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象比类——关于《思考中医》的思考之三
邢玉瑞 陕西中医学院
取象比类,是指在观察事物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进行思维,反映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思维方法。取象比类既可借助于自然界日常见闻的物象,也可借用卦象、爻象、太极等意象以明理。取象比类的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观物取象、据象类比、据象类推和据象比附的几个层次。
中医理论的建构以“天人合一”观为其前提,无论是阐发基础理论,还是认识具体或使用方剂药物,历代医家都大量借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或通过取象比类以求新知,或通过取象比类以论证说理。《思考中医》也不例外,更是大量地采用了取象比类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
取象比类的大量应用,不仅增强了《思考中医》论证的说服力,同时也增强了其趣味性和可读性,其中许多地方可以说不乏妙论。如将《素问·阴阳离合论》开合枢理论与六经辨证相结合,以论述六经病变的病机与治疗,指出枢机主管开合,因而枢机的病变往往也要从开合上看。另一方面,就三阳经病证而言,枢机影响到开的一面,其病变就表现在太阳里,影响到合的一面,其病变就表现在阳明里。所以,临床上见到许多太阳、阳明的病变,若从本经治疗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如果调机枢,往往就迎刃而解。又如从六经气化的角度而论,太阳属寒水,从水的循环角度理解太阳病,麻黄汤与桂枝汤所治为水的蒸腾上升过程障碍,地气不能上为云,所以用发汗之法;五苓散所治则为水的下降过程障碍,水气不能由云变为雨下降,所以用通阳化气利水之法;它如大青龙、小青龙、越婢汤等方都是在讲水。所以说,治太阳就是治水。此可谓独具匠心。另外,刘力红教授也借用许多卦象以说理,从思维方法而言,是一种取意象思维的方法,但卦象也是对物象的一种象征,最终还要通过物象来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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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与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理十分相似,都是一种或然性推理,但取象比类有较强的主观臆测性。这种缺陷在《思考中医》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牵强附会的比附实在太多。如将24节气与人体相类比,四肢应四时,每一肢有六个关节面,正好应“六气为一时”,四肢12个大关节24面,其中一个面与节气相应,一个面与中气相应,并以天气变化对关节疾病的影响作为佐证。岂不知节气的变化不仅影响关节病变,也会影响到其他系统疾病,使之表现出一定的时间性特点。又如对伤寒偏重于足的解释,认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是直立动物,是沿经线走的,禀受的天气最多,而天象头,所以人的头脑最发达;其它动物禀受地气最多,而地象足,所以跑得快。而在人的十二经脉中,只有足经能连接上下,贯穿南北,才能真正地代表经线,所以《内经》、《伤寒论》在谈六经辨证时都是举出足经为代表。那么,奇经八脉也属经脉类,督脉、任脉、冲脉等也连接上下,贯穿南北,又当作何解释?一个土气很弱的病人,用补土的药治疗老是不好,是因为病人老穿一身青色的衣服,青色伐土。以此推论,如果病人穿上黄色衣服,那么不用药物治疗就可自愈吗?再如据称《参考消息》报道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用活鸡预防伊拉克的毒气弹,因为鸡对有毒气体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动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鸡属酉,酉位西方,肺亦属西方,开窍于鼻,而嗅觉是由鼻来主管的,这就造成了鸡的嗅觉与众不同。这里我们暂且不管有关说法是否真实(毕竟没有说明具体的资料来源),也不论十二生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就按刘力红教授的推理方法,恐怕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众所周知,狗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而狗属戌,戌属中央土,与脾相配属,脾开窍于口,主管味觉而不是嗅觉;猴属申,则与鸡同属西方,与肺相配属,猴的嗅觉又为什么不如狗?它如马属午,午位南方,属火属心,乳为血所化,心又主血脉,所以马乳就与血脉有特别的亲和力,能够治疗血管病变;或将肺为水之上源与长江、黄河的源头在我国西部地区相类比等,均属牵强的取象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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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推理要求类比中的共有或共缺属性应该是本质属性,类比对象的共有或共缺属性与类比结论之间应有本质的或必然的联系,而且类比依据的相似性质或关系越多,则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就越高。上述条件也应该适用于取象比类,否则就会犯机械类比的错误。如《思考中医》为了说明中医经典理论的不滞后,以艺术史上的一些现象为例证,诗词、音乐、绘画,并非现代的就是最好的。医学虽说是一个多学科、跨层次的立体系统,是人类发展史上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综合产物,中医学更多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但中医学毕竟还是偏重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所以将中医经典理论与艺术史上的优秀作品相类比,无疑是犯了把两类性质根本不同、没有本质联系、只是表面上相似的对象进行类比的逻辑错误。
在中医学中,取象比类有推导与说理的不同。前者是通过取象比类从已知推导出未知,目的和结果是求得新的知识;后者则是为了论证已有的,来自实践的认识,目的和结果是彰明这些认识,并使之深化和广为接受。在中医学术史上,似乎历代医家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的,要远较借之以推导演绎、寻求新知的为多。古代医家常将药物的功效与药物的形色联系在一起进行类比,如认为肺在色为白,白色入肺,故白色的百部、白前、百合等入肺经,治肺疾;肾在色为黑,故黑色的芝麻能补肾。《思考中医》也循此思路以论证豆能补脑,根据《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述,肾之谷为豆,其臭为腐。豆的外形简直是肾的缩小,发酵以后的豆,对肾的作用更大,肾主骨生髓,髓通于脑。这就从中医经典的角度印证了日本学者春山茂雄的有关研究结果。其实这里应用取象比类说理,恰好是将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与对这些结论的主观比喻解释混为一谈。因为就药物的功效与形色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这些药物有治肺补肾之效,却并非杜撰的无稽之谈,而是可信的经验认识。之所以造成这种矛盾现象,是因为其结论来自于医学实践,而不是逻辑推导,故其可靠性并不以类比的荒谬与否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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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乾·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时代在发展,人类的认识水平也在与时俱进。所以,对古代的认识以及思维方式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应该看到,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并不能对事物作深入本质的微观思维分析和理论科学发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形成的古典自然科学,最多达到经验科学知识的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也是阻碍古典自然科学向近代实证科学转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战国时已发现磁石引铁现象,汉代已掌握了人工磁化方法,到宋代沈括又发现磁偏角现象,并开始制作罗盘用于航海。但用取象思维的方法,则难以从本质上加以说明。所以,沈括尽管发现“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的磁偏角现象,但认为它们“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稍后的寇宗奭试图做出解释,也只是用五行历法方位说与易学的万物交感论解释为磁石偏东南“盖丙为大火,庚辛金受其制”和“物理相感耳”而已。迄至明清,我国古典天文地理与力学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没有发展出近代的磁力学。
取象比类给中医学带来了表象性、整体性、模糊性等特点,即使像阴阳这样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也会直接引起一系列形象性的联想。而且,由于“象”的无限制的推类,造成科学认识局限于猜测性的思辨和表象观察描述相结合的水平,而不是沿着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中医学一方面理论思维玄虚,用几个包容量极大、可做多方面领悟、解释的基本概念包罗万象地来说明一切;另一方面,对临床及药物等各种现象的观察细致入微,并有详尽的原始记录,然而却不能通过这些大量的经验材料,经过归纳整理,总结出具有可重复性、可比性和可检验性的定律、命题,进而构成具有逻辑结构的理论来,科学实践、认识停留在感官直观观察表象的水平上,大量的经验材料往往被比附于先验的形式框架里,而失去了固有的科学事实的特征。总之,对取象比类应该采用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百拇医药
取象比类,是指在观察事物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进行思维,反映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思维方法。取象比类既可借助于自然界日常见闻的物象,也可借用卦象、爻象、太极等意象以明理。取象比类的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观物取象、据象类比、据象类推和据象比附的几个层次。
中医理论的建构以“天人合一”观为其前提,无论是阐发基础理论,还是认识具体或使用方剂药物,历代医家都大量借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或通过取象比类以求新知,或通过取象比类以论证说理。《思考中医》也不例外,更是大量地采用了取象比类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
取象比类的大量应用,不仅增强了《思考中医》论证的说服力,同时也增强了其趣味性和可读性,其中许多地方可以说不乏妙论。如将《素问·阴阳离合论》开合枢理论与六经辨证相结合,以论述六经病变的病机与治疗,指出枢机主管开合,因而枢机的病变往往也要从开合上看。另一方面,就三阳经病证而言,枢机影响到开的一面,其病变就表现在太阳里,影响到合的一面,其病变就表现在阳明里。所以,临床上见到许多太阳、阳明的病变,若从本经治疗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如果调机枢,往往就迎刃而解。又如从六经气化的角度而论,太阳属寒水,从水的循环角度理解太阳病,麻黄汤与桂枝汤所治为水的蒸腾上升过程障碍,地气不能上为云,所以用发汗之法;五苓散所治则为水的下降过程障碍,水气不能由云变为雨下降,所以用通阳化气利水之法;它如大青龙、小青龙、越婢汤等方都是在讲水。所以说,治太阳就是治水。此可谓独具匠心。另外,刘力红教授也借用许多卦象以说理,从思维方法而言,是一种取意象思维的方法,但卦象也是对物象的一种象征,最终还要通过物象来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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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与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理十分相似,都是一种或然性推理,但取象比类有较强的主观臆测性。这种缺陷在《思考中医》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牵强附会的比附实在太多。如将24节气与人体相类比,四肢应四时,每一肢有六个关节面,正好应“六气为一时”,四肢12个大关节24面,其中一个面与节气相应,一个面与中气相应,并以天气变化对关节疾病的影响作为佐证。岂不知节气的变化不仅影响关节病变,也会影响到其他系统疾病,使之表现出一定的时间性特点。又如对伤寒偏重于足的解释,认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是直立动物,是沿经线走的,禀受的天气最多,而天象头,所以人的头脑最发达;其它动物禀受地气最多,而地象足,所以跑得快。而在人的十二经脉中,只有足经能连接上下,贯穿南北,才能真正地代表经线,所以《内经》、《伤寒论》在谈六经辨证时都是举出足经为代表。那么,奇经八脉也属经脉类,督脉、任脉、冲脉等也连接上下,贯穿南北,又当作何解释?一个土气很弱的病人,用补土的药治疗老是不好,是因为病人老穿一身青色的衣服,青色伐土。以此推论,如果病人穿上黄色衣服,那么不用药物治疗就可自愈吗?再如据称《参考消息》报道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用活鸡预防伊拉克的毒气弹,因为鸡对有毒气体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动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鸡属酉,酉位西方,肺亦属西方,开窍于鼻,而嗅觉是由鼻来主管的,这就造成了鸡的嗅觉与众不同。这里我们暂且不管有关说法是否真实(毕竟没有说明具体的资料来源),也不论十二生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就按刘力红教授的推理方法,恐怕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众所周知,狗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而狗属戌,戌属中央土,与脾相配属,脾开窍于口,主管味觉而不是嗅觉;猴属申,则与鸡同属西方,与肺相配属,猴的嗅觉又为什么不如狗?它如马属午,午位南方,属火属心,乳为血所化,心又主血脉,所以马乳就与血脉有特别的亲和力,能够治疗血管病变;或将肺为水之上源与长江、黄河的源头在我国西部地区相类比等,均属牵强的取象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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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推理要求类比中的共有或共缺属性应该是本质属性,类比对象的共有或共缺属性与类比结论之间应有本质的或必然的联系,而且类比依据的相似性质或关系越多,则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就越高。上述条件也应该适用于取象比类,否则就会犯机械类比的错误。如《思考中医》为了说明中医经典理论的不滞后,以艺术史上的一些现象为例证,诗词、音乐、绘画,并非现代的就是最好的。医学虽说是一个多学科、跨层次的立体系统,是人类发展史上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综合产物,中医学更多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但中医学毕竟还是偏重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所以将中医经典理论与艺术史上的优秀作品相类比,无疑是犯了把两类性质根本不同、没有本质联系、只是表面上相似的对象进行类比的逻辑错误。
在中医学中,取象比类有推导与说理的不同。前者是通过取象比类从已知推导出未知,目的和结果是求得新的知识;后者则是为了论证已有的,来自实践的认识,目的和结果是彰明这些认识,并使之深化和广为接受。在中医学术史上,似乎历代医家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的,要远较借之以推导演绎、寻求新知的为多。古代医家常将药物的功效与药物的形色联系在一起进行类比,如认为肺在色为白,白色入肺,故白色的百部、白前、百合等入肺经,治肺疾;肾在色为黑,故黑色的芝麻能补肾。《思考中医》也循此思路以论证豆能补脑,根据《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述,肾之谷为豆,其臭为腐。豆的外形简直是肾的缩小,发酵以后的豆,对肾的作用更大,肾主骨生髓,髓通于脑。这就从中医经典的角度印证了日本学者春山茂雄的有关研究结果。其实这里应用取象比类说理,恰好是将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与对这些结论的主观比喻解释混为一谈。因为就药物的功效与形色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这些药物有治肺补肾之效,却并非杜撰的无稽之谈,而是可信的经验认识。之所以造成这种矛盾现象,是因为其结论来自于医学实践,而不是逻辑推导,故其可靠性并不以类比的荒谬与否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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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比类给中医学带来了表象性、整体性、模糊性等特点,即使像阴阳这样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也会直接引起一系列形象性的联想。而且,由于“象”的无限制的推类,造成科学认识局限于猜测性的思辨和表象观察描述相结合的水平,而不是沿着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中医学一方面理论思维玄虚,用几个包容量极大、可做多方面领悟、解释的基本概念包罗万象地来说明一切;另一方面,对临床及药物等各种现象的观察细致入微,并有详尽的原始记录,然而却不能通过这些大量的经验材料,经过归纳整理,总结出具有可重复性、可比性和可检验性的定律、命题,进而构成具有逻辑结构的理论来,科学实践、认识停留在感官直观观察表象的水平上,大量的经验材料往往被比附于先验的形式框架里,而失去了固有的科学事实的特征。总之,对取象比类应该采用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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