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答《中国日报》记者问
2006年11月24日 星期五
1.您在提出中医不科学、缺乏安全性、缺乏毒性验证等观点时，是否考虑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中医现代化工程中，用当代分子生物学进一步了解中医这样一些做法？您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帮助中医中药摆脱不科学的现状？中医现代化的支持者(中国的主流)认为，这是中医现代化的无他选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确看不到这方面太多的成果，试想，青蒿素类药品是集全国之力，尚且耗费十数年，中间的过程和最后的产物，可以说除了受到传统中医医书的启发外，已经与中医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16世纪，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斯发动欧洲的医学革命之前，就从愈创木中萃取过愈创木酚。17世纪化学家波伊尔提出“化学元素论”时指出过，上帝才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任何人类的创造都不能超过上帝。以化学元素论为指导开发出来的药物，中国叫“西药”，其基本元素也是来自“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向自然界学习，从自然界萃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进行符合我们人类自身要求的再创造，这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所在。中国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分子生物学方法，来做“中医现代化”的工作，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工作是不是属于“中医现代化”还值得研究。我已经指出过，中医概念、中医概念与概念之间混乱的逻辑构造、以及中医不可靠的经验基础，使得中医不可能走现代化的道路的。就药品开发来说，中医典籍也未必有多少参考价值。我注意到中医史上的一种怪现象。中医对单味药草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一直在扩大。似乎一种药，治这种病能好，治那种病也能好。一味生姜，居然扩大到了可以治疗44种病。其中，明显是因为不能区分“假治”和“真治”效果而被扩大的。我可以断言，只要人们愿意，继续把生姜治病的“有效”范围扩大到可以治疗440种病，也是可能的。我还要指出一点，这种依据“假治”效果扩大治疗范围的，在多味药草配伍形成的中医方剂中也存在。因为古代中医区别不了“真治”和“假治”，现在的中医界依然拒不接受这种区分，而中医要现代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区分“真治”和“假治”，否则，后面的工作就可能是做“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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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的观点，“中医现代化”的工作不要局限于药品开发和有效成分的萃取。我个人直觉判断认为，中医在这方面可能提供的参考价值潜力不大。现在中国相信中医的人还有很多，“中医现代化”可以为选择中医的人做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包括：
(1)、中草药的实际疗效研究，明确区分中草药的“真治”与“假治”，为后续的药品开发和有效成分萃取奠定基础。
(2)、中草药的安全性研究。
(3)、中草药对其它药物的干扰性和抗干扰性研究。
(4)、中成药剂型设计。我国传统的中成药(当时叫“熟药”)制造遵守“用三世”的原则。意思是说，药不过三世使用，不能做成中成药买。现在，这个原则被中药厂商的“利益驱动”抛弃掉了。我认为，中成药开发应该重新确认这个“用三世”的原则。如果不能“用三世”，也要首先进行有效性、安全性的实验之后再投入生产。所谓中成药剂型设计当然就是要使中成药满足“三效”(高效、速效、长效)，“三小”(剂量小、毒性小、副作用小)和“三便于”(便于携带、便于贮存、便于服用)要求。
, 百拇医药
(5)、植物疗法的国际比较研究。比如说，古埃及人关于芦荟的用法就与古中国人很不相同。古代埃及人在公元前16世纪就用芦荟来杀灭寄生虫病，缓解头痛和胸痛，外用治疗烧伤、溃疡、皮肤病和皮肤过敏。据《本草纲目》记载，这种植物是公元8世纪从波斯引进的。中国对它的命名有“卢会”、“讷会”、“象胆”等。《本草纲目》记载它“苦、寒、无毒”，“主治热风烦闷，胸膈间热，明目镇心，小儿癫痫惊风，疗五疳，杀三虫及痔疮痔瘘，解巴豆毒。”李时珍认为，卢会“专于杀虫清热”。从药理学这个角度看，《本草纲目》记载它“苦、寒、无毒”是画蛇添足，没有真实的药理学意义，甚至可能误导读者。
通过相同药草不同用法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植物疗法做出一些新的判断。取它们之间的共性进行研究，开发起来，就可以减少许多盲目性。从古埃及人与古中国人对芦荟的用法可以看出，芦荟其实是有毒的。把芦荟用于治疗皮肤病，或用于皮肤保健，大概是安全而且可靠的。我国把芦荟开发成复方内服，并且为了促销而毫无根据地把它夸大到“抗癌”“败毒”“增强免疫力”等药效，外用夸大到“去皱”、“嫩肤”甚至“美白”，就不可能不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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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现代化的反对者指出，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如果套用西医模式，中医不过就是植物药素材提供者。这些人极言“盲目的现代化将害死中医”(王旭东语)，中医是整体医学、辩证医学等等，但是，在当代科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整体医学或者辩证医学本身还有发展的前景吗？
答：科学规律具有唯一性，不存在“双重科学”一说。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人发狂，要去建立所谓“无产阶级崭新的科学”，闹了许多笑话。我们现在要吸取这些教训。科学在其发展中有一些学派之争。但那是针对科学结论的不同解释而形成的。科学结论本身还是唯一性的。说医学有两种不同的体系，是我国中医界自我标榜出来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而是拒绝接受全世界公认的科学标准而设计的托词。严肃的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不应该承认“双重科学真理”的说法。
中医方法如果真的有效，是应该可以得到科学的验证，并进而能够得到科学的说明的。我这里把“证明”和“说明”分开来，是因为医学科学是不断进步的，许多有效的医疗方法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到科学的说明。在这方面，西医和中医都概莫能外。但是，一个治疗过程与一个相关的康复过程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已经可以通过大样本的双盲随机实验统计来确立的。中医致命的缺点就在于，它至今游离于世界标准之外。因果关系判断，不是只有科学思维才去追求的目标。日常思维也需要进行因果关系判断。从这个角度说，中医所违背的不只是科学准则，而且还违背日常思维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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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新西兰李博士的信中说，“中医如果保留汉代以前的传统可能要好一些。是汉代兴起的“儒医”把古代民间医术引错了路。它在错误的道路上陷得太深了。”这条错误的道路最大的特点是搞乱了治疗与康复之间的因果关系。既然中医从汉代开始就走错了路，现在它遭遇了科学医学，科学的东西必然淘汰不科学的东西，因果关系明确的东西必然抛弃因果关系不明确的东西，就是一个谁也阻挡不了的铁则了。因此，我认为，只要遵循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医，不存在什么“盲目的现代化”的问题。要说“盲目性”，这些盲目性也决不会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中医自身!中医如果遭到“现代化”的毁灭，那就意味着，我们毁灭了一种充满盲目性的医学。就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来说，对一种充满盲目性的医学毁灭得越彻底，越好。如果中医没有盲目性，就不要害怕现代化。
我得再次指出，中医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整体医学”。至于把中医吹捧成“辩证医学”，就更加荒唐了。整体论的哲学不是不讲因果关系的。整体的因果关系通常也是通过某些要素而起作用的。以“发烧”为例，它是一种病态身体的宏观现象，或曰整体现象。导致身体整体出现发烧的原因，肯定不是整体的，而是具体的。我大致统计了一下，大约有158种具体的病因会导致发烧。医生通过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就可以使一个病态的整体得到恢复。中医的“辨证施治”，完全不能认识到这些具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它的医学和药学都是盲目的。不光整体不明，具体也不明。所谓“脾胃不和”是整体的，还是具体的？谁也说不清楚。西医则不同，它把导致胃部不适这种“整体现象”通常都能用“具体的”病灶理论来解释，从而使医生能够通过具体去把握整体，从解决具体出发，达到最终解决整体的目的。我相信你能够赞成这样一种观点，离开了具体的整体是毫无意义的整体。中医所自我标榜的整体，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失去具体的整体。因此，中医界自我标榜的整体论哲学，只是一具整体论哲学的概念躯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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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一方面，上述盲目的现代化将害死中医这种观点，似乎音量越来越大，并且直接与中国文明联系在一起。一些医学史书(如“再造病人”)还把中国人接受西医，当作一种中国人思想被改造(而不是被正确的科学所武装)的情况，您觉得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答：文明需要在不断进步中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通过抱残守缺来保守一种旧文明，不但不可能，而且很愚蠢。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比特揭示过一个“创造性毁灭原理”。意思是说，技术一旦有新的进步，这个进步的新技术，就会体制性地毁灭基于旧技术的一切。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出现，必然淘汰骑兵和基于骑兵的作战方法，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当人类找到了“有效成分入药”的方法以后，就必然要淘汰那些将毒物、秽物、异物、食品“捆绑在一起入药”的旧方法，同时也必然要淘汰基于这些旧方法的医学体系。中国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实现医学科学的进步，只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好处，不会对中国有任何害处。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不愿意为了“保留传统”而重新背上“东亚病夫”的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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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一些指责说“(从国家医疗体系)废除中医”是一种利益驱动，目的是为了西医多卖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个体制构想是我提出来的。我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我在其中没有任何利益关系。那些鼓吹“爱国”的人，其实不是爱国，而是爱他们自己的权势、地位和其它一些既得利益。我已经总结了实现这个体制构想的四大好处。其中包括合理使用我国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实现对我国土著医术的有效管理；促使中医中药走向自我完善；为目前就业困难的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提供转向世界主流医学的机会。如果中医中药真的有人们所吹嘘的那么大的本事，让它在国家体制外少受一些约束，自己在体制外去接受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竞争，不是对他们更加有利吗？
5.从世界范围来看，包括WHO在内，越来越重视各种“本土医学”，制定了各种战略，资助各种“本土医学”的研究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么做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各种“本土医学”是新药的源泉，另一个是在贫穷的社区，各种“本土医学”可能是穷人的救命医学(南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寻求传统治疗师的帮助)，您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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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有“本土医学”都是“贫困的医学”。这里所谓“贫困的医学”包含以下一些含义，首先是它的方法简单而且实现途径相对廉价。它不需要制药厂，不需要医疗仪器设备，原材料来源也简单，医生也容易培养。这些“贫困的”方法，就决定了它比较适合于贫困的人口。因此，越是欠发达的地区，使用这种“贫困的医学”的人口越多。我注意到一个资料，由于世界上贫困人口占大多数，因此，大约有80%的人口至今还在选择“本土医学”。也正因为这样，确保“本土医学”在使用上的安全和可靠，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能让穷人，和把“本土医学”做在应急选择和最后选择的富人，在不安全、不可靠、充满经济欺诈的情况下使用“本土医学”。这就需要那些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的人，去重新发掘和研究历史上残留下来的“本土医学”，而不是盲目地鼓励贫困人口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使用“本土医学”。使用“本土医学”的人口越多，有关“本土医学”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就越重要。这与我国中医界不顾医学科学的进步，只是一味地以“认同传统”的方式来号召患者接受“本土医学”是截然不同的。贫困人口也是人。我们不能让贫困人口成为不安全的土著医术的实验动物。我想，这就是全世界越来越重视土著医术最根本的原因。, 百拇医药(张功耀)
1.您在提出中医不科学、缺乏安全性、缺乏毒性验证等观点时，是否考虑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中医现代化工程中，用当代分子生物学进一步了解中医这样一些做法？您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帮助中医中药摆脱不科学的现状？中医现代化的支持者(中国的主流)认为，这是中医现代化的无他选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的确看不到这方面太多的成果，试想，青蒿素类药品是集全国之力，尚且耗费十数年，中间的过程和最后的产物，可以说除了受到传统中医医书的启发外，已经与中医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16世纪，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斯发动欧洲的医学革命之前，就从愈创木中萃取过愈创木酚。17世纪化学家波伊尔提出“化学元素论”时指出过，上帝才是独一无二的创造者，任何人类的创造都不能超过上帝。以化学元素论为指导开发出来的药物，中国叫“西药”，其基本元素也是来自“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向自然界学习，从自然界萃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进行符合我们人类自身要求的再创造，这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所在。中国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分子生物学方法，来做“中医现代化”的工作，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工作是不是属于“中医现代化”还值得研究。我已经指出过，中医概念、中医概念与概念之间混乱的逻辑构造、以及中医不可靠的经验基础，使得中医不可能走现代化的道路的。就药品开发来说，中医典籍也未必有多少参考价值。我注意到中医史上的一种怪现象。中医对单味药草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一直在扩大。似乎一种药，治这种病能好，治那种病也能好。一味生姜，居然扩大到了可以治疗44种病。其中，明显是因为不能区分“假治”和“真治”效果而被扩大的。我可以断言，只要人们愿意，继续把生姜治病的“有效”范围扩大到可以治疗440种病，也是可能的。我还要指出一点，这种依据“假治”效果扩大治疗范围的，在多味药草配伍形成的中医方剂中也存在。因为古代中医区别不了“真治”和“假治”，现在的中医界依然拒不接受这种区分，而中医要现代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区分“真治”和“假治”，否则，后面的工作就可能是做“无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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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的观点，“中医现代化”的工作不要局限于药品开发和有效成分的萃取。我个人直觉判断认为，中医在这方面可能提供的参考价值潜力不大。现在中国相信中医的人还有很多，“中医现代化”可以为选择中医的人做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包括：
(1)、中草药的实际疗效研究，明确区分中草药的“真治”与“假治”，为后续的药品开发和有效成分萃取奠定基础。
(2)、中草药的安全性研究。
(3)、中草药对其它药物的干扰性和抗干扰性研究。
(4)、中成药剂型设计。我国传统的中成药(当时叫“熟药”)制造遵守“用三世”的原则。意思是说，药不过三世使用，不能做成中成药买。现在，这个原则被中药厂商的“利益驱动”抛弃掉了。我认为，中成药开发应该重新确认这个“用三世”的原则。如果不能“用三世”，也要首先进行有效性、安全性的实验之后再投入生产。所谓中成药剂型设计当然就是要使中成药满足“三效”(高效、速效、长效)，“三小”(剂量小、毒性小、副作用小)和“三便于”(便于携带、便于贮存、便于服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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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植物疗法的国际比较研究。比如说，古埃及人关于芦荟的用法就与古中国人很不相同。古代埃及人在公元前16世纪就用芦荟来杀灭寄生虫病，缓解头痛和胸痛，外用治疗烧伤、溃疡、皮肤病和皮肤过敏。据《本草纲目》记载，这种植物是公元8世纪从波斯引进的。中国对它的命名有“卢会”、“讷会”、“象胆”等。《本草纲目》记载它“苦、寒、无毒”，“主治热风烦闷，胸膈间热，明目镇心，小儿癫痫惊风，疗五疳，杀三虫及痔疮痔瘘，解巴豆毒。”李时珍认为，卢会“专于杀虫清热”。从药理学这个角度看，《本草纲目》记载它“苦、寒、无毒”是画蛇添足，没有真实的药理学意义，甚至可能误导读者。
通过相同药草不同用法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植物疗法做出一些新的判断。取它们之间的共性进行研究，开发起来，就可以减少许多盲目性。从古埃及人与古中国人对芦荟的用法可以看出，芦荟其实是有毒的。把芦荟用于治疗皮肤病，或用于皮肤保健，大概是安全而且可靠的。我国把芦荟开发成复方内服，并且为了促销而毫无根据地把它夸大到“抗癌”“败毒”“增强免疫力”等药效，外用夸大到“去皱”、“嫩肤”甚至“美白”，就不可能不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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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现代化的反对者指出，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如果套用西医模式，中医不过就是植物药素材提供者。这些人极言“盲目的现代化将害死中医”(王旭东语)，中医是整体医学、辩证医学等等，但是，在当代科学日新月异的情况下，这样一种(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整体医学或者辩证医学本身还有发展的前景吗？
答：科学规律具有唯一性，不存在“双重科学”一说。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人发狂，要去建立所谓“无产阶级崭新的科学”，闹了许多笑话。我们现在要吸取这些教训。科学在其发展中有一些学派之争。但那是针对科学结论的不同解释而形成的。科学结论本身还是唯一性的。说医学有两种不同的体系，是我国中医界自我标榜出来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而是拒绝接受全世界公认的科学标准而设计的托词。严肃的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不应该承认“双重科学真理”的说法。
中医方法如果真的有效，是应该可以得到科学的验证，并进而能够得到科学的说明的。我这里把“证明”和“说明”分开来，是因为医学科学是不断进步的，许多有效的医疗方法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到科学的说明。在这方面，西医和中医都概莫能外。但是，一个治疗过程与一个相关的康复过程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已经可以通过大样本的双盲随机实验统计来确立的。中医致命的缺点就在于，它至今游离于世界标准之外。因果关系判断，不是只有科学思维才去追求的目标。日常思维也需要进行因果关系判断。从这个角度说，中医所违背的不只是科学准则，而且还违背日常思维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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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新西兰李博士的信中说，“中医如果保留汉代以前的传统可能要好一些。是汉代兴起的“儒医”把古代民间医术引错了路。它在错误的道路上陷得太深了。”这条错误的道路最大的特点是搞乱了治疗与康复之间的因果关系。既然中医从汉代开始就走错了路，现在它遭遇了科学医学，科学的东西必然淘汰不科学的东西，因果关系明确的东西必然抛弃因果关系不明确的东西，就是一个谁也阻挡不了的铁则了。因此，我认为，只要遵循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医，不存在什么“盲目的现代化”的问题。要说“盲目性”，这些盲目性也决不会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中医自身!中医如果遭到“现代化”的毁灭，那就意味着，我们毁灭了一种充满盲目性的医学。就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来说，对一种充满盲目性的医学毁灭得越彻底，越好。如果中医没有盲目性，就不要害怕现代化。
我得再次指出，中医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整体医学”。至于把中医吹捧成“辩证医学”，就更加荒唐了。整体论的哲学不是不讲因果关系的。整体的因果关系通常也是通过某些要素而起作用的。以“发烧”为例，它是一种病态身体的宏观现象，或曰整体现象。导致身体整体出现发烧的原因，肯定不是整体的，而是具体的。我大致统计了一下，大约有158种具体的病因会导致发烧。医生通过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就可以使一个病态的整体得到恢复。中医的“辨证施治”，完全不能认识到这些具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它的医学和药学都是盲目的。不光整体不明，具体也不明。所谓“脾胃不和”是整体的，还是具体的？谁也说不清楚。西医则不同，它把导致胃部不适这种“整体现象”通常都能用“具体的”病灶理论来解释，从而使医生能够通过具体去把握整体，从解决具体出发，达到最终解决整体的目的。我相信你能够赞成这样一种观点，离开了具体的整体是毫无意义的整体。中医所自我标榜的整体，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失去具体的整体。因此，中医界自我标榜的整体论哲学，只是一具整体论哲学的概念躯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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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一方面，上述盲目的现代化将害死中医这种观点，似乎音量越来越大，并且直接与中国文明联系在一起。一些医学史书(如“再造病人”)还把中国人接受西医，当作一种中国人思想被改造(而不是被正确的科学所武装)的情况，您觉得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答：文明需要在不断进步中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通过抱残守缺来保守一种旧文明，不但不可能，而且很愚蠢。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比特揭示过一个“创造性毁灭原理”。意思是说，技术一旦有新的进步，这个进步的新技术，就会体制性地毁灭基于旧技术的一切。坦克和武装直升机的出现，必然淘汰骑兵和基于骑兵的作战方法，就是这个道理。同样，当人类找到了“有效成分入药”的方法以后，就必然要淘汰那些将毒物、秽物、异物、食品“捆绑在一起入药”的旧方法，同时也必然要淘汰基于这些旧方法的医学体系。中国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实现医学科学的进步，只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好处，不会对中国有任何害处。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不愿意为了“保留传统”而重新背上“东亚病夫”的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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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一些指责说“(从国家医疗体系)废除中医”是一种利益驱动，目的是为了西医多卖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个体制构想是我提出来的。我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我在其中没有任何利益关系。那些鼓吹“爱国”的人，其实不是爱国，而是爱他们自己的权势、地位和其它一些既得利益。我已经总结了实现这个体制构想的四大好处。其中包括合理使用我国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和科学研究资源；实现对我国土著医术的有效管理；促使中医中药走向自我完善；为目前就业困难的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提供转向世界主流医学的机会。如果中医中药真的有人们所吹嘘的那么大的本事，让它在国家体制外少受一些约束，自己在体制外去接受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竞争，不是对他们更加有利吗？
5.从世界范围来看，包括WHO在内，越来越重视各种“本土医学”，制定了各种战略，资助各种“本土医学”的研究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么做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各种“本土医学”是新药的源泉，另一个是在贫穷的社区，各种“本土医学”可能是穷人的救命医学(南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寻求传统治疗师的帮助)，您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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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有“本土医学”都是“贫困的医学”。这里所谓“贫困的医学”包含以下一些含义，首先是它的方法简单而且实现途径相对廉价。它不需要制药厂，不需要医疗仪器设备，原材料来源也简单，医生也容易培养。这些“贫困的”方法，就决定了它比较适合于贫困的人口。因此，越是欠发达的地区，使用这种“贫困的医学”的人口越多。我注意到一个资料，由于世界上贫困人口占大多数，因此，大约有80%的人口至今还在选择“本土医学”。也正因为这样，确保“本土医学”在使用上的安全和可靠，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能让穷人，和把“本土医学”做在应急选择和最后选择的富人，在不安全、不可靠、充满经济欺诈的情况下使用“本土医学”。这就需要那些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的人，去重新发掘和研究历史上残留下来的“本土医学”，而不是盲目地鼓励贫困人口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使用“本土医学”。使用“本土医学”的人口越多，有关“本土医学”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就越重要。这与我国中医界不顾医学科学的进步，只是一味地以“认同传统”的方式来号召患者接受“本土医学”是截然不同的。贫困人口也是人。我们不能让贫困人口成为不安全的土著医术的实验动物。我想，这就是全世界越来越重视土著医术最根本的原因。, 百拇医药(张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