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HIV打交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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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抗击艾滋病最前沿的特别报告
艾滋病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对于艾滋病流行趋势和传播途径，很多人也都耳熟能详，当HIV感染者不断地被检测出来，当艾滋病疫情的数字一年年更新，我们可曾想过，谁是最早的知情者？这些数据怎么出现的？提供这些数字的、也是站在抗击艾滋病最前沿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不久前，记者随国务院“两纲”督导组到云南省疾病控制中心(CDC)考察，在听取CDC性病艾滋病控制中心汇报情况时，听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工作很苦很累，但却没有成就感。尽管我们除春节以外的假期都在加班，尽管我们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在工作，可艾滋病疫情还是在直线上升，感觉很沮丧……说这番话的是CDC性病艾滋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马艳玲。我惊叹于她的直白，更惊叹于她传递出的一种深重的忧虑。这种忧虑从何而来？她们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云南省CDC主任陆林先生告诉我，性病艾滋病控制中心是一个以娘子军为主的团队，主任贾曼红、副主任马艳玲是这个团队中的代表。了解她们，就能找到你要的答案。由此，我走进了她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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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曼红对工作的描述言简意赅却让我眼花缭乱
我们的工作包括四大项：1.监测。第一部分是自1991年起，全省在戒毒所，性病门诊，妇幼保健院、医院妇产科、暗娼、男性流动人口等高危人群中一共建立了81个哨点，每年要做3.5万人的血清检测。这是对不同人群的主动检测；第二部分是处理病例报告。全省医疗机构在发现HIV病例时必须向我们报告疫情，网络遍及16个地州市。每个季度上报给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机构；三是行为检测，更敏感地评估现有指标。因为艾滋病与危险行为有关，所以用行为学的指标对高危人群进行抽样检查，每年2.5万人，检测组每年要跑50个哨点。除此之外，还要在哨点不能覆盖的地方和人群中进行专题调查。
2.自愿咨询检测(VCT)。昆明设有两个点，每年有3000多人到点上来接受检测。此外还有开展面向全省的指导工作，每年为地州培训1000名VCT专业人员，抽20%的VCT点去了解其工作状态，收集工作进展的各项数据，共计228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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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为干预。成立了省高危行为干预工作队负责娱乐场所的女性高危人群和男性同性恋者的行为干预，这个工作需要在现场，每年培训1000人。督导20%的县区，今年完成50个县的督导工作(全省129个县)。
4.实验室网络管理。云南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验室建设滞后。到今年，全省129个县中仅有77个建有初筛实验室，17个地州中有14个建了初筛实验室。在今年上半年以前，全省的初筛阳性标本都是送到我们的实验室来进行确证。上万例标本全部由我们实验室完成。另外我们还承担了4个地州的抗病毒治疗，也就是说，4个地州的病毒载量和免费的CD4筛查也在我们这里做；最后一项是负责全省实验室的人员培训。去年培训了1030人，今年1000人，培训之后要到现场验收，每年两次的质量考核，进行外部质量控制。这是一点也不能出错的。想想看，如果人家不是阳性，你做成阳性了，人家得承受多少痛苦；如果是阳性，你弄成阴性了，错过治疗时机不说，还有可能传染给别人。
贾曼红所描述的上述四项工作，是该中心承担的常规工作。政府向公众发布的相关数据，全部出自这里。自2004年开始，云南省开展艾滋病大筛查，2004年共计筛查41万人，2005年70万人，2006年60万人。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而这还不是工作的全部。除此之外，该中心还承担各种项目的后实施。例如国家十五公关项目，国家CDC项目，在女性性工作者中进行性病艾滋病的调查、亚洲流行趋势预测等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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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自己的工作，贾曼红描述得更加简略，可从中，我依然感觉到一份沉重——
今年出差34趟，108天,平均每月出差3次；平时早上6：30起床，走路到达办公室大约7点半，5点半下班我们都走不了，一般到7点半离开。原来每天带电脑回家接着干，现在为强迫自己休息，不再带电脑回家。
我们一共面对14个对口单位，临时性的工作如会议、接待、信息收集等等都在工作计划之外。今年，一共有300多分批示公文，全部要落实处理，中心有100多分公文需要我们处理，加在一起是500多份。我上班时，就是处理这500多份公文，100多份经费申请单，200多份出差单，接待，开会。我跟CDC有一个签订的科长责任目标书，一共100多条，包括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科研要求、公文、论文、社会治安等等。中心39个人，新手占70%，管理压力很大，要花很多精力去培训。科长和3个副科长分别管两个组，要保证中心的正常运转，还要保证质量，所有的技术文件要看。此外，还有自己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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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曼红一直处于双重角色的困扰中
1990年我毕业后就到了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时刚刚发现艾滋病，我在病毒检验科做的是实验室的工作。由于艾滋病是一个新的病种，国家也还没来得及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当时的工作比较单纯。随着国家对艾滋病的重视，投入成几十倍的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也成倍增加。可机制上的局限跟投入往往不相适应，造成了很多决策上的失误，也使我们的工作很难产生成就感。一方面是超负荷的压力，一方面是没有成效，感觉很郁闷。举个例子说，我们在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把新感染的人数查出来了，可由于很多制约因素，后续的工作跟不上，所以，这个结果不能公布。那么既然这样，查出来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筛查之后紧接着是培训咨询员，可当我们培训好咨询员后，感染者却不见了!
作为专业人员，我们过去忧虑的是不受重视，所以我们总是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呼吁重视艾滋病的流行，现在重视了，我们的期望值也随之增高，可现实又让我们产生了新的忧虑。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工作没有意义。我想肯定自己做了事，尽了力，生命是有价值的。当我感觉不到的时候，我就只有困惑的份儿了。有时真想辞掉这份工作,但心里很矛盾，CDC对我不错，从学外语，接受各种培训，有很多的学习机会，使我有事业发展的极大空间。所以，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常这样劝自己：能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进程中是很难得的机会，应该力所能及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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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班要处理各种杂事，很多专业工作做不了，所以天天带电脑回家，从来没有节假日。由于没日没夜地工作，我曾经对工作感到恐惧。有时打开电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看不到。
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有多少次加班到深夜三四点钟走出办公室，我看着满天的星星，周围一片寂静，感觉不到生命的存在。有一年春节放假，我们全家到西双版纳玩，我带着电脑，每到一个景点，他们下去玩，我在车上打电脑，他们上车继续走，他们下车我又继续。就等于只有开车时我才从工作状态转回来。我就是不能看到电脑，看到了就觉得工作没做完，就紧张，所以强迫自己不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带电脑回家。回到家就跟女儿玩，说一些完全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地来上班。
老公是搞建筑设计的，也需要到现场，可我的出差比他多，我不在家，他只能留在家里。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他管，做饭、接送孩子上学、开家长座谈会。要不是有他，我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女儿10多岁，我非常希望每天都能准时上下班，陪女儿做完作业后跟她说说话，这就是我的幸福。今年，我为女儿做了一顿饭。那天出差回来，我没回办公室直接回了家。我女儿一边吃一边说：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吃得站不起来。我差点落泪。对别的孩子来说，吃妈妈做的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对我女儿来说却是那么难能可贵!女儿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日记。题目就是“妈妈做的饭”。对老公和女儿的歉疚，我只能等退休了再来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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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艳玲不断给同事打气：咬咬牙，明年会好的
实验室的工作确实很辛苦。2005年12月28日，我们开始做7000多个阳性标本的检测，必须在1月3日前完成。我们加班加点，终于在1号凌晨3点结束了。那天晚上回家洗澡是不可能的，洗头也免了，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连脸都没法洗。因为是元旦，新年的第一天，所以印象特别深。我记得那天到夜里快3点了，回不了家，就到招待所睡了一会，因为洗脸毛巾没带，所以就只好不洗脸就来上班。
2005年时，因为云南省要开展抗病毒治疗，所以就要测CD4(病毒载量)，又没有设备，所有地州都要上来做。而CD4是有时间限制的，从采样到做检测要在48小时内完成，我们实验室一共做了3000多份。
尽管我们超负荷地工作，可仍然看到疫情每年上升，而且速度很快，因此有了另一种焦虑。我们到外面开会，常听别的省的人说，你们云南那么多的钱投入到艾滋病中，怎么一点效果也看不到。一方面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个过程，不会在短时间内就能见到成效。很多阳性是很早以前就检测出来的，随着检测覆盖面的扩大，新的阳性不断被检测出来，数字自然是越来越大。说到经费，全省4000多万人，一年投入的经费2亿人民币，而我们的邻国柬埔寨人口没有我们多，每年用于防艾的经费是几亿美元，非洲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国家，也是几亿美元的投入。就以抗病毒治疗来说，我们给患者免了治疗费、药费，但住院费免不了，而在国外是全免的。按现在的覆盖率，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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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无论在哪一个层面都是新的课题。在管理上也会出现决策上的失误，只有不断的总结经验，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针具交换、美沙酮治疗、推广安全套等等防艾措施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而现在，这都已经变成了事实。说明社会在进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应该做的努力。而且我们可以跟泰国做一个比较。泰国4800万人口，比云南多不了多少。泰国防治艾滋病工作被推崇，但感染者的绝对数是我们的十倍，云南的情况并没有恶化，一般人群感染率不到1%，为0.5%，如果没有做工作，就难以想象。若干年以后，我们的成就感会更大更强烈一些。
我常常这样给大家打气：过了今年就好了。“咬咬牙，再坚持1年。”他们都把我这话当成“狼来了”。不过，今年的确好多了。我们分别为地州培训了四个1000人，即监测1000人，实验室1000人，自愿咨询检测1000人，干预1000人。基层的能力起来了，我们就只用抓质量控制，现场督导、技术支持，而且通过不断的努力，129个县都建了初筛网络，地区一级也建起了确证实验室，基层专业人员通过我们的培训也都成长起来了。相对于过去，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减轻了。同时，国家层面上管理的规范化也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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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今年好多了。尽管仍然还是要把电脑带回家，但最起码可以见到家人了。原来我儿子要是周末见到我在家，就会很奇怪：妈妈你为什么不加班？儿子早都习惯我不在家了。有时是大家一起加，有时是我自己一个人加。比如我手上的课题不能在上班时间做，只能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我总是对家人说，我的同事已经很苦很累了，我不能再让他们陪我加班。我自己只要咬咬牙，就能挺过去。一年中，只有春节是不加班的。
这份经历也很难得。毕竟艾滋病对人类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危机。我1994年从华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就来到这里，一直跟HIV阳性血清打交道。我们在几天内见到的阳性血清，别人一辈子没见过，而且是几万份标本放在一起。实验室工作太苦了，有的年轻人呆不下去走了。除了艾滋病，我们还要做各种性病的检测。外省的初筛是一周做一次，因为量少，所以可以积攒起来做，而我们是天天做，遇到孕产妇等有特殊需要的就要加急做。还好我们的人员都比较年轻，身体还扛得住。
我们常常提到“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我想，这也包括我们的孩子和亲人。真的对他们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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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科忙不忙，看看小马就知道了。”同行都这么说。
采访后记
接受艾滋病挑战的不仅仅是感染者、患者、医生、卫生领域的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而且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决策者、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艾滋病从过去的“谈艾色变”，讳莫如深，到现在公开谈论，从法律法制的建设到机构的设置，从“防艾”进入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制进行考核到人、财、物投入，无论时政策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艾滋病潜伏期长，又涉及性隐私、不良嗜好等等问题，抗击艾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中，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和行动，而贾曼红、马艳玲们无疑是抗击艾滋战线最前沿的战士。对她们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我们理当充满敬意。
相关链接
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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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5年12月，全球HIV感染者4030万人。3450万人死于AIDS。有2000万艾滋孤儿。
1985年，我国大陆发现首例AIDS和4名HIV感染者。2003年专家估计当时有84万存活的HIV/AIDS。
2005年底，中国有65万HIV/AIDS，检测发现者为14.1万，2005年新发生的HIV感染者约7万人。
云南、河南、新疆等部分地区中，孕产妇婚检及临床检测人群中HIV感染率已达到或超过1%——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界定的高流行水平。
2005年12月，云南省累计有40157名HIV感染者，AIDS病人2200人，因艾滋病死亡1541人。2005年1~12月新感染者11766人，病例977人，死亡791人。
人大代表呼吁为防治艾滋病工作人员买保险
针对广东处于艾滋病大规模流行前期的危机状况，广东省人大代表杨杏芬、唐小平分别提出议案，呼吁尽快建立吸毒人员针具售卖点，让吸毒人员能够方便买到卫生干净的注射器和针头，以阻止因共用注射器吸毒引发的艾滋病传染带来的可怕后果。唐小平也认为，应尽快为从事艾滋病防治的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保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杨杏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广东艾滋病的预防状况表示忧虑。她说，广东已处于艾滋病流行高发期的前期，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不能自欺欺人。现在99%以上吸毒者最终会发展为静脉注射吸毒，50%以上的静脉吸毒者曾有共用注射器的吸毒行为，这很可怕。, http://www.100md.com(梁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