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丽，白衣天使为何有“耻辱感”
核心提示：药效相同的两种药，换个包装就比前面一种贵几块十几块，这本身就不对。国家药监局为啥要批准同类药品有十几个品牌推出，又让它们去竞争价格呢？护士张德丽勇敢地说了出来，但是她不得不要离开
朋友打电话说我没事找事，领导批评我不该说医院与经济指标挂钩
创收的方式，比如说，床位转换费。有些白血病儿童刚上了药，细胞很少，很脆弱，怕感染，在医院休养期只有护理费和床位费，从创收讲就不想他老占着床位
确实有些医护人员是“功能性”的工作，打针就打针，换药就换药，不会关心一下病人的心理感受，只是机械地完成某些功能
有的病用便宜的药就能治好，但医药代表采取多种贿赂形式（把贵重药品）推入医院，医生为了多得回扣，就开价格高的药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朱宝 发自成都
, 百拇医药
小病员舍不得张阿姨走
小病员的日记
张德丽见人总是笑盈盈的。她笑起来像个天使。
9月上旬《成都晚报》一篇《“耻辱感”逼我离开这个岗位》的报道，让张德丽在猝不及防间成了新闻人物：四川本地媒体之外，许多外地媒体也在找她，网络世界里，有关她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
张德丽想不通：自己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离开，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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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42岁的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20岁时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即矢志以“白衣天使”为职业的美丽女性，已在这家医院里工作了20多个年头，深得患儿、家属、以及同事的尊重和喜爱。
但现在她却准备离开，转往另一家医院工作。
她其实是非常喜欢她的工作的。她本已在8月底办好了调职手续，应儿童医院的邀请，她又被借调回一个月。张德丽对血液科的同事说：“周末排班时你们可以排上我，我回来值班。”
9月10日，星期天，张德丽在儿童医院，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在血液科护士站，时常有白血病儿童远远地叫她：张阿姨好。身边经过的病人家属总会说：张老师好。她笑笑，点点头。
要给孩子们打针时，她熟练地拿起输液瓶，往里面注射药剂，再轻轻地推到小病人的静脉里，末了温柔地说：“嗯，你真勇敢！”手里不忘带个小礼品奖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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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面前，张德丽是安静而亲切的，在工作之外，她是贤良而温和的，带着自然的美丽的笑。只有一谈到工作、谈到离开时，常常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她也觉得，“我不该说这么多话的”，“我不想被媒体曝光”，但她还是觉得，“我说的其实都是事实”。
不能出院的娃娃，我不能把他们硬推出去
人物周刊：四川媒体的报道出来后，对你有影响吗？
张德丽：其实我就只有那些话。朋友打电话说我没事找事，领导批评我不该说医院与经济指标挂钩，但我说的是事实。
人物周刊：有压力吗？
张德丽：是啊。我实在觉得做医疗这行压力很大，除了医德，还有经济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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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有经济考核？
张德丽：我们医院是差额拨款，有部分资金是要通过医院自己来创收的。
人物周刊：有哪些创收方式？
张德丽：创收的方式，比如说，床位转换费。有些白血病儿童刚上了药，细胞很少，很脆弱，可以送回家休养，但怕感染，在医院休养期只有护理费和床位费，从创收讲就不想他老占着床位。新入院的花费高些，前期病情还不能确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很可观。预计三天五天该出院的，到了三天五天还不具备出院条件，医院就会追查，这会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还有回扣、提成呀什么的。
人物周刊：其他科室如何？
张德丽：其他科室护士会好些，比如肺气肿，就可以给病人上雾化机等等，这就是一笔费用。设备技术更新，附加给病人，也是创收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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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在你这件事报道出来后，还有媒体报道了某家医院让所有人员都上缴回扣的事，你们医院呢？
张德丽：其实经常有医药代表在医院转来转去，一会儿就进了某些科室，这种收回扣的情况肯定有，每个医院肯定都有。
人物周刊：你听到的给回扣现象能达到什么状况？
张德丽：我也不清楚，应该有高有低，有个其他医院的医生朋友用一种昂贵的抗肿瘤药，他一个月用几十支这种药，（得到的回扣就能使他）不用再看病了。
人物周刊：你要离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创收？
张德丽：我所在的科室就没办法创收。即使能，我也不可能去做，咋可能把额外医疗费附加到白血病儿 童身上嘛！有人问过我，我没当回事。还有人侧面问我，让我多翻翻物价规定，找点办法来创收。我说我把规定都翻烂了，也没找到创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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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们收入跟创收有关系？
张德丽：奖金收入，大部分都要来自治疗费提成，治疗费包括护理费、检查费等。我们只对检查费提成，（病人刚入院时），入院检查比较多。
人物周刊：本来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医院变成要创收，很奇怪的。
张德丽：（大多数）医院每年都会制订盈利目标、服务满意目标等。盈利增长也是一种“政绩”，到了年底，各医院还会进行（盈利）评比，看排名第几。不过创收也不能怪医院，（我认为）这种竞争机制本身就有问题，应该问一下：医院该不该盈利？
代罪羔羊
人物周刊：现在医患矛盾很突出啊。
张德丽：我听说有病人在医院急诊室窗下放了凳子，打了医生就从那儿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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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医患矛盾中，你认为医护人员有责任吗？
张德丽：确实有些医护人员是“功能性”的工作，打针就打针，换药就换药，不会关心一下病人的心理感受，只是机械地完成某些功能。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会听到对医院的批评，比如有病人说，看病时还没把病症说清楚，医生把药都开了。
张德丽：有时门诊室排了长长的队，医生忙不过来，就凭经验，没等病人把病情说完就把处方开了，要是速度太慢，后面没看到病的就着急了。有时医生的思维还在前一个小孩那儿，但时间不够，笔下却在为这个小孩开药。
人物周刊：对医院的批评可能最突出的是看病贵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张德丽：国家（的监管政策有问题），不该让同类药换个名字、换个价就审批通过了。药效相同的两种药，换个包装就比前面一种贵几块十几块，这本身就不对。国家药监局为啥要批准同类药品有十几个品牌推出，又让它们去竞争价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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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病用便宜的药就能治好，但医药代表采取多种贿赂形式（把贵重药品）推入医院，医生为了多得回扣，就开价格高的药。对病人来说，本来疗效都差不多，价格却上去了。
看病贵，不见得都是医院的原因。药价是透明的，检查费相对多些。一般医院在药物方面微有盈利，因为药物进医院的价格是公开的。医院也会定期公布用量猛增、药物进院价格较高的药。要是贵就贵在进医院前了。
有些医生给病人开单做检查，也不是为了创收，是怕误诊，但是开检查吧，查出来没事，病人会认为是在摊派，要没开检查，万一又误诊了，那该怎么办？
人物周刊：作为护士，你也有委屈吧？
张德丽：香港和美国，人家靠医疗保险就能治病，他们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有多大？！我们呢？对医疗的投入多大，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其实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世界排名还是靠前的，这说明中国医护人员的工作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只在非典时期才有体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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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听说你要离开，很大程度上是觉得对不起你的那些护士姐妹。
张德丽：每个月发工资、发奖金那几天，都是我最痛苦的日子。我们科室的护士那么累，但每个月总收入最高的不到2000元，最低的只有900元。每次我给这些靠捐款治病的孩子登记费用时，凡是能免的都免了，最后常常是我们科室在倒贴。
虽然手下的十多个护士都很理解，也从不抱怨，但我经常看到她们在叹气，觉得无可奈何。也许她们会想，我的家境比较好，吃穿不愁，但她们不一样，要养家糊口。在这种压力下，我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去挣这些贫困白血病娃娃的钱啊。
而且干这个工作，有时忙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脚都肿得发亮，回家后先生见了就心痛。我还患有心肌炎，经常心累气紧……
医药费高，看病难，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错误不在医护人员身上，他们不过代为受过。不良医生的确有，但大部分还是医德高尚。在医院不搞市场化前，这些现象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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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对政府的医疗政策有什么建议吗？
张德丽（沉思） ：国家要是对我们科室、对这些白血病儿童多些投入，我也不会有那么大压力了，不用创收，不用去催病人家属交款。
沉默离开
人物周刊：你的朋友看了报道后是什么反应？
张德丽：他们看了报道，以为我处于水深火热中一样，我父亲就看哭了。
人物周刊：很多白血病孩子和家长都不希望你走。
张德丽：本来我想，走了就静悄悄地走，我不想被媒体曝光，让社会上都知道，以为我炒作。我知道我说出了医疗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说出了医护人员的心里话，（这是报道能引起社会反响的原因），虽然这点让我比较欣慰，不过我不想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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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那你舍得离开这些孩子们吗？
张德丽：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为孩子们加药、换药、打穿刺，习惯了他们叫我张阿姨，习惯了病人家属叫我张老师。我愿意看到那些垂危的小病人从医院健健康康地离开，我也习惯了下班后换上便服，到病房坐坐，和病人家属聊聊，问问孩子们的感受。习惯了孩子们拿到我带给他们的小东西眼睛里闪烁出的快乐神情，还有我被他们需要着。
有时新进来的病人，我和他们聊了好一会儿了，病人和家属也不知道我是谁，最后知道我是护士长后，他们就感觉特别亲切，这让我也感觉亲切。
人物周刊：你都已经当了20多年的护士，问题过去也有，但为什么要现在离开？
张德丽：是啊。那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但自从医改后，医患矛盾加剧，经常有病人对医生拳脚相加，或进行威胁。我会调到另一家国家全资拨款的医院，没有所谓的“创收”，压力小得多。白血病儿童患者的家庭大多比较穷，我实在不愿意从病人身上多想些办法赚取一点点钱。我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关心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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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风凉话，说“就是嘛，她们家有的是钱，当然可以做这些事”。其实我出门从来都坐公交车，想省点钱，可以做其它事情。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背离白衣天使的初衷了吗？
张德丽：每当有人说到“白衣天使”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就是白衣天使。记者说（我的离开是因为）职业耻辱感，其实没那么严重，我只是觉得责任压力大。
人物周刊：什么责任压力呢？
张德丽：听说我要调走，那些娃娃老远就从窗户里向我招手，喊张阿姨，看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医院是有考核指标的，医德呀这些是软指标，我们科室排第一，但“业绩”这个硬指标，我的确上不去。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身体，上班很忙很累，回到家后，我的脚经常都肿得发亮。
人物周刊：离开后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
张德丽：换个环境，更自由地关注白血病孩子的事，还希望成立个基金会，救助白血病儿童。
你会怎样写文章呢？
人物周刊：？
张德丽：我不想别人说“你怎么老有话说”。有人说，你离开就离开嘛，干嘛找那么多事。我说的只是医护人员的心里话，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心，不知道有些话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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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打电话说我没事找事，领导批评我不该说医院与经济指标挂钩
创收的方式，比如说，床位转换费。有些白血病儿童刚上了药，细胞很少，很脆弱，怕感染，在医院休养期只有护理费和床位费，从创收讲就不想他老占着床位
确实有些医护人员是“功能性”的工作，打针就打针，换药就换药，不会关心一下病人的心理感受，只是机械地完成某些功能
有的病用便宜的药就能治好，但医药代表采取多种贿赂形式（把贵重药品）推入医院，医生为了多得回扣，就开价格高的药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朱宝 发自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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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病员舍不得张阿姨走
小病员的日记
张德丽见人总是笑盈盈的。她笑起来像个天使。
9月上旬《成都晚报》一篇《“耻辱感”逼我离开这个岗位》的报道，让张德丽在猝不及防间成了新闻人物：四川本地媒体之外，许多外地媒体也在找她，网络世界里，有关她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
张德丽想不通：自己平平常常、简简单单离开，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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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42岁的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20岁时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即矢志以“白衣天使”为职业的美丽女性，已在这家医院里工作了20多个年头，深得患儿、家属、以及同事的尊重和喜爱。
但现在她却准备离开，转往另一家医院工作。
她其实是非常喜欢她的工作的。她本已在8月底办好了调职手续，应儿童医院的邀请，她又被借调回一个月。张德丽对血液科的同事说：“周末排班时你们可以排上我，我回来值班。”
9月10日，星期天，张德丽在儿童医院，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在血液科护士站，时常有白血病儿童远远地叫她：张阿姨好。身边经过的病人家属总会说：张老师好。她笑笑，点点头。
要给孩子们打针时，她熟练地拿起输液瓶，往里面注射药剂，再轻轻地推到小病人的静脉里，末了温柔地说：“嗯，你真勇敢！”手里不忘带个小礼品奖励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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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面前，张德丽是安静而亲切的，在工作之外，她是贤良而温和的，带着自然的美丽的笑。只有一谈到工作、谈到离开时，常常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
她也觉得，“我不该说这么多话的”，“我不想被媒体曝光”，但她还是觉得，“我说的其实都是事实”。
不能出院的娃娃，我不能把他们硬推出去
人物周刊：四川媒体的报道出来后，对你有影响吗？
张德丽：其实我就只有那些话。朋友打电话说我没事找事，领导批评我不该说医院与经济指标挂钩，但我说的是事实。
人物周刊：有压力吗？
张德丽：是啊。我实在觉得做医疗这行压力很大，除了医德，还有经济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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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有经济考核？
张德丽：我们医院是差额拨款，有部分资金是要通过医院自己来创收的。
人物周刊：有哪些创收方式？
张德丽：创收的方式，比如说，床位转换费。有些白血病儿童刚上了药，细胞很少，很脆弱，可以送回家休养，但怕感染，在医院休养期只有护理费和床位费，从创收讲就不想他老占着床位。新入院的花费高些，前期病情还不能确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很可观。预计三天五天该出院的，到了三天五天还不具备出院条件，医院就会追查，这会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还有回扣、提成呀什么的。
人物周刊：其他科室如何？
张德丽：其他科室护士会好些，比如肺气肿，就可以给病人上雾化机等等，这就是一笔费用。设备技术更新，附加给病人，也是创收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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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在你这件事报道出来后，还有媒体报道了某家医院让所有人员都上缴回扣的事，你们医院呢？
张德丽：其实经常有医药代表在医院转来转去，一会儿就进了某些科室，这种收回扣的情况肯定有，每个医院肯定都有。
人物周刊：你听到的给回扣现象能达到什么状况？
张德丽：我也不清楚，应该有高有低，有个其他医院的医生朋友用一种昂贵的抗肿瘤药，他一个月用几十支这种药，（得到的回扣就能使他）不用再看病了。
人物周刊：你要离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创收？
张德丽：我所在的科室就没办法创收。即使能，我也不可能去做，咋可能把额外医疗费附加到白血病儿 童身上嘛！有人问过我，我没当回事。还有人侧面问我，让我多翻翻物价规定，找点办法来创收。我说我把规定都翻烂了，也没找到创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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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们收入跟创收有关系？
张德丽：奖金收入，大部分都要来自治疗费提成，治疗费包括护理费、检查费等。我们只对检查费提成，（病人刚入院时），入院检查比较多。
人物周刊：本来应该是救死扶伤的医院变成要创收，很奇怪的。
张德丽：（大多数）医院每年都会制订盈利目标、服务满意目标等。盈利增长也是一种“政绩”，到了年底，各医院还会进行（盈利）评比，看排名第几。不过创收也不能怪医院，（我认为）这种竞争机制本身就有问题，应该问一下：医院该不该盈利？
代罪羔羊
人物周刊：现在医患矛盾很突出啊。
张德丽：我听说有病人在医院急诊室窗下放了凳子，打了医生就从那儿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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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医患矛盾中，你认为医护人员有责任吗？
张德丽：确实有些医护人员是“功能性”的工作，打针就打针，换药就换药，不会关心一下病人的心理感受，只是机械地完成某些功能。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会听到对医院的批评，比如有病人说，看病时还没把病症说清楚，医生把药都开了。
张德丽：有时门诊室排了长长的队，医生忙不过来，就凭经验，没等病人把病情说完就把处方开了，要是速度太慢，后面没看到病的就着急了。有时医生的思维还在前一个小孩那儿，但时间不够，笔下却在为这个小孩开药。
人物周刊：对医院的批评可能最突出的是看病贵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张德丽：国家（的监管政策有问题），不该让同类药换个名字、换个价就审批通过了。药效相同的两种药，换个包装就比前面一种贵几块十几块，这本身就不对。国家药监局为啥要批准同类药品有十几个品牌推出，又让它们去竞争价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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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病用便宜的药就能治好，但医药代表采取多种贿赂形式（把贵重药品）推入医院，医生为了多得回扣，就开价格高的药。对病人来说，本来疗效都差不多，价格却上去了。
看病贵，不见得都是医院的原因。药价是透明的，检查费相对多些。一般医院在药物方面微有盈利，因为药物进医院的价格是公开的。医院也会定期公布用量猛增、药物进院价格较高的药。要是贵就贵在进医院前了。
有些医生给病人开单做检查，也不是为了创收，是怕误诊，但是开检查吧，查出来没事，病人会认为是在摊派，要没开检查，万一又误诊了，那该怎么办？
人物周刊：作为护士，你也有委屈吧？
张德丽：香港和美国，人家靠医疗保险就能治病，他们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有多大？！我们呢？对医疗的投入多大，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其实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世界排名还是靠前的，这说明中国医护人员的工作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不是只在非典时期才有体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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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听说你要离开，很大程度上是觉得对不起你的那些护士姐妹。
张德丽：每个月发工资、发奖金那几天，都是我最痛苦的日子。我们科室的护士那么累，但每个月总收入最高的不到2000元，最低的只有900元。每次我给这些靠捐款治病的孩子登记费用时，凡是能免的都免了，最后常常是我们科室在倒贴。
虽然手下的十多个护士都很理解，也从不抱怨，但我经常看到她们在叹气，觉得无可奈何。也许她们会想，我的家境比较好，吃穿不愁，但她们不一样，要养家糊口。在这种压力下，我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去挣这些贫困白血病娃娃的钱啊。
而且干这个工作，有时忙起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脚都肿得发亮，回家后先生见了就心痛。我还患有心肌炎，经常心累气紧……
医药费高，看病难，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这些都是表象），真正的错误不在医护人员身上，他们不过代为受过。不良医生的确有，但大部分还是医德高尚。在医院不搞市场化前，这些现象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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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对政府的医疗政策有什么建议吗？
张德丽（沉思） ：国家要是对我们科室、对这些白血病儿童多些投入，我也不会有那么大压力了，不用创收，不用去催病人家属交款。
沉默离开
人物周刊：你的朋友看了报道后是什么反应？
张德丽：他们看了报道，以为我处于水深火热中一样，我父亲就看哭了。
人物周刊：很多白血病孩子和家长都不希望你走。
张德丽：本来我想，走了就静悄悄地走，我不想被媒体曝光，让社会上都知道，以为我炒作。我知道我说出了医疗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说出了医护人员的心里话，（这是报道能引起社会反响的原因），虽然这点让我比较欣慰，不过我不想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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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那你舍得离开这些孩子们吗？
张德丽：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习惯了为孩子们加药、换药、打穿刺，习惯了他们叫我张阿姨，习惯了病人家属叫我张老师。我愿意看到那些垂危的小病人从医院健健康康地离开，我也习惯了下班后换上便服，到病房坐坐，和病人家属聊聊，问问孩子们的感受。习惯了孩子们拿到我带给他们的小东西眼睛里闪烁出的快乐神情，还有我被他们需要着。
有时新进来的病人，我和他们聊了好一会儿了，病人和家属也不知道我是谁，最后知道我是护士长后，他们就感觉特别亲切，这让我也感觉亲切。
人物周刊：你都已经当了20多年的护士，问题过去也有，但为什么要现在离开？
张德丽：是啊。那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但自从医改后，医患矛盾加剧，经常有病人对医生拳脚相加，或进行威胁。我会调到另一家国家全资拨款的医院，没有所谓的“创收”，压力小得多。白血病儿童患者的家庭大多比较穷，我实在不愿意从病人身上多想些办法赚取一点点钱。我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关心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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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风凉话，说“就是嘛，她们家有的是钱，当然可以做这些事”。其实我出门从来都坐公交车，想省点钱，可以做其它事情。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背离白衣天使的初衷了吗？
张德丽：每当有人说到“白衣天使”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就是白衣天使。记者说（我的离开是因为）职业耻辱感，其实没那么严重，我只是觉得责任压力大。
人物周刊：什么责任压力呢？
张德丽：听说我要调走，那些娃娃老远就从窗户里向我招手，喊张阿姨，看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医院是有考核指标的，医德呀这些是软指标，我们科室排第一，但“业绩”这个硬指标，我的确上不去。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身体，上班很忙很累，回到家后，我的脚经常都肿得发亮。
人物周刊：离开后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事？
张德丽：换个环境，更自由地关注白血病孩子的事，还希望成立个基金会，救助白血病儿童。
你会怎样写文章呢？
人物周刊：？
张德丽：我不想别人说“你怎么老有话说”。有人说，你离开就离开嘛，干嘛找那么多事。我说的只是医护人员的心里话，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心，不知道有些话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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