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土上播撒光明的使者——全国著名眼科专家、齐鲁医院眼科创始人孙桂毓教授传略
山西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民以食为天，进入清代以后，一向守土安命的山东人为“稻粱谋”而掀起了空前的闯关东移民大潮。关东成了移民的天堂了，这里有壮丽的白山黑水，有辽阔而肥沃的黑土地，有遍野飘香的稻米大豆，有蔚为大观的移民们用血汗垒起来的新家园。几十年后，一个全然的“移民社会”在东北形成了。至1911年，东北约有1800万人，其中约有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先后自发涌入的移民，其中以山东人最多。
全国著名眼科专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眼科创始人孙桂毓教授就是山东移民的孩子。他祖籍山东掖县，当年，为了更好的生活，父亲带着母亲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先后有了哥哥姐姐和他。孙桂毓就出生在现在俄罗斯的海参崴，海参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盛产海参而得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威逼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2年，沙俄政府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度过严寒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也许正是因为有过失去家园的经历，日后的孙桂毓才更加热恋自己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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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毓的小学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读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即“柳条湖事件”后，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了中国东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东北呆不下去了。
孙桂毓的父母想到了落叶归根——他们回到了老家山东掖县。但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个更好的发展，父母让刚刚读完小学的孙桂毓跟随哥哥和姐姐来到了北京，让他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
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原是美国基督教堂附设的“蒙学馆”，1888年更名为“怀理书院”，1904年小学、中学、大学部合为一体更名为“汇文大学堂”，汇文中学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光荣的历史传统，培养出以彭雪枫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以王大珩、王忠诚等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就是在这里，孙桂毓开始了自己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起航之旅。
在读中学的时候，孙桂毓的父亲不幸因病去世。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毕竟，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啊!没过多久，操劳过度的母亲也染上了重病，快要中学毕业的孙桂毓恨自己不能为母亲解除病痛，在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毅然把所有的专业都填上了医学专业，他想赶快学成，去治好母亲的疾病，但，母亲还是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在孙桂毓去上海之江大学念医学预科的时候，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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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孔子偕徒外游，忽闻道旁有哭声，停而趋前询其故，皋鱼曰：“我少时好学，曾游学各国，归时双亲已故。为人子者，昔日应侍奉父母时而我不在，犹如‘树欲静而风不止’；今我欲供养父母而亲不在。逝者已矣，其情难忘，故感悲而哭。”
这个故事孙桂毓不知听说过多少遍，但当突如其来的现实一下子落到自己身上时，他还是难以承受。但熟悉中国历史的孙桂毓同样也读过《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很是为孙桂毓所欣赏：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是仁爱的基础，善行就是推己及人。尊老爱幼作为一种美德，体现了人们对整个社会老弱群体的关爱与爱心，这是家庭和睦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要素。
于是，孙桂毓把对母亲的怀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刻苦地投入到医学知识的学习中来。1938年，念了一年多预科的孙桂毓随学校搬到成都，就读于齐鲁大学。当时，协和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都合在了一起，求学是非常艰苦的，很多同学因为经济困难、意志不坚而未能坚持学业。毕业的时候，孙桂毓的班里只剩下九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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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坚定的信念和姐姐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勤工俭学，孙桂毓艰难地继续着自己的大学学业。每年暑假，都有一些有钱人上四川峨眉山避暑，他们打网球，孙桂毓就当球童拣球、画线、替人跑腿，为了省钱，他一天三顿吃土豆，以至于后来一看见土豆就恶心……正是用这些劳动所得和节省积攒下来的生活费，孙桂毓得以顺利地通过七年的大学学习，并最终获得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1946年，孙桂毓毕业后历任设在成都的中央、齐鲁、华西三大学联合眼耳鼻喉科医院住院医师，后来又来到上海中美医院工作，再后来又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医院(现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任眼科主治医师。孙桂毓喜欢学眼科，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位眼科教授叫陈跃真，是他课堂上生动的讲演和精湛的医术深深吸引了孙桂毓，所以面临工作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眼科。
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但国内时局并未因此好转，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激起了无数爱国人士的反抗。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孙桂毓选择了留学深造。1948年在表哥的资助下，他前往英国伦敦眼科研究院专攻眼科。两年后，孙桂毓学成了，他毕业时参加了英国皇家医学会考试，取得了专业学位，并被任命为英国利物浦大学医院眼科助教，布拉克普尔维多利亚医院眼科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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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个时候，孙桂毓的内心再一次面临抉择——回国还是留下？自从来到英国的那一天起，，孙桂毓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的英国，二战刚刚结束不久，急需医学人才，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完全没有问题。如果选择回国，等待自己的不知道是什么。可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经历过家园动荡的孙桂毓胸膛里仍然跳动着一颗爱国的炽热之心。
正在这个时候，中英建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法律意义上的政府，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而且，国内不断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从中英友好学会里的《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上，也能经常看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促使孙桂毓下决心回国的一件事情是外交官伍修权的来访。在伍修权的报告会上，孙桂毓和妻子付曾矩以及一些留学同学了解到，目前新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国内现在奇缺医生，很多医生仅仅是经过两年甚至一年的培训就走上临床，像孙桂毓和付曾矩这样的高级医疗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看到伍修权代表国家求贤若渴的诚恳态度，在加上与日俱增的思乡情怀，孙桂毓在和妻子商量后毅然决定——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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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桂毓的哥哥已经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并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去台湾，但孙桂毓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所以，虽然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了解，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把自己和家人的后半生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他深深爱着的祖国。
回国后，孙桂毓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关于去向问题，有关领导指示：只要专家有要求，尽量给以满足。当时孙桂毓的好朋友——我国著名耳鼻喉专家、齐鲁大学医学院孙鸿泉教授邀请他回自己的母校齐鲁大学，热爱家乡、热爱母校的孙桂毓欣然同意了。
回到母校的孙桂毓历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主任、眼科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兼眼科主任、山东医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
孙桂毓教授几十年来在眼科医疗、科研和教学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尤其对眼科屈光学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1952年他开展角膜移植术获得成功，使许多盲人重见光明，1963年他主持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山东株，仅次于北京，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他善于积累资料和总结经验，将一生中的科研成果以大量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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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毓教授主编的专著有：《眼屈光学》、《眼的屈光学概论》、《实用眼屈光学》等，还编写了《眼科学》等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流行性脑膜炎并发迁移性眼内炎之治疗”《中华医学杂志》，1947年)，此文曾在英国出版的《OphthalmicHitesatiue》杂志上发表，“先天性无虹膜症”(《中华眼科杂志及其外文版》，1952年)，以及“滤过性病毒所致眼病概论”、“Siogren氏综合病症”、“原发性青光眼减压术后的前房角观察”、“先天性虹膜桥状缺损”、“前房内斑克罗夫氏微丝蚴虫病”、“2202例盲目的原因分析”、“角膜移植术之初步经验”、“外伤性虹膜植入囊肿(临床及病理探讨)”、“75例单侧眼球突出症之临床分析”、“山东地区沙眼病毒的分离与鉴定”、“角膜孢子丝菌病”、“进食咀嚼并发异常反射性流泪综合征”等数十篇。此外，他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为该院眼科建设和祖国眼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载入《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第五分册》(山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
孙桂毓于1944年加入中华医学会，任该会眼科委员。后任山东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任山东省沙眼防治研究所所长，曾任第三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一、二届济南市政协委员，第二、四届省政协委员，1952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被评为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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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孙桂毓教授，就不能不说他的姐姐孙桂云女士。孙桂云女士曾是我国著名的短跑运动员，本来在运动方面很有天赋的她，因为父母的去世，放弃了自己的运动梦想，参加了工作，担负起照顾弟弟孙桂毓的重任，孙桂毓的中学尤其是大学，主要是在姐姐的支持下完成的。
后来孙桂毓去了英国，又回到山东，姐姐孙桂云去了香港，哥哥孙桂籍去了台湾。哥姐弟三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姐姐依然牵挂着弟弟。在文革期间，性格直爽的孙桂毓没少挨批斗，这让远在香港的姐姐担心不已。但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她又无法回来，担心和牵挂只能伴着书信来往。直到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刚刚缓和，姐姐就迫不及待地赶过来看望弟弟一家人。
1973年，当时内地还属于生活资源匮乏的时候，细心的孙桂云带来了整整两大箱子东西，小到虾米、香菇都没落下。孙桂毓教授的夫人付曾矩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而且文革期间的政治环境很不稳定，大姐就这样带着这两个庞然大物一般的箱子义无返顾地来看我们，当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就仗着曾经是运动员身体好，天知道她这一路上带着那样两个大箱子是怎么来的，我们问她，大姐只是笑着说了一句话——路上别人都说我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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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云关心弟弟，孙桂毓也心疼姐姐。在文革期间被关牛棚、挨批斗，但孙桂毓在给姐姐的信中一直都是好话：我们很好，不缺吃不缺穿，工作都很顺利……但姐姐来后还是发现，连商店里的货架上都空空如也，吃的东西能从哪里来？姐姐请弟弟一家人出去吃饭，人吃饱了菜吃光了，姐姐怕他们不够再要，弟弟怕浪费又吃光了，姐姐还要要，弟弟发脾气，姐姐说桂毓的脾气还是那么大，看来文革没有受什么委屈。看到最心疼的弟弟一家都挺好，孙桂云放心地回去了，她可以给父母一个交代了。1976年，孙桂云去世；四年后，孙桂毓追随亲爱的姐姐也去了……
孙桂毓和夫人付曾矩教授是1946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医院认识的，当时孙桂毓是医院的主治大夫，付曾矩是从湘雅医学院来实习的学生，孙桂毓是付曾矩的带教老师，学生欣赏老师生动的讲课，老师喜欢学生学习的执着，一来二去，师生二人在慢慢的了解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7年，傅曾矩从湘雅医学院顺利毕业，并留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两个人如愿以偿地结为夫妇。
时隔不久，孙桂毓负笈英伦，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付曾矩放弃了赴美国工作的机会，也来到英国。两年后，他们又一起回国，来到了孙桂毓的家乡山东，并双双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和附属医院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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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毓开朗，付曾矩内秀，平时夫妻俩出门，话全让孙桂毓说了。也正是因为敢说敢做、刚正不阿，文革期间的孙桂毓没少吃苦头，关牛棚、挨批斗，样样都没落下。付曾矩教授在回忆那段时光时仍伤心不已：“老是说他是特务，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回来，因为哥哥姐姐都有钱有地位。他之所以回来，是因为热爱母校，他之所以挨批斗还不走，是因为他不愿意放下刚刚建立起来的眼科，他爱这里的事业，50年代末他成立了防盲研究所，后来虽然因为经济困难取消了，但他从未打算放弃，因为他希望把母校的眼科建设好。从我们回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我们深深爱着的祖国。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也没有动摇过，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迷茫。”
文革刚刚结束时，孙桂毓被允许能给人看病了，虽然身体很不好，可他还是一下子扑到工作上，看到科里的同志学习不够努力，他着急，就冲他们发脾气。老伴付曾矩劝他说，文革那么多年，人心都溃散了，不可能一下子就收回来，慢慢来吧。可孙桂毓教授还是急急火火的工作、搞科研、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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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曾矩教授说：“现在想想，他是怕自己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没来得及建设好科室，对不起母校啊!后来老孙去世了，以前科里那些因为被严格要求而对他有意见的同志也都觉得很遗憾，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没能把眼科建设得更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往往是失去了才觉得美好……我觉得自己最对不起他，平常我们工作都很忙，各忙各的，没能很好的照顾他，反过来他还老是照顾我，安慰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总是说很好，没问题，他是怕我着急呀，再大的委屈都闷在肚子里，脸上还笑呵呵的。1973年，我们的生活就好一点了，1978年，文革结束后生活就更好了，本想趁着这几年好好照顾一下他，可还不到两年，那么一个健康魁梧的人，说倒就倒下了，如果能早照顾一下他就好了……”
说到这里，85岁的付曾矩教授伤心而又自责，让人想起诗人元稹怀念妻子的《遣悲怀》，只不过他们的角色颠倒了一下：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度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真正是坎坷的一生，奉献的一代，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病人，有工作，有集体，唯独没有自己、家庭和孩子……
祝愿逝者安息，生者安康!, 百拇医药
全国著名眼科专家、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眼科创始人孙桂毓教授就是山东移民的孩子。他祖籍山东掖县，当年，为了更好的生活，父亲带着母亲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先后有了哥哥姐姐和他。孙桂毓就出生在现在俄罗斯的海参崴，海参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因盛产海参而得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威逼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2年，沙俄政府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统治东方”……度过严寒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也许正是因为有过失去家园的经历，日后的孙桂毓才更加热恋自己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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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毓的小学是在黑龙江的哈尔滨读完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即“柳条湖事件”后，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了中国东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东北呆不下去了。
孙桂毓的父母想到了落叶归根——他们回到了老家山东掖县。但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个更好的发展，父母让刚刚读完小学的孙桂毓跟随哥哥和姐姐来到了北京，让他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
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原是美国基督教堂附设的“蒙学馆”，1888年更名为“怀理书院”，1904年小学、中学、大学部合为一体更名为“汇文大学堂”，汇文中学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积淀和光荣的历史传统，培养出以彭雪枫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以王大珩、王忠诚等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就是在这里，孙桂毓开始了自己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起航之旅。
在读中学的时候，孙桂毓的父亲不幸因病去世。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毕竟，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啊!没过多久，操劳过度的母亲也染上了重病，快要中学毕业的孙桂毓恨自己不能为母亲解除病痛，在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他毅然把所有的专业都填上了医学专业，他想赶快学成，去治好母亲的疾病，但，母亲还是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在孙桂毓去上海之江大学念医学预科的时候，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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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孔子偕徒外游，忽闻道旁有哭声，停而趋前询其故，皋鱼曰：“我少时好学，曾游学各国，归时双亲已故。为人子者，昔日应侍奉父母时而我不在，犹如‘树欲静而风不止’；今我欲供养父母而亲不在。逝者已矣，其情难忘，故感悲而哭。”
这个故事孙桂毓不知听说过多少遍，但当突如其来的现实一下子落到自己身上时，他还是难以承受。但熟悉中国历史的孙桂毓同样也读过《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很是为孙桂毓所欣赏：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是仁爱的基础，善行就是推己及人。尊老爱幼作为一种美德，体现了人们对整个社会老弱群体的关爱与爱心，这是家庭和睦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要素。
于是，孙桂毓把对母亲的怀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刻苦地投入到医学知识的学习中来。1938年，念了一年多预科的孙桂毓随学校搬到成都，就读于齐鲁大学。当时，协和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和中央大学都合在了一起，求学是非常艰苦的，很多同学因为经济困难、意志不坚而未能坚持学业。毕业的时候，孙桂毓的班里只剩下九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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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孙桂毓毕业后历任设在成都的中央、齐鲁、华西三大学联合眼耳鼻喉科医院住院医师，后来又来到上海中美医院工作，再后来又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医院(现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任眼科主治医师。孙桂毓喜欢学眼科，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位眼科教授叫陈跃真，是他课堂上生动的讲演和精湛的医术深深吸引了孙桂毓，所以面临工作选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眼科。
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但国内时局并未因此好转，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激起了无数爱国人士的反抗。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孙桂毓选择了留学深造。1948年在表哥的资助下，他前往英国伦敦眼科研究院专攻眼科。两年后，孙桂毓学成了，他毕业时参加了英国皇家医学会考试，取得了专业学位，并被任命为英国利物浦大学医院眼科助教，布拉克普尔维多利亚医院眼科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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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桂毓的哥哥已经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并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去台湾，但孙桂毓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所以，虽然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了解，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把自己和家人的后半生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他深深爱着的祖国。
回国后，孙桂毓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关于去向问题，有关领导指示：只要专家有要求，尽量给以满足。当时孙桂毓的好朋友——我国著名耳鼻喉专家、齐鲁大学医学院孙鸿泉教授邀请他回自己的母校齐鲁大学，热爱家乡、热爱母校的孙桂毓欣然同意了。
回到母校的孙桂毓历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主任、眼科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兼眼科主任、山东医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
孙桂毓教授几十年来在眼科医疗、科研和教学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尤其对眼科屈光学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1952年他开展角膜移植术获得成功，使许多盲人重见光明，1963年他主持分离出沙眼衣原体山东株，仅次于北京，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他善于积累资料和总结经验，将一生中的科研成果以大量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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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毓于1944年加入中华医学会，任该会眼科委员。后任山东省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任山东省沙眼防治研究所所长，曾任第三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一、二届济南市政协委员，第二、四届省政协委员，1952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被评为山东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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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孙桂毓去了英国，又回到山东，姐姐孙桂云去了香港，哥哥孙桂籍去了台湾。哥姐弟三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姐姐依然牵挂着弟弟。在文革期间，性格直爽的孙桂毓没少挨批斗，这让远在香港的姐姐担心不已。但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她又无法回来，担心和牵挂只能伴着书信来往。直到197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刚刚缓和，姐姐就迫不及待地赶过来看望弟弟一家人。
1973年，当时内地还属于生活资源匮乏的时候，细心的孙桂云带来了整整两大箱子东西，小到虾米、香菇都没落下。孙桂毓教授的夫人付曾矩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而且文革期间的政治环境很不稳定，大姐就这样带着这两个庞然大物一般的箱子义无返顾地来看我们，当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就仗着曾经是运动员身体好，天知道她这一路上带着那样两个大箱子是怎么来的，我们问她，大姐只是笑着说了一句话——路上别人都说我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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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毓和夫人付曾矩教授是1946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医院认识的，当时孙桂毓是医院的主治大夫，付曾矩是从湘雅医学院来实习的学生，孙桂毓是付曾矩的带教老师，学生欣赏老师生动的讲课，老师喜欢学生学习的执着，一来二去，师生二人在慢慢的了解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7年，傅曾矩从湘雅医学院顺利毕业，并留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两个人如愿以偿地结为夫妇。
时隔不久，孙桂毓负笈英伦，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付曾矩放弃了赴美国工作的机会，也来到英国。两年后，他们又一起回国，来到了孙桂毓的家乡山东，并双双成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和附属医院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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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刚结束时，孙桂毓被允许能给人看病了，虽然身体很不好，可他还是一下子扑到工作上，看到科里的同志学习不够努力，他着急，就冲他们发脾气。老伴付曾矩劝他说，文革那么多年，人心都溃散了，不可能一下子就收回来，慢慢来吧。可孙桂毓教授还是急急火火的工作、搞科研、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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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曾矩教授说：“现在想想，他是怕自己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没来得及建设好科室，对不起母校啊!后来老孙去世了，以前科里那些因为被严格要求而对他有意见的同志也都觉得很遗憾，没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没能把眼科建设得更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往往是失去了才觉得美好……我觉得自己最对不起他，平常我们工作都很忙，各忙各的，没能很好的照顾他，反过来他还老是照顾我，安慰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总是说很好，没问题，他是怕我着急呀，再大的委屈都闷在肚子里，脸上还笑呵呵的。1973年，我们的生活就好一点了，1978年，文革结束后生活就更好了，本想趁着这几年好好照顾一下他，可还不到两年，那么一个健康魁梧的人，说倒就倒下了，如果能早照顾一下他就好了……”
说到这里，85岁的付曾矩教授伤心而又自责，让人想起诗人元稹怀念妻子的《遣悲怀》，只不过他们的角色颠倒了一下：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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