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一种“玄学”——中医方法论辨析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哲学、文学艺术及科学都建立了各自的现代形态(现代观念、现代方法论和现代形式)。今天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还是科学，如果还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和方法论，做出一种完全传统的形式，那不仅显得迂腐而可笑，而且不会有什么现实价值和意义。按理说，中医(特指中国传统医学)如果是一种活的科学，则理应随着科学的现代进程，从传统走向现代，建立起为世界现代医学共享的现代形态。走向现代的中医，就像其它走向现代的传统科学一样，在建立起现代形态——现代中医(属现代科学)的同时，传统形态——(传统)中医(属传统科学)将会完全失去它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即中医(传统形态的中医)应该在它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渐退出医学历史舞台，成为博物馆的东西，代之以现代化了的中医——“现代中医”(后详述)。然而，遗憾的是，中医不仅没有建立起它的现代形态，而且，它的传统形态还在以神乎其神的、近乎巫术的方式大行其道。不管它是不是科学，也不管它能不能治病，许多人(包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就是迷信中医，就像迷信鬼神能够治病、保佑健康一样。那么，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我们必须追问：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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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的必要条件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一门具体的学科作为科学能不能成立，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学科观念的唯物性；2、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3、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4、学科研究结果(认识真理)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5、学科知识(理论)的可证伪性。而最重要的条件是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因为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决定了一门科学的知识有了可信性的最重要的前提 ——方法学前提(即知识获得的方法如果不合逻辑，没有实证，则知识的真理性是不可信的，也是不能相信的)；而且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也决定了学科观念必须是唯物性的，学科研究对象、内容必须是客观性的；同时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是学科研究结果(认识真理)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学科知识(理论)的“可证伪性”的决定条件(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1、学科观念的唯物性：科学的观念是唯物的观念，相信宇宙世界是由客观物质组成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知的。而玄学在观念上即带有唯心的神秘主义性质，比如某些特异功能强调心灵感应，算命强调心诚则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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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即科学只研究客观现象(包括客观的神秘现象，如UFO、精神现象等)和客观规律，而不研究纯粹主观(人脑)想象的东西。如上帝、鬼神及其存在方式是宗教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与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无关。
3、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逻辑实证是科学的最根本(基本)方法。真正的科学是无法反逻辑的，也必须经过实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真理性也要通过实证的检验，不然，相对论的真理性就只能是一种有待证明的假设)。逻辑对于科学的重要性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和发达于逻辑思维发达的西方(而实证思维可以说是逻辑思维的必然延伸并同样遵循逻辑规律)。而伪科学在方法论上就经不起逻辑检验，其知识更经不起实证的检验。
4、学科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科学的研究结果不仅必须在自身学科研究中是可以重复的(通过不同的人、时间、地点等等)，重复性越好，科学性越强，即自圆其说(重复性越好，则越能自圆其说)；而且还必须通过其它学科方法的证明及符合其它学科理论(可旁证性，即其它学科研究的可重复性)，即它圆其说(这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证明，比如通过物理学、化学的研究可以证明生物学的某些研究结果，因为生物学的规律和物理学、化学的规律本质上是绝不会冲突的)。即一门科学的学科决不能仅仅是自说自话的，还必须经得起其它学科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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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科知识(理论)的可证伪性：科学的知识(理论)的真与伪是可以证明的(尤其是实证)，根本无法论伪的知识(理论)只能是“玄学”(这里的“根本无法证伪”不包括暂时无法证伪，“暂时无法证伪”是指存在证伪的前提——即其知识理论获得本身是通过“逻辑实证”的而非“玄学想象”的，只是这种“逻辑实证”可能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实证，而现在的科学还缺乏证伪的更高技术条件)。玄学的东西，你既不能证明它“对”(或存在)，也不能证明它“错”(或不存在)，因为 “玄学”的东西本来就是神秘主义的精神产物(非客观存在，如上帝)。而科学的发展是通过不断“证伪”而不断接近真理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学，由于无法“证伪”，在根本上是无法进步的。
二、中医是一种“玄学”
有了对科学的必要条件的认识以后，从现代科学的层面审视中医，我们发现，中医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全具备科学的必要条件，它实际上不是科学，而是“玄学”，更准确地说中医只是一种包含局部科学性的“玄学”(理论体系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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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总称)本是中国古代用以认识和解释自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代哲学)。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学说” 开始应用于医学，使中国医学摆脱唯心论神学(巫术)的绝对控制(但并未完全摆脱，比如中医仍然认为天、地、人同理、同构和互通以及“心诚则灵”等)，并迅速为中医(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春秋时期出现的《皇帝内经》这部确立中医学科理论体系的巨著，实际上是“阴阳五行学说” 作为根本方法论在中医上的系统应用。此后二千多年中医的观念和方法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至今仍然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一统天下。
然而，“阴阳五行学说”毕竟是我国古代(近三千年前)人民认识宇宙世界的极其原始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表面上似乎很深奥神秘，但实际上是古人对宇宙世界缺乏 “分析”的模糊认识、猜测和想象(往往是基于对一些表面现象的粗浅认识基础上的猜测和想象)。这种认识论本来就缺乏也不需要逻辑实证的，它一旦成为中医的方法论便使中医从一开始就不重逻辑实证；而由于这种方法论的原始性、模糊性、笼统性和神秘性，以至于“阴阳五行学说”天然具备了“玄学”性质，而“玄学” 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要证明的。例如“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原素，而且“五行”相生相克(相互生发制约)，但这“五行”到底是什么(显然“五行”并非指我们现在所说的五种具体物质)？为什么世界的基本原素就是这“五行”？ “五行”为何是相生相克的？如何相生相克？有什么客观根据等等？都是不能(也不需要)证明的，而只能由“五行学说”自己说了算，因为“五行”本身就不是一种基于逻辑实证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基于模糊认识的神秘主义猜测加想象的产物，它甚至根本就不是具体物质概念，更不是构成宇宙物质的基本元素，而是物质类型或特征概念。又例如，中医为了让人体符合“五行学说”，竟然让人体内脏、器官、形体、情绪等分别一一对应“五行”，并让它们“相生相克”起来，而这种对应及其“相生相克”也不是基于逻辑实证，而是基于中医“五行学说”的模糊认识、猜测和想象(中医认为人是小宇宙，并与大宇宙相通和同构，这在现代科学看来无异于谬论)，甚至为了“五行”而将“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变成“五情”(去掉了“忧”和“惊”)。人体与“五行”的对应的“真”与 “伪”是无法证明的，也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一旦要证明，“五行学说”即根本就不能存在。而“阴阳学说”认为宇宙由“阴”与“阳”二气生成，但“阴”、 “阳”二气究竟是什么？同样不得而知，同样不能(也不需要)证明，同样也只能由“阴阳学说”自己说了算。以至于“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的方法论永远是、甚至越来越变得神秘和不可知。所以我将中医的学科方法论概括为四个字——“连蒙带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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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方法论的“玄学”性质，中医的具体研究(诊疗)方法同样具有原始的“玄学”色彩。例如，中医认为，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可以解决疾病诊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中医到现在为止也只有这四种诊断方法。我们不能把现代医学的仪器诊断说成是中医的诊断方法，中医只是莫明其妙地借用现代医学的仪器诊断方法。以后章节详述)，因为中医认为所有疾病都可以通过神色(包括舌相、面相、手相等)、气味、言语、脉象表现出来，而且医生能够通过眼、鼻、耳、手感觉出来，所以中医有“把脉看百病”、“观舌看百病”的说法。这在现代科学看来显然不符合现代生物学逻辑，而具有“玄学”想象色彩，因为并不是所有疾病都有症状，也不是所有的症状都有特异性(对于眼、鼻、耳、手的感觉来说)，所以，用眼、鼻、耳、手并不能“感觉”出所有的疾病及疾病的严重程度。又比如中医的 “经络学说”认为人的耳朵和足底包含针对全身各系统器官的穴位，所以通过对这些部位实施针灸或按摩，就可以治疗全身疾病，尽管中医可以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进行解释，但这在现代医学看来几乎就是“巫术”(而且在逻辑上看来十分荒谬的是，为什么针灸或按摩那些穴位就一定是治病或防病而不是“致病”呢？按理说，对人体的那些生命的敏感部位又是“刺”又是“按”，岂不更容易“致病”？)。中医自认为是几千年医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但这种“玄学”方法论下的 “经验”基本上是通过感觉、联想、类比、猜测、想象代替逻辑实证而得到的，比如，中医对中药疗效的判断就完全是依赖于古代个体临床实践“经验”，而古代个体临床实践对药物疗效的观察在观察对象、内容、指标、方法、样本、结果等方面都是缺乏严格科学设计的，尽管我们的中医界仍然津津乐道这种“经验”，但这种 “经验”在现代医学看来是远远不够甚至是荒谬的，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药物的疗效要经过基于普遍性(通用)的科学原则而严格设计的现代科学实验(包括临床试验、毒理实验、流行病学研究等)的证明，决不是“经验判断”可以代替的。中医那种基于个体临床实践的所谓“经验”基本上是经不起现代科学质疑的。相信中医的“经验”无异于相信“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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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上来看，“阴阳五行学说”显然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还处在极其表面、肤浅、模糊、笼统、猜测、想象的原始层次，现代科学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而使“阴阳五行学说”在今天完全失去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我们的中医的方法论还在延续着几千年前的“阴阳五行学说”，以致于中医到现在依然未建立起作为科学学科的最重要的支柱——科学方法论。
“阴阳五行学说”不仅使中医的方法论不具备现代科学而只有“玄学”的性质，而且使中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有许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客观性，比如中医的 “精”、“气”、“血”、“精”、“神”及“脏象”(如“心”、“肾”、“脾”、“胃”、“命门”等)等就不纯粹是客观物质或客观物体，它们是无法界定和证明的，它们明显带有神秘的“玄学”想象色彩，以致于对它们的研究同样无法用科学而只能用“玄学”方法论才能研究得下去。
方法论的非科学的“玄学”性质使中医的研究结果常常是无法进行旁证的，甚至中医的任何研究结果都无法进行“证伪”。在中医自己的系统中，任何结果都可以被自己证明是成立的，以至于中医没有“误诊”一说，因为对于“玄学”方法论来说，任何结果都不难得到圆满解释，但其结果的重复性往往很差。例如，不同的中医医生对同一病人的病症(甚至相同的医生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辨证”，诊断结果常常差异很大，甚至结果完全相反，即重复性差；而现代医学的各种检查结果的差异较小，通过检查结果而综合做出的诊断的差异同样较小，几乎不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检查和诊断结果，即不同医生、不同医院之间的检查及诊断的重复性较高。这种情况显然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的性质不同有关(中医的方法论是“连蒙带猜”的，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是“逻辑实证”的)。又比如，笔者曾经在80年代初期因多次感冒而多次服用磺胺药预防细菌感染，而多次患“磺胺药过敏症”，出现口角、虎口、肛门、龟头等皮肤粘膜(或器官背腹部)交接处发炎(出现红肿热痛的药物斑，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被中医诊断为“大肠阳明筋上火”，诊断医生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治不好我的病，尽管又是针灸又是拔火罐，又是服中药，只要磺胺药不停服，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只要停药，即使不用治疗，炎症也会自愈。而中医的所谓“辨证施治”找不出任何不当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的“辩证施治”是在用自己的“玄学”方法论进行“论证”，而不是使用现代科学共用(共通)的科学方法论进行论证，而“玄学”的论证是无法也无需证明对与错的(即使是现代医学发现了是“磺胺药过敏症”也无法证明中医的诊断的对与错)，这与现代医学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寻找到患病的根源——磺胺药过敏的科学方法论完全不同。所以，我所患的黄胺药过敏症当然无法由中医而只能由现代医学做出明确的病因诊断并得到根治(被原同济医科大学保健科一位普通医生通过询问病史和用药史，结合磺胺药过敏的临床症状体征等“现代医学”诊断方法，做出正确诊断，并彻底根治。而中医医生根本不懂得询问用药史)，这种现代医学的诊治结果的“正确性”是可以通过药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病理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逻辑实证”得出的，而不像中医的诊治结果的“正确性”是无法进行“逻辑实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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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玄学”性质同样使中医没有“不明之症”和“不治之症”一说，中医对任何疾病都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也都可以“治疗”(甚至按中医的理论任何治疗都可以被说得头头是道)，以至于许多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晚期癌症、心脑血管病等)，在死亡的前一天，医生还可以“辨证施治”做出永远也找不到“错误”的“确诊”，并开出一大堆药(尤其在不知道现代医学的诊断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不会有什么“错误”(针对中医理论而言)，这显然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对疾病的诊疗来说，清楚、不清楚或不太清楚都是明确的，以至于现代医学有许多“无法诊断”、“误诊”、“不治之症”。而中医的“万金油”玄学诊疗方法论却被许多人(包括学者)认为是一种优势，以至于很容易成为患者(尤其是“绝望”的患者)的“救命稻草”(特别是那些受“玄学”文化禁锢，又没有接受现代科学洗礼而建立起“科学理性”的人)，这不仅因为“病急乱投医”，而且因为“万金油”的“玄学”的东西最能吸引患者(特别是“绝望”的人)的注意，因为说不清楚的“玄学”总让人充满希望(至少可以让人不至于彻底绝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还有那么多的“现代人”生病后首先选择中医(特别中国港澳粤地区)，或“绝望”后的患者最终又投向中医怀抱的原因(包括某些西方人)，以至于我在广东常常看到那些得了现代医学能够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的糖尿病、高血压病的患者(包括许多年轻人)，就是相信中医的永远“莫名其妙”的“玄学”治疗(如中草药治疗)，而不相信现代医学针对发病机理的“清清楚楚”的 “科学”治疗(而且这些人还听不进现代医学的劝告)，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中草药被现代医学证明能有效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但中医就是不相信(或者不顾)这样的事实，结果很快导致这些病人病情的恶化(如出现多器官损伤)，甚至丢了性命。从这个角度说中医简直就是“谋财害命”一点也不为过。我们由此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也有“中医就是谋财害命”的观点，尤其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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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原始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为学科方法论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不具备科学的基本条件(学科观念、方法论、研究内容、研究结果等)，倒是具备了 “玄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主观性、神秘性、想象性、不可证伪性等)。正是主要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说中医(对于理论体系而言)不是科学而是“玄学”(具体的方法并不是全都不符合科学)。当然“玄学”并不是完全与真理无缘，只是对于真理来说，“玄学”根据模糊的感觉、联想、类比、猜测、想象来探索真理，就好象“瞎子摸象”，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片面”、“粗浅”、“模糊”甚至“错误”的。所以说，中医只有理论体系局部的科学性，却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中医方法论：“逻辑实证”还是“连蒙带猜”？
许多网友批评我认为中医的方法论不是科学的“逻辑实证”而是玄学的“连蒙带猜”的观点，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反驳我，比如说：中医的“寒证”的“实证”是“流口水”(口中合)等等，怎么能够说中医不是“逻辑实证”的呢？然而，事实上网友的这类观点是因为没有明白什么是科学的“逻辑实证”以及中医的方法论的性质的结果。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医不是“逻辑实证”而是“连蒙带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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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是指在客观物质层面合乎逻辑地证明事物(现象)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即事物之间的联系要有客观物证(对于社会科学，客观物证不能狭隘地理解成单指物理学的客观物质证明，还应该包括社会学的各种客观资料、信息等等)，而且证明要符合逻辑。“逻辑实证”的方法是科学实验(对于社会科学就是社会学实验)，不用实验如何能做到“逻辑实证”？比如：对于“寒证”来说，不仅要知道“寒证”与“流口水”之间的关系(知其然)，而且要合逻辑地证明“寒证”为什么有“流口水”的症状，而且这种证明必须有客观证据，即要找到“寒证”与“流口水”之间的关系的生物学依据。这种证明就是科学实验的“逻辑实证”。然而，中医的整个基础理论(人体生理机能，疾病临床表现、发病机理，病因的致病机理等等)，从根本意义上讲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而只是一点点极其表面、粗浅、模糊的观察，而且事物之间关系的“证明”绝大多数也不是依靠客观证据的逻辑证明，而是依靠一种感觉、联想、类比、猜测、想象，所以，中医的基础理论不是“逻辑实证”的科学产物，而是“连蒙带猜”的玄学产物。比如中医知道伤风(感冒)流鼻涕(知其然)，但不知道伤风为什么流鼻涕(不知其所以然)，中医虽然也有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完全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而使建立在玄学想象的基础上，即并没有搞清楚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基础(病因及其致病机理的证据等，中医的那些解释伤风流鼻涕的“生物学”机理的理论完全是没有“逻辑实证”的玄学想象，而且都无法进行客观界定，它往往是想当然的)，如果不清楚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基础，则对伤风的认识是极其表面、粗浅和模糊的，以至于临床上就会出现许多有关伤风的错误甚至荒谬的认识，如认为伤风(感冒)的病因是“风邪”、“寒邪”(而“风邪”、“寒邪”到底是什么，中医永远拿不出客观证据)；认为所有的伤风都流鼻涕，所有流鼻涕的都是伤风等等；至于鼻涕的性状、性质、数量、时间等等与伤风的关系的认识，则更是会谬误百出。这些“谬误”的原因就在于中医的方法论是“连蒙带猜”的玄学想象。而更为荒谬的是中医本来就不清楚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机制，却还要自以为是地想象出一大套理论，将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机制说得头头是道，仿佛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以至于使那些完全不懂科学为何物的人以外中医的伤风理论就是多么高妙正确的科学理论，但实际上中医说来说去无非是风呀、寒呀、阴呀、阳呀那样一些玄学的东西，根本无法与现代医学对感冒(伤风)那种基于科学实验的“逻辑实证”的理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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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的基础理论不是“逻辑实证”的，那么以中医基础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临床医学同样不可能是“逻辑实证”，而是“连蒙带猜”的，或者说中医临床医学是“连蒙带猜”上的“连蒙带猜”——即玄学上的玄学。比如，在临床上，根据“流口水”来诊断“寒证”，表面上似乎很“逻辑实证”，但实际上那是一种“逻辑实证” 的误会，因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就没有对“寒证”和“流口水”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生物学基础进行“逻辑实证”，那么，直接根据“流口水”来诊断“寒证”本身就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基础理论本身没有经过“逻辑实证”的证明)；何况，一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等等)是十分复杂的，即使临床症状、体征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逻辑实证”(比如现代医学就是如此)，但仅凭症状、体征(往往是非特异性的)进行疾病诊断(中医就是如此)，它的“逻辑实证”水平也是很低的，而中医对疾病的症状、体征也基本上不存在“逻辑实证”，因此，连这种低水平的“逻辑实证”中医实际上也没有。这和现代医学充分利用疾病的临床表现，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等等(尤其是客观性很强的实验室仪器检查结果)，进行综合性的疾病诊断方法的“逻辑实证”性有天壤之别；至于基础医学理论，中医与现代医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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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一直没有发展出科学的“逻辑实证”是由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中国人重感性、轻理性，重意象、轻抽象，重玄想感悟、轻逻辑思辩，重感性的感觉、联想、顿悟、类比、猜测、想象，轻理性的逻辑归纳、推演，于是中医选择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论就不是偶然的事。因为，那种混沌、神秘、包罗万象，好像是探索真理，却又永远与真理无缘的宇宙观，全面符合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至于到现在为止，中国人还在将这种早已失去科学方法论意义的“阴阳五行学说”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结果是不仅仅被中国人引以为骄傲、自豪的科学——中医到现在为止还处在科学的原始阶段；而且是中国人也因为玄学思维的巨大障碍而无法成为一个科学理性的民族。
今天，居然有人为了说明中医是“逻辑实证”的实验科学，竟然认为中医虽然没有现代医学的“外证实验”，但中医理论完全是依据什么“内证实验”而创造出来的(见刘力红《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16页)。刘力红说，这种“内证实验”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通过自身修炼，已具备“内视反观”的能力的人才能做，有了这种“内视反观”的能力，什么经络穴位、五脏六腑、药物代谢、血气运行等等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这种“内视反观”能力即使是现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证明不了。这种东方神秘主义的鬼话神言，简直不值一驳!既然连现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证明不了(其他人和现代科技手段都证明不了，说明它没有“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不符合科学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那么它的“科学性”在哪里？)，刘力红怎么证明别人有“内视反观”能力？虽然李时珍也说过，经络隧道，若非内视反观者，是难以说出道道的，但是李时珍的语气并未肯定“内视反观”能力，也没有拿出客观证据，说明李时珍只是一种猜测，而刘力红却是十分肯定，是不是刘力红就是有这种“内视反观”能力的人？或者说刘力红就是神仙或妖魔鬼怪？如果真是这样，著名的反伪科学斗士马楠悬赏300万元人民币寻找特异功能，刘力红怎么不去领赏呀？如果真的通过修炼人就会有这种“内视反观”的“特异功能”，那我们还要艰难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做什么呢？大家都去跟刘力红学练功岂不更省事？我终于明白，今天的中医博士、教授是怎样做学问的。这种毫无客观科学依据的观点，亏这些中医博士、教授说得出口!他们整天装神弄鬼，胡言乱语，欺世盗名!这些人本质上与民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没有什么区别。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玄学思维始终控制着中国人的头脑(包括那些中医博士、教授)，以至于我们这个民族仿佛还生活在蒙昧的原始巫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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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把感觉万能化
许多网友都在反驳我对于中医的感觉、联想、类比、猜测的“连蒙带猜”的“玄学”思维方式的批评。他们认为，“西医”(应该是“现代医学”，我一直反对将“现代医学”称为“西医”，“西医”是一种狭隘的殖民主义话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也用“望问听触嗅”等感觉化的方式，怎么能说中医用感觉化的方式就是“玄学”，而现代医学用感觉化的方式就是“科学”呢？。
实际上现代医学和中医使用“感觉”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现代医学使用感觉是将感觉纳入到“逻辑实证”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中，让感觉也为“逻辑实证”的判断服务。这种“逻辑实证”首先承认“感觉”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事物及其变化，人的感觉都能够认识的。所以现代医学的“诊断学”的“望问听触”都只能“感觉”到大的异常，比如：触诊肝脏只能判断是否触及或肝脏在肋下几公分左右，听诊心脏也只能听心律、心跳强弱、杂音等，而绝大多数的异常不能感觉出来，比如触诊永远触不出是否患有病毒性肝炎(更不用说甲、乙、丙、丁、戊等型病毒性肝炎)，听诊永远听不出心脏电生理的变化，甚至微小的杂音和杂音的类型都很难区别；同时现代医学认为这些感觉要与其它的检查(仪器检查等)一起进行“逻辑实证”的综合分析判断。而中医使用“感觉”不是纳入到“逻辑实证”的理性思维方式中，而是纳入到“连蒙带猜”的“玄学”感性思维方式中，而且中医认为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手段能够解决诊断学的一切问题，要不然，中医的诊断手段怎么会只有 “望闻问切” 这四招呢？以至于中医使用“感觉”已经有了神化的巫术色彩，以为“感觉”能够把握疾病的一切表现。比如：中医有“把脉诊百病”(甚至“悬丝诊脉”这样的荒唐之事在古代确实存在——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观舌诊百病”、“看像诊百病”等等，而且中医现在确实仍然这样诊断疾病。这样的玄学思维方式不仅导致了这样的疾病玄学诊断方法，而且导致的疾病治疗方法也是神乎其神。比如：“针灸治百病”(甚至“耳针治百病”、“足针治百病”)、“人参治百病”、“补肾治百病”、“补血治百病”的等等，这在现代医学看来无异于巫术，因为它们缺乏基本的 “逻辑实证”。而在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看来，其道理简直是再平常不过的(无非是阴阳和谐互补、五行相生相克等等)。玄学思维与科学思维决定了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诊疗方法论的根本差别，中医是“连蒙带猜”的，而现代医学是“逻辑实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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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法论导致了现代医学和中医不同的发展模式，科学方法论是“工具理性”，它认为工具(包括人的感觉本身)总是有局限的，所以认识事物要不断发展新的手段，这导致了现代医学的具体方法的不断改进，甚至方法论本身都在不断进步。而“玄学”方法论是“功能感性”(综合功能反映论)，它依赖感性的综合功能对于事物本质的“悟道”，而“悟道”只需要“灵性的感觉”，而“灵性的感觉”是不需要外在的工具的帮助的(所谓灵光闪现)，这导致了中医的具体诊疗方法的千年不易，而只有浩如烟海的案例描述(而现代医学主要是治疗方法及其改进的描述)，即使是中草药，与清代相比，在数量上也没有增加多少，而药物的类型更是基本未变；而不像现代医学的药物在数量、类型和治疗机理上简直是日新月异。即中医的玄学方法论导致了中医“以不变应万变”，而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论导致了现代医学“以万变应万变”。现代医学和中医谁对生命运动规律的探索更有效，几乎是明摆着的事实。
发展中医不是要将中医的玄学方法论发扬光大，恰恰相反，发展中医就是要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去发现中医某些局部的科学性，然后加以改造，而变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代中医”。“现代中医”的诊疗方法再也不是中医的玄学方法而是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现在的“中西医结合”不是我所说的“现代中医”，“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医学”(现代医学被狭隘地称为“西医”)，比如以现代医学的诊疗方法为主，中药治疗为辅，或以中医诊疗方法为主，现代医学治疗为辅等等。然而中医的整个诊疗理论体系(包括概念系统)都与现代医学完全不搭界，中医怎么能够随便将现代医学的诊断结果直接应用于中医治疗呢？又怎么能够随便使用现代医学治疗呢？这种“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玄学方法论下的胡乱联想、类比、猜测的“荒唐”行为(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中医的疾病概念是不能随便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进行类比的)，实际上它在科学、伦理学、法学上是极其危险的。而我说的“现代中医”不存在什么“中西医结合”，它实际上是现代科学对中医的“再造”，在再造的地方，中医相应的玄学理论内容(尤其是玄学方法论)将被彻底消解。这样的“现代中医”必然导致中医的全面解体，这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解体，那说明我们还不是一个科学理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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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的批判，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超越民族思维的千年惯性、国家意识形态和千千万万靠中医吃饭的人的感情等等因素的影响，以“现代中医”为指归，不然，我们如何彰显科学真理？而且还会由于我们有限的卫生资源因为投入在对无效的中医玄学的继承上而造成巨大浪费，从而减缓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速度，最终损害中华民族的身体健康。当然中医人士工作的整体转型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它需要研究一定的合理的社会机制促其实现，而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
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中医与现代医学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连蒙带猜”的，一个是“逻辑实证”的，即一个是“玄学”的，一个是“科学”的。事实上，作为玄学的传统医学不仅中国有，其它民族在其古代都有，可以说现代医学就是各个民族(主要是西方民族)在对自己的传统医学的玄学方法论的否定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发展现代医学(包括现代中医)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妄图保留中医玄学方法论而发展现代医学(现代中医)的做法都是毫无科学理性的痴人说梦，最终不仅贻害现代医学，还会贻害中医自身。, 百拇医药(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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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的必要条件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一门具体的学科作为科学能不能成立，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学科观念的唯物性；2、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3、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4、学科研究结果(认识真理)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5、学科知识(理论)的可证伪性。而最重要的条件是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因为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决定了一门科学的知识有了可信性的最重要的前提 ——方法学前提(即知识获得的方法如果不合逻辑，没有实证，则知识的真理性是不可信的，也是不能相信的)；而且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也决定了学科观念必须是唯物性的，学科研究对象、内容必须是客观性的；同时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是学科研究结果(认识真理)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学科知识(理论)的“可证伪性”的决定条件(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1、学科观念的唯物性：科学的观念是唯物的观念，相信宇宙世界是由客观物质组成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知的。而玄学在观念上即带有唯心的神秘主义性质，比如某些特异功能强调心灵感应，算命强调心诚则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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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的客观性。即科学只研究客观现象(包括客观的神秘现象，如UFO、精神现象等)和客观规律，而不研究纯粹主观(人脑)想象的东西。如上帝、鬼神及其存在方式是宗教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而与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无关。
3、学科方法论的逻辑实证性。逻辑实证是科学的最根本(基本)方法。真正的科学是无法反逻辑的，也必须经过实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真理性也要通过实证的检验，不然，相对论的真理性就只能是一种有待证明的假设)。逻辑对于科学的重要性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现代科学诞生和发达于逻辑思维发达的西方(而实证思维可以说是逻辑思维的必然延伸并同样遵循逻辑规律)。而伪科学在方法论上就经不起逻辑检验，其知识更经不起实证的检验。
4、学科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科学的研究结果不仅必须在自身学科研究中是可以重复的(通过不同的人、时间、地点等等)，重复性越好，科学性越强，即自圆其说(重复性越好，则越能自圆其说)；而且还必须通过其它学科方法的证明及符合其它学科理论(可旁证性，即其它学科研究的可重复性)，即它圆其说(这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证明，比如通过物理学、化学的研究可以证明生物学的某些研究结果，因为生物学的规律和物理学、化学的规律本质上是绝不会冲突的)。即一门科学的学科决不能仅仅是自说自话的，还必须经得起其它学科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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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科知识(理论)的可证伪性：科学的知识(理论)的真与伪是可以证明的(尤其是实证)，根本无法论伪的知识(理论)只能是“玄学”(这里的“根本无法证伪”不包括暂时无法证伪，“暂时无法证伪”是指存在证伪的前提——即其知识理论获得本身是通过“逻辑实证”的而非“玄学想象”的，只是这种“逻辑实证”可能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实证，而现在的科学还缺乏证伪的更高技术条件)。玄学的东西，你既不能证明它“对”(或存在)，也不能证明它“错”(或不存在)，因为 “玄学”的东西本来就是神秘主义的精神产物(非客观存在，如上帝)。而科学的发展是通过不断“证伪”而不断接近真理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学，由于无法“证伪”，在根本上是无法进步的。
二、中医是一种“玄学”
有了对科学的必要条件的认识以后，从现代科学的层面审视中医，我们发现，中医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全具备科学的必要条件，它实际上不是科学，而是“玄学”，更准确地说中医只是一种包含局部科学性的“玄学”(理论体系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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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总称)本是中国古代用以认识和解释自然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代哲学)。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学说” 开始应用于医学，使中国医学摆脱唯心论神学(巫术)的绝对控制(但并未完全摆脱，比如中医仍然认为天、地、人同理、同构和互通以及“心诚则灵”等)，并迅速为中医(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春秋时期出现的《皇帝内经》这部确立中医学科理论体系的巨著，实际上是“阴阳五行学说” 作为根本方法论在中医上的系统应用。此后二千多年中医的观念和方法论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至今仍然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一统天下。
然而，“阴阳五行学说”毕竟是我国古代(近三千年前)人民认识宇宙世界的极其原始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表面上似乎很深奥神秘，但实际上是古人对宇宙世界缺乏 “分析”的模糊认识、猜测和想象(往往是基于对一些表面现象的粗浅认识基础上的猜测和想象)。这种认识论本来就缺乏也不需要逻辑实证的，它一旦成为中医的方法论便使中医从一开始就不重逻辑实证；而由于这种方法论的原始性、模糊性、笼统性和神秘性，以至于“阴阳五行学说”天然具备了“玄学”性质，而“玄学” 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要证明的。例如“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宇宙构成的基本原素，而且“五行”相生相克(相互生发制约)，但这“五行”到底是什么(显然“五行”并非指我们现在所说的五种具体物质)？为什么世界的基本原素就是这“五行”？ “五行”为何是相生相克的？如何相生相克？有什么客观根据等等？都是不能(也不需要)证明的，而只能由“五行学说”自己说了算，因为“五行”本身就不是一种基于逻辑实证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基于模糊认识的神秘主义猜测加想象的产物，它甚至根本就不是具体物质概念，更不是构成宇宙物质的基本元素，而是物质类型或特征概念。又例如，中医为了让人体符合“五行学说”，竟然让人体内脏、器官、形体、情绪等分别一一对应“五行”，并让它们“相生相克”起来，而这种对应及其“相生相克”也不是基于逻辑实证，而是基于中医“五行学说”的模糊认识、猜测和想象(中医认为人是小宇宙，并与大宇宙相通和同构，这在现代科学看来无异于谬论)，甚至为了“五行”而将“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变成“五情”(去掉了“忧”和“惊”)。人体与“五行”的对应的“真”与 “伪”是无法证明的，也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一旦要证明，“五行学说”即根本就不能存在。而“阴阳学说”认为宇宙由“阴”与“阳”二气生成，但“阴”、 “阳”二气究竟是什么？同样不得而知，同样不能(也不需要)证明，同样也只能由“阴阳学说”自己说了算。以至于“阴阳五行学说”作为中医的方法论永远是、甚至越来越变得神秘和不可知。所以我将中医的学科方法论概括为四个字——“连蒙带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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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方法论的“玄学”性质，中医的具体研究(诊疗)方法同样具有原始的“玄学”色彩。例如，中医认为，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可以解决疾病诊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中医到现在为止也只有这四种诊断方法。我们不能把现代医学的仪器诊断说成是中医的诊断方法，中医只是莫明其妙地借用现代医学的仪器诊断方法。以后章节详述)，因为中医认为所有疾病都可以通过神色(包括舌相、面相、手相等)、气味、言语、脉象表现出来，而且医生能够通过眼、鼻、耳、手感觉出来，所以中医有“把脉看百病”、“观舌看百病”的说法。这在现代科学看来显然不符合现代生物学逻辑，而具有“玄学”想象色彩，因为并不是所有疾病都有症状，也不是所有的症状都有特异性(对于眼、鼻、耳、手的感觉来说)，所以，用眼、鼻、耳、手并不能“感觉”出所有的疾病及疾病的严重程度。又比如中医的 “经络学说”认为人的耳朵和足底包含针对全身各系统器官的穴位，所以通过对这些部位实施针灸或按摩，就可以治疗全身疾病，尽管中医可以通过“阴阳五行学说”进行解释，但这在现代医学看来几乎就是“巫术”(而且在逻辑上看来十分荒谬的是，为什么针灸或按摩那些穴位就一定是治病或防病而不是“致病”呢？按理说，对人体的那些生命的敏感部位又是“刺”又是“按”，岂不更容易“致病”？)。中医自认为是几千年医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但这种“玄学”方法论下的 “经验”基本上是通过感觉、联想、类比、猜测、想象代替逻辑实证而得到的，比如，中医对中药疗效的判断就完全是依赖于古代个体临床实践“经验”，而古代个体临床实践对药物疗效的观察在观察对象、内容、指标、方法、样本、结果等方面都是缺乏严格科学设计的，尽管我们的中医界仍然津津乐道这种“经验”，但这种 “经验”在现代医学看来是远远不够甚至是荒谬的，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药物的疗效要经过基于普遍性(通用)的科学原则而严格设计的现代科学实验(包括临床试验、毒理实验、流行病学研究等)的证明，决不是“经验判断”可以代替的。中医那种基于个体临床实践的所谓“经验”基本上是经不起现代科学质疑的。相信中医的“经验”无异于相信“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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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科学的角度上来看，“阴阳五行学说”显然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还处在极其表面、肤浅、模糊、笼统、猜测、想象的原始层次，现代科学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而使“阴阳五行学说”在今天完全失去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我们的中医的方法论还在延续着几千年前的“阴阳五行学说”，以致于中医到现在依然未建立起作为科学学科的最重要的支柱——科学方法论。
“阴阳五行学说”不仅使中医的方法论不具备现代科学而只有“玄学”的性质，而且使中医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有许多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客观性，比如中医的 “精”、“气”、“血”、“精”、“神”及“脏象”(如“心”、“肾”、“脾”、“胃”、“命门”等)等就不纯粹是客观物质或客观物体，它们是无法界定和证明的，它们明显带有神秘的“玄学”想象色彩，以致于对它们的研究同样无法用科学而只能用“玄学”方法论才能研究得下去。
方法论的非科学的“玄学”性质使中医的研究结果常常是无法进行旁证的，甚至中医的任何研究结果都无法进行“证伪”。在中医自己的系统中，任何结果都可以被自己证明是成立的，以至于中医没有“误诊”一说，因为对于“玄学”方法论来说，任何结果都不难得到圆满解释，但其结果的重复性往往很差。例如，不同的中医医生对同一病人的病症(甚至相同的医生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辨证”，诊断结果常常差异很大，甚至结果完全相反，即重复性差；而现代医学的各种检查结果的差异较小，通过检查结果而综合做出的诊断的差异同样较小，几乎不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检查和诊断结果，即不同医生、不同医院之间的检查及诊断的重复性较高。这种情况显然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的性质不同有关(中医的方法论是“连蒙带猜”的，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是“逻辑实证”的)。又比如，笔者曾经在80年代初期因多次感冒而多次服用磺胺药预防细菌感染，而多次患“磺胺药过敏症”，出现口角、虎口、肛门、龟头等皮肤粘膜(或器官背腹部)交接处发炎(出现红肿热痛的药物斑，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被中医诊断为“大肠阳明筋上火”，诊断医生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治不好我的病，尽管又是针灸又是拔火罐，又是服中药，只要磺胺药不停服，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只要停药，即使不用治疗，炎症也会自愈。而中医的所谓“辨证施治”找不出任何不当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医的“辩证施治”是在用自己的“玄学”方法论进行“论证”，而不是使用现代科学共用(共通)的科学方法论进行论证，而“玄学”的论证是无法也无需证明对与错的(即使是现代医学发现了是“磺胺药过敏症”也无法证明中医的诊断的对与错)，这与现代医学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寻找到患病的根源——磺胺药过敏的科学方法论完全不同。所以，我所患的黄胺药过敏症当然无法由中医而只能由现代医学做出明确的病因诊断并得到根治(被原同济医科大学保健科一位普通医生通过询问病史和用药史，结合磺胺药过敏的临床症状体征等“现代医学”诊断方法，做出正确诊断，并彻底根治。而中医医生根本不懂得询问用药史)，这种现代医学的诊治结果的“正确性”是可以通过药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病理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逻辑实证”得出的，而不像中医的诊治结果的“正确性”是无法进行“逻辑实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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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的“玄学”性质同样使中医没有“不明之症”和“不治之症”一说，中医对任何疾病都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也都可以“治疗”(甚至按中医的理论任何治疗都可以被说得头头是道)，以至于许多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晚期癌症、心脑血管病等)，在死亡的前一天，医生还可以“辨证施治”做出永远也找不到“错误”的“确诊”，并开出一大堆药(尤其在不知道现代医学的诊断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不会有什么“错误”(针对中医理论而言)，这显然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现代医学的方法论对疾病的诊疗来说，清楚、不清楚或不太清楚都是明确的，以至于现代医学有许多“无法诊断”、“误诊”、“不治之症”。而中医的“万金油”玄学诊疗方法论却被许多人(包括学者)认为是一种优势，以至于很容易成为患者(尤其是“绝望”的患者)的“救命稻草”(特别是那些受“玄学”文化禁锢，又没有接受现代科学洗礼而建立起“科学理性”的人)，这不仅因为“病急乱投医”，而且因为“万金油”的“玄学”的东西最能吸引患者(特别是“绝望”的人)的注意，因为说不清楚的“玄学”总让人充满希望(至少可以让人不至于彻底绝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还有那么多的“现代人”生病后首先选择中医(特别中国港澳粤地区)，或“绝望”后的患者最终又投向中医怀抱的原因(包括某些西方人)，以至于我在广东常常看到那些得了现代医学能够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的糖尿病、高血压病的患者(包括许多年轻人)，就是相信中医的永远“莫名其妙”的“玄学”治疗(如中草药治疗)，而不相信现代医学针对发病机理的“清清楚楚”的 “科学”治疗(而且这些人还听不进现代医学的劝告)，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中草药被现代医学证明能有效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但中医就是不相信(或者不顾)这样的事实，结果很快导致这些病人病情的恶化(如出现多器官损伤)，甚至丢了性命。从这个角度说中医简直就是“谋财害命”一点也不为过。我们由此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也有“中医就是谋财害命”的观点，尤其在现代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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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原始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为学科方法论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不具备科学的基本条件(学科观念、方法论、研究内容、研究结果等)，倒是具备了 “玄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主观性、神秘性、想象性、不可证伪性等)。正是主要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说中医(对于理论体系而言)不是科学而是“玄学”(具体的方法并不是全都不符合科学)。当然“玄学”并不是完全与真理无缘，只是对于真理来说，“玄学”根据模糊的感觉、联想、类比、猜测、想象来探索真理，就好象“瞎子摸象”，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片面”、“粗浅”、“模糊”甚至“错误”的。所以说，中医只有理论体系局部的科学性，却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中医方法论：“逻辑实证”还是“连蒙带猜”？
许多网友批评我认为中医的方法论不是科学的“逻辑实证”而是玄学的“连蒙带猜”的观点，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反驳我，比如说：中医的“寒证”的“实证”是“流口水”(口中合)等等，怎么能够说中医不是“逻辑实证”的呢？然而，事实上网友的这类观点是因为没有明白什么是科学的“逻辑实证”以及中医的方法论的性质的结果。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医不是“逻辑实证”而是“连蒙带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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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是指在客观物质层面合乎逻辑地证明事物(现象)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即事物之间的联系要有客观物证(对于社会科学，客观物证不能狭隘地理解成单指物理学的客观物质证明，还应该包括社会学的各种客观资料、信息等等)，而且证明要符合逻辑。“逻辑实证”的方法是科学实验(对于社会科学就是社会学实验)，不用实验如何能做到“逻辑实证”？比如：对于“寒证”来说，不仅要知道“寒证”与“流口水”之间的关系(知其然)，而且要合逻辑地证明“寒证”为什么有“流口水”的症状，而且这种证明必须有客观证据，即要找到“寒证”与“流口水”之间的关系的生物学依据。这种证明就是科学实验的“逻辑实证”。然而，中医的整个基础理论(人体生理机能，疾病临床表现、发病机理，病因的致病机理等等)，从根本意义上讲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而只是一点点极其表面、粗浅、模糊的观察，而且事物之间关系的“证明”绝大多数也不是依靠客观证据的逻辑证明，而是依靠一种感觉、联想、类比、猜测、想象，所以，中医的基础理论不是“逻辑实证”的科学产物，而是“连蒙带猜”的玄学产物。比如中医知道伤风(感冒)流鼻涕(知其然)，但不知道伤风为什么流鼻涕(不知其所以然)，中医虽然也有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完全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而使建立在玄学想象的基础上，即并没有搞清楚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基础(病因及其致病机理的证据等，中医的那些解释伤风流鼻涕的“生物学”机理的理论完全是没有“逻辑实证”的玄学想象，而且都无法进行客观界定，它往往是想当然的)，如果不清楚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基础，则对伤风的认识是极其表面、粗浅和模糊的，以至于临床上就会出现许多有关伤风的错误甚至荒谬的认识，如认为伤风(感冒)的病因是“风邪”、“寒邪”(而“风邪”、“寒邪”到底是什么，中医永远拿不出客观证据)；认为所有的伤风都流鼻涕，所有流鼻涕的都是伤风等等；至于鼻涕的性状、性质、数量、时间等等与伤风的关系的认识，则更是会谬误百出。这些“谬误”的原因就在于中医的方法论是“连蒙带猜”的玄学想象。而更为荒谬的是中医本来就不清楚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机制，却还要自以为是地想象出一大套理论，将伤风为什么流鼻涕的生物学机制说得头头是道，仿佛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以至于使那些完全不懂科学为何物的人以外中医的伤风理论就是多么高妙正确的科学理论，但实际上中医说来说去无非是风呀、寒呀、阴呀、阳呀那样一些玄学的东西，根本无法与现代医学对感冒(伤风)那种基于科学实验的“逻辑实证”的理论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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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医的基础理论不是“逻辑实证”的，那么以中医基础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临床医学同样不可能是“逻辑实证”，而是“连蒙带猜”的，或者说中医临床医学是“连蒙带猜”上的“连蒙带猜”——即玄学上的玄学。比如，在临床上，根据“流口水”来诊断“寒证”，表面上似乎很“逻辑实证”，但实际上那是一种“逻辑实证” 的误会，因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就没有对“寒证”和“流口水”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生物学基础进行“逻辑实证”，那么，直接根据“流口水”来诊断“寒证”本身就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基础理论本身没有经过“逻辑实证”的证明)；何况，一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等等)是十分复杂的，即使临床症状、体征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逻辑实证”(比如现代医学就是如此)，但仅凭症状、体征(往往是非特异性的)进行疾病诊断(中医就是如此)，它的“逻辑实证”水平也是很低的，而中医对疾病的症状、体征也基本上不存在“逻辑实证”，因此，连这种低水平的“逻辑实证”中医实际上也没有。这和现代医学充分利用疾病的临床表现，包括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等等(尤其是客观性很强的实验室仪器检查结果)，进行综合性的疾病诊断方法的“逻辑实证”性有天壤之别；至于基础医学理论，中医与现代医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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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一直没有发展出科学的“逻辑实证”是由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中国人重感性、轻理性，重意象、轻抽象，重玄想感悟、轻逻辑思辩，重感性的感觉、联想、顿悟、类比、猜测、想象，轻理性的逻辑归纳、推演，于是中医选择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论就不是偶然的事。因为，那种混沌、神秘、包罗万象，好像是探索真理，却又永远与真理无缘的宇宙观，全面符合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以至于到现在为止，中国人还在将这种早已失去科学方法论意义的“阴阳五行学说”奉若神明，顶礼膜拜。结果是不仅仅被中国人引以为骄傲、自豪的科学——中医到现在为止还处在科学的原始阶段；而且是中国人也因为玄学思维的巨大障碍而无法成为一个科学理性的民族。
今天，居然有人为了说明中医是“逻辑实证”的实验科学，竟然认为中医虽然没有现代医学的“外证实验”，但中医理论完全是依据什么“内证实验”而创造出来的(见刘力红《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16页)。刘力红说，这种“内证实验”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必须是通过自身修炼，已具备“内视反观”的能力的人才能做，有了这种“内视反观”的能力，什么经络穴位、五脏六腑、药物代谢、血气运行等等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这种“内视反观”能力即使是现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证明不了。这种东方神秘主义的鬼话神言，简直不值一驳!既然连现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证明不了(其他人和现代科技手段都证明不了，说明它没有“可重复性”和“可旁证性”，不符合科学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那么它的“科学性”在哪里？)，刘力红怎么证明别人有“内视反观”能力？虽然李时珍也说过，经络隧道，若非内视反观者，是难以说出道道的，但是李时珍的语气并未肯定“内视反观”能力，也没有拿出客观证据，说明李时珍只是一种猜测，而刘力红却是十分肯定，是不是刘力红就是有这种“内视反观”能力的人？或者说刘力红就是神仙或妖魔鬼怪？如果真是这样，著名的反伪科学斗士马楠悬赏300万元人民币寻找特异功能，刘力红怎么不去领赏呀？如果真的通过修炼人就会有这种“内视反观”的“特异功能”，那我们还要艰难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做什么呢？大家都去跟刘力红学练功岂不更省事？我终于明白，今天的中医博士、教授是怎样做学问的。这种毫无客观科学依据的观点，亏这些中医博士、教授说得出口!他们整天装神弄鬼，胡言乱语，欺世盗名!这些人本质上与民间的装神弄鬼的巫婆没有什么区别。一种东方神秘主义的玄学思维始终控制着中国人的头脑(包括那些中医博士、教授)，以至于我们这个民族仿佛还生活在蒙昧的原始巫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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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把感觉万能化
许多网友都在反驳我对于中医的感觉、联想、类比、猜测的“连蒙带猜”的“玄学”思维方式的批评。他们认为，“西医”(应该是“现代医学”，我一直反对将“现代医学”称为“西医”，“西医”是一种狭隘的殖民主义话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话语)也用“望问听触嗅”等感觉化的方式，怎么能说中医用感觉化的方式就是“玄学”，而现代医学用感觉化的方式就是“科学”呢？。
实际上现代医学和中医使用“感觉”的方式有本质的区别。现代医学使用感觉是将感觉纳入到“逻辑实证”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中，让感觉也为“逻辑实证”的判断服务。这种“逻辑实证”首先承认“感觉”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事物及其变化，人的感觉都能够认识的。所以现代医学的“诊断学”的“望问听触”都只能“感觉”到大的异常，比如：触诊肝脏只能判断是否触及或肝脏在肋下几公分左右，听诊心脏也只能听心律、心跳强弱、杂音等，而绝大多数的异常不能感觉出来，比如触诊永远触不出是否患有病毒性肝炎(更不用说甲、乙、丙、丁、戊等型病毒性肝炎)，听诊永远听不出心脏电生理的变化，甚至微小的杂音和杂音的类型都很难区别；同时现代医学认为这些感觉要与其它的检查(仪器检查等)一起进行“逻辑实证”的综合分析判断。而中医使用“感觉”不是纳入到“逻辑实证”的理性思维方式中，而是纳入到“连蒙带猜”的“玄学”感性思维方式中，而且中医认为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手段能够解决诊断学的一切问题，要不然，中医的诊断手段怎么会只有 “望闻问切” 这四招呢？以至于中医使用“感觉”已经有了神化的巫术色彩，以为“感觉”能够把握疾病的一切表现。比如：中医有“把脉诊百病”(甚至“悬丝诊脉”这样的荒唐之事在古代确实存在——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观舌诊百病”、“看像诊百病”等等，而且中医现在确实仍然这样诊断疾病。这样的玄学思维方式不仅导致了这样的疾病玄学诊断方法，而且导致的疾病治疗方法也是神乎其神。比如：“针灸治百病”(甚至“耳针治百病”、“足针治百病”)、“人参治百病”、“补肾治百病”、“补血治百病”的等等，这在现代医学看来无异于巫术，因为它们缺乏基本的 “逻辑实证”。而在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看来，其道理简直是再平常不过的(无非是阴阳和谐互补、五行相生相克等等)。玄学思维与科学思维决定了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诊疗方法论的根本差别，中医是“连蒙带猜”的，而现代医学是“逻辑实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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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法论导致了现代医学和中医不同的发展模式，科学方法论是“工具理性”，它认为工具(包括人的感觉本身)总是有局限的，所以认识事物要不断发展新的手段，这导致了现代医学的具体方法的不断改进，甚至方法论本身都在不断进步。而“玄学”方法论是“功能感性”(综合功能反映论)，它依赖感性的综合功能对于事物本质的“悟道”，而“悟道”只需要“灵性的感觉”，而“灵性的感觉”是不需要外在的工具的帮助的(所谓灵光闪现)，这导致了中医的具体诊疗方法的千年不易，而只有浩如烟海的案例描述(而现代医学主要是治疗方法及其改进的描述)，即使是中草药，与清代相比，在数量上也没有增加多少，而药物的类型更是基本未变；而不像现代医学的药物在数量、类型和治疗机理上简直是日新月异。即中医的玄学方法论导致了中医“以不变应万变”，而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论导致了现代医学“以万变应万变”。现代医学和中医谁对生命运动规律的探索更有效，几乎是明摆着的事实。
发展中医不是要将中医的玄学方法论发扬光大，恰恰相反，发展中医就是要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去发现中医某些局部的科学性，然后加以改造，而变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代中医”。“现代中医”的诊疗方法再也不是中医的玄学方法而是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现在的“中西医结合”不是我所说的“现代中医”，“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医学”(现代医学被狭隘地称为“西医”)，比如以现代医学的诊疗方法为主，中药治疗为辅，或以中医诊疗方法为主，现代医学治疗为辅等等。然而中医的整个诊疗理论体系(包括概念系统)都与现代医学完全不搭界，中医怎么能够随便将现代医学的诊断结果直接应用于中医治疗呢？又怎么能够随便使用现代医学治疗呢？这种“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玄学方法论下的胡乱联想、类比、猜测的“荒唐”行为(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中医的疾病概念是不能随便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进行类比的)，实际上它在科学、伦理学、法学上是极其危险的。而我说的“现代中医”不存在什么“中西医结合”，它实际上是现代科学对中医的“再造”，在再造的地方，中医相应的玄学理论内容(尤其是玄学方法论)将被彻底消解。这样的“现代中医”必然导致中医的全面解体，这是无可奈何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解体，那说明我们还不是一个科学理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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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的批判，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超越民族思维的千年惯性、国家意识形态和千千万万靠中医吃饭的人的感情等等因素的影响，以“现代中医”为指归，不然，我们如何彰显科学真理？而且还会由于我们有限的卫生资源因为投入在对无效的中医玄学的继承上而造成巨大浪费，从而减缓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速度，最终损害中华民族的身体健康。当然中医人士工作的整体转型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它需要研究一定的合理的社会机制促其实现，而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
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中医与现代医学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连蒙带猜”的，一个是“逻辑实证”的，即一个是“玄学”的，一个是“科学”的。事实上，作为玄学的传统医学不仅中国有，其它民族在其古代都有，可以说现代医学就是各个民族(主要是西方民族)在对自己的传统医学的玄学方法论的否定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发展现代医学(包括现代中医)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妄图保留中医玄学方法论而发展现代医学(现代中医)的做法都是毫无科学理性的痴人说梦，最终不仅贻害现代医学，还会贻害中医自身。, 百拇医药(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