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医教育中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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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7日
当代中医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末算起，已有40多年的历史。中医界对其效果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肯定者可以列举若干数据：如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各多少，成长为教授、主任医师、硕导、博导、院士多少等等，成绩蔚为壮观；否定者则甚至悲观到哀叹：“辛辛苦苦四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这样强烈对立的观点为什么会产生？它对当代中医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什么问题？
中医“异化”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医队伍有自己的佼佼者，如蒲辅周、岳美中、秦伯未等。用今天的称谓，叫“学术带头人”。他们在中医临床与学术研究上成为中医界的楷模，在他们的培育下，数以千计的新一代中医成长起来，这其中的佼佼者，当以几位院士为代表，应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比较师生两代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取向，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就其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运用而言，学生显然远胜于先生，但就中医临床与传统学术的造诣而言，学生是青出于蓝，还是略逊一筹，还是师生各行其道呢？如果我们将目光延伸到几位院士的学生辈，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轨迹与蒲、岳、秦等师祖辈已渐行渐远。设想他们中的佼佼者再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时，其学术轨迹与蒲、岳、秦辈将相去几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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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前述悲观者的哀叹，应非虚语!为什么当代中医教育蕴涵如此严重的矛盾，以致导致如此强烈的“异化”呢？
中医的传统文化特性
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带有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这种特性在其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推理、概念体系、技术手段等各个层次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出来。如在中医学中，人即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同时人又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要认识这世界和人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又不能置身于世界与生命之上来审视它们，而只能作为世界与生命中的一员来体察、揣测、领会它们。因此，中医学的认识论就不是“主客两分”地强调“客观”认识，而是“物我一体”、“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于是在方法学上就必须使用整体关联、辩证互补、系统协调的“整体”方法(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进而在推理方法上只能运用“容中的”(不是“排中的”)、“互补的”(违反“矛盾律”的)辩证逻辑来完成其推理，最终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所以中医学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坐标来分辨人的病证状态，这与现代医学的病因、病理、病灶分类方法就无法类比，因为中医学的“八纲”与《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医学的分类方法与“原子论”、“分子论”、“门捷列夫周期律”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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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遭遇现代教育
但是，传统中医的学习，在当代却遭遇了现代教育的尴尬。1956年首批中医大学生入校，他们与其后入学的历届师弟一样，在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都是现代文化科学教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他们的信念，对中医学整理提高是他们的使命，继承只不过是手段、是前期工作。于是在学习中对中医的理论、经典、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来看待，何况这些东西与从小学到高中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思维模式是如此地格格不入，如此地不兼容。与此同时，并行学习的现代医学课程则不断强化先入的现代思维模式。所以中医学能提供给学生的仅仅是“以方治病”的“技”，而对此“技”赖以产生的“道”则置之勿论，或一言以蔽之曰“经验”。所以，在现代中医教育中，从一开始，传统医学的弱势就已确立，其被审视、被研究、被整理、被提高的被动地位就已固定。
“中医研究”还是“研究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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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笔者也是中医本科生之一员，当姜春华、沈自尹先生关于“肾阳虚”研究的论文在《中医杂志》发表时，笔者的兴奋与钦慕，至今尚能记忆。当时以为，姜、沈二先生的研究方向才是我们这些新一代中医的学术取向。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立场一开始就立定在“现代”这一边，并没有因为身在“中医学院”而向传统“归化”。20世纪70年代末，中医也有了研究生教育。其以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瘀血与活血化瘀研究为样板，纷纷建指标，造模型，统计对比，深入微观，追逐分子水平、基因与后基因……一届又一届的硕士、博士们的确接下了由“西学中”专家们开创的“研究中医”的接力棒，也是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一位学长自我评价说，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其实是“中西结合的”，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后，他们已能替代最初由“西学中”专家开创的“研究中医”的工作。这些实事求是的言论，客观地反映了当代中医教育的实际轨迹。
在这些中医学博士与硕士的思想中，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观念能不日渐式微么？据说这些年培养的中医博士们，绝大多数在研究机构“研究中医”(陆广莘先生认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是两回事)，而真正进行“中医研究”的，寥寥无几。, 百拇医药
中医“异化”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医队伍有自己的佼佼者，如蒲辅周、岳美中、秦伯未等。用今天的称谓，叫“学术带头人”。他们在中医临床与学术研究上成为中医界的楷模，在他们的培育下，数以千计的新一代中医成长起来，这其中的佼佼者，当以几位院士为代表，应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比较师生两代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取向，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就其对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掌握运用而言，学生显然远胜于先生，但就中医临床与传统学术的造诣而言，学生是青出于蓝，还是略逊一筹，还是师生各行其道呢？如果我们将目光延伸到几位院士的学生辈，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轨迹与蒲、岳、秦等师祖辈已渐行渐远。设想他们中的佼佼者再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时，其学术轨迹与蒲、岳、秦辈将相去几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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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前述悲观者的哀叹，应非虚语!为什么当代中医教育蕴涵如此严重的矛盾，以致导致如此强烈的“异化”呢？
中医的传统文化特性
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它带有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这种特性在其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推理、概念体系、技术手段等各个层次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出来。如在中医学中，人即被视为世界的一部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同时人又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要认识这世界和人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又不能置身于世界与生命之上来审视它们，而只能作为世界与生命中的一员来体察、揣测、领会它们。因此，中医学的认识论就不是“主客两分”地强调“客观”认识，而是“物我一体”、“体物会心”、“司内揣外”、“司外揣内”地“物我交融”的“内景”。于是在方法学上就必须使用整体关联、辩证互补、系统协调的“整体”方法(而不是用机械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来建构它的体系，进而在推理方法上只能运用“容中的”(不是“排中的”)、“互补的”(违反“矛盾律”的)辩证逻辑来完成其推理，最终在技术手段上体现出整体调控的独特优势。所以中医学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坐标来分辨人的病证状态，这与现代医学的病因、病理、病灶分类方法就无法类比，因为中医学的“八纲”与《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一脉相承的；现代医学的分类方法与“原子论”、“分子论”、“门捷列夫周期律”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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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遭遇现代教育
但是，传统中医的学习，在当代却遭遇了现代教育的尴尬。1956年首批中医大学生入校，他们与其后入学的历届师弟一样，在小学、初中、高中接受的都是现代文化科学教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他们的信念，对中医学整理提高是他们的使命，继承只不过是手段、是前期工作。于是在学习中对中医的理论、经典、概念、逻辑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来看待，何况这些东西与从小学到高中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思维模式是如此地格格不入，如此地不兼容。与此同时，并行学习的现代医学课程则不断强化先入的现代思维模式。所以中医学能提供给学生的仅仅是“以方治病”的“技”，而对此“技”赖以产生的“道”则置之勿论，或一言以蔽之曰“经验”。所以，在现代中医教育中，从一开始，传统医学的弱势就已确立，其被审视、被研究、被整理、被提高的被动地位就已固定。
“中医研究”还是“研究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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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笔者也是中医本科生之一员，当姜春华、沈自尹先生关于“肾阳虚”研究的论文在《中医杂志》发表时，笔者的兴奋与钦慕，至今尚能记忆。当时以为，姜、沈二先生的研究方向才是我们这些新一代中医的学术取向。由此可见，新一代中医的学术立场一开始就立定在“现代”这一边，并没有因为身在“中医学院”而向传统“归化”。20世纪70年代末，中医也有了研究生教育。其以肾的研究、脾的研究、瘀血与活血化瘀研究为样板，纷纷建指标，造模型，统计对比，深入微观，追逐分子水平、基因与后基因……一届又一届的硕士、博士们的确接下了由“西学中”专家们开创的“研究中医”的接力棒，也是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一位学长自我评价说，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其实是“中西结合的”，经过十余年的成长后，他们已能替代最初由“西学中”专家开创的“研究中医”的工作。这些实事求是的言论，客观地反映了当代中医教育的实际轨迹。
在这些中医学博士与硕士的思想中，现代科学的思维模式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传统的观念能不日渐式微么？据说这些年培养的中医博士们，绝大多数在研究机构“研究中医”(陆广莘先生认为，“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是两回事)，而真正进行“中医研究”的，寥寥无几。,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