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非要逼死中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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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现代化之道尽管暂时解决了中医的身份问题、解决了特殊时期的防疫体制问题，却也将中医拖入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深渊。在西医的激进派看来，中医是规则的破例者，是现代医疗系统的安全隐患。在中医的保守派看来，现代中医又正在成为传统的背叛者。
1929年请愿的中医代表陈存仁传奇
“身为子女，我最佩服我爸爸的有一点:1949年5月，匆匆飞往香港的时候，他多余的钱财细软都没带，就带了几包有历史价值的相片，全是他和民国名人的合影——那时候，他就已经留意要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留一份记录了。”
让陈树桐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陈存仁的一生，他反而觉得，陈存仁是个“重名胜过重利”的头脑灵活的上海人——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成全了他，他是名医，也是著名的活动家。“他爱慕名声甚至到了虚荣的地步，当时为了竞选上海参议院议员，天天在饭馆里摆着流水席面请客吃饭，当年的参议员都是荣毅仁一流，根本没有中医会舍得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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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树桐看来，甚至1929年3月17日，陈存仁等五人代表全国中医向民国政府请愿的举动，都是父亲贪图名声的结果,“本来也轮不到他，可是因为他爱出头，会讲话，在五个全国中医界的代表中，他最年轻，身旁的四位代表全部是世家出身的名医，只有他是个初生牛犊”。
并非世家出身的上海名医
“我们家是地道的上海人，本来在南市开绸缎庄。”陈树桐说，在他看来，地道的上海人总是和外地人不同，头脑灵活，会找机会，“父亲就是一个机会派”。上世纪20年代，家道中落的陈存仁在中学毕业后，本来读的是南洋医科大学，这是几位留日的西医在上海办的私人医学院。但读了一年，得了伤寒病，学校里的西医教师没能治好，反倒中医给他开了五天中药后治好了，家中长辈遂动员他学习中医。正好诊治他的中医丁甘仁开了“中医专门学校”，而且将来西医开业需要投资，中医开业则简单得很，种种原因使他学上了中医。
刚毕业时，他也就是一普通的小中医，当时上海中医讲究的是“家学渊源”，有祖传秘方当然最好，名声也响亮。陈存仁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另外开辟一条路，办了一张《康健报》，除了请名中医写稿，还请武侠名家向恺然在上面以小说笔调写验方，结果一下子卖到1万多份，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名中医“陈存仁”了。陈树桐说:“父亲的业务其实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开始来就诊的都是司机、店员，治好了他们，他们的老板、车主、业主也就来了，慢慢影响到富裕阶层。一些工厂主聘请他当厂医，他中西医都懂，诊断力就强了。有钱后他还聘请一位西医每天给他上两小时课，上了两年。不像一般老医生那样排斥西医，他又善于结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因此名声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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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因为没有“祖传秘方”，因此特别爱收购医学古籍，这也成为他当时成为名医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陈树桐，因害怕同学嘲笑，不敢承认曹汝霖是自家亲戚，“当时都知道曹汝霖是个很出名的卖国贼，谁敢说他和我们家是亲戚啊？”他母亲的堂姐嫁给了曹汝霖，也就因为这层关系，陈存仁在北京购买中医典籍才能顺利。当时琉璃厂的各家旧书店虽然多，但是对生人，却一个钱都不肯还价，靠曹汝霖的名片可以打6折。陈存仁到了那里就拿出自己的藏书目录，声称目录中没有的一概要买，一下收集了1000多本，并且有80多本是当时北平名医萧龙友所藏，以大洋3150多元成交。
第二天，掌柜请客吃饭，萧龙友也作陪，席间，掌柜突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提倡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有可能运不走。陈存仁当时就傻了，出手了藏书的萧龙友劝他不要着急，说他会想办法。隔天，陈存仁从萧龙友那里拿到了300张盖了“北京警察总局封”的封条，通过这300张封条寄书，全部医书都寄到上海，陈存仁也成为当时上海收藏医学典籍最多的中医，对他后来编辑《中国药学大辞典》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陈存仁藏书成癖，甚至连哈同收藏的秘本《金刚经》都被他抄回来，“他给哈同家看了很多次病不要钱，哈同不好意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借此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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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知道我父亲写过《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都问我们家是不是有很多银元，我说银元是没有的，书是有一大屋子的。”陈树桐记得，专门装医学典籍的书房有几间。1949年5月，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书籍一本都没带走。“威海路黄陂路口的房子按照名义是我和妹妹的名下，但是1980年我回大陆发现，楼下已经被上海市煤气公司占去了，找我们家的故交袁雪芬帮忙解决，看能不能要回。”陈存仁在上海时候，与袁雪芬很熟悉，袁得了肺病，是他亲自治疗好的。“文革”尚未结束时，袁雪芬去香港演出，表示要看一个“反动派”，这个反动派就是陈存仁。
袁雪芬是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但她也表示无能为力，至于那些书，更是早就不见踪影了。
民国要人的中医情结
当时在上海，要做一个出名的医生，必须要有一批出名的病人，一方面是机缘巧合，一方面是有意为之，陈存仁的病人中有许多民国政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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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印象中，章太炎是父亲去登门拜望后认识的，而吴稚晖、于右任都是父亲无意识间结识，结识后都有了很好的关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记载，和章太炎相识，起因于他的国文补习老师姚公鹤和章太炎友谊很深，两人书信往返都由陈存仁当送信人。章太炎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姚的书童，后来知道他是中医，立刻大感兴趣，说自己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能处方，让陈存仁跟他学习国学。
章太炎经济困窘，当时留陈存仁吃饭，“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而章太炎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臭东西，他早年遭袁世凯幽禁时，因为风寒所侵，所以鼻子一直有病，“闻不见臭气，所感觉到的只有霉变食物的鲜味”。画家钱化佛每次求章太炎写字，一定带臭咸蛋或者臭菜梗，章太炎一改平时倨傲的样子，有求必应。陈存仁后来让章太炎用芙蓉叶研成末，放在鼻子里，后来章太炎将此方子写给来求字的人。
章太炎开的处方，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章太炎知道陈存仁在学中医，所以常常问他一些“时方”，他觉得这些“时方”也很有意思;走江湖的“铃医”也受他重视，他觉得这些铃医的单方很多是经验的产物，多少有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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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后来还帮秦伯末等人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对于西医，他多少有些调侃，当年著名西医江逢治患“夹阴伤寒”而亡，章太炎邮寄了一副对联，写道: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与吴稚晖的认识，起源于病家介绍，有次吴稚晖拉肚子，他的脾气是从来不看病，也不肯吃药，结果陈存仁熟悉的一个病家把陈拉去，吴稚晖听说医生来，就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罗王的帮凶”。结果陈存仁只能说是和他聊天的，不是来看病的。
吴稚晖解释说他10多岁的时候，医生说他得了童子痨，活不过多久，结果他自己每天去爬山，脱光了衣服晒太阳，只喝一点水，吃一点粥，毛病好了，从此再也不相信医生。他对我父亲说，阳光、空气和水确实是治疗肺病的最好方法。陈树桐说:“我父亲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因为他最早学的是西医，所以他一向很注意吸收西医成果，到后来很出名的时候，他都会和病人说，‘这病中医看不了，你去找西医’。”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使他和吴稚晖有了交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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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吴稚晖不肯吃药，所以陈存仁说，不吃药不勉强，吃点山楂和石榴总可以？然后就叫人去买山楂炭和石榴皮，及时煲饮，吴稚晖不好意思不喝，结果喝了，拉肚子立刻好了。原来山楂可以消积，石榴皮止泻是最好的，吴稚晖这才笑着说，这东西不碍再吃一次。
两人熟悉后，陈存仁发现，吴稚晖对一切药物，所有补身剂、强壮剂都不沾唇，但水果拿到就吃，从来不洗不清洁，10个手指甲里藏污纳垢，许多食物过期了也不理会，“他专讲心理卫生，从来不注意生理卫生，他的长寿，完全来自于情绪健康和心理卫生”。吴稚晖的头发要3个月才理一次，而且绝对是在街边的小理发摊上了事，长衫也只有几套，棉袄从来不洗，最多只在太阳下晒晒。
但是他心态特别好，有次开会，主席王某大骂吴稚晖是个王八蛋，吴稚晖毫无愠色，站起来说:“他该知道我姓吴，王八蛋该是姓王的祖宗。”对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笑了之，所以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陈存仁和吴稚晖有张合影，上面陈存仁穿长衫，拿扇子，陈树桐说陈存仁19岁就出道，年轻时一是因为病人相信老中医，二是因为要和当时长者名流打交道，“他完全打扮成一个老头子的样子”，一概只穿深色长衫，戴瓜皮帽，20岁的人看上去像40多岁。后来到香港，完全改变了装束，全部穿西装，40多岁的时候看上去反而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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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和于右任第一次见面于到南京请愿时，当时请愿书是于右任亲自接的，并对中医界的抗争很佩服，说中医不该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管理，“这等于由牧师来管理和尚”。
后来的见面却很神秘，陈存仁有个姓沈的女病人，长得美丽，“光彩照人”。有一天陈存仁晚上在家宴客，沈小姐来了，她告诉陈有个要紧的病人，必须马上治疗，也不管陈拒绝晚上出诊，拉着他就走。到了沈家，才发现沈的绣榻上睡着一个高大男人，人比床还长。定睛看去，才发现就是于右任。于说自己此时得了伤寒，只能看中医，西医不容易看好。经过15天的治疗后，于右任病愈，但他居然没有钱给陈作诊疗费。他告诉陈自己生平没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只拿公务员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常年在外是不带钱的，只能给陈存仁写幅怀素体的千字文为报酬。陈树桐说:“我父亲一听惊喜过望，他一直喜欢名声胜过金钱，于右任的墨宝肯定比金钱更珍贵。”
陈树桐这样评说他父亲，“其实他很知道钱的好处，常常说‘大人不可一日无权，小人不可一日无钱，我是小人，所以不可无钱’。但他知道，在上海，只要你有了名声，钱肯定会跟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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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教九流的交际
陈存仁在上海年纪轻轻就成了名医，因害怕被绑票，所以只能找一些有势力的人投靠，称为“拜老头子”，杜月笙就是他投靠的对象，陈存仁和一些人拜杜月笙为“先生”，当时报纸上做的标题为“名流拜先生，怕被人绑票”，“他们和帮会里的人拜的仪式不一样，拜见的时候只是三鞠躬，不用点香和磕头，但是一样用粉红色的条子写拜帖，有一套仪式”。
由于杜月笙不识字，所以陈存仁每次去拜访，就把报纸上关于杜的消息念给他听，不管消息好坏，然后再给他讲解。两人交往下来，陈存仁觉得杜月笙不是一个一般人物，和黄金荣等不可同日而语。而杜月笙也很听他的话，早年喜欢戴钻戒的习惯就是被陈存仁劝说而改掉的。
“当时做医生，病人叫你出诊不能不去。抗日战争时候，有名的杀人魔头吴四宝最喜欢叫我父亲出诊，我父亲害怕得不得了，不敢不去。去了，又害怕因为没诊治好，遭遇吴四宝翻脸不认人的待遇。”第一次上吴四宝宅的故事，成为陈存仁最喜欢给陈树桐讲的传奇——胆战心惊地去那里，结果被吴四宝一把拉住说，“陈医生，我们见过，我是世界书局的司机四宝，开车送过你回家”。早年陈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因销量特别好，很受书局老板重视，叫汽车司机送他回家。但陈存仁给吴四宝或者他家里人看病，还是战战兢兢，“我父亲是正宗的上海人脾气，胆小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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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父亲去给吴家看病，诊治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特别害怕回不来。正好父亲有个姓袁的朋友，也是上海很能混的‘闻人’，他见父亲害怕得要死，就陪他一起去。到吴家看完病，他马上就对我父亲说，正好有人请我们俩吃饭，一起走。”这样逃过了一劫，当时吴四宝确实是杀人不眨眼的。
按照陈树桐的记忆，陈存仁虽然胆小，但对黑社会的种种要求，却知道拒绝，并不是完全忍受，“因为他三教九流认识多了，在这里受了威胁，知道到哪里去找人帮忙”。上海有年流行伤寒病，中上阶层的病者，基本求治于4个有名中医，陈存仁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一天要坐汽车去八九家，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因为伤寒主要源于饮食不当，所以得病的人，“资产阶级最少，贫苦人家、警务人员和‘白相人’最多”。当时的白相人就是黑道人物，看这种人的病，看得好会出名，看不好会惹事，“父亲因为对伤寒治疗有把握，所有奔走于各家各户上门治疗，那年他认识了不少黑道人物和他们的家庭”。
在陈树桐看来，陈存仁一生追逐名气，结果做了很多不值得做的事情，例如1948年竞选“国大代表”，也纯粹是虚荣心的表现，当年一共有7个中医当选为“国大代表”，陈存仁在中医中居然票数最高，“当时谁都不知道，是因为我姨父科学家吴有训的缘故父亲票数才高，我姨父和蒋介石关系不错，我父亲从来不求他办事情，因为竞选‘国大代表’，求到姨父那里，结果他一说，父亲以中医里最高票数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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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个头衔的陈丝毫不懂政治，潘汉年借他们家会见吴有训，劝吴有训不要去台湾，“我爸爸坐在旁边，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当然他也不会去汇报”。吴有训后来留下来，成为交大校长，后来又任中科院副院长。
陈存仁的“国大代表”头衔没有给他任何好处，1949年上海解放，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成为我们家族里唯一的一个‘反动派’，其实他根本不懂政治，当时就是觉得那头衔响亮吧”。到香港时，陈存仁全家身上只有9000港币，连租个房子都租不起，幸亏一位亲戚把房子无偿借给他住，他只能挂一个小牌子，写着陈存仁诊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求新异，聘请了两个广东少女当助手，以招徕广东人生意，不像一般的上海人那样守在小圈子里。不久，一位从前在上海的老病人找他看病，一次就给了他40元，“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从此可以在香港立足了”。,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