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英先生究竟想干什么？
(2006年12月3日，星期日)
昨天，一位朋友转发过来一个网络读者要求发给我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就是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马伯英先生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中医学是优质的生态医学》。
我浏览了一下这篇文章。就文章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许多观点都是国内一些“护医派”人士，包括某些“中医泰斗”都已经表达过的观点。而且，针对这些观点，我差不多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意见。比如，这些人总以为我们是在用“西方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于是就把中医瞧扁了。针对这个观点我是说过了许多次的。今天，我再把它完整地表述一遍。
科学存在“中医标准”和“西医标准”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前苏联30年代开始的一些带政治色彩的生物学家那里去。正是他们，首先人为地创造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之间的差异。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很清楚。当时，李森科之流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创造所谓“社会主义的遗传学”，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科学体系”，从而达到他们否定已经得到重新证实的孟德尔遗传学。这里所谓“重新证实”，是指1900年荷兰遗传学家德·弗里斯重新发现了35年以前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发现的两个遗传学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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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律为什么会引起前苏联遗传学家的反感呢？原因还得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遇到的困境说起。
1876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发表17年,并且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的特别青睐。可是，这种理论却存在变异物种如何才能在后代保持下去的遗传学疑难。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电学家，叫詹金(Jenkin)。他以当时的融合遗传理论为背景，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证明了一个推论，既使生物能够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产生新物种，这些新物种也不能在后代保持下去。这个难题，就是进化论史上的“詹金恶梦”。
达尔文为了回答詹金的诘难，引入了“泛子循环假说”。可是，这个假说的要义必须使进化论重新回到了比达尔文进化论早60年的“拉马克进化论”那里去，尤其在物种进化的遗传学解释方面。这就导致了“新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
在这个向拉马克主义回归的新趋势中，有一点必须要得到实验证实，那就是，生物在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否在后代遗传。德·弗里斯的贡献在于，他通过自己的遗传学实验判决性地证明了，生物后天获得性的性状不能在后代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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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于是，他们一方面批判孟德尔遗传学，一方面重新为拉马克遗传学辨护。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生物学派”。从那以后，苏联的学阀们开始否认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认识，也否认人类两千多年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规范，并试图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所谓“无产阶级崭新的科学”。
这种风气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批孟德尔遗传学，批鲍林的共振论，批量子力学，批相对论，就是这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发生过的闹剧。最早起来纠正这些闹剧的是于光远老先生，还有我的导师许良英老先生。我本人在1999年出版的《相对论革命》一书中特别对我国的批相对论运动做了揭露和批判。
科学是长期的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晶。科学事业不是那一个民族，那一个科学家所能造得成的。1976年，李约瑟博士最早把科学所具有的可以跨越民族的、文化的、社会习俗的障碍进行文化渗透的文化现象，叫做“世界性”。并创造了“世界性的科学”这个术语。这个术语表明，科学是世界性的，既不是任何民族的，也不是任何阶级的或政党的。在世界性的科学面前，所谓“双重科学标准”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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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笔者出版了《科学技术学导论》一书，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科学”。尽管关于“科学”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但科学所应该满足的基本要求，在科学哲学界并没有什么分歧。
归纳起来，科学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概念要有明确的指称，要能够在经验世界进行还原。
2、逻辑结构要严密，推理前提和推理形式要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不能带有任何随意性。
3、科学理论所依赖的经验基础(观察和实验)要充分可靠。(通常以“可重复性”作为判据。)
4、科学的理论构造要尽可能地简单。概念要尽可能地少，能够相互归并的概念要相互归并。在逻辑结构方面，要以尽可能少的前提进行推理。
5、科学结论要经得起检验。中医界在理解科学的“可检验性”方面是犯错误最多的。他们把“科学检验”理解为“科学复查”。事实上，科学检验是致力于对未来的“检验”，而不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复查”。科学检验的做法是，依据已经得到的科学结论做出一种可被检验的预言，然后检验这个预言。反归纳主义者说，“过去不能证明未来”。这是归纳逻辑至今还没有逾越的障碍。因此，对过去的“复查”是不能代表对未来的“检验”的。我曾经通过打比方的方式解释过“检验”与“复查”之间的差异。我多次强调，关于针刺麻醉“过去有效”的渲染和复查是没有意义的，针刺麻醉的有效性，必须能够在相同条件的“下一个”得到验证，才能算数。不能达到“下一个”的可检验性，针刺麻醉是不够资格被称为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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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读者不难看出，我国护医派人士，强调中医是独立于西医之外的“另外一种科学”，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李森科之流狂妄叫嚣建立所谓“崭新的无产阶级科学体系”的翻版，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马伯英先生发表在《科技日报》上的文章，也是如此。
我对网络上大部分人的观点，都没有发表过有直接针对性的意见。所被我反驳的都是一些够档次的大人物。这不是我特别喜欢大人物，而是，所有大人物的身份都有些特殊。单是他们的身份就容易欺骗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小人物只知道谩骂，大人物还讲些道理。如果不戳穿这些大人物所讲的道理的骗局，就会贻害不少人。
网络上说，马伯英是“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这个头衔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到。而且中文和英文的搜索都能得到相同的证明。中文网页发表的稿子还说，马先生是“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这个头衔，我们至今无法通过网络加以证实。不过，这不妨碍我们的讨论。利用“谷歌”搜索引擎，键入“ma bo ying”找到完全符合搜索要求的只有三项。其中一项，是他与另外一位作者参加的“第8次国际中国科学史大会”时提交的一篇论文的摘要。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中医从中国传入英国》。另外两项与11月17日英国警方打击盗卖濒危动物的部分及其制品的行动有关。这么有名的大人物，只有两、三项英文网页符合搜索要求，这恐怕足以使每一个网络读者会把马先生给“瞧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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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络报道，今年的11月17日，英国大都市警察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非法盗卖濒危动物身体部分及其制品的行动。因为马先生是在英国的中医界的头面人物，他为这个行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中医药联合会(FTCM)，作为中医生最大的联合会，中医批发公司和中医诊所将认同并明确地支持保护濒危动物，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利用或销售这些物质。”
很明显，马先生发表在《科技日报》的文章是这个讲话的扩展。前前后后，马先生都仿佛是在英国警方的打击行动背景下，为中医做辨护。
从11月17日开始的英国警方打击非法盗卖濒危动物部分及其制品的主要注意力，是中草药批发商和零售商、中医诊所，和在英国销售的所有中成药，其中，尤以打击销售虎骨、麝香、犀牛角、熊胆和熊掌为重中之重。至于马伯英先生在英国警方的打击压力下，跑到国内来鼓吹“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动机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用不着去猜想。但是，马先生的标榜，究竟是不是名实相符？我相信，所有熟悉中医入药方式的读者都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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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去新疆的高昌古城参观。我在那里看见，在那干渴得要命的土壤上，好不容易长了一种艰难图存的藤本植物。那解说员向我介绍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药材”。这话差点没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中国被不明不白的医药措施毁灭的动植物资源难道还少吗？所谓“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从何说起呢？难道在英国不能猎杀的动物资源，就可以到中国来猎杀？冠冕堂皇的“生态医学”究竟是什么货色？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我们不禁要问：马伯英先生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还要顺便问两句：《科技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鼓励科学精神，还是鼓励用一种不科学、不节约的医药措施，进一步毁灭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试问，《科技日报》还信“科”吗？
附： 中医学是优质的生态医学 马伯英驳中医消亡论
作者：马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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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内掀起了“取消中医药”之论，据说网上签名支持者已近2万人。始作俑者振振有词，以“废除中医口号已提出120年”，“中医不科学”等为进攻武器，对中医药发出了剿灭令。
是可喜，还是可悲？
废止中医论点最初来自日本
“废止中医”可溯之于日本的“废止汉医”，始于1875年。日本文部省医务局官员赴欧美考察医事后，订立条例，决心废除汉医。其办法是一切从医者须通过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内外科及药剂等科目考试后，合格者才能授予开业证书。这些科目都是西医科目，中医自然考不出来，自然也就不能再生存下去。因反对者众多，日本随后又追加了一项安抚条款，即原已执业者可以免试，但中医不得授徒或开学校。
“免试”使大批中医从业者得以继续生存，条例也因此执行畅通无阻。3年后才有中医发现，“条例”等于让中医老死灭亡，随即再次发起抗争，但为时已晚。日本汉医，自此若存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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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东洋者多，留学西洋者少，日本的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国，中国的名流学者于是纷纷主张效仿东西洋之法。所以，从郑观应、俞曲园、章太炎、梁启超到鲁迅和傅斯年等，无不主张废止中医。但另一些学者如梁漱溟、郭沫若等，对中医并不持偏激之论，他们认为，中医有疗效作为事实，其中必有其科学的道理。
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日本和欧美都已经开始热心地研究和提倡中医，那些“废止中医”论者，是否有点儿“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中医是科学吗
现在人人开口闭口都讲科学，科学成了标签，成了某人想要加以褒贬某一客体的标签。科学是标签吗？回答很简单：如果是标签，科学就不是一个开放体系而成封闭体系了。于是科学就失去了前景，没有了前途。而这正好是科学要排除的东西，所以，不要随便给一种你未能认知或知之甚少的客体去贴标签。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在未知事物面前总是抱持着谦卑的态度，而具有勇于不断探索的精神，绝不轻言“放弃”、“废止”、“不可救药”这类走向极端的话，这才是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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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在西方一般是与科学、技术相提并论的，互不隶属。因为医学既包括理论，又充满技术因素，而且很多是要凭经验看病治病，哪一类都包含不了。现在，人们将之归于广义上的科学范畴，是因为基础医学部分科学理论的比重越来越大。不过，西方科学史家、特别是临床医生，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基本上属于经验医学范畴。所以，从严格的科学定义角度上看，医学是不属于科学范畴的。
基础医学各有所属，例如解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等，都是科学范畴内享有独立地位的科学学科，它们离开医学照样存在，它们是医学所用的知识和工具，并不为医学所独占。医学只是借用了它们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医生看病一定会尽量利用它们，但利用不上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这时候，医生还是要看病治病，他们靠的就是经验。俗话说“后生手艺老郎中”，医生愈老，经验愈多，看好病的机会就愈大。所以在西方，同样是信任老医生胜于年轻医生。
由上可见，医学是科学、技术和经验的混合体，在严格分类上是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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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医学概念流行起来，叫做“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其矛头所指就是经验医学。
诊断也好，治疗也好，教课也罢，先要来一句当头棒喝：拿出证据来，没证据，一切免谈!这证据必须是经过双盲、随机、对照和统计学检验分析合格通过的。这就是真正的科学医学了，经验医学时代行将结束。
然而，这只是近10年才提出的，并在西方医学界也引起了极大困扰。最近，《英国皇家医学会学报》就有专门讨论，自然也有人加以质疑，因为极端的“循证医学”是高妙的殿堂医学，而不是救急的床边医学。
我不反对医病要有证据，也不反对循证医学去占一席之地，让医学进入科学殿堂。但我反对一刀切，反对先贴标签再救人。从认识论上讲，人们取得经验，然后上升为科学理论，都要有一个过程，而经验是不断产生并积累起来的，而且大多数情况，正是经验成为科学理论新鲜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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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照以上所论，现代医学也是不科学的，那中医就更是不科学的了。错。我强调科学是一个发展概念，是一个开放系统，不要把一个自以为是的“科学(或不科学)标签”硬往人家身上贴。一定要贴的话，我们就找一个比较得到公认的科学范畴概念(未必可称为定义)作一对照判别。
中医的本质及科学内核
我曾经花了10年之功研究中医理论的本质问题。我是西医科班出身，文化大革命在山村行医的医疗实践使我亲身体会到中医的临床有效性，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学习使我认识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
1985年前我发表的论文，基本结论是：中医是自然哲学的医学；其认识论的方法论主体是朴素系统论的方法论。1985年至1988年我在剑桥大学工作并继续研究中医。1990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过一本63万字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我发现，中医理论的本质和科学内核，始终是一种生态医学适应理论。我在该书中写下的结论是：“中医学是以自然和社会生态状况及个体自身的心理变化影响人体健康和疾病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并从中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及预防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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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出版至今十数年了，虽然用中文写，但在国外影响比国内大。后来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进一步阐述的论文，但关于中医是生态医学的结论，并未引起当局和有关科学思想史研究者的注意。
我提出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肯定中医是科学，中医是与西医不同体系的医学科学，研究中医应在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学上找出突破口。
现在的“中医不科学”论者，是以西医作为参照物，认定西医是科学，而中医不能融入西医这个体系，所以中医不科学。这一三段论逻辑推理，形式上正确，但大前提不准确，所以结论错误。科学是多元的，西医也只不过是科学医学的一大门类。西医与中医的不相融好比话剧与京剧，它们属于不同的表演体系，互不取代，但都属于表演艺术。
论者以中医不能实证又不能否证来证明中医不科学，这是似是而非、掩人耳目的说谓。中医不能实证，否证又从何谈起？关键问题是中医能不能实证和如何实证。西医的实证建立在实验研究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是在“还原论”指导下所得出的成果。但“还原论”与系统论是不同的理论范畴，“还原论”方法对于系统论范畴的客体有适用不当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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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医学科学方法证明不了的中医不等于说中医就不科学，它只能证明中医是不同于西医的科学。同样，西医研究适用的统计学方法不能照搬到中医研究中来。统计学也需要革新。何况近来西方科学界已有人指出，当代研究中的不少统计分析结论并不正确反映科学本质，对统计学方法和理论提出了挑战。西医研究尚且如此，何况对中医岂能唯此为从？在中医研究中，为什么不该去寻找适用的统计方法呢？
中医是科学的，其生态医学适应理论比起西医来是超前的。西医也在近些年提出生态医学新观念，但远未形成理论，远未达到像中医那样可操作而付之临床应用的程度。不要民族虚无，唯西人马头是瞻。
中医的出路何在
说中医不科学的那些人，其实想说的是中医不是实验科学，但科学并非只有实验科学一个门类。他们把概念搞混了，逻辑搞乱了，所以结论错。
中医确实基本上不属于实验科学，而是属于系统科学。要问的应该是：系统科学目前尚无成熟的方法学可供研究中医之用，中医还是现代化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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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出路究竟何在？
按“废止中医”者开出的药方，就是把中医从目前在中国所居有的、与西医平列的主流医学地位上拉下来。节约资金，不研究，不办学，连中医院也关掉。
在英国的中医师，政府规定不准用西药，碰上难治之症或者明知与西药合用效果更快更好，也得单用中药。这就逼上梁山，能出优秀中医。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动辄用西医办法给人看病，对中医没信心，甚至加入反中医行列，这只能说是中医教育的失败。
目前，系统论的方法论在实际研究中尚无计可施，但也没人想过去进行研究。这需要有人像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那样，静下心来，冥思苦想去做研究才行。急功近利、完成指标式的任务型研究项目分配，恐怕达不到好的结果。中药复方研究就是个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
分析论或实验研究的方法不是完全不能用于中医研究。一是找准目标，花大钱去做。针麻的内啡肽原理，青蒿素都是有了目标，有了充分投入，才出的成果。二是现代化的、最新的仪器也要有人想到去用才行。例如MRI，就是美籍韩人先想到去观察针灸前后脑图像的变化，记录下来从而出了专著的。英国几所大学马上跟进做了新的研究。中国MRI仪器不是到处都有吗？怎么就没人想到，没人去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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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海外正在热乎起来，尤其是英国，政府已将之纳入立法过程之中。医药公司、大学和各种研究院所也都虎视眈眈，想从中医这儿吃一口肥肉。国人不要再不争气，自乱方寸，把国宝当垃圾扔掉。
我最近看到了中国科技部的《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正在征求我们这些海外医学人士的意见，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这才是有远见卓识的大计。停止争论，就地出发，同心同德为中医现代化而奋斗，这是我们海外中医最热切的期望。
对中医文化的感言
在这次废中医论者的言词中，有人说，“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把中医等传统文化称为旧文化，“下定决心用科学和哲学来改造我国传统文化”。这些论调中，至少有不少概念是搞错了，混淆了。
中医文化在技术层面上说是临床实用的技术文化：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一种学术文化。它的科学性前面已作论述。尽管在历史上或现实中还夹杂着一些民俗甚至迷信的东西，但其科学内核及其本质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特别是它作为生态医学理论及系统科学的前驱性和前瞻性，是其他医学科学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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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医文化是优质文化，为什么说中医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应当加大投资，加大研究力度？就是因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超前性和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所以，“中医是旧文化”的说法，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对医学前景的无知。人家的都是新的，自己的、传统的都是旧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却不知外国人还认为中国的月亮比他们的圆呢!
中医风靡世界是一例，道家哲学、儒家哲学、孙子兵法等在世界受追捧，武术和中餐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要用科学和哲学改造传统文化以救中国，为什么不从自己国家那些优质文化中去发掘提炼呢？先破后立———先破坏后建立，实是败家子行为，教训还少吗？
研究科学哲学的人，应当分得清楚崇拜、信仰与理解之间的差别。中医能看好病，不是因为病人崇拜或信仰，而是因为医生正确使用了针灸与中药。从反复不断累积的经验中，医生和病人都从不同角度增加了对中医的理解和信任。有些病人可能进而产生了对中医的崇尚心理。在历史上也有渲染而成为崇拜或信仰的，把名医变成神来加以膜拜。中医发展至今，主流是理性医学文化，不能因为民间医学文化中有迷信现象，就本末倒置，把中医文化推到酱缸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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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再强调，中医走到今天，是一个文而化之的过程。从原始医学、巫术医学到自然哲学的医学，生态理论的医学就是脱胎换骨的过程。要说中医对人类的贡献，这生态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最大最重要的贡献。
有人说，古代的欧洲人用自己的医学征服过黑死病。有吗？懂西医史的人都知道，14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黑死病，是在死了2500万人后突然销声匿迹的。当时的欧洲医学对之束手无策，毫不起作用。鼠疫在20世纪中叶抗生素问世之前，医生对之并无特效办法。倒是中国人，医生伍连德曾经成功阻止了20世纪初中国东北鼠疫的流行，他的办法是将尸体焚烧，号召民众大放炮竹(正好是过年)。炮竹爆炸后散布的硫黄起了灭菌作用。伍连德正是利用了中国的民俗文化。
至于白内障，中国唐代就有针拨白内障，白居易写诗记录过。再说，手术确非中医强项，但华佗是手术专家，还是世界最早的麻醉药发明者。后来中医转向外病内治、疝气之类，中医是可以用针灸和中药治的。
, 百拇医药 再看我自己的例子。文革我在山区，在没有条件为病人开刀治急性阑尾炎情怳下，我用针灸治愈了它。从此我努力自学中医。今天我在英国，治愈了上千例英国西医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包括疝气。
中医在实用技术层面上对人类最有贡献的一项是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英国的琴纳医生原本是种人痘的，在实践中受到挤牛奶姑娘得了牛痘不再得天花的启发后，才改用牛痘浆取代人痘术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妄自菲薄？为什么自己没研究过中外医学史，却拿那些无厘头的例子吓唬国人？
中国的医学文化一直是平稳、向上发展的。1983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就中西医的历史过程用曲线图示出来。结论是：西方医学大起大落，中国医学稳步前进。
是的，抗生素和激素治疗是西医划时代的跃进，但时至今日，它的抗药性和副作用问题已严重困扰着西医生们。对病毒引起的疾病，至今未找到有效办法，但中医却多少有些办法。中医在西方是以其独特疗效立住足根的。在英国，不少西医专家也来学针灸学中药了。这是什么现象？这是医学的跨文化传通。
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信息传输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内的今天，优质的中医药文化，谁会拒之门外？自毁长城的人，最终将被历史耻笑。
(马伯英教授现任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他同时任西医师、中医师、医学史家、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研究者、医学文化人类学家等多种职务，并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和英国学术院访问院士，现为英国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著有《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等著作。), 百拇医药(张功耀)
昨天，一位朋友转发过来一个网络读者要求发给我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就是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马伯英先生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中医学是优质的生态医学》。
我浏览了一下这篇文章。就文章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许多观点都是国内一些“护医派”人士，包括某些“中医泰斗”都已经表达过的观点。而且，针对这些观点，我差不多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我的意见。比如，这些人总以为我们是在用“西方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于是就把中医瞧扁了。针对这个观点我是说过了许多次的。今天，我再把它完整地表述一遍。
科学存在“中医标准”和“西医标准”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前苏联30年代开始的一些带政治色彩的生物学家那里去。正是他们，首先人为地创造了“无产阶级的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科学”之间的差异。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很清楚。当时，李森科之流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创造所谓“社会主义的遗传学”，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科学体系”，从而达到他们否定已经得到重新证实的孟德尔遗传学。这里所谓“重新证实”，是指1900年荷兰遗传学家德·弗里斯重新发现了35年以前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发现的两个遗传学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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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律为什么会引起前苏联遗传学家的反感呢？原因还得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遇到的困境说起。
1876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发表17年,并且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的特别青睐。可是，这种理论却存在变异物种如何才能在后代保持下去的遗传学疑难。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电学家，叫詹金(Jenkin)。他以当时的融合遗传理论为背景，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证明了一个推论，既使生物能够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产生新物种，这些新物种也不能在后代保持下去。这个难题，就是进化论史上的“詹金恶梦”。
达尔文为了回答詹金的诘难，引入了“泛子循环假说”。可是，这个假说的要义必须使进化论重新回到了比达尔文进化论早60年的“拉马克进化论”那里去，尤其在物种进化的遗传学解释方面。这就导致了“新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兴起。
在这个向拉马克主义回归的新趋势中，有一点必须要得到实验证实，那就是，生物在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否在后代遗传。德·弗里斯的贡献在于，他通过自己的遗传学实验判决性地证明了，生物后天获得性的性状不能在后代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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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于是，他们一方面批判孟德尔遗传学，一方面重新为拉马克遗传学辨护。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生物学派”。从那以后，苏联的学阀们开始否认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认识，也否认人类两千多年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规范，并试图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所谓“无产阶级崭新的科学”。
这种风气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批孟德尔遗传学，批鲍林的共振论，批量子力学，批相对论，就是这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发生过的闹剧。最早起来纠正这些闹剧的是于光远老先生，还有我的导师许良英老先生。我本人在1999年出版的《相对论革命》一书中特别对我国的批相对论运动做了揭露和批判。
科学是长期的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晶。科学事业不是那一个民族，那一个科学家所能造得成的。1976年，李约瑟博士最早把科学所具有的可以跨越民族的、文化的、社会习俗的障碍进行文化渗透的文化现象，叫做“世界性”。并创造了“世界性的科学”这个术语。这个术语表明，科学是世界性的，既不是任何民族的，也不是任何阶级的或政党的。在世界性的科学面前，所谓“双重科学标准”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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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笔者出版了《科学技术学导论》一书，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讲“科学”。尽管关于“科学”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但科学所应该满足的基本要求，在科学哲学界并没有什么分歧。
归纳起来，科学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概念要有明确的指称，要能够在经验世界进行还原。
2、逻辑结构要严密，推理前提和推理形式要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不能带有任何随意性。
3、科学理论所依赖的经验基础(观察和实验)要充分可靠。(通常以“可重复性”作为判据。)
4、科学的理论构造要尽可能地简单。概念要尽可能地少，能够相互归并的概念要相互归并。在逻辑结构方面，要以尽可能少的前提进行推理。
5、科学结论要经得起检验。中医界在理解科学的“可检验性”方面是犯错误最多的。他们把“科学检验”理解为“科学复查”。事实上，科学检验是致力于对未来的“检验”，而不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复查”。科学检验的做法是，依据已经得到的科学结论做出一种可被检验的预言，然后检验这个预言。反归纳主义者说，“过去不能证明未来”。这是归纳逻辑至今还没有逾越的障碍。因此，对过去的“复查”是不能代表对未来的“检验”的。我曾经通过打比方的方式解释过“检验”与“复查”之间的差异。我多次强调，关于针刺麻醉“过去有效”的渲染和复查是没有意义的，针刺麻醉的有效性，必须能够在相同条件的“下一个”得到验证，才能算数。不能达到“下一个”的可检验性，针刺麻醉是不够资格被称为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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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读者不难看出，我国护医派人士，强调中医是独立于西医之外的“另外一种科学”，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李森科之流狂妄叫嚣建立所谓“崭新的无产阶级科学体系”的翻版，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马伯英先生发表在《科技日报》上的文章，也是如此。
我对网络上大部分人的观点，都没有发表过有直接针对性的意见。所被我反驳的都是一些够档次的大人物。这不是我特别喜欢大人物，而是，所有大人物的身份都有些特殊。单是他们的身份就容易欺骗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小人物只知道谩骂，大人物还讲些道理。如果不戳穿这些大人物所讲的道理的骗局，就会贻害不少人。
网络上说，马伯英是“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这个头衔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引擎查到。而且中文和英文的搜索都能得到相同的证明。中文网页发表的稿子还说，马先生是“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这个头衔，我们至今无法通过网络加以证实。不过，这不妨碍我们的讨论。利用“谷歌”搜索引擎，键入“ma bo ying”找到完全符合搜索要求的只有三项。其中一项，是他与另外一位作者参加的“第8次国际中国科学史大会”时提交的一篇论文的摘要。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中医从中国传入英国》。另外两项与11月17日英国警方打击盗卖濒危动物的部分及其制品的行动有关。这么有名的大人物，只有两、三项英文网页符合搜索要求，这恐怕足以使每一个网络读者会把马先生给“瞧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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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络报道，今年的11月17日，英国大都市警察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非法盗卖濒危动物身体部分及其制品的行动。因为马先生是在英国的中医界的头面人物，他为这个行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中医药联合会(FTCM)，作为中医生最大的联合会，中医批发公司和中医诊所将认同并明确地支持保护濒危动物，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利用或销售这些物质。”
很明显，马先生发表在《科技日报》的文章是这个讲话的扩展。前前后后，马先生都仿佛是在英国警方的打击行动背景下，为中医做辨护。
从11月17日开始的英国警方打击非法盗卖濒危动物部分及其制品的主要注意力，是中草药批发商和零售商、中医诊所，和在英国销售的所有中成药，其中，尤以打击销售虎骨、麝香、犀牛角、熊胆和熊掌为重中之重。至于马伯英先生在英国警方的打击压力下，跑到国内来鼓吹“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动机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用不着去猜想。但是，马先生的标榜，究竟是不是名实相符？我相信，所有熟悉中医入药方式的读者都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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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去新疆的高昌古城参观。我在那里看见，在那干渴得要命的土壤上，好不容易长了一种艰难图存的藤本植物。那解说员向我介绍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药材”。这话差点没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中国被不明不白的医药措施毁灭的动植物资源难道还少吗？所谓“中医是优质的生态医学”从何说起呢？难道在英国不能猎杀的动物资源，就可以到中国来猎杀？冠冕堂皇的“生态医学”究竟是什么货色？难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我们不禁要问：马伯英先生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还要顺便问两句：《科技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鼓励科学精神，还是鼓励用一种不科学、不节约的医药措施，进一步毁灭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试问，《科技日报》还信“科”吗？
附： 中医学是优质的生态医学 马伯英驳中医消亡论
作者：马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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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内掀起了“取消中医药”之论，据说网上签名支持者已近2万人。始作俑者振振有词，以“废除中医口号已提出120年”，“中医不科学”等为进攻武器，对中医药发出了剿灭令。
是可喜，还是可悲？
废止中医论点最初来自日本
“废止中医”可溯之于日本的“废止汉医”，始于1875年。日本文部省医务局官员赴欧美考察医事后，订立条例，决心废除汉医。其办法是一切从医者须通过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内外科及药剂等科目考试后，合格者才能授予开业证书。这些科目都是西医科目，中医自然考不出来，自然也就不能再生存下去。因反对者众多，日本随后又追加了一项安抚条款，即原已执业者可以免试，但中医不得授徒或开学校。
“免试”使大批中医从业者得以继续生存，条例也因此执行畅通无阻。3年后才有中医发现，“条例”等于让中医老死灭亡，随即再次发起抗争，但为时已晚。日本汉医，自此若存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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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东洋者多，留学西洋者少，日本的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国，中国的名流学者于是纷纷主张效仿东西洋之法。所以，从郑观应、俞曲园、章太炎、梁启超到鲁迅和傅斯年等，无不主张废止中医。但另一些学者如梁漱溟、郭沫若等，对中医并不持偏激之论，他们认为，中医有疗效作为事实，其中必有其科学的道理。
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日本和欧美都已经开始热心地研究和提倡中医，那些“废止中医”论者，是否有点儿“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中医是科学吗
现在人人开口闭口都讲科学，科学成了标签，成了某人想要加以褒贬某一客体的标签。科学是标签吗？回答很简单：如果是标签，科学就不是一个开放体系而成封闭体系了。于是科学就失去了前景，没有了前途。而这正好是科学要排除的东西，所以，不要随便给一种你未能认知或知之甚少的客体去贴标签。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在未知事物面前总是抱持着谦卑的态度，而具有勇于不断探索的精神，绝不轻言“放弃”、“废止”、“不可救药”这类走向极端的话，这才是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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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在西方一般是与科学、技术相提并论的，互不隶属。因为医学既包括理论，又充满技术因素，而且很多是要凭经验看病治病，哪一类都包含不了。现在，人们将之归于广义上的科学范畴，是因为基础医学部分科学理论的比重越来越大。不过，西方科学史家、特别是临床医生，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基本上属于经验医学范畴。所以，从严格的科学定义角度上看，医学是不属于科学范畴的。
基础医学各有所属，例如解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等，都是科学范畴内享有独立地位的科学学科，它们离开医学照样存在，它们是医学所用的知识和工具，并不为医学所独占。医学只是借用了它们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医生看病一定会尽量利用它们，但利用不上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这时候，医生还是要看病治病，他们靠的就是经验。俗话说“后生手艺老郎中”，医生愈老，经验愈多，看好病的机会就愈大。所以在西方，同样是信任老医生胜于年轻医生。
由上可见，医学是科学、技术和经验的混合体，在严格分类上是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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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医学概念流行起来，叫做“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其矛头所指就是经验医学。
诊断也好，治疗也好，教课也罢，先要来一句当头棒喝：拿出证据来，没证据，一切免谈!这证据必须是经过双盲、随机、对照和统计学检验分析合格通过的。这就是真正的科学医学了，经验医学时代行将结束。
然而，这只是近10年才提出的，并在西方医学界也引起了极大困扰。最近，《英国皇家医学会学报》就有专门讨论，自然也有人加以质疑，因为极端的“循证医学”是高妙的殿堂医学，而不是救急的床边医学。
我不反对医病要有证据，也不反对循证医学去占一席之地，让医学进入科学殿堂。但我反对一刀切，反对先贴标签再救人。从认识论上讲，人们取得经验，然后上升为科学理论，都要有一个过程，而经验是不断产生并积累起来的，而且大多数情况，正是经验成为科学理论新鲜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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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照以上所论，现代医学也是不科学的，那中医就更是不科学的了。错。我强调科学是一个发展概念，是一个开放系统，不要把一个自以为是的“科学(或不科学)标签”硬往人家身上贴。一定要贴的话，我们就找一个比较得到公认的科学范畴概念(未必可称为定义)作一对照判别。
中医的本质及科学内核
我曾经花了10年之功研究中医理论的本质问题。我是西医科班出身，文化大革命在山村行医的医疗实践使我亲身体会到中医的临床有效性，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学习使我认识到了中医的博大精深。
1985年前我发表的论文，基本结论是：中医是自然哲学的医学；其认识论的方法论主体是朴素系统论的方法论。1985年至1988年我在剑桥大学工作并继续研究中医。1990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过一本63万字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我发现，中医理论的本质和科学内核，始终是一种生态医学适应理论。我在该书中写下的结论是：“中医学是以自然和社会生态状况及个体自身的心理变化影响人体健康和疾病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并从中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及预防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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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出版至今十数年了，虽然用中文写，但在国外影响比国内大。后来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进一步阐述的论文，但关于中医是生态医学的结论，并未引起当局和有关科学思想史研究者的注意。
我提出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肯定中医是科学，中医是与西医不同体系的医学科学，研究中医应在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学上找出突破口。
现在的“中医不科学”论者，是以西医作为参照物，认定西医是科学，而中医不能融入西医这个体系，所以中医不科学。这一三段论逻辑推理，形式上正确，但大前提不准确，所以结论错误。科学是多元的，西医也只不过是科学医学的一大门类。西医与中医的不相融好比话剧与京剧，它们属于不同的表演体系，互不取代，但都属于表演艺术。
论者以中医不能实证又不能否证来证明中医不科学，这是似是而非、掩人耳目的说谓。中医不能实证，否证又从何谈起？关键问题是中医能不能实证和如何实证。西医的实证建立在实验研究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是在“还原论”指导下所得出的成果。但“还原论”与系统论是不同的理论范畴，“还原论”方法对于系统论范畴的客体有适用不当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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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代医学科学方法证明不了的中医不等于说中医就不科学，它只能证明中医是不同于西医的科学。同样，西医研究适用的统计学方法不能照搬到中医研究中来。统计学也需要革新。何况近来西方科学界已有人指出，当代研究中的不少统计分析结论并不正确反映科学本质，对统计学方法和理论提出了挑战。西医研究尚且如此，何况对中医岂能唯此为从？在中医研究中，为什么不该去寻找适用的统计方法呢？
中医是科学的，其生态医学适应理论比起西医来是超前的。西医也在近些年提出生态医学新观念，但远未形成理论，远未达到像中医那样可操作而付之临床应用的程度。不要民族虚无，唯西人马头是瞻。
中医的出路何在
说中医不科学的那些人，其实想说的是中医不是实验科学，但科学并非只有实验科学一个门类。他们把概念搞混了，逻辑搞乱了，所以结论错。
中医确实基本上不属于实验科学，而是属于系统科学。要问的应该是：系统科学目前尚无成熟的方法学可供研究中医之用，中医还是现代化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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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出路究竟何在？
按“废止中医”者开出的药方，就是把中医从目前在中国所居有的、与西医平列的主流医学地位上拉下来。节约资金，不研究，不办学，连中医院也关掉。
在英国的中医师，政府规定不准用西药，碰上难治之症或者明知与西药合用效果更快更好，也得单用中药。这就逼上梁山，能出优秀中医。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动辄用西医办法给人看病，对中医没信心，甚至加入反中医行列，这只能说是中医教育的失败。
目前，系统论的方法论在实际研究中尚无计可施，但也没人想过去进行研究。这需要有人像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那样，静下心来，冥思苦想去做研究才行。急功近利、完成指标式的任务型研究项目分配，恐怕达不到好的结果。中药复方研究就是个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
分析论或实验研究的方法不是完全不能用于中医研究。一是找准目标，花大钱去做。针麻的内啡肽原理，青蒿素都是有了目标，有了充分投入，才出的成果。二是现代化的、最新的仪器也要有人想到去用才行。例如MRI，就是美籍韩人先想到去观察针灸前后脑图像的变化，记录下来从而出了专著的。英国几所大学马上跟进做了新的研究。中国MRI仪器不是到处都有吗？怎么就没人想到，没人去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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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海外正在热乎起来，尤其是英国，政府已将之纳入立法过程之中。医药公司、大学和各种研究院所也都虎视眈眈，想从中医这儿吃一口肥肉。国人不要再不争气，自乱方寸，把国宝当垃圾扔掉。
我最近看到了中国科技部的《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正在征求我们这些海外医学人士的意见，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这才是有远见卓识的大计。停止争论，就地出发，同心同德为中医现代化而奋斗，这是我们海外中医最热切的期望。
对中医文化的感言
在这次废中医论者的言词中，有人说，“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把中医等传统文化称为旧文化，“下定决心用科学和哲学来改造我国传统文化”。这些论调中，至少有不少概念是搞错了，混淆了。
中医文化在技术层面上说是临床实用的技术文化：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一种学术文化。它的科学性前面已作论述。尽管在历史上或现实中还夹杂着一些民俗甚至迷信的东西，但其科学内核及其本质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特别是它作为生态医学理论及系统科学的前驱性和前瞻性，是其他医学科学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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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医文化是优质文化，为什么说中医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应当加大投资，加大研究力度？就是因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超前性和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所以，“中医是旧文化”的说法，是出于对中医的无知，对医学前景的无知。人家的都是新的，自己的、传统的都是旧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却不知外国人还认为中国的月亮比他们的圆呢!
中医风靡世界是一例，道家哲学、儒家哲学、孙子兵法等在世界受追捧，武术和中餐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要用科学和哲学改造传统文化以救中国，为什么不从自己国家那些优质文化中去发掘提炼呢？先破后立———先破坏后建立，实是败家子行为，教训还少吗？
研究科学哲学的人，应当分得清楚崇拜、信仰与理解之间的差别。中医能看好病，不是因为病人崇拜或信仰，而是因为医生正确使用了针灸与中药。从反复不断累积的经验中，医生和病人都从不同角度增加了对中医的理解和信任。有些病人可能进而产生了对中医的崇尚心理。在历史上也有渲染而成为崇拜或信仰的，把名医变成神来加以膜拜。中医发展至今，主流是理性医学文化，不能因为民间医学文化中有迷信现象，就本末倒置，把中医文化推到酱缸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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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再强调，中医走到今天，是一个文而化之的过程。从原始医学、巫术医学到自然哲学的医学，生态理论的医学就是脱胎换骨的过程。要说中医对人类的贡献，这生态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最大最重要的贡献。
有人说，古代的欧洲人用自己的医学征服过黑死病。有吗？懂西医史的人都知道，14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黑死病，是在死了2500万人后突然销声匿迹的。当时的欧洲医学对之束手无策，毫不起作用。鼠疫在20世纪中叶抗生素问世之前，医生对之并无特效办法。倒是中国人，医生伍连德曾经成功阻止了20世纪初中国东北鼠疫的流行，他的办法是将尸体焚烧，号召民众大放炮竹(正好是过年)。炮竹爆炸后散布的硫黄起了灭菌作用。伍连德正是利用了中国的民俗文化。
至于白内障，中国唐代就有针拨白内障，白居易写诗记录过。再说，手术确非中医强项，但华佗是手术专家，还是世界最早的麻醉药发明者。后来中医转向外病内治、疝气之类，中医是可以用针灸和中药治的。
, 百拇医药 再看我自己的例子。文革我在山区，在没有条件为病人开刀治急性阑尾炎情怳下，我用针灸治愈了它。从此我努力自学中医。今天我在英国，治愈了上千例英国西医治不了的疑难杂症，包括疝气。
中医在实用技术层面上对人类最有贡献的一项是人痘接种预防天花。英国的琴纳医生原本是种人痘的，在实践中受到挤牛奶姑娘得了牛痘不再得天花的启发后，才改用牛痘浆取代人痘术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妄自菲薄？为什么自己没研究过中外医学史，却拿那些无厘头的例子吓唬国人？
中国的医学文化一直是平稳、向上发展的。1983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就中西医的历史过程用曲线图示出来。结论是：西方医学大起大落，中国医学稳步前进。
是的，抗生素和激素治疗是西医划时代的跃进，但时至今日，它的抗药性和副作用问题已严重困扰着西医生们。对病毒引起的疾病，至今未找到有效办法，但中医却多少有些办法。中医在西方是以其独特疗效立住足根的。在英国，不少西医专家也来学针灸学中药了。这是什么现象？这是医学的跨文化传通。
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信息传输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内的今天，优质的中医药文化，谁会拒之门外？自毁长城的人，最终将被历史耻笑。
(马伯英教授现任全英中医药联合会主席，他同时任西医师、中医师、医学史家、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研究者、医学文化人类学家等多种职务，并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和英国学术院访问院士，现为英国皇家医学会终身院士，著有《中国医学文化史》、《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等著作。), 百拇医药(张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