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中医之清源篇
油子在贵人论事篇中说过，中医人奉经如宝，几乎人人出口成颂，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固化，与他们探讨任何东西，都只能是隔靴捎痒，对牛弹琴，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词汇，总是循着不同的逻辑轨道，大多不是擦肩而过，而是根本就南辕北辙的，在此特向方舟子表示敬意，这样的辩论能够忍受，实在是意志坚定。王澄医生师法美国，居然对中西医之争有瑜亮之争一说，怪不得老爱把精力花在小节的争论上，岂不知就象金泼皮、黎跳蚤一样，中医也最爱跟你讨论细节，辩你个稀里糊涂，回家照卖偏方金方。
大凡中医辩论，总少不了对西医治标不治本的批判，所谓本，中医对大众的说法就是“治断根”，西医参与辩论的大多数就惶惶然，“根”是啥东西？咱教科书里没有，没有当然就“治不断”了，中医先生满脸得意地笑。方舟子把本理解为病因，当然标就成了症状，这样的理解在中医看来太过浅薄，他们的所谓本另有所指，西医所谓病因学，症状学，在中医的定义上就是表浅的东西，而更为本质的东西就是那些玄而又玄的阴阳气血。你把病治好了，他老先生嘿地一笑，你这气血尚未全调，来，老夫这几副补药下去，为你去根!根去与不去，当然得老先生回头再加定论的，不用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大家都有饭吃。中医先生“治根”阶段，当然是动用所有的语言功效进行强烈的心理暗示，就不用细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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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所谓本就是区分中西医的标帜。方舟子提到过传统西医中的四体液学说，就跟中医的阴阳五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着边际的东西，由此方舟子认为西医一词是不准确的，应当用现代医学来指代。这种提法有不妥当之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疾病与它的对立面—医学是随人类进化而相生相随的，当人类由自由散漫的游猎时代进化到定居农业时代，疾病就成了马尔萨斯人口控制论的一个重要一环。相对劳动力剩余(相对自然资源而言)使得人类有了分工，医疗与医生就应运而生。各个相对独立的文明都有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医与其它民族医疗体系一样，并不是上“天”独赐，没有神秘性可言。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医学的功效的确乏善可陈，每有流行传播性疾病，人口密集的市镇就面临毁灭性打击，一次性病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屡见不鲜，医学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应对方案，治病救人，只能是遥遥无期的理想(西医使得这一理想有了可能，不细述了)。面对疾病与死亡，医学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环，社会因应，宗教，家庭及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医学引入这些环节中的观念，理论及现象是大势所致，各种凡有理论的民族医学，无不如此，中医之所以有如此系统的理论，也不是神授。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医学有了交流的基础，有交流就有比较，竞争与淘汰，自然选择也在各民族医学中展开，遵循的还是物竞天择的原理(推崇西医的不懂用这个天字，唉!)。西医尽管有过不着边际的四体液学说，其为天择，终归是有其根本原因的，这就是医学之本，现代医学之本，科学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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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液学说源于希波克拉底的医经(Corpus)，西医也大抵追述及此，一如中医之黄帝内经，与黄帝内经不同的是，希氏医经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医疗与疾病可以通过自然推导而不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认知与应用。这个原则是区分西医与其它民族医学的分水岭。中医同其它民族医学一样，大量的神秘现象与原理的介入，最终阻碍了对疾病与医疗的认识，只能通过狡辩与赖皮与西医共存。四体液学说回到其历史环境中并不违背希氏医学的最高原则(即各种体液均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其后一系列的医学领域的进步乃至进代的科学复兴，西医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即知识的积累性)。相反，中医理论则在黄帝内经以后没有大的发展，所有的经典不过是对前人的东西系统的阐述，张仲景开了一个恶例，以儒士而医，认识不到流行性传播性疾病的自限性本质，反而以为他捡到宝了，在他半懂不懂的领域来了一个伤寒论，从此大家就希里糊涂一片。与他同期的华佗，尽管中医总把他老人家拿来撑门面，实则他的经历与中医格格不入，专外科(处三国时代，多战乱伤残，时机很重要)，重实践，少写书(少发狂言瘪言)，可惜教了几个不成器的徒弟(反倒成了中医名家!)，到现在什么都没传下来，其必然乎，偶然乎，中医是不会去思量的。华佗代表着中国民族医学的悲剧，因为从传说来看，他的五禽戏起码得到了养生的真谛，而专于外科也会让他拥有其它人所不具备的解剖学知识，起码传言中他可以进行肠外科手术。华佗代表了一个机会，他与同时代的西医巨挚盖伦有着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后者开创了一个时代，统治西医上千年，而他只是芸花一现，很难想象华佗没有著述，传说中的看守不敢受书大概就是他的著述离经叛道的佐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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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为一方大员而不得不从士而医，一方面是他有济人之心，但更多的是他所看到的疾病更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随时可以让他治下民锐减的威胁(他本家就死亡三分之二而当时医家束手无策，他才奋而学医)。张仲景之学得以流传，无非他的官场背景与其学说脱胎于当时以及数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黄帝内经与神龙本草都大致成书于汉初，是汉初对百家文化整理的结果，在历史中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遗憾的是汉独尊儒术的文化战略太成功了，以致于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医家总是传说，能得以流传的总是庸才。
回到最早希氏医学，其起源于希腊城邦时代，众多邦国林立，医学领域也百花齐放，远不是希氏一支独秀，同期的中华大地上也是邦国众多，诸子百家，好不兴旺。希氏医经不是希波克拉底本人所著，同样黄帝只是传说，所不同者希氏出于流传，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天择，黄帝是官修，为(强)人选。天择人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即使是同时代的中西医，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学术。
中医总是自嘘为天人合一，在更高层次来看病治人，而斥西医只见病不见人。这种误解既与中医先天短视有关，也与西医在中国失其精粹有关。古代医学在医效的比较上即使是最优的与最劣的，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其根本的区分点在于与哲学、伦理学、以及其它学科的结合上，在对病人的处理应对上。前者关乎医学发展，后者则关乎自然选择。西医的根本哲学观念前已述及，那就是从根本上排斥神秘，超自然力量，提倡从事物本身认识事物，这一哲学观念最终导致现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也是西医发展为现代医学的原因，基于这一哲学观念，西医是一种开放性的医学，对于其它医学的优点具有吸纳与消化能力，这一点基本上是其它所有民族医学所缺乏的，在开放性上而言，中医在众多医疗体系中，不是最差的，也是最差的之一。西医的发展史中，其关键人物无不学识丰富，知识遍及各科，在他们的时代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另一面，不少的非医学专业人士却可以为医学做出重大贡献，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人体解剖的巨大贡献。西医的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它的社会地位，医生在西方社会始终是一个受尊崇的职业。中医与西医相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与三教九流相混，与上流社会相去甚远，在群医相竞的年代(春秋战国)或许还有几颗亮星星，比如扁鹊，不是权威人物可以招之即来的，一到中医黑世纪(汉代以后直到现在)，中医的社会地位就只是欺负鲁迅先生的老父了，学而优则士，士不至仍医，中医的没落，代表着社会的没落，跟儒家的没落一脉相承，中医和创新基本上是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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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可以持没有***(中医)就没有###(千年健康)这样的无耻论调，而严谨的西医就没有这一提法。即使是现代医学，对寿命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寿命的最大贡献来自于经济生活条件，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古代，只要迈过儿童时期的几个坎而家境不错的，长寿不是奢望。次于经济的就是现代预防医学，预防医学让婴幼儿健康成长，中国人解放后平均寿命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就是预防医学。现代医学对人的寿命的贡献率只在个位。西医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奇迹。
西医的基本哲学观念导致了西医的三大支架的产生—哲学、伦理学、与疾病治疗学。由于西医只相信推理与对事物的认识，排拆了神秘与超自然，西医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许多疾病的认知的缺乏，相应地，西医就需要伦理学来应对未知领域。西医的伦理学基石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个让中国同道们败坏得无以复加的基本的西医伦理，没办法，中国人不善于起誓，起誓也多半不可信。希氏伦理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准则是医学手段的无害性原则，与这个原则相辅相成的医学原理就是疾病的自限性原理—这一原理在各个民族医学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中医只是很间接地通过疾病的预后来承认这一现象，伦理学的缺位，导致中医医生将所有良好的结果归功于已，而不好的结果归罪于人。一个真正的西医对良好结果总是先归功于人，再归功于已，而不是简单地定论，也不会去愚蠢地量化(三七开？脑子进水的典型标签)。西医售卖的是一种服务，不是疾病治疗，更不是象中医吹嘘的那样是疾病治愈。早在希氏医经里就明确地告之医生的作用是疾病咨讯及提供预后，而不是“治愈”病人，因为良好的医生会让病人自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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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的求实精神奠定了西医治疗手段的基础。大凡综合性的西医经典都少不了养生，饮食的论述。中医的黄帝内经也以养生发端，但中西医的养生是背道而驰的。医学之对疾病之无能为力是一种超文化现象(各国都必然)，当然结果都会导致同一手段，讲求病之预防，而预防当然从养生与饮食入手。受哲学思维的影响，中医的预防是因噎废食，少吃，不吃，以禁为主，而西医认识到疾病的自限性，则要多吃，适当的饮食，以养为主。得了一个不知名的疾病，假如是绝症，中医会医到最后百般禁忌，让你做一个饿死鬼，而西医无能为力时起码让你吃饱，还会及时地引来神父，让你得到心灵的安慰。
中西医即使在疗效相同的情况下同台较艺也只会胜少败多，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如上述与流行的观点相反，中医医病，西医医人。医病者，为求去病而无所不用其极，如同笑话中庸医用夹板医陀背一样，人死了不要紧，要紧的是背要医直。医人者，医生承认术之极限，但求人之最大利益，绝不开口闭口把病人“治好”。西医的精粹在于以人为本，绝不仅仅是现在主张废中医各位所言的科学性。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标致就是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医生，病人家属，或者社会。以秽物入药不是中医首创，更非中医特有，各民族医学都有这样的记载，西医也曾有过。西医的理论难以支持这样的观点，所以这样的手段迅速为西医所弃，而中医的理论不排斥这种行为，所以这种行为为中医所保留。秽物入药应当放在更大的以人为本的背景中去考虑。一个经典的中医医病的镜头是一个长胡子老头开了一大堆药，病人由于药太难吃而拒绝吃药，其家属则苦口婆心劝药!传统的中医由于儒家礼教而不见病人(一半的病人是女的嘛，经常不见病人，男病人也不愿多见了，只号脉)，只见家属，所以中医的传统是蒙病害人，多数时候是病未治好而人害死一半。西药则是西医以人为本系统发展的结果，好药绝不难吃。在中国的西医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西医的传统，比如说手术签字，正统的西医是经病人签的，病人失去认知能力或没有认知能力时才让家属代签的，而且潜在前提是该家属必须能够代表病人的利益。西医的责任关系是建立在病人与医生之间，而不是医生是家属之间。中国对西医的异化代表着中医对西医的侵蚀，也代表着传统文化对西医的侵蚀：病人的行为能力有限，出了医疗事故则是病人家属与医院医生争执，医生也就忘却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说到外科，与中医人动则把华佗吹嘘为中医外科的高峰不一样，最初的西医对外科是排斥的，外科只是一种技能，与剃发匠没有二致—十九世纪以前大多数的外科就是由剃发匠来完成的。其原因就是无害性原则的推广，那时的外科的风险太大，很难保证无害性原则。西医放弃外科这一很有经济潜力的领域体现了西医的高度的行业自律性，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中医毫不知廉耻的宣称可以治“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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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生对未知事物具有恐惧感，疾病与死亡不是一个个人现象，起码家庭这一个最小的社会单元就不得不随时应对这一威胁，现代医学可以延缓死亡，也可以治疗一些疾病，但延续的生命却要受到以前所不常见的疾病的威胁与折磨，现代医学不是万能药，改变不了西医所认识到的医学的局限性。由于中医的封闭性，它的维护者既不知已，又不知彼(中医说穿了就是傻子的代名词，他们的强盗逻辑方式与相信圣人出，黄河清的那些傻蛋没有两样)。现代医学的弱点在西医的最早的典籍里就已经指明，可惜至今中医的“医丝”(取粉丝之意)们还老指着别人的最大长处认为是短处。西医的长处是以人为本，无害性原则，也就是说对慢性疾病与绝症而言西医占绝对优势，但遗憾的是西医面临现代医学发展的冲击过于乐观而有弃舍这一优势的倾向(对科技的过分依赖)，而在中国，变味的西医让中医居然可以说三道四，只能说是中国的西医家门不幸，正道不倡!
取消中医的论点看似诱人，实则没有多大价值，中医的消亡只要有竞争这个前提就够了，而现在的中医也在事实上处于消亡中。大多数支持取消中医的人对现代医学与科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西医也有不同程度的误解。比如说对医学与宗教就有明显的误解，尽管无论是现代还是历史，医学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人把医院当做西医的标帜，却不知宗教才是医院的最有力的支撑体系。中国宗教的缺位，某种程度上也是造成中国现在医疗界黑暗现状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再论罢。
中国需要真正的西医，而不是本土化后能与中医抗衡的西医，面对真正的西医，中医没有选择，也未必会去抗争。中国需要学而优则医，就象其它发达国家一样，才会有真正安全舒适的医疗。以后正本篇中再述罢。, http://www.100md.com
大凡中医辩论，总少不了对西医治标不治本的批判，所谓本，中医对大众的说法就是“治断根”，西医参与辩论的大多数就惶惶然，“根”是啥东西？咱教科书里没有，没有当然就“治不断”了，中医先生满脸得意地笑。方舟子把本理解为病因，当然标就成了症状，这样的理解在中医看来太过浅薄，他们的所谓本另有所指，西医所谓病因学，症状学，在中医的定义上就是表浅的东西，而更为本质的东西就是那些玄而又玄的阴阳气血。你把病治好了，他老先生嘿地一笑，你这气血尚未全调，来，老夫这几副补药下去，为你去根!根去与不去，当然得老先生回头再加定论的，不用说，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大家都有饭吃。中医先生“治根”阶段，当然是动用所有的语言功效进行强烈的心理暗示，就不用细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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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所谓本就是区分中西医的标帜。方舟子提到过传统西医中的四体液学说，就跟中医的阴阳五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着边际的东西，由此方舟子认为西医一词是不准确的，应当用现代医学来指代。这种提法有不妥当之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疾病与它的对立面—医学是随人类进化而相生相随的，当人类由自由散漫的游猎时代进化到定居农业时代，疾病就成了马尔萨斯人口控制论的一个重要一环。相对劳动力剩余(相对自然资源而言)使得人类有了分工，医疗与医生就应运而生。各个相对独立的文明都有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医与其它民族医疗体系一样，并不是上“天”独赐，没有神秘性可言。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医学的功效的确乏善可陈，每有流行传播性疾病，人口密集的市镇就面临毁灭性打击，一次性病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口屡见不鲜，医学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应对方案，治病救人，只能是遥遥无期的理想(西医使得这一理想有了可能，不细述了)。面对疾病与死亡，医学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环，社会因应，宗教，家庭及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医学引入这些环节中的观念，理论及现象是大势所致，各种凡有理论的民族医学，无不如此，中医之所以有如此系统的理论，也不是神授。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医学有了交流的基础，有交流就有比较，竞争与淘汰，自然选择也在各民族医学中展开，遵循的还是物竞天择的原理(推崇西医的不懂用这个天字，唉!)。西医尽管有过不着边际的四体液学说，其为天择，终归是有其根本原因的，这就是医学之本，现代医学之本，科学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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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液学说源于希波克拉底的医经(Corpus)，西医也大抵追述及此，一如中医之黄帝内经，与黄帝内经不同的是，希氏医经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医疗与疾病可以通过自然推导而不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认知与应用。这个原则是区分西医与其它民族医学的分水岭。中医同其它民族医学一样，大量的神秘现象与原理的介入，最终阻碍了对疾病与医疗的认识，只能通过狡辩与赖皮与西医共存。四体液学说回到其历史环境中并不违背希氏医学的最高原则(即各种体液均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而其后一系列的医学领域的进步乃至进代的科学复兴，西医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即知识的积累性)。相反，中医理论则在黄帝内经以后没有大的发展，所有的经典不过是对前人的东西系统的阐述，张仲景开了一个恶例，以儒士而医，认识不到流行性传播性疾病的自限性本质，反而以为他捡到宝了，在他半懂不懂的领域来了一个伤寒论，从此大家就希里糊涂一片。与他同期的华佗，尽管中医总把他老人家拿来撑门面，实则他的经历与中医格格不入，专外科(处三国时代，多战乱伤残，时机很重要)，重实践，少写书(少发狂言瘪言)，可惜教了几个不成器的徒弟(反倒成了中医名家!)，到现在什么都没传下来，其必然乎，偶然乎，中医是不会去思量的。华佗代表着中国民族医学的悲剧，因为从传说来看，他的五禽戏起码得到了养生的真谛，而专于外科也会让他拥有其它人所不具备的解剖学知识，起码传言中他可以进行肠外科手术。华佗代表了一个机会，他与同时代的西医巨挚盖伦有着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后者开创了一个时代，统治西医上千年，而他只是芸花一现，很难想象华佗没有著述，传说中的看守不敢受书大概就是他的著述离经叛道的佐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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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为一方大员而不得不从士而医，一方面是他有济人之心，但更多的是他所看到的疾病更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随时可以让他治下民锐减的威胁(他本家就死亡三分之二而当时医家束手无策，他才奋而学医)。张仲景之学得以流传，无非他的官场背景与其学说脱胎于当时以及数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黄帝内经与神龙本草都大致成书于汉初，是汉初对百家文化整理的结果，在历史中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遗憾的是汉独尊儒术的文化战略太成功了，以致于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医家总是传说，能得以流传的总是庸才。
回到最早希氏医学，其起源于希腊城邦时代，众多邦国林立，医学领域也百花齐放，远不是希氏一支独秀，同期的中华大地上也是邦国众多，诸子百家，好不兴旺。希氏医经不是希波克拉底本人所著，同样黄帝只是传说，所不同者希氏出于流传，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天择，黄帝是官修，为(强)人选。天择人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即使是同时代的中西医，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学术。
中医总是自嘘为天人合一，在更高层次来看病治人，而斥西医只见病不见人。这种误解既与中医先天短视有关，也与西医在中国失其精粹有关。古代医学在医效的比较上即使是最优的与最劣的，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其根本的区分点在于与哲学、伦理学、以及其它学科的结合上，在对病人的处理应对上。前者关乎医学发展，后者则关乎自然选择。西医的根本哲学观念前已述及，那就是从根本上排斥神秘，超自然力量，提倡从事物本身认识事物，这一哲学观念最终导致现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也是西医发展为现代医学的原因，基于这一哲学观念，西医是一种开放性的医学，对于其它医学的优点具有吸纳与消化能力，这一点基本上是其它所有民族医学所缺乏的，在开放性上而言，中医在众多医疗体系中，不是最差的，也是最差的之一。西医的发展史中，其关键人物无不学识丰富，知识遍及各科，在他们的时代有着重大的社会影响，而另一面，不少的非医学专业人士却可以为医学做出重大贡献，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对人体解剖的巨大贡献。西医的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它的社会地位，医生在西方社会始终是一个受尊崇的职业。中医与西医相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与三教九流相混，与上流社会相去甚远，在群医相竞的年代(春秋战国)或许还有几颗亮星星，比如扁鹊，不是权威人物可以招之即来的，一到中医黑世纪(汉代以后直到现在)，中医的社会地位就只是欺负鲁迅先生的老父了，学而优则士，士不至仍医，中医的没落，代表着社会的没落，跟儒家的没落一脉相承，中医和创新基本上是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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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可以持没有***(中医)就没有###(千年健康)这样的无耻论调，而严谨的西医就没有这一提法。即使是现代医学，对寿命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寿命的最大贡献来自于经济生活条件，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古代，只要迈过儿童时期的几个坎而家境不错的，长寿不是奢望。次于经济的就是现代预防医学，预防医学让婴幼儿健康成长，中国人解放后平均寿命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就是预防医学。现代医学对人的寿命的贡献率只在个位。西医不相信神迹，也不相信奇迹。
西医的基本哲学观念导致了西医的三大支架的产生—哲学、伦理学、与疾病治疗学。由于西医只相信推理与对事物的认识，排拆了神秘与超自然，西医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许多疾病的认知的缺乏，相应地，西医就需要伦理学来应对未知领域。西医的伦理学基石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个让中国同道们败坏得无以复加的基本的西医伦理，没办法，中国人不善于起誓，起誓也多半不可信。希氏伦理学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准则是医学手段的无害性原则，与这个原则相辅相成的医学原理就是疾病的自限性原理—这一原理在各个民族医学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中医只是很间接地通过疾病的预后来承认这一现象，伦理学的缺位，导致中医医生将所有良好的结果归功于已，而不好的结果归罪于人。一个真正的西医对良好结果总是先归功于人，再归功于已，而不是简单地定论，也不会去愚蠢地量化(三七开？脑子进水的典型标签)。西医售卖的是一种服务，不是疾病治疗，更不是象中医吹嘘的那样是疾病治愈。早在希氏医经里就明确地告之医生的作用是疾病咨讯及提供预后，而不是“治愈”病人，因为良好的医生会让病人自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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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的求实精神奠定了西医治疗手段的基础。大凡综合性的西医经典都少不了养生，饮食的论述。中医的黄帝内经也以养生发端，但中西医的养生是背道而驰的。医学之对疾病之无能为力是一种超文化现象(各国都必然)，当然结果都会导致同一手段，讲求病之预防，而预防当然从养生与饮食入手。受哲学思维的影响，中医的预防是因噎废食，少吃，不吃，以禁为主，而西医认识到疾病的自限性，则要多吃，适当的饮食，以养为主。得了一个不知名的疾病，假如是绝症，中医会医到最后百般禁忌，让你做一个饿死鬼，而西医无能为力时起码让你吃饱，还会及时地引来神父，让你得到心灵的安慰。
中西医即使在疗效相同的情况下同台较艺也只会胜少败多，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如上述与流行的观点相反，中医医病，西医医人。医病者，为求去病而无所不用其极，如同笑话中庸医用夹板医陀背一样，人死了不要紧，要紧的是背要医直。医人者，医生承认术之极限，但求人之最大利益，绝不开口闭口把病人“治好”。西医的精粹在于以人为本，绝不仅仅是现在主张废中医各位所言的科学性。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标致就是以病人为中心，而不是医生，病人家属，或者社会。以秽物入药不是中医首创，更非中医特有，各民族医学都有这样的记载，西医也曾有过。西医的理论难以支持这样的观点，所以这样的手段迅速为西医所弃，而中医的理论不排斥这种行为，所以这种行为为中医所保留。秽物入药应当放在更大的以人为本的背景中去考虑。一个经典的中医医病的镜头是一个长胡子老头开了一大堆药，病人由于药太难吃而拒绝吃药，其家属则苦口婆心劝药!传统的中医由于儒家礼教而不见病人(一半的病人是女的嘛，经常不见病人，男病人也不愿多见了，只号脉)，只见家属，所以中医的传统是蒙病害人，多数时候是病未治好而人害死一半。西药则是西医以人为本系统发展的结果，好药绝不难吃。在中国的西医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西医的传统，比如说手术签字，正统的西医是经病人签的，病人失去认知能力或没有认知能力时才让家属代签的，而且潜在前提是该家属必须能够代表病人的利益。西医的责任关系是建立在病人与医生之间，而不是医生是家属之间。中国对西医的异化代表着中医对西医的侵蚀，也代表着传统文化对西医的侵蚀：病人的行为能力有限，出了医疗事故则是病人家属与医院医生争执，医生也就忘却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说到外科，与中医人动则把华佗吹嘘为中医外科的高峰不一样，最初的西医对外科是排斥的，外科只是一种技能，与剃发匠没有二致—十九世纪以前大多数的外科就是由剃发匠来完成的。其原因就是无害性原则的推广，那时的外科的风险太大，很难保证无害性原则。西医放弃外科这一很有经济潜力的领域体现了西医的高度的行业自律性，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中医毫不知廉耻的宣称可以治“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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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生对未知事物具有恐惧感，疾病与死亡不是一个个人现象，起码家庭这一个最小的社会单元就不得不随时应对这一威胁，现代医学可以延缓死亡，也可以治疗一些疾病，但延续的生命却要受到以前所不常见的疾病的威胁与折磨，现代医学不是万能药，改变不了西医所认识到的医学的局限性。由于中医的封闭性，它的维护者既不知已，又不知彼(中医说穿了就是傻子的代名词，他们的强盗逻辑方式与相信圣人出，黄河清的那些傻蛋没有两样)。现代医学的弱点在西医的最早的典籍里就已经指明，可惜至今中医的“医丝”(取粉丝之意)们还老指着别人的最大长处认为是短处。西医的长处是以人为本，无害性原则，也就是说对慢性疾病与绝症而言西医占绝对优势，但遗憾的是西医面临现代医学发展的冲击过于乐观而有弃舍这一优势的倾向(对科技的过分依赖)，而在中国，变味的西医让中医居然可以说三道四，只能说是中国的西医家门不幸，正道不倡!
取消中医的论点看似诱人，实则没有多大价值，中医的消亡只要有竞争这个前提就够了，而现在的中医也在事实上处于消亡中。大多数支持取消中医的人对现代医学与科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西医也有不同程度的误解。比如说对医学与宗教就有明显的误解，尽管无论是现代还是历史，医学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人把医院当做西医的标帜，却不知宗教才是医院的最有力的支撑体系。中国宗教的缺位，某种程度上也是造成中国现在医疗界黑暗现状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再论罢。
中国需要真正的西医，而不是本土化后能与中医抗衡的西医，面对真正的西医，中医没有选择，也未必会去抗争。中国需要学而优则医，就象其它发达国家一样，才会有真正安全舒适的医疗。以后正本篇中再述罢。,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