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内部改良”何以失败？
笔者已经就“中医科学化”最终归于失败做了一个原因分析，引起了网络读者的强烈反响。其实，中医还走过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推动实现中医自身进行“内部改良”。
中医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也是失败的!
企图推行中医内部改良的第一个英雄人物，应该可以推东汉时期曾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众所周知，此前的中医多流于《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的玄学空谈。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那样的实用性医学著作，反而未能流行起来。张仲景恐怕是尝试改变这一状态的第一人。为此，他写作了《伤寒杂病论》，提出了一些多少有些经验色彩的概念，如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清、温、泄、补八种基本“治则”。还有作为辨症施治基础的几个疾病分类概念，太阳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阳明病、厥阴病，也比《黄帝内经》里的概念要清晰得多。
由于《伤寒杂病论》更接近于临床实际，这也是讲求实用的老中医，经常告诫初入中医之门的人，“《内经》可读可不读，《伤寒》则不可不读”的原因。可是，张仲景这个把“玄秘的中医”还原到“经验的中医”的尝试，在《黄帝内经》已经形成长期氛围的古代，不可能冲淡或替代《黄帝内经》的影响。于是，他并没有把中医彻底引向基于实践经验的医学。更何况，张仲景所立的112个方剂，并不是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根据原有的“理论”(如君、臣、佐、使)拼凑出来的。比如，他列出的第一个方剂麻黄桂枝甘草生姜汤，就没有证明过，去掉其中一味、两味或者三味，是否依然有效的问题。这种不彻底的经验主义，终于摆脱不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玄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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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的探索，整体上来说是有益的，但并不成功。它的积极成果是，把人们对医术的评价引向了“以有效为最高准则”的思维境界。于是，经过400多年的发展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所有以《黄帝内经》为思想原型的“中医理论”都可以抛弃。民间医术不需要《黄帝内经》可以看病，为什么官方的儒医就非要《黄帝内经》不可呢？
到了隋朝，出了个巢元方，他写出了50卷的《诸病原侯论》。这本书继承了张仲景以临床而确认疾病，以辨病而施行治疗的风格，推行比张仲景更激进的经验主义，把来自《黄帝内经》的“理论”做了更进一步的舍弃。
循着这个舍弃《黄帝内经》的思路，有人尝试过把中医的辨症施治标准化。于是，到了北宋就有《和剂局方》问世。它把某些方剂固定下来，做成“标准”的丸、膏、丹、散，病人自己就可以通过自我辨证，到当时设立的“熟药所”去买药。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中成药”。
北宋灭亡以后，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中医出现了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的局面。说是“四大家”，其实，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突破，倒是《黄帝内经》的作用经过“金元四大家”的自我标榜和鼓噪以后，得到了重新肯定。于是，“金元四大家”的每一家都试图以《黄帝内经》来为自己的“学说”做粉饰。这种复古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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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末年，《黄帝内经》的“理论”第一次遭到了怀疑。河北医学理论家王清任以旁观者的姿态，找到一些被恶狗咬破肚皮的婴儿和被凌迟处死的犯人的尸体，进行“看剖”，然后写成了《医林改错》一书，其中对《黄帝内经》中的脏腑概念做了35处修改。遗憾的是，这个修改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中医自我改良的方向。
60年以后，广东籍医学理论家朱沛文出版《华洋脏象约纂》，把王清任改正《黄帝内经》的脏腑理论的企图全给推翻了。他说，西医脏腑“从形”，中医脏腑“从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这样反驳：“从理”的脏腑如果不“从形”，其“理”的根据何在？可惜，主张“中医内部改良”的现代人至今还缺乏这样的批判精神，更不用说当时了!
熟悉哈维血液循环理论由来的人知道，血液循环并不是一个凭空的“理”，它是有一个严格“从形”的解剖学基础的。可悲的是，中国至今还有相当多蔑视事物的“形”而空谈事物之“理”的人，有些竟然还是“学者”!这就难怪中医改良只为守缺，不图进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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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天朝帝国被一个并不属于列强，同样遭受过欧洲帝国主义凌辱的小国打败。当时的有识之士，审查了其中的奥秘。这个“小日本”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大中华”，悉在于这个小国自明知维新以来的文化变革。没有思想和文化的变革，任何中医的内部改良都不可能成功。从那以后，中医自我改良的道路越发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废除中医”和推动“中医科学化”的呼声，掩盖了中医的自我“内部改良”。
大规模重启中医的“内部改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初。笔者1985年曾经在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的“医学方法论”讨论会上(我本人是那次会议的主要召集人之一)听到欧阳琦老先生(时任湖南省中医研究所所长)说过这样的话：“中医不应该只满足于有效，而应该在理论上充分说明它有效的原因。否则，中医就是盲目的。长期这样，不利于中医的存在与发展。”
当时听这个话，笔者还不是十分在意。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这个说法的确高瞻远瞩。查中医史，这样的话，最早是陆渊雷说的。陆渊雷是20年代初反对“废医”的领袖人物。就是这样一个反对废医的领袖，也深深感到了中医被废的危机来自中医自身，而不是来自废医的口号。为了避免中医被废，他坚决主张放弃《内经》和《难经》的理论。他说：(《内经》和《难经》)“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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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980年代以来，医学界和哲学界对中医的“保守疗法”，没有走出一条切实有效的道路。陆渊雷在20年代主张放弃《内经》和《难经》，可是80年代的中医界却对“经络”、“营”、“卫”、“气”、“血”依然津津乐道，做出了许多令人喷饭的事。
在所有对中医的“保守疗法”中，多少有些创见的，是邓铁涛、侯占元两先生提出的用“脏腑相关学说”替代“五行学说”。邓铁涛是极力主张“保守中医”的。他曾经说，中医如果不保守，中医早就完蛋了。可是，主张保守是一回事，保守者是否具有保守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将军誓死“人在阵地在”，可是如果他没有实现“人在阵地在”的能力，靠喊这句“人在阵地在”的空口号，也是保守不住阵地的。
自从中医全面重启“保守疗法”以来，政府给了中医那么多的支持，甚至50多年以来再没有人提“废除中医”，中医也还是朝着日薄西山的路走过来了。
邓铁涛、侯占元的想法确有创见。可惜，与保守中医无补。因为，他们解释不了“脏”和“腑”到底是“从形”还是“从理”，抑或“形理兼备”的基本问题。如果说脏腑是对应“从形”的，则它既不合现代解剖学的“形”，更不合现代生理学的“理”。如果说，脏腑是“从理”，则它是否应该有“形”作基础。这些都是“脏腑相关学说”替代“五行学说”所回避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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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90年代以来，一些伪学者冒用“整体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甚至“分子医学”，来对中医理论进行新的华而不实的标榜，试图建立所谓“系统中医学”甚至“分子中医学”之类，就更加不能对“保守中医”起半点正面作用了。因为，所有这些标榜，除了一些概念和思想外壳之外，其内容简直比《黄帝内经》还要混乱。这种“形似”而“神非”的标榜，不但没有保守住中医，而且还更进一步地败坏了中医。因为，他们在进行现代科学术语标榜之后，开出来的中医方子，还远不如那些不懂这些术语的“名老中医”，而且“落实在行动上”以后的现代中医学，毫无现代科学特色。于是，又有一些中医界的人士，主张放弃诸如此类新术语的“标榜”，收缩兵力，固守“中医有效”这最后一道防线。
中医的“内部改良”进行了1700年，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成功的苗头。之所以如此，就是中医内部改良始终默认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医不可更改的理论基础。”依笔者之见，中医不肯放弃这个错误的前提，是“中医内部改良”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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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在20世纪曾经发生过重大的集合论危机，但它通过重建自己的数学基础以后便重建了人们对数学的信任。物理学在19世纪末也发生过重大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紫外线灾难”两大危机，但前者通过重建新的时空观基础，后者通过引入“能量子”概念，终于也走出了危机，使物理学焕发了新的生机。中医表面上一直在“内部改良”，但总是换汤不换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修修补补。如此愚顽不化，怎么可能使它摆脱被废除的危机呢？
不用说现代中医界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中医界从现在开始觉醒，恐怕也已经晚了。回溯中医史，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中医还有“个案有效”作为保守自己生存的防线。循证医学兴起以来，“个案有效”已经不能作为有效治疗的证据了。于是，留给中医的出路，已经不是怎样进一步进行“内部改良”的问题了，而是什么时候给它下《死亡通知书》了。
不过，尽管中医的死亡已经来临，中医生的出路却依然存在多种选择。只要中医生不打算吊死在中医这棵树上，尽快选择其它道路，中医生的未来将是十分光明的。, http://www.100md.com
中医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也是失败的!
企图推行中医内部改良的第一个英雄人物，应该可以推东汉时期曾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众所周知，此前的中医多流于《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的玄学空谈。像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那样的实用性医学著作，反而未能流行起来。张仲景恐怕是尝试改变这一状态的第一人。为此，他写作了《伤寒杂病论》，提出了一些多少有些经验色彩的概念，如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清、温、泄、补八种基本“治则”。还有作为辨症施治基础的几个疾病分类概念，太阳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阳明病、厥阴病，也比《黄帝内经》里的概念要清晰得多。
由于《伤寒杂病论》更接近于临床实际，这也是讲求实用的老中医，经常告诫初入中医之门的人，“《内经》可读可不读，《伤寒》则不可不读”的原因。可是，张仲景这个把“玄秘的中医”还原到“经验的中医”的尝试，在《黄帝内经》已经形成长期氛围的古代，不可能冲淡或替代《黄帝内经》的影响。于是，他并没有把中医彻底引向基于实践经验的医学。更何况，张仲景所立的112个方剂，并不是来自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根据原有的“理论”(如君、臣、佐、使)拼凑出来的。比如，他列出的第一个方剂麻黄桂枝甘草生姜汤，就没有证明过，去掉其中一味、两味或者三味，是否依然有效的问题。这种不彻底的经验主义，终于摆脱不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玄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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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的探索，整体上来说是有益的，但并不成功。它的积极成果是，把人们对医术的评价引向了“以有效为最高准则”的思维境界。于是，经过400多年的发展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所有以《黄帝内经》为思想原型的“中医理论”都可以抛弃。民间医术不需要《黄帝内经》可以看病，为什么官方的儒医就非要《黄帝内经》不可呢？
到了隋朝，出了个巢元方，他写出了50卷的《诸病原侯论》。这本书继承了张仲景以临床而确认疾病，以辨病而施行治疗的风格，推行比张仲景更激进的经验主义，把来自《黄帝内经》的“理论”做了更进一步的舍弃。
循着这个舍弃《黄帝内经》的思路，有人尝试过把中医的辨症施治标准化。于是，到了北宋就有《和剂局方》问世。它把某些方剂固定下来，做成“标准”的丸、膏、丹、散，病人自己就可以通过自我辨证，到当时设立的“熟药所”去买药。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中成药”。
北宋灭亡以后，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中医出现了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的局面。说是“四大家”，其实，他们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突破，倒是《黄帝内经》的作用经过“金元四大家”的自我标榜和鼓噪以后，得到了重新肯定。于是，“金元四大家”的每一家都试图以《黄帝内经》来为自己的“学说”做粉饰。这种复古一直延续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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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末年，《黄帝内经》的“理论”第一次遭到了怀疑。河北医学理论家王清任以旁观者的姿态，找到一些被恶狗咬破肚皮的婴儿和被凌迟处死的犯人的尸体，进行“看剖”，然后写成了《医林改错》一书，其中对《黄帝内经》中的脏腑概念做了35处修改。遗憾的是，这个修改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中医自我改良的方向。
60年以后，广东籍医学理论家朱沛文出版《华洋脏象约纂》，把王清任改正《黄帝内经》的脏腑理论的企图全给推翻了。他说，西医脏腑“从形”，中医脏腑“从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这样反驳：“从理”的脏腑如果不“从形”，其“理”的根据何在？可惜，主张“中医内部改良”的现代人至今还缺乏这样的批判精神，更不用说当时了!
熟悉哈维血液循环理论由来的人知道，血液循环并不是一个凭空的“理”，它是有一个严格“从形”的解剖学基础的。可悲的是，中国至今还有相当多蔑视事物的“形”而空谈事物之“理”的人，有些竟然还是“学者”!这就难怪中医改良只为守缺，不图进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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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天朝帝国被一个并不属于列强，同样遭受过欧洲帝国主义凌辱的小国打败。当时的有识之士，审查了其中的奥秘。这个“小日本”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大中华”，悉在于这个小国自明知维新以来的文化变革。没有思想和文化的变革，任何中医的内部改良都不可能成功。从那以后，中医自我改良的道路越发显得苍白无力。于是，“废除中医”和推动“中医科学化”的呼声，掩盖了中医的自我“内部改良”。
大规模重启中医的“内部改良”，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初。笔者1985年曾经在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的“医学方法论”讨论会上(我本人是那次会议的主要召集人之一)听到欧阳琦老先生(时任湖南省中医研究所所长)说过这样的话：“中医不应该只满足于有效，而应该在理论上充分说明它有效的原因。否则，中医就是盲目的。长期这样，不利于中医的存在与发展。”
当时听这个话，笔者还不是十分在意。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这个说法的确高瞻远瞩。查中医史，这样的话，最早是陆渊雷说的。陆渊雷是20年代初反对“废医”的领袖人物。就是这样一个反对废医的领袖，也深深感到了中医被废的危机来自中医自身，而不是来自废医的口号。为了避免中医被废，他坚决主张放弃《内经》和《难经》的理论。他说：(《内经》和《难经》)“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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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对中医的“保守疗法”中，多少有些创见的，是邓铁涛、侯占元两先生提出的用“脏腑相关学说”替代“五行学说”。邓铁涛是极力主张“保守中医”的。他曾经说，中医如果不保守，中医早就完蛋了。可是，主张保守是一回事，保守者是否具有保守能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将军誓死“人在阵地在”，可是如果他没有实现“人在阵地在”的能力，靠喊这句“人在阵地在”的空口号，也是保守不住阵地的。
自从中医全面重启“保守疗法”以来，政府给了中医那么多的支持，甚至50多年以来再没有人提“废除中医”，中医也还是朝着日薄西山的路走过来了。
邓铁涛、侯占元的想法确有创见。可惜，与保守中医无补。因为，他们解释不了“脏”和“腑”到底是“从形”还是“从理”，抑或“形理兼备”的基本问题。如果说脏腑是对应“从形”的，则它既不合现代解剖学的“形”，更不合现代生理学的“理”。如果说，脏腑是“从理”，则它是否应该有“形”作基础。这些都是“脏腑相关学说”替代“五行学说”所回避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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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90年代以来，一些伪学者冒用“整体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甚至“分子医学”，来对中医理论进行新的华而不实的标榜，试图建立所谓“系统中医学”甚至“分子中医学”之类，就更加不能对“保守中医”起半点正面作用了。因为，所有这些标榜，除了一些概念和思想外壳之外，其内容简直比《黄帝内经》还要混乱。这种“形似”而“神非”的标榜，不但没有保守住中医，而且还更进一步地败坏了中医。因为，他们在进行现代科学术语标榜之后，开出来的中医方子，还远不如那些不懂这些术语的“名老中医”，而且“落实在行动上”以后的现代中医学，毫无现代科学特色。于是，又有一些中医界的人士，主张放弃诸如此类新术语的“标榜”，收缩兵力，固守“中医有效”这最后一道防线。
中医的“内部改良”进行了1700年，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成功的苗头。之所以如此，就是中医内部改良始终默认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黄帝内经》是中医不可更改的理论基础。”依笔者之见，中医不肯放弃这个错误的前提，是“中医内部改良”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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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现代中医界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中医界从现在开始觉醒，恐怕也已经晚了。回溯中医史，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中医还有“个案有效”作为保守自己生存的防线。循证医学兴起以来，“个案有效”已经不能作为有效治疗的证据了。于是，留给中医的出路，已经不是怎样进一步进行“内部改良”的问题了，而是什么时候给它下《死亡通知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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