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战略》序
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腐败的清政府的大门，随之中华民族一连串国耻接踵而至!帝国主义的大炮不仅打破国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带来其优秀部分之时，也带来了鸦片烟一样的东西，使东方之龙睡梦不醒，逐步地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失去信心，甘心臣服于西方文化脚下。这就是近百年中华文化的客观现实，也是中医药学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中国近代史，是人民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史；中医近代史，也是中医受西医压迫史、中西医不平等史。这个不平等不是外来的，而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191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关于医药教育的部分却没有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引发了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愿活动。教育总长汪大燮公然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次斗争无结果，从此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教育，不为国家正式承认。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余云岫炮制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此案如果实行则我国之中医将于20世纪中期绝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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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解放前的卫生行政部门要消灭中医？汪大燮1913年12月29日还有一段话，道破了玄机。他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这就是要在中国消灭中医的思想根源。中医药事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中医有识之士感到中医药已临绝境了!这就是中医20世纪上半叶可悲的历史。
(二)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与全国人民一道翻身解放。但中医受不平等对待之开始是在王斌执掌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接过余云岫的接力棒，用改造中医的方法，取代废除中医的方法。王斌思想在其文章《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中尽露无遗。他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他说：“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但我们今天还没有足以满足人民的医药供应的力量，取缔旧医会造成人民对我们的误会，因此我们对旧医应该采取团结的方针。……他们有严重行会观念，技术的秘密化，师徒的封建传统，与某些技术上的垄断与居奇，医学的非科学性和唯心的思想方法。……在技术上改造，是应该介绍初步的科学医学知识。……开短期训练班，经训练合格者给予医助资格，并在训练班中启发他们客观地来认识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至于中药，我们应当接过来予以科学的研究，将来归入我们的新中国药典中去。”王斌发表此文后，卫生部向全国推荐，然后王斌被提升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上任之后便推广其改造中医之政策，全国中医参加进修班学习西医。这一歧视中医的政策被毛泽东主席所察觉——由健康报发表公开点名批判王斌的文章，王斌继承余云岫的衣钵，用改造中医以消灭中医之政策，受到党中央的严肃批判，取消中医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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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这是中医事业的第一个春天!1958年第一届西医学中医毕业，毛主席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1958年以后差不多全国各省都成立中医学院。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是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方面大倡“一根针、一把草”以淡化中医，另一方面提倡“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惟一道路。”于是有些中医学院合并于西医学院而名为“新医学院”，其结果，中医又一次遭到打击。
但各种打击，也没有把中医打倒，原因在于中医治病就是有疗效，群众拥护，人民离不开中医。例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州每天诊治百多名病人的名医不少，防病治病中医是绝对的主力军，但以后西医院多起来了，加上公费医疗报销等制度原因，急危重症的患者都往西医院送，中医过去靠家庭病床治疗急危重症的舞台没有了，结果反而错误地认为中医治不了急症!当然，舞台没有了，不少名老中医逐步驾鹤去了。中医学院成立之初又忙于师资与教材的建设，忽视中医医院的建设。医院建设也得不到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比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有一个小小的门诊部，80年代才有一百多张病床，而老一辈临床家纷纷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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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世界医学突飞猛进，我国中医仍处于不平等地位，少量的大学生虽然培养出来了，中医的临床水平却没有提升。中医百年来推而不倒，靠的是临床显效，现在却有日趋淡化之危险!
解放后几十年了，对中医是否“科学”仍在辩论不休!普遍认为中医药要现代化，不能缺少西医的帮扶与改造而忽视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因此“重西轻中”成为中医药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可以说“科学主义”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准则，这是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鸦片!最痛心的是“重西轻中”思想已深入中医内部，据说中医博士生如果案头有一本《内经》便会受到同学们的嘲讽，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重西轻中”的现象早被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所觉察，当他视察某地一所中医医院时竟看到一个“中医科”的科室牌子。因而促使他于1982年召开了著名的衡阳会议——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意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决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等重大问题。这是一次正确的关系重大的会议，后来却受到一部分人的异议。但在崔月犁部长等人的努力下，1986年1月经国务院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医管理局的决定”，并于同年12月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管理局，开始改变“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这是中医药事业迎来的又一个春天。纵观20世纪这一百年，中医在坎坷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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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世纪这一百年，余云岫的消灭中医政策可以说是失败了。但王斌改造中医的思想影响并未因其被批判被撤职而彻底消失。王氏之阴魂，凭借“科学主义”这一精神鸦片渗透到中医药队伍之中，使中医药事业危机四伏。
进入21世纪，中医药在2003年抗击SARS之战中，发挥了人所共知的威力。现在正向攻克世界医学第一难题“艾滋病”而进军。如果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21世纪的中医药学术将又一次腾飞。
21世纪是一个新的世纪，中医的第三个春天来了!首先是中国科技部于2005年把中医药作为重大科研项目纳入“国家973计划”之中；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把“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从此中医药学是不是科学这个百年论证可以休矣，岂不快哉!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国家昌盛，中国走在和平崛起的光明大道上。中医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中医药的发展现在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怀与强有力的领导，中医药在21世纪将得到发展是肯定的。但经过一百年的不正常待遇，已经疾病缠身，仔细盘点中医药之家底，不容乐观。中医之发展是快是慢，取决于正确的战略措施，中医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国计民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编后]
此文为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为贾谦同志的《中医战略》一书所作之序(摘录)。, 百拇医药
(一)中国近代史，是人民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史；中医近代史，也是中医受西医压迫史、中西医不平等史。这个不平等不是外来的，而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191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关于医药教育的部分却没有中医药教育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引发了中医近代史上首次抗争请愿活动。教育总长汪大燮公然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次斗争无结果，从此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教育，不为国家正式承认。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余云岫炮制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此案如果实行则我国之中医将于20世纪中期绝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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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解放前的卫生行政部门要消灭中医？汪大燮1913年12月29日还有一段话，道破了玄机。他说：“按日本维新已数十年，其医学之发达，较之我国不啻天壤。”这就是要在中国消灭中医的思想根源。中医药事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中医有识之士感到中医药已临绝境了!这就是中医20世纪上半叶可悲的历史。
(二)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与全国人民一道翻身解放。但中医受不平等对待之开始是在王斌执掌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他接过余云岫的接力棒，用改造中医的方法，取代废除中医的方法。王斌思想在其文章《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中尽露无遗。他认为中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他说：“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但我们今天还没有足以满足人民的医药供应的力量，取缔旧医会造成人民对我们的误会，因此我们对旧医应该采取团结的方针。……他们有严重行会观念，技术的秘密化，师徒的封建传统，与某些技术上的垄断与居奇，医学的非科学性和唯心的思想方法。……在技术上改造，是应该介绍初步的科学医学知识。……开短期训练班，经训练合格者给予医助资格，并在训练班中启发他们客观地来认识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至于中药，我们应当接过来予以科学的研究，将来归入我们的新中国药典中去。”王斌发表此文后，卫生部向全国推荐，然后王斌被提升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上任之后便推广其改造中医之政策，全国中医参加进修班学习西医。这一歧视中医的政策被毛泽东主席所察觉——由健康报发表公开点名批判王斌的文章，王斌继承余云岫的衣钵，用改造中医以消灭中医之政策，受到党中央的严肃批判，取消中医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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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成立了中医研究院，1956年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中医学院，这是中医事业的第一个春天!1958年第一届西医学中医毕业，毛主席在卫生部的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要正确贯彻中医政策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1958年以后差不多全国各省都成立中医学院。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是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文化大革命来了，一方面大倡“一根针、一把草”以淡化中医，另一方面提倡“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惟一道路。”于是有些中医学院合并于西医学院而名为“新医学院”，其结果，中医又一次遭到打击。
但各种打击，也没有把中医打倒，原因在于中医治病就是有疗效，群众拥护，人民离不开中医。例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州每天诊治百多名病人的名医不少，防病治病中医是绝对的主力军，但以后西医院多起来了，加上公费医疗报销等制度原因，急危重症的患者都往西医院送，中医过去靠家庭病床治疗急危重症的舞台没有了，结果反而错误地认为中医治不了急症!当然，舞台没有了，不少名老中医逐步驾鹤去了。中医学院成立之初又忙于师资与教材的建设，忽视中医医院的建设。医院建设也得不到卫生行政部门的支持。比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有一个小小的门诊部，80年代才有一百多张病床，而老一辈临床家纷纷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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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世界医学突飞猛进，我国中医仍处于不平等地位，少量的大学生虽然培养出来了，中医的临床水平却没有提升。中医百年来推而不倒，靠的是临床显效，现在却有日趋淡化之危险!
解放后几十年了，对中医是否“科学”仍在辩论不休!普遍认为中医药要现代化，不能缺少西医的帮扶与改造而忽视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因此“重西轻中”成为中医药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可以说“科学主义”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准则，这是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鸦片!最痛心的是“重西轻中”思想已深入中医内部，据说中医博士生如果案头有一本《内经》便会受到同学们的嘲讽，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重西轻中”的现象早被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所觉察，当他视察某地一所中医医院时竟看到一个“中医科”的科室牌子。因而促使他于1982年召开了著名的衡阳会议——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意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等文件。这次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问题，增加中医事业经费问题，解决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等重大问题。这是一次正确的关系重大的会议，后来却受到一部分人的异议。但在崔月犁部长等人的努力下，1986年1月经国务院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医管理局的决定”，并于同年12月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管理局，开始改变“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这是中医药事业迎来的又一个春天。纵观20世纪这一百年，中医在坎坷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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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世纪这一百年，余云岫的消灭中医政策可以说是失败了。但王斌改造中医的思想影响并未因其被批判被撤职而彻底消失。王氏之阴魂，凭借“科学主义”这一精神鸦片渗透到中医药队伍之中，使中医药事业危机四伏。
进入21世纪，中医药在2003年抗击SARS之战中，发挥了人所共知的威力。现在正向攻克世界医学第一难题“艾滋病”而进军。如果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那么21世纪的中医药学术将又一次腾飞。
21世纪是一个新的世纪，中医的第三个春天来了!首先是中国科技部于2005年把中医药作为重大科研项目纳入“国家973计划”之中；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把“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从此中医药学是不是科学这个百年论证可以休矣，岂不快哉!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国家昌盛，中国走在和平崛起的光明大道上。中医药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中医药的发展现在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怀与强有力的领导，中医药在21世纪将得到发展是肯定的。但经过一百年的不正常待遇，已经疾病缠身，仔细盘点中医药之家底，不容乐观。中医之发展是快是慢，取决于正确的战略措施，中医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国计民生，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编后]
此文为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理论家和教育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为贾谦同志的《中医战略》一书所作之序(摘录)。,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