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身，乡村医生变投资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土地规模扩大，农村人口也改变了性质，成了城里人，这必然会给原有的社会体系带来冲击。城市化进程会给乡村医生，或者说农村基层卫生体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又应当怎样直面这些影响呢？让我们通过深圳一名普通乡村医生的经历来看一看。
红、黑、白三级跳
第一次见到周师明时，他正坐在诊所大厅的沙发上与一位年轻的母亲谈论孩子的饮食问题。言谈间，母亲嘴里不时蹦出“周医生”的称呼，其实这不过是村民们延续多年的习惯——此时的周师明已经褪去穿了30多年的白大褂，成为这家个体诊所的投资者之一。
火红的年代，年轻的“赤脚医”
周师明的医生生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他在家乡广东惠阳被生产大队选送到卫校进修学习，在完成惠阳卫校的两次培训后，周师明就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回到大队服务。上世纪90年代初，周师明与家人迁徙到深圳，开始在这生机勃勃的特区里闯荡。没有过多的犹豫，周师明就选择继续穿着他心爱的白大褂，不过工作单位从惠阳农村的村卫生室改为深圳市布吉医院。没过多久，医院领导们考虑到他的经验，决定让他干回老本行，周师明就被派到布吉医院下属的村卫生站去了。一年多后，周师明调到三联村——一个离他家较近村的卫生站工作。不管经历怎样的变迁，周师明都未离开农村这块黑色的土地，所以周师明在自我介绍时，常笑呵呵地说：“我天生就是个在基层卫生站与最基层的村民打交道的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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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三联村的人口逐渐增多，村民们的生活也富裕起来。回忆当年，周师明深有感触，村民们到卫生站就诊不用交诊金，6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享受卫生站的免费定期体检。“那时村里对卫生工作十分重视，不但免去卫生站的水电费，逢年过节，村干部和乡亲们还特地给我拜年、道贺啥的。”
1996年，三联村村干部向布吉医院提议，由村里出地、医院出钱，把村卫生室改造为社区健康卫生服务中心(社康中心)。这样，周师明就从一名单干了20余年的乡村医生变为带领着四五名员工的社康中心负责人，而原来的《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则被周师明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
非法行医，“黑”医生们心里不踏实
然而，事情变化之快往往出乎人们意料，原以为会做一辈子乡村医生的周师明也碰到了他人生中的一堵高墙——1999年5月，《执业医师法》正式实施。此时，周师明所在的村卫生室早已转为社康中心，只持有乡村医生证书的他不得不离开工作多年的岗位，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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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周师明只是比其他乡村医生更早地遭遇到医师资格规范化的洗礼。到2004年，深圳市大批乡村医生都如周师明一般“下岗失业”了。这一改变是由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在2004年进行“撤村改居”，实现城市化带来的。根据卫生部《关于对〈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2004]112号)精神，深圳市原农村卫生站及乡村医生应按照《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管理，原《乡村医师从业管理条例》不再适用。
尽管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这些在农村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乡村医生早已和村民们结下了不解的情谊，不少村民患病后，仍如往常一样向乡村医生求助。如此一来二往，部分乡村医生就到医药公司(或药店)购进一些常用药，在家里接诊相熟的病人，一些地处较偏远的乡村医生甚至私底下保留了原来的村卫生室，继续开诊。
“那时主要是因为相熟的村民如此信任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家里咨询，实在不好拒绝。”周师明皱着眉头回忆，“老实说，这样做我们也不踏实，甚至看到穿制服的人从门前经过都会把心提到嗓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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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开诊所
2005年底，周师明得知原村卫生站负责人可以申办个体诊所，他着实兴奋了一把。当天，周师明就风风火火地找到以前一起在社康中心工作的陈建标医生，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便带着所需证件到龙岗区卫生局申报。周师明证件完备，陈医师的资格也没问题，在随后的专家评审中，他们顺利通过了。捧着卫生局发的筹建批准书，他们东奔西跑，在三联村到处寻找合适的铺面，终于确定了新诊所的地址。经过半年多的装修，一个崭新的诊所呈现在众人面前。
眼下，周医生已经不再行医了，但他保留了空闲时到诊所坐坐的习惯，看看诊所的运作情况、跟来往的病人聊聊天、与医务人员交流一下心得……周医生笑着解释：“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我已经很少干涉诊所的具体运作，到这边大多是出于习惯，来见见老朋友而已。”
也许是在三联村服务了10多年缘故，尽管诊所已因铺面原因搬离了村卫生室的旧址，但村民们牢牢记住了周医生。记者采访时见到，几乎所有到诊所就医的病人都热情地与周师明打招呼，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孩子离开时，还举起孩子的小手，轻轻嘱咐：“跟周医生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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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已经与村民们成为朋友的乡村医生重新开诊所意味着什么？这个秘密也许正隐藏在周师明们灿烂的笑靥中。
卫生站与诊所的距离
周师明并不知道，这个“村卫生站转型为个体诊所”的方案，差点夭折在摇篮里。2005年，不少乡村医生向政府部门建议要照顾历史事实，提出让《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延期的要求。深圳市相关部门就怎样妥善解决原农村卫生站及乡村医生行医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为解决村卫生室的问题有3套方案：一套是遵照规定全部砍掉，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考虑到乡村医生在上世纪60～80年代为农村卫生所做出的贡献，似乎不可行；第二套是在“撤村改居”的过渡期，允许农村卫生站存在，续期到2007年，当时有一部分人倾向于该方案，但后来有人提出“在解决历史问题的同时，不能再制造历史问题”，于是第二套方案也搁置了；而第三套方案才是引导农村卫生站转型为个人诊所。
深圳市卫生局在征求了龙岗、宝安两区政府及卫生局的意见后，决定采取第三套方案——在申办社会医疗机构(即个体诊所或民营门诊部)的过程中，给乡村医生指标，让他们聘请具有执业资格的医师来申报。有业内人士认为，原本申办个体诊所是按年规划指标量审批的，相对比较严格；现在是给予乡村医生一个指标，然后考核其是否合格，这实际上是降低了申报的难度。此说法也得到了周师明的合作伙伴、诊所负责人陈建标的确认。他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他就曾申请过开办个体诊所，但未获批准，如今终于借着与周师明合作的机会圆了自己的诊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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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与以往相比难度有所降低，但此次农村卫生站申报转型为个体诊所或门诊部的操作还是很严谨的。
据深圳市龙岗区医政科科长黄瑛照介绍，申报的卫生站必须同时符合3个要求：持有当地卫生局核发的广东省《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原件；原农村卫生站持证人需具有乡村医生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符合申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的条件。事实上，在申报过程中，也有部分乡村医生因丢失了《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原件而失去机会。原农村卫生站持证人需聘用一个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作为申请转型的个体诊所负责人。申请人需要在规定的受理期间到区卫生局领取表申报，然后由市卫生局组织医疗机构评议专家对已受理的个体诊所(门诊部)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召开医疗机构专家评议会，进行资格评议，最后由区卫生局对验收合格的个体诊所(门诊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验收不合格的，核发医疗机构筹建批准书，等筹建完毕再验收发证。记者采访时也在龙岗区卫生局医政科的电脑中看到，截至2006年8月份，仍有部分具备资格的诊所尚未获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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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深圳市的做法更多是解决乡村医生的出路问题。一名协助资格评议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尽管在评议过程中也鼓励乡村医生通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取得符合《执业医师法》规定的医学专业学历，按照《执业医师法》及有关规定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能通过考试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原乡村医生还只能作为一名管理者或投资者，而不能直接接诊病人。
对此，卫生部新农合技术指导组专家、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李士雪教授指出：“乡村医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乡医队伍人数不少，但总体水平不算高，因此重新注册、筛选也是有必要的；而同时，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又确实有必要建立合法的、能提供正常医疗服务的个体诊所。深圳的做法可以说一次性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通过给予优惠的诊所开办政策，促使如周师明等无执业资格的乡村医师“弃暗投明”，从根本上减少黑诊所的数量；其二，引导如陈建标等具有执业资格的医师流向新城区，使地区医疗资源分布趋于合理化。
李士雪指出，判断一个地区是否适合采取深圳的做法，主要看这个地区周边卫生资源的分布情况——也就是说，应该以群众是否方便就医为根本出发点，若附近已有相应的合法机构，能满足附近群众就医需求，则未必需要大量新开诊所。同时他还建议，主管部门在审批这类诊所的时候，应当有意识地鼓励乡村医生到较偏远的地区开诊所，以便把资源引导到真正缺医少药的地区。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37期, 百拇医药(李蕴明)
红、黑、白三级跳
第一次见到周师明时，他正坐在诊所大厅的沙发上与一位年轻的母亲谈论孩子的饮食问题。言谈间，母亲嘴里不时蹦出“周医生”的称呼，其实这不过是村民们延续多年的习惯——此时的周师明已经褪去穿了30多年的白大褂，成为这家个体诊所的投资者之一。
火红的年代，年轻的“赤脚医”
周师明的医生生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他在家乡广东惠阳被生产大队选送到卫校进修学习，在完成惠阳卫校的两次培训后，周师明就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回到大队服务。上世纪90年代初，周师明与家人迁徙到深圳，开始在这生机勃勃的特区里闯荡。没有过多的犹豫，周师明就选择继续穿着他心爱的白大褂，不过工作单位从惠阳农村的村卫生室改为深圳市布吉医院。没过多久，医院领导们考虑到他的经验，决定让他干回老本行，周师明就被派到布吉医院下属的村卫生站去了。一年多后，周师明调到三联村——一个离他家较近村的卫生站工作。不管经历怎样的变迁，周师明都未离开农村这块黑色的土地，所以周师明在自我介绍时，常笑呵呵地说：“我天生就是个在基层卫生站与最基层的村民打交道的乡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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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三联村的人口逐渐增多，村民们的生活也富裕起来。回忆当年，周师明深有感触，村民们到卫生站就诊不用交诊金，6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享受卫生站的免费定期体检。“那时村里对卫生工作十分重视，不但免去卫生站的水电费，逢年过节，村干部和乡亲们还特地给我拜年、道贺啥的。”
1996年，三联村村干部向布吉医院提议，由村里出地、医院出钱，把村卫生室改造为社区健康卫生服务中心(社康中心)。这样，周师明就从一名单干了20余年的乡村医生变为带领着四五名员工的社康中心负责人，而原来的《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则被周师明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
非法行医，“黑”医生们心里不踏实
然而，事情变化之快往往出乎人们意料，原以为会做一辈子乡村医生的周师明也碰到了他人生中的一堵高墙——1999年5月，《执业医师法》正式实施。此时，周师明所在的村卫生室早已转为社康中心，只持有乡村医生证书的他不得不离开工作多年的岗位，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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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周师明只是比其他乡村医生更早地遭遇到医师资格规范化的洗礼。到2004年，深圳市大批乡村医生都如周师明一般“下岗失业”了。这一改变是由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在2004年进行“撤村改居”，实现城市化带来的。根据卫生部《关于对〈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实施中有关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2004]112号)精神，深圳市原农村卫生站及乡村医生应按照《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管理，原《乡村医师从业管理条例》不再适用。
尽管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这些在农村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乡村医生早已和村民们结下了不解的情谊，不少村民患病后，仍如往常一样向乡村医生求助。如此一来二往，部分乡村医生就到医药公司(或药店)购进一些常用药，在家里接诊相熟的病人，一些地处较偏远的乡村医生甚至私底下保留了原来的村卫生室，继续开诊。
“那时主要是因为相熟的村民如此信任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到家里咨询，实在不好拒绝。”周师明皱着眉头回忆，“老实说，这样做我们也不踏实，甚至看到穿制服的人从门前经过都会把心提到嗓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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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开诊所
2005年底，周师明得知原村卫生站负责人可以申办个体诊所，他着实兴奋了一把。当天，周师明就风风火火地找到以前一起在社康中心工作的陈建标医生，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便带着所需证件到龙岗区卫生局申报。周师明证件完备，陈医师的资格也没问题，在随后的专家评审中，他们顺利通过了。捧着卫生局发的筹建批准书，他们东奔西跑，在三联村到处寻找合适的铺面，终于确定了新诊所的地址。经过半年多的装修，一个崭新的诊所呈现在众人面前。
眼下，周医生已经不再行医了，但他保留了空闲时到诊所坐坐的习惯，看看诊所的运作情况、跟来往的病人聊聊天、与医务人员交流一下心得……周医生笑着解释：“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我已经很少干涉诊所的具体运作，到这边大多是出于习惯，来见见老朋友而已。”
也许是在三联村服务了10多年缘故，尽管诊所已因铺面原因搬离了村卫生室的旧址，但村民们牢牢记住了周医生。记者采访时见到，几乎所有到诊所就医的病人都热情地与周师明打招呼，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孩子离开时，还举起孩子的小手，轻轻嘱咐：“跟周医生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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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站与诊所的距离
周师明并不知道，这个“村卫生站转型为个体诊所”的方案，差点夭折在摇篮里。2005年，不少乡村医生向政府部门建议要照顾历史事实，提出让《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延期的要求。深圳市相关部门就怎样妥善解决原农村卫生站及乡村医生行医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为解决村卫生室的问题有3套方案：一套是遵照规定全部砍掉，这是最省事的办法，但考虑到乡村医生在上世纪60～80年代为农村卫生所做出的贡献，似乎不可行；第二套是在“撤村改居”的过渡期，允许农村卫生站存在，续期到2007年，当时有一部分人倾向于该方案，但后来有人提出“在解决历史问题的同时，不能再制造历史问题”，于是第二套方案也搁置了；而第三套方案才是引导农村卫生站转型为个人诊所。
深圳市卫生局在征求了龙岗、宝安两区政府及卫生局的意见后，决定采取第三套方案——在申办社会医疗机构(即个体诊所或民营门诊部)的过程中，给乡村医生指标，让他们聘请具有执业资格的医师来申报。有业内人士认为，原本申办个体诊所是按年规划指标量审批的，相对比较严格；现在是给予乡村医生一个指标，然后考核其是否合格，这实际上是降低了申报的难度。此说法也得到了周师明的合作伙伴、诊所负责人陈建标的确认。他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他就曾申请过开办个体诊所，但未获批准，如今终于借着与周师明合作的机会圆了自己的诊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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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与以往相比难度有所降低，但此次农村卫生站申报转型为个体诊所或门诊部的操作还是很严谨的。
据深圳市龙岗区医政科科长黄瑛照介绍，申报的卫生站必须同时符合3个要求：持有当地卫生局核发的广东省《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原件；原农村卫生站持证人需具有乡村医生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符合申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的条件。事实上，在申报过程中，也有部分乡村医生因丢失了《农村卫生站办站许可证》原件而失去机会。原农村卫生站持证人需聘用一个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作为申请转型的个体诊所负责人。申请人需要在规定的受理期间到区卫生局领取表申报，然后由市卫生局组织医疗机构评议专家对已受理的个体诊所(门诊部)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召开医疗机构专家评议会，进行资格评议，最后由区卫生局对验收合格的个体诊所(门诊部)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验收不合格的，核发医疗机构筹建批准书，等筹建完毕再验收发证。记者采访时也在龙岗区卫生局医政科的电脑中看到，截至2006年8月份，仍有部分具备资格的诊所尚未获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http://www.100md.com
当然，深圳市的做法更多是解决乡村医生的出路问题。一名协助资格评议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尽管在评议过程中也鼓励乡村医生通过正规的医学教育取得符合《执业医师法》规定的医学专业学历，按照《执业医师法》及有关规定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能通过考试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原乡村医生还只能作为一名管理者或投资者，而不能直接接诊病人。
对此，卫生部新农合技术指导组专家、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李士雪教授指出：“乡村医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乡医队伍人数不少，但总体水平不算高，因此重新注册、筛选也是有必要的；而同时，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又确实有必要建立合法的、能提供正常医疗服务的个体诊所。深圳的做法可以说一次性解决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通过给予优惠的诊所开办政策，促使如周师明等无执业资格的乡村医师“弃暗投明”，从根本上减少黑诊所的数量；其二，引导如陈建标等具有执业资格的医师流向新城区，使地区医疗资源分布趋于合理化。
李士雪指出，判断一个地区是否适合采取深圳的做法，主要看这个地区周边卫生资源的分布情况——也就是说，应该以群众是否方便就医为根本出发点，若附近已有相应的合法机构，能满足附近群众就医需求，则未必需要大量新开诊所。同时他还建议，主管部门在审批这类诊所的时候，应当有意识地鼓励乡村医生到较偏远的地区开诊所，以便把资源引导到真正缺医少药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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