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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1290045
我向中央电视台二台说了这些话
http://www.100md.com 2006年11月14日 新语丝
    我和王澄先生共同推出的关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构想,核心内涵是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并非要取消中医。后来,舆论界把我们的这个意思曲解成了“取消中医”,使我们蒙受了许许多多激烈的批评。中央电视台的同志在阅读了我发表在我的博克上的文章之后,发现我的提法实际上比较温和,没有网络上所盛传的那么激烈,尤其没有找到我要“取消中医”的文字证据。于是,希望我出面澄清事实。10月30日,中央电视台二台的两位记者来到我们的校园里找到我做了采访。我向他们说,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说,主要表达的是我个人的一种价值取向,我主张从医学思想和医学方法上彻底清除中医中药,而且,我个人也不接受任何中医中药“神奇疗效”的渲染。所以,我的“告别中医中药”的提法只涉及我的个人价值取向和我的个人权力,完全不涉及体制问题。对于体制问题,我们的主张既不是“废除中医”,也不是“取消中医”,而是推动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中医中药作为国家体制外的民间医术继续发挥对主流医学的补充作用。我甚至说了,在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状况下“取消中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而且未必就有好处。这是中央电视台向我采访涉及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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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我们再次阐明了我们征集签名的活动不是为了请愿,更不是一种投票活动。我们也不会为了这样的事情去发动对政府的请愿。如果要类比的话,它大概可以与吉林大学的一位教授发动签名反对学术腐败相比。人大代表提出提案也往往要征集一些人的签名来集中民意。我们没有时间,渠道也不畅通,去做类似于人大代表那样的征集签名的工作,于是就借助于网络来调查民意,集中民意,同时澄清一下中医界对我们的误解,如此而已。至于网络上究竟有多少人签名,我至今没有精确统计过。但,至少所谓“上万人签名”是假的,没有那么多。现在看起来,比吉林大学那位教授征集反对学术腐败的签名要多一些。

    第三个问题,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和记者同志特别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是否因为这个事件而受到了干扰。我的回答是:干扰是有的,打电话来谩骂的也是有的,但打电话来威胁的还没有。还有一些打电话的读者,起初想对我发一通怒气,后来我跟他心平气和地聊天以后,对方的观念被我彻底颠覆了,也有好几起。当记者问及我的同事是否对我另眼相看时,我说,我的学生和同事依然像以前一样尊重我,甚至更加尊重我,没有什么异样。但也有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高中老同学,他们不那么理解,对社会上那么激烈的批评也有些非常善意的担心。只有我们学校的个别领导私下议论过,“张功耀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后来,我对一些人说,“难道一个学者非得要达到某种个人目的,才去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坚持自己的观点吗?”我的这个话传出去以后,这样的议论也没有了。我们学校的领导依然一如既往地对待我。总体来说,我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就社会关系层面来说,好像没有丧失什么老朋友,反倒结识了许多支持我的新朋友。那些曾经是我的学生、同事或朋友的人,现在还不能理解我的,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很显然,他们对待这个问题是情感因素超过了科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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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当前我国民间进行的有关中医中药问题的大讨论的意义时,我说,就学术进步来说,意义不大,民间的观点缺乏新意,停留在情感表面,言论中渗透了许多非理性的成分。但是,这个讨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我国公民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医学观念,实现医学观念的更新。

    2、有助于反思一下我国目前的医疗管理体制。我向记者同志说,这个体制问题迟早都是要拿出来讨论的。

    3、有助于反思中医中药走向衰落的原因;中医中药的衰落究竟是内因造成的,还是外因造成的?我本人接受1923年陆渊雷先生的观点,相信中医中药的衰落是其自身的内因造成的,不应该对外因有任何形式的怨天尤人。

    4、陶冶我国公民的民族心理,使我国公民的民族心理走向成熟。

    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在做了必要的剪辑以后,在11月10日清晨7点开始的“第一时间”栏目中播出了。我本人看到了,但没有看全,只看了后面部分。我本人还满意,基本反映了我的思想。,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