的恒心和顽劲,一方面成为冯老人生的支撑柱，另一方面却使冯老一辈子都没有摆脱受批的命运。其实早在1948年秋冬时节，对国民党统治非常失望的冯老就写信给毛主席，说他以后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写中国哲学史。新中国成立后，冯老抱着真诚改造的态度检讨自己的落后思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时，许多人是用革命者的态度而且是用笔名发表的，只有冯老是用真名发表的，并且是忏悔式的文章。因为他头上的孔子帽最高，他的批孔文章毛主席要亲自看，并示意《光明日报》发表，当时批斗的领导者要冯老进“梁效”班子当“顾问”，这是冯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继续受批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冯老以他松树般的坚韧，艰难地维护自己的学术信仰。蔡仲德先生总结道：
他总要利用一切机会，想尽一切办法，提出反主流的看法，为传统思想辩护，也为自己过去的思想辩护，如1956年发表《关于中国哲学的两个问题》，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既有斗争也有渗透，反对将两者的关系简单庸俗化；1956年至1957年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法”，……1959年在《四十年的回顾·质疑和请教》中强调《新原人》的“境界”说仍有其合理性，唯心主义也有其可取之处；1961年9月在《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一文中提出“普遍形式”说，认为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有进步性，……1963年11月发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治统”、“道统”对抗说，肯定儒家道统的历史意义；如此等等。这就无怪乎当局会对冯友兰作出鉴定，说“他虽然表面上说愿意并且也做了一些自我批判，但其‘新理学’的观点都原封未动。……之于政治立场更没有多大转变，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冯老的学生也指出：没有申明放弃自己的哲学，没有公开辱骂台湾(冯友兰恪守“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之古训)，没有对新事物表现过多的激情(哲学家的激情通常少于理智)，……
批林批孔时，作为孔学最大的代表人物，冯老又成为众矢之的。此时冯老已将近八十岁。他需要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完成他的学术体系构想，他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不被外界干扰的环境，为此冯老没有办法只有委曲求全，希望通过检讨可以暂时避开批斗的火炉，潜心写自己的东西，而并不是像外界误解的那样，是为了讨好谁，为了得到政治资本，因为他确实什么也没得到。但是冯老争取到了时间，对此冯老的夫人曾经说过，要是冯老再被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子了。没有想到，“四人帮”一倒台，一直照顾和支持冯老的夫人却因病先他而去，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起，冯老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不顾朋友亲人劝阻，不惜放弃“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从头开始写作。尽管对待某些具体问题冯老也有踌躇摇摆，但是他一生都贯穿着向前不断追求答案、与时俱进的精神，哪怕事实和他的想法相左，他也不怕否定自己，再次重新起步。正如冯老所作之诗《灵龟寿并序》而言：
灵龟飞蛇感逝川，雄豪犹自意凄凉。
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
冯老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写道：
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所以冯老生命的最后十年，是艰辛而辉煌的。自1980年，冯老先生以85岁的高龄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七册)这部大书。除了短暂地参加少数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待在书房。尽管冯老的视力连眼前的人都看不清，可是在他头脑里，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却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苍天不负有心人，历经十个春秋，冯老终于完成了他学术生命的涅槃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老将这部书的撰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因为用呕心沥血这个词还无法表达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冯老曾说，写作是拼命的事，凡是任何方面有成就的人，都需要有拼命精神；还说历来的著作家，凡是有传世之作的，都是呕出心肝，用他们的生命来写作的。正是这种拼命精神支撑冯老到90多岁时还坚持创作。有的朋友来看望他，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劝冯老能不能不要写了，冯老微叹道：
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我现在就像一头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经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细嚼烂咽，不仅津津有味，简直是其味无穷其味无穷，其乐也就无穷了。古人所谓乐道，大概就是指此吧!
刚开始时，亲朋好友担心冯老完不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建议他放下中间几册先写第七册，有的建议先列一提纲，但是冯老自己却认为大可不必，他似乎觉得天已降大任于己，必能给他完成大任的时间。而且冯老之所以在耳目失其聪明后，能够完成7册150万字的巨著，这要归功于他超强的记忆力。冯老著书几乎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他：“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冯老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种旺盛不衰的脑力活动是冯老长寿的最大秘诀之一。1990年初，冯老因眼前有幻像而住医院。……一次医生来检查后，他忽然对女儿宗璞说：
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
后来宗璞女士回忆说她为这句话大恸不已。不过她知道父亲的生命如丝未尽，泪未干，最后的著作没有完成，冯老的灵气绝不肯离去；而如果丝已尽，泪已干，即使勉强治疗也是支撑不下去的。宗璞女士深情地回想冯老最后两年艰辛进行写作时说：
父亲久病后，偶然颤巍巍地站立，总让人想到风烛残年这几个字，烛火在风中摇曳，可以随时熄灭，但父亲的精神之火却是不会熄灭的。他是那样顽强，坚韧，那样丰富，他不烧干自己绝不甘心。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
正如冯老的关门弟子张跃博士回忆所说：
1989年下半年起，冯先生的身体状况日渐不佳，生病住院的次数也较以往多起来。这时他想的仍然不是延年益寿，而是如何加紧完成《新编》的最后一册。1990年4月，第七册初稿写完，冯先生又勉力作了修改，终于在7月上旬定稿。这时冯先生已是心力 交瘁。9月30日冯先生又病重住院。亲友们都希望他能尽早康复，再回到他住了近40年的燕南园57号寓所，再过一次生日。哲学界的同仁也期待着12月4日聚会，庆祝他的95岁华诞。可是这一次人们的愿望竟没有实现……
尽管冯老为这部书的第七册耗尽了最后一口气、一滴血，但并没有因此使其草草收场。冯老以不着急的平常心，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异常清醒的大脑，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千古绝唱，而且这次他真正做到了“不依傍别人”，做到了“修辞立其诚”，写出了自己真正的“所见”。而冯老用他整个生命说出来的最后的遗言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