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济世 毕生追求—记我国神经科创始人之一朱汉英
“先生从上海引进科学火种，点燃山东医学辉煌，蹉跎岁月历经磨难，鞠躬尽瘁心地善良。先生儒雅、深沉、安详，平静地躺在鲜花丛中……”
2005年4月8日，朱汉英教授的追悼会上，山东省各大医院的神经科都派出代表，赶去吊唁；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科的所有医生更是全体出动，只有两个人被迫留下值班。教授生前的同事、好友、学生，无不为这位神经病学先驱的仙逝而痛心。
遗像中，朱汉英教授慈祥的面容、含笑的眼神，似乎在示意大家，不要为他的离去而难过。
1917年，朱汉英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45年毕业于原国立上海医学院，同年受聘于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担任神经精神科助教、讲师，成为我国第一代临床神经病学工作者，是神经内科三个创始人之一。
1954年，受老同学——时任山东医学院院长的方春望之邀，朱汉英到山东来建立神经科，担任科主任与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主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朱汉英制定、完善了神经科的查体方法和查房制度，为山东各地培养了一大批临床神经病学方面的人才，促进了神经病学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朱汉英参加编写了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实用内科学》(第1、2版)、《中华现代医学》(中英文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参与翻译了《苏联神经病学》等著作，并担任《中华神经精神杂志》编委和《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杂志编辑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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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日22时50分，朱汉英教授驾鹤而去。但在后辈们的心目中，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严谨的态度，永远是他们奋进的不竭动力。
在大女儿朱晓熹眼中，父亲朱汉英是一个枯燥的人，一个没有趣味的人，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一个只知道奉献的人。专业，在他的一生中，占据了几乎全部的位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迟兆富是朱汉英教授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认识朱汉英30多年了，他从没见过朱汉英教授迟到，教授退休后一直坚持看门诊，直到两年前病重。在30多名医生中，朱汉英总是第一个到门诊，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朱汉英一般都是提前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走到医院门诊，稍微休息一会再开始工作，他认为，气定神闲了才不会犯错误，用他的话说是，“气喘吁吁地给人看病，我怎么能那样做呢？”
神经科的检查比较复杂，个别时候一套系统的检查做下来需要两个小时。医生为病人检查时，常常需要反复蹲下去、站起来，很是消耗体力。即便这样，年事已高的朱汉英仍然亲历亲为，一丝不苟地为病人检查。其实那时他看门诊，总有年轻医生帮他抄方子，有同事好意劝他，检查的事情可以让年轻人做，自己坐着写写病历就行了，朱汉英却说：“那哪儿行啊？那样我就找不着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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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体了，把发生问题的病体调整好，决不是找到松动的螺丝拧拧紧这么简单。医生看病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病人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改变治疗药物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朱汉英给一个病人看病，开了药以后嘱咐病人过一段时间复诊，好根据病情调整用药。病人复诊的时候朱汉英不在医院，就找到别的医生，别的医生一看是朱教授看过的，就按照以前的处方抄方子。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等到病人找到朱汉英时，病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朱汉英看看病人的用药，想：怎么用这个药？往前翻翻病历，最早原来是他自己开的!这件事情给他很大触动，他说，比他年轻的医生太盲目太迷信他的权威了。
朱汉英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从那以后，朱汉英常说，他不能“犯错误”了，他的一丁点儿偏差，对别人的影响就可能会很大。因此，到了年纪大了的时候，他看门诊坚持每半天只看十个病人，决不马虎。
“没有朱教授，就没有神经科严谨的查体制度、交接班制度和教学查房制度。”每次查房，首先是实习医生汇报病历，然后住院医生做补充、主治医生全面归纳，最后，朱汉英总要针对一些疑难杂症进行系统讲解，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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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朱汉英每周查房一次。每逢他查房，进修医生、研究生、住院医生等年轻医生都特别愿意参加，因为每次查房，他都要讲一个题目。为了讲这个题目，事先他要到病房去找病例，病房没有，还要到急诊或门诊去找，然后到图书馆翻书。
周四，是查房、进行疑难病例分析的日子，但朱汉英的准备，从周一就开始了。到病房或门诊、急诊选定病人之后，就到图书馆或者回家查阅资料，一本本、一摞摞地翻。这个时候，家里气氛最紧张了，女儿朱晓熹说，有时候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查不到资料的时候，爸爸就会唉声叹气，脾气也不会太好。”
星期四更是一个难过的坎儿。星期三晚上，朱汉英总是早早睡觉，星期四凌晨两点钟，他就起床了，扭开灯，戴上眼镜，摊开书本，开始备课、背书。他说，年纪大了，背早了记不住。查房时，会有很多医生前去旁听。朱汉英一边问病史、查体，一边在黑板上讲解，一讲就是一上午。因为满口的浙江话，害怕别人听不懂，他总是边讲边在黑板上认真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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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朱汉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看到爸爸很满意，就知道又有很多人听他的课，他也讲得很好了，我们紧张的精神可以放松一下了……”朱晓熹说，后面的几天，家里的氛围才自由了些。下周一，新的紧张又开始了。
至今，很多医生还记得他查房、讲解病例时的情景，都说他头脑清醒、条理清楚、逻辑清晰。可是谁知道，那些星期三、星期四都是不能受打扰的日子呢？
“朱教授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给学生和年轻医生分析病例的时候，碰到他也不懂的地方，他就说自己不知道。碰到把握不准的病人，就跟病人约好时间，然后回去查资料，弄准确了再给病人看。”说起朱汉英的严谨，同事和学生们都有相同的感受。
有一次，朱汉英在门诊碰见一个患有肌阵挛癫痫的小女孩，当时病情很复杂，朱汉英一时拿不准如何诊断，就叫孩子家属第二天上午十点在门诊等他。下班后，朱汉英到图书馆查资料、回家翻书，第二天准时到门诊给病人答复。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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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朱汉英的关门弟子郭斌跟随教授进行临床实习。朱汉英碰到一位50岁的病人，四肢肌肉萎缩，言语不清。经过初步检查和询问，他初步断定，病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在当时是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为了给病人一丝希望，并进一步做肌电图检查以待确认，朱汉英在病历上慎重地写了几个字：肌萎缩原因待查。
郭斌说，老师的认真、严谨对自己影响很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一次，诊室里来了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家长说她爱哭闹、易烦躁、情绪不稳。于是，有位医生简单地询问了病情，诊断为神经衰弱，说属于功能性疾病，吃点药，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朱汉英在复查时，发现了这位病人，要求重新诊断：“自古以来都说，‘小儿无诈病’，小孩子怎么会欺骗人呢？”朱汉英亲自检查、诊断，结果发现，小女孩得了“肝豆状核变性”，一种铜代谢异常的隐性遗传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科技就是生产力”的理论让朱汉英等“反动学术权威”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年，朱汉英成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八年间共培养硕士研究生七名。1986年以后，他就再也不带研究生了，他说，“我想不出好的课题来了，怎么带研究生呢？我不能耽误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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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出好课题，决不肯带研究生，分数不够高、外语不达要求的学生他也决不收。大女儿朱晓熹的一个老同学，外语学的是日文，想考朱汉英的研究生，朱汉英一口回绝。
虽然带的研究生不多，但对于每一个学生，朱汉英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想尽办法为他们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每次学生出国临走，或从国外归来，他都要掏腰包，请学生们到酒店吃饭。这时，朱汉英一改平日的严肃，笑逐颜开。
除了这七名研究生，科里的其他医生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也都是朱汉英的学生。1960年毕业参加工作的韩丹春教授，是与朱汉英相识时间比较长的同事了。在韩丹春眼中，朱汉英谦虚严谨，对人要求严格，但从不发脾气，让人从内心愿意一丝不苟地把工作做好。他布置工作时的口气也从不是命令式的，而是温和地说：某某医生啊，有一件什么事情啊，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不能做一下啊？
1973年，当时还没有CT、磁共振等先进的检查设备，脑脊液循环试验是神经科经常做的检查之一。有一次，在为一名颈髓肿瘤的病人做检查时，出现了压颈试验不通畅、压腹试验通畅的现象，大家都不能理解。朱汉英到学校的解剖教研室找出解剖挂图，给科里的医生们耐心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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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英的精湛医术和严谨态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病人慕名而来。一旦诊断明确、治疗有效，很多病人都会买些礼物如西瓜、鱼等送给他，但他从来不收。有一次病人送来了两个西瓜，第二天他就派人把西瓜给病人又送了回去。在那个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年代，一位病人在看病时反复提起：“我是百货公司的”，朱汉英很纳闷：他是百货公司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直到好几天以后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次，迟兆富花了几块钱，买了两瓶葡萄酒送给朱汉英，结果愣是让老师给退了回来。几天后科里开党员会议，朱汉英又把这件事当作“反面教材”给抖落了出来，搞得坐在台下的迟兆富满脸通红，甚至别的同事也觉得有些尴尬。
青年时代的朱汉英是个很讲究的人，这一点从那些发黄的黑白照片中可见一斑：穿西服打领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干净清瘦的脸庞，眼镜后面透出的是睿智和才华……到山东来以后，朱汉英变得很朴素，一粒米掉到饭桌上，他都要捡起来放进嘴里；菜吃剩下了，放起来，下顿接着吃；洗过衣服的水，留下冲厕所；床单都有几十个补丁了，还是不舍得扔掉；一件呢子大衣，披了几十年……在家里，一件汗衫可以穿到很破。有一年夏天，小女儿朱晓东从背后看见爸爸的确良衬衣里面的汗衫像蜘蛛网一样，就提醒爸爸换掉，结果朱汉英说：“哦，那这件汗衫夏天不能穿了，冬天还能接着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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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英的老伴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一名护士长，1982年5月，老伴离开了人世。为了纪念去世的老伴，也为了发展一下比较落后的护理事业，1985年，朱汉英拿出全部积蓄，捐资18000元人民币，在山东医科大学护理系(现山东大学护理学院)设立了奖学金。当时，朱汉英的月工资是180元，已经属于“天文数字”了。朱汉英去世的时候，医院的不少护士都说，上学的时候拿过这个奖学金。一万八千元，在当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熟悉朱汉英的人对朱晓熹说：“我知道，你爸爸把吃饭的钱都拿出来了。”而在那之前，朱晓熹被查出患有鼻咽癌，正在治病，医疗费用不菲，而且由于她所工作的国棉厂经济效益一直不好，她的收入少得可怜。
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朱汉英的病情恶化。基于他对医院的巨大贡献，医院对他开放了重症监护病房，但朱汉英摇摇头，“住那个地方干吗？身上插满了管子，很痛，里面冷冰冰的，看不见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那是浪费国家的钱啊!”生命结束前的一天，医生问他：“朱老，您好不好？”他还用尽力气地回答：“好!”作为医生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状况，他这个“好”，是不肯麻烦人的意思。与远在美国的小女儿朱晓东的最后一次通话，他还说叫女儿放心，他一切都好，大家照顾得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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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儿的眼中，朱汉英是个书呆子。女儿常常笑话他：爸爸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连吃饭都不会!书呆子父亲顽固地只吃南方口味的饭菜，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只知道坐在饭桌前，看看有没有喜欢吃的，做得不对胃口了，就会少吃或者不吃，但从不提要求。所以做饭问题一直是妻子和女儿的头等大事。
1966年，朱汉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为病人看病了，只能在病房里拖地板。很快，人们就发现，他连地板也不会拖。
在朱汉英心里，做学问是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吃饭睡觉，他一辈子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做学问上，看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生命后期，很多医生护士去看望他，他还依次问问每个人都在搞什么课题。
除了看专业书，朱汉英还关心国家大事，《参考消息》每期必看。他唯一的爱好是听京剧，有时间的时候，会花点时间看电视、听京剧。十多年之前，小女儿到美国定居以后，朱汉英一个月给女儿写一封信，内容经常是“形势大好”之类的话，也会谈谈对医疗制度的不满，以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和就医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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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说，书呆子父亲虽然是个稍显迂腐的老头，但也有可爱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在半夜爬起来，看足球比赛，大呼小叫。前两年用电子邮件跟小女儿联系，小女儿的信件是英文，朱汉英给大女儿翻译的时候，有时会故意翻译错了，等到大女儿查英文词典发现时，他会一本正经地说：“也让你高兴高兴。”
受朱汉英的熏陶，朱晓熹的女儿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搬个小凳子，坐到正在看书的外公身旁，拿着铅笔写字。朱晓熹说，“我们家的孩子不用管，学习都很好。”朱汉英的小女儿朱晓东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后来到南开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微生物研究所，现定居美国，从事病毒遗传基因的相关研究。
大女儿朱晓熹的女儿五年前从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新加坡从事内分泌方面的研究。
一代先驱，如巨星陨落。朱汉英的离去，是千万患者的损失，神经学界为之悲痛。
生命已逝，然精神永存。“行医济世，毕生追求”，这是朱汉英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严谨的态度，已融入神经学界的每一个“细胞”，流淌在每一个后来者的血液中……, 百拇医药
2005年4月8日，朱汉英教授的追悼会上，山东省各大医院的神经科都派出代表，赶去吊唁；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科的所有医生更是全体出动，只有两个人被迫留下值班。教授生前的同事、好友、学生，无不为这位神经病学先驱的仙逝而痛心。
遗像中，朱汉英教授慈祥的面容、含笑的眼神，似乎在示意大家，不要为他的离去而难过。
1917年，朱汉英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45年毕业于原国立上海医学院，同年受聘于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担任神经精神科助教、讲师，成为我国第一代临床神经病学工作者，是神经内科三个创始人之一。
1954年，受老同学——时任山东医学院院长的方春望之邀，朱汉英到山东来建立神经科，担任科主任与神经精神病学教研组主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朱汉英制定、完善了神经科的查体方法和查房制度，为山东各地培养了一大批临床神经病学方面的人才，促进了神经病学的发展。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朱汉英参加编写了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实用内科学》(第1、2版)、《中华现代医学》(中英文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参与翻译了《苏联神经病学》等著作，并担任《中华神经精神杂志》编委和《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杂志编辑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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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1日22时50分，朱汉英教授驾鹤而去。但在后辈们的心目中，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严谨的态度，永远是他们奋进的不竭动力。
在大女儿朱晓熹眼中，父亲朱汉英是一个枯燥的人，一个没有趣味的人，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一个只知道奉献的人。专业，在他的一生中，占据了几乎全部的位置。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迟兆富是朱汉英教授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认识朱汉英30多年了，他从没见过朱汉英教授迟到，教授退休后一直坚持看门诊，直到两年前病重。在30多名医生中，朱汉英总是第一个到门诊，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朱汉英一般都是提前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走到医院门诊，稍微休息一会再开始工作，他认为，气定神闲了才不会犯错误，用他的话说是，“气喘吁吁地给人看病，我怎么能那样做呢？”
神经科的检查比较复杂，个别时候一套系统的检查做下来需要两个小时。医生为病人检查时，常常需要反复蹲下去、站起来，很是消耗体力。即便这样，年事已高的朱汉英仍然亲历亲为，一丝不苟地为病人检查。其实那时他看门诊，总有年轻医生帮他抄方子，有同事好意劝他，检查的事情可以让年轻人做，自己坐着写写病历就行了，朱汉英却说：“那哪儿行啊？那样我就找不着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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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体了，把发生问题的病体调整好，决不是找到松动的螺丝拧拧紧这么简单。医生看病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病人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改变治疗药物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朱汉英给一个病人看病，开了药以后嘱咐病人过一段时间复诊，好根据病情调整用药。病人复诊的时候朱汉英不在医院，就找到别的医生，别的医生一看是朱教授看过的，就按照以前的处方抄方子。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等到病人找到朱汉英时，病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朱汉英看看病人的用药，想：怎么用这个药？往前翻翻病历，最早原来是他自己开的!这件事情给他很大触动，他说，比他年轻的医生太盲目太迷信他的权威了。
朱汉英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从那以后，朱汉英常说，他不能“犯错误”了，他的一丁点儿偏差，对别人的影响就可能会很大。因此，到了年纪大了的时候，他看门诊坚持每半天只看十个病人，决不马虎。
“没有朱教授，就没有神经科严谨的查体制度、交接班制度和教学查房制度。”每次查房，首先是实习医生汇报病历，然后住院医生做补充、主治医生全面归纳，最后，朱汉英总要针对一些疑难杂症进行系统讲解，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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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朱汉英每周查房一次。每逢他查房，进修医生、研究生、住院医生等年轻医生都特别愿意参加，因为每次查房，他都要讲一个题目。为了讲这个题目，事先他要到病房去找病例，病房没有，还要到急诊或门诊去找，然后到图书馆翻书。
周四，是查房、进行疑难病例分析的日子，但朱汉英的准备，从周一就开始了。到病房或门诊、急诊选定病人之后，就到图书馆或者回家查阅资料，一本本、一摞摞地翻。这个时候，家里气氛最紧张了，女儿朱晓熹说，有时候在家里大气都不敢出，“查不到资料的时候，爸爸就会唉声叹气，脾气也不会太好。”
星期四更是一个难过的坎儿。星期三晚上，朱汉英总是早早睡觉，星期四凌晨两点钟，他就起床了，扭开灯，戴上眼镜，摊开书本，开始备课、背书。他说，年纪大了，背早了记不住。查房时，会有很多医生前去旁听。朱汉英一边问病史、查体，一边在黑板上讲解，一讲就是一上午。因为满口的浙江话，害怕别人听不懂，他总是边讲边在黑板上认真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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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朱汉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看到爸爸很满意，就知道又有很多人听他的课，他也讲得很好了，我们紧张的精神可以放松一下了……”朱晓熹说，后面的几天，家里的氛围才自由了些。下周一，新的紧张又开始了。
至今，很多医生还记得他查房、讲解病例时的情景，都说他头脑清醒、条理清楚、逻辑清晰。可是谁知道，那些星期三、星期四都是不能受打扰的日子呢？
“朱教授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给学生和年轻医生分析病例的时候，碰到他也不懂的地方，他就说自己不知道。碰到把握不准的病人，就跟病人约好时间，然后回去查资料，弄准确了再给病人看。”说起朱汉英的严谨，同事和学生们都有相同的感受。
有一次，朱汉英在门诊碰见一个患有肌阵挛癫痫的小女孩，当时病情很复杂，朱汉英一时拿不准如何诊断，就叫孩子家属第二天上午十点在门诊等他。下班后，朱汉英到图书馆查资料、回家翻书，第二天准时到门诊给病人答复。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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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朱汉英的关门弟子郭斌跟随教授进行临床实习。朱汉英碰到一位50岁的病人，四肢肌肉萎缩，言语不清。经过初步检查和询问，他初步断定，病人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这在当时是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为了给病人一丝希望，并进一步做肌电图检查以待确认，朱汉英在病历上慎重地写了几个字：肌萎缩原因待查。
郭斌说，老师的认真、严谨对自己影响很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一次，诊室里来了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家长说她爱哭闹、易烦躁、情绪不稳。于是，有位医生简单地询问了病情，诊断为神经衰弱，说属于功能性疾病，吃点药，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朱汉英在复查时，发现了这位病人，要求重新诊断：“自古以来都说，‘小儿无诈病’，小孩子怎么会欺骗人呢？”朱汉英亲自检查、诊断，结果发现，小女孩得了“肝豆状核变性”，一种铜代谢异常的隐性遗传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科技就是生产力”的理论让朱汉英等“反动学术权威”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年，朱汉英成为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八年间共培养硕士研究生七名。1986年以后，他就再也不带研究生了，他说，“我想不出好的课题来了，怎么带研究生呢？我不能耽误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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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带的研究生不多，但对于每一个学生，朱汉英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想尽办法为他们创造出国深造的机会。每次学生出国临走，或从国外归来，他都要掏腰包，请学生们到酒店吃饭。这时，朱汉英一改平日的严肃，笑逐颜开。
除了这七名研究生，科里的其他医生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也都是朱汉英的学生。1960年毕业参加工作的韩丹春教授，是与朱汉英相识时间比较长的同事了。在韩丹春眼中，朱汉英谦虚严谨，对人要求严格，但从不发脾气，让人从内心愿意一丝不苟地把工作做好。他布置工作时的口气也从不是命令式的，而是温和地说：某某医生啊，有一件什么事情啊，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能不能做一下啊？
1973年，当时还没有CT、磁共振等先进的检查设备，脑脊液循环试验是神经科经常做的检查之一。有一次，在为一名颈髓肿瘤的病人做检查时，出现了压颈试验不通畅、压腹试验通畅的现象，大家都不能理解。朱汉英到学校的解剖教研室找出解剖挂图，给科里的医生们耐心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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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英的精湛医术和严谨态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病人慕名而来。一旦诊断明确、治疗有效，很多病人都会买些礼物如西瓜、鱼等送给他，但他从来不收。有一次病人送来了两个西瓜，第二天他就派人把西瓜给病人又送了回去。在那个买什么都要凭票的年代，一位病人在看病时反复提起：“我是百货公司的”，朱汉英很纳闷：他是百货公司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直到好几天以后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次，迟兆富花了几块钱，买了两瓶葡萄酒送给朱汉英，结果愣是让老师给退了回来。几天后科里开党员会议，朱汉英又把这件事当作“反面教材”给抖落了出来，搞得坐在台下的迟兆富满脸通红，甚至别的同事也觉得有些尴尬。
青年时代的朱汉英是个很讲究的人，这一点从那些发黄的黑白照片中可见一斑：穿西服打领结，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干净清瘦的脸庞，眼镜后面透出的是睿智和才华……到山东来以后，朱汉英变得很朴素，一粒米掉到饭桌上，他都要捡起来放进嘴里；菜吃剩下了，放起来，下顿接着吃；洗过衣服的水，留下冲厕所；床单都有几十个补丁了，还是不舍得扔掉；一件呢子大衣，披了几十年……在家里，一件汗衫可以穿到很破。有一年夏天，小女儿朱晓东从背后看见爸爸的确良衬衣里面的汗衫像蜘蛛网一样，就提醒爸爸换掉，结果朱汉英说：“哦，那这件汗衫夏天不能穿了，冬天还能接着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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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朱汉英的病情恶化。基于他对医院的巨大贡献，医院对他开放了重症监护病房，但朱汉英摇摇头，“住那个地方干吗？身上插满了管子，很痛，里面冷冰冰的，看不见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那是浪费国家的钱啊!”生命结束前的一天，医生问他：“朱老，您好不好？”他还用尽力气地回答：“好!”作为医生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状况，他这个“好”，是不肯麻烦人的意思。与远在美国的小女儿朱晓东的最后一次通话，他还说叫女儿放心，他一切都好，大家照顾得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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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儿的眼中，朱汉英是个书呆子。女儿常常笑话他：爸爸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连吃饭都不会!书呆子父亲顽固地只吃南方口味的饭菜，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只知道坐在饭桌前，看看有没有喜欢吃的，做得不对胃口了，就会少吃或者不吃，但从不提要求。所以做饭问题一直是妻子和女儿的头等大事。
1966年，朱汉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能为病人看病了，只能在病房里拖地板。很快，人们就发现，他连地板也不会拖。
在朱汉英心里，做学问是最重要的事情。除了吃饭睡觉，他一辈子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做学问上，看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生命后期，很多医生护士去看望他，他还依次问问每个人都在搞什么课题。
除了看专业书，朱汉英还关心国家大事，《参考消息》每期必看。他唯一的爱好是听京剧，有时间的时候，会花点时间看电视、听京剧。十多年之前，小女儿到美国定居以后，朱汉英一个月给女儿写一封信，内容经常是“形势大好”之类的话，也会谈谈对医疗制度的不满，以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和就医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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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朱汉英的熏陶，朱晓熹的女儿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搬个小凳子，坐到正在看书的外公身旁，拿着铅笔写字。朱晓熹说，“我们家的孩子不用管，学习都很好。”朱汉英的小女儿朱晓东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后来到南开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微生物研究所，现定居美国，从事病毒遗传基因的相关研究。
大女儿朱晓熹的女儿五年前从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新加坡从事内分泌方面的研究。
一代先驱，如巨星陨落。朱汉英的离去，是千万患者的损失，神经学界为之悲痛。
生命已逝，然精神永存。“行医济世，毕生追求”，这是朱汉英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严谨的态度，已融入神经学界的每一个“细胞”，流淌在每一个后来者的血液中……,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