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腐败是体制病
引子：不久前，广东省江门市和四川省开江县查处了一些医疗行业违规违法人员，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
2005年3月，纪检监察人员对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院长方机收受医药回扣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据调查，方机不但收受了当地某医药企业价值130万元的房产两处，而且还占有该企业49%的干股。江门市通过对医药行业进一步检查，结果令人震惊。2005年一年中，包括江门市中心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在内的7家医院的8名院长因相同问题落马，涉案金额1300多万元。一位医药代表告诉记者，这种现象在我国其它地方也很普遍。另据了解，仅2005年下半年，四川全省就有36名医院院长因违纪被查处。
据介绍，在药品回扣链条中，既有新药注册的“公关”成本，还有新药定价、药品分级的“公关”成本。同时，在招标阶段，药剂科主任、药事管理委员会、采购、库管等环节也需要关照。中标后，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又成为吃回扣的主要力量。由此带来的药品成本都会在病人身上找回。很多低收入人群看病时虽然已经精打细算，但一些药品的价格仍让他们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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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认为，医疗系统暴露的这些矛盾其实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等医药管理机制。因此，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以使医药市场更加健康有序。
毫无疑问，再大的花费，药商最后都会在病人身上找齐。50年代，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赋予医院对药品价格15%的差价受益权，确定了以药养医的政策。虽然，这些年国家不断对原有政策进行着调整，但迅猛发展的医药市场早已挣脱了现有机制本身具备的控制能力。据统计，全国已经通过药品质量管理标准的药品生产企业达到4000多家，这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现象，我国很多地方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都对这种现象表示忧虑。
无序竞争带来医疗腐败
某医院党委书记陈海泉认为，相关药品生产厂家过多，因此竞争相当厉害，所以谁的药品能够打进医院，就对这个厂家生产、发展、利润都有很大推动。有的不法医药企业为了药品能够打进医院，就在药品购销方面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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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品生产企业，全国还有大约17000多家药品代理商，药商们分不同级别层层瓜分药品利润，而所有这些人的收入全靠买药者来买单。很多低收入人群每次看病时，都会对药费精打细算，但仍难以避免为不法行为买单。
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张愈认为，政府应在医院人员的费用和卫生投入方面加大保障力度，然后实行取消以药养医的政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天津市人民医院江涛副院长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把药价压下来。同时减少医药在购销环节中的中间环节，把这些利润还给老百姓，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刀切”降药价反会加剧“看病贵”
药品降价对百姓无疑是一大好事。不过，也有全国人大代表却对“一刀切”地降价表示了担忧。全国人大代表樊水玉近期对上海药品生产和零售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后认为:“一刀切”的药品降价或维持低价反倒容易加剧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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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水玉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交《关于调整糜蛋白酶等部分经典药品价格的建议》，她建议对糜蛋白酶等少数因价格过低停产停供和紧缺的药品应适当调整价格，做到有升有降。
这位具有29年执业中医师经历的全国人大代表是上海一家药店的营业员。她说，随着技术改造成本的上升和原材料的不断涨价，部分老百姓必需的低价药品的生产变得无利可图，有些企业被迫停产。结果，老百姓用不上便宜的好药，而不得不接受疗效相同、但是价格要高出几倍、几十倍的替代药品，这反而加剧了病人看病贵、吃药难的问题。多年来始终站在普通药房售货柜边的樊水玉说，目前全国许多药厂已先后停产糜蛋白酶注射剂，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仍在勉强维持生产。这一类“经典普药”退出，许多替代药品出现。但多数替代品价格高昂，比如糜蛋白酶注射剂的替代品———沐舒坦注射液，单价为每支10元，接近糜蛋白酶的10倍。
“‘一刀切’地降价或规定低价，导致许多价廉质优的老药消失。而由国外企业或合资企业生产的替代药品价格昂贵，加重了病人的负担，这也是老百姓看病贵的一个原因。”樊水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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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建议，政府应建立医疗机构必备的常用廉价目录，指定专门的企业生产和经营这些必备常用廉价药品，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支持，鼓励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这些常用廉价药品的生产和经营，“在药品生产、经营等环节上加以政策支持，最后有利于解决老百姓在看病、买药时碰到的困难”。
医疗腐败是体制病
对于“小医院、大腐败”现象，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说：“这不是一个医院的事，是机制上的问题。”
于宗河说，之前进行的医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医院自负盈亏，自主创收。小型医院仅靠为患者看病无法从中赚取多少利益，“以药养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造成的。”
医疗卫生事业是“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在医改之初却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陷入无序竞争。“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从出厂到卖到患者手中有重重环节，这样的商业运作就给腐败留有了很大的空间。”于宗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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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于宗河介绍，我国1996年曾尝试引进法国医疗监管制度，让药品和医疗器械销售人员只负责宣传，不和经济利益挂钩。但这套机制最终没有获得通过。
笔者还了解到，在司法实践中，以受贿罪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行为进行处罚的，目前还没有判例。“应对有关法律进行修订或出台有关法律解释，将违规收‘红包’、‘药品回扣’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
医疗机构作为药品流通的末端环节，已经形成“医药不分家”的局面。由于医生处方的权威性，医生的选择基本上转变为患者的消费。医生选择何种药品，对医院、医药经销商的利益都有直接影响，一些医院也只好对医药回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卫生法学会主任吴崇其说：“实行医药分离，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医疗制度。医药真正分离后，用什么药、利润是多少，与医生个人利益毫无关系。切断了医生和药品销售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系渠道，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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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型医院，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劳动价值和价格差距过大，劳动报酬不高，在医生中形成补偿心理，也是引发“医疗腐败”的原因之一。
公立医院体现公益性质是治病治本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近日透露了未来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运行机制，公立医院必须体现公益性质，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的基本医疗服务。
在2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而治理的重点中就包括医药购销环节中的回扣问题。只有医药、卫生等部门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有效地控制医药回扣等现象的滋生，让我们的医疗环境逐步变得健康有序。(本报综合), http://www.100md.com
2005年3月，纪检监察人员对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院长方机收受医药回扣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据调查，方机不但收受了当地某医药企业价值130万元的房产两处，而且还占有该企业49%的干股。江门市通过对医药行业进一步检查，结果令人震惊。2005年一年中，包括江门市中心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在内的7家医院的8名院长因相同问题落马，涉案金额1300多万元。一位医药代表告诉记者，这种现象在我国其它地方也很普遍。另据了解，仅2005年下半年，四川全省就有36名医院院长因违纪被查处。
据介绍，在药品回扣链条中，既有新药注册的“公关”成本，还有新药定价、药品分级的“公关”成本。同时，在招标阶段，药剂科主任、药事管理委员会、采购、库管等环节也需要关照。中标后，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生又成为吃回扣的主要力量。由此带来的药品成本都会在病人身上找回。很多低收入人群看病时虽然已经精打细算，但一些药品的价格仍让他们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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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士认为，医疗系统暴露的这些矛盾其实根源在于“以药养医”等医药管理机制。因此，相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以使医药市场更加健康有序。
毫无疑问，再大的花费，药商最后都会在病人身上找齐。50年代，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赋予医院对药品价格15%的差价受益权，确定了以药养医的政策。虽然，这些年国家不断对原有政策进行着调整，但迅猛发展的医药市场早已挣脱了现有机制本身具备的控制能力。据统计，全国已经通过药品质量管理标准的药品生产企业达到4000多家，这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现象，我国很多地方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都对这种现象表示忧虑。
无序竞争带来医疗腐败
某医院党委书记陈海泉认为，相关药品生产厂家过多，因此竞争相当厉害，所以谁的药品能够打进医院，就对这个厂家生产、发展、利润都有很大推动。有的不法医药企业为了药品能够打进医院，就在药品购销方面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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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品生产企业，全国还有大约17000多家药品代理商，药商们分不同级别层层瓜分药品利润，而所有这些人的收入全靠买药者来买单。很多低收入人群每次看病时，都会对药费精打细算，但仍难以避免为不法行为买单。
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张愈认为，政府应在医院人员的费用和卫生投入方面加大保障力度，然后实行取消以药养医的政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天津市人民医院江涛副院长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把药价压下来。同时减少医药在购销环节中的中间环节，把这些利润还给老百姓，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刀切”降药价反会加剧“看病贵”
药品降价对百姓无疑是一大好事。不过，也有全国人大代表却对“一刀切”地降价表示了担忧。全国人大代表樊水玉近期对上海药品生产和零售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后认为:“一刀切”的药品降价或维持低价反倒容易加剧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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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水玉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交《关于调整糜蛋白酶等部分经典药品价格的建议》，她建议对糜蛋白酶等少数因价格过低停产停供和紧缺的药品应适当调整价格，做到有升有降。
这位具有29年执业中医师经历的全国人大代表是上海一家药店的营业员。她说，随着技术改造成本的上升和原材料的不断涨价，部分老百姓必需的低价药品的生产变得无利可图，有些企业被迫停产。结果，老百姓用不上便宜的好药，而不得不接受疗效相同、但是价格要高出几倍、几十倍的替代药品，这反而加剧了病人看病贵、吃药难的问题。多年来始终站在普通药房售货柜边的樊水玉说，目前全国许多药厂已先后停产糜蛋白酶注射剂，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仍在勉强维持生产。这一类“经典普药”退出，许多替代药品出现。但多数替代品价格高昂，比如糜蛋白酶注射剂的替代品———沐舒坦注射液，单价为每支10元，接近糜蛋白酶的10倍。
“‘一刀切’地降价或规定低价，导致许多价廉质优的老药消失。而由国外企业或合资企业生产的替代药品价格昂贵，加重了病人的负担，这也是老百姓看病贵的一个原因。”樊水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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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建议，政府应建立医疗机构必备的常用廉价目录，指定专门的企业生产和经营这些必备常用廉价药品，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和支持，鼓励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这些常用廉价药品的生产和经营，“在药品生产、经营等环节上加以政策支持，最后有利于解决老百姓在看病、买药时碰到的困难”。
医疗腐败是体制病
对于“小医院、大腐败”现象，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说：“这不是一个医院的事，是机制上的问题。”
于宗河说，之前进行的医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医院自负盈亏，自主创收。小型医院仅靠为患者看病无法从中赚取多少利益，“以药养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造成的。”
医疗卫生事业是“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在医改之初却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陷入无序竞争。“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从出厂到卖到患者手中有重重环节，这样的商业运作就给腐败留有了很大的空间。”于宗河介绍。
, 百拇医药
据于宗河介绍，我国1996年曾尝试引进法国医疗监管制度，让药品和医疗器械销售人员只负责宣传，不和经济利益挂钩。但这套机制最终没有获得通过。
笔者还了解到，在司法实践中，以受贿罪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行为进行处罚的，目前还没有判例。“应对有关法律进行修订或出台有关法律解释，将违规收‘红包’、‘药品回扣’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
医疗机构作为药品流通的末端环节，已经形成“医药不分家”的局面。由于医生处方的权威性，医生的选择基本上转变为患者的消费。医生选择何种药品，对医院、医药经销商的利益都有直接影响，一些医院也只好对医药回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卫生法学会主任吴崇其说：“实行医药分离，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医疗制度。医药真正分离后，用什么药、利润是多少，与医生个人利益毫无关系。切断了医生和药品销售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系渠道，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医生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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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型医院，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劳动价值和价格差距过大，劳动报酬不高，在医生中形成补偿心理，也是引发“医疗腐败”的原因之一。
公立医院体现公益性质是治病治本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近日透露了未来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运行机制，公立医院必须体现公益性质，为群众提供优质、低价的基本医疗服务。
在2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而治理的重点中就包括医药购销环节中的回扣问题。只有医药、卫生等部门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有效地控制医药回扣等现象的滋生，让我们的医疗环境逐步变得健康有序。(本报综合),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