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医者从“天使”回归到人——中国医文化初探及对现实的思考
也就十来年的时间,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工作者成了众矢之的,一些媒体连篇的负面报道,网络无休止的抨击和谩骂,“白衣天使”堕落成了“魔鬼”!除了已被广泛研究讨论过的政治经济因素外,我们是不是还忽视了什么?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医疗卫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任何制度的建立和为实现制度的操作,如果仅考虑政治、经济层面的因素,可能会被根深蒂固的文化所排斥,使制度的效用无法显现或被抵消。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医文化的极为初步的剖析或者是对医文化现象有限的描述,来反思现实对医者的指责。
一、众神附体的医者与功利性崇拜
一部《神农本草经》和一部《黄帝内经》,尽管都是托名之作,但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的医者身份(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可算是兼职),从古到今几乎无人置疑。中华民族对炎黄的膜拜当然也包括对他们医者身份的尊崇。这是医者神圣光环的肇始,而且这光环一戴就是几千年。
, 百拇医药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巫与医是不可分的。巫是人与神对话的使者,巫在执业(祭祀、驱魔、治病)的时刻他已不是人,而是神,起码是神仙附体。尽管古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之说,现代人也认为巫是迷信,医是科学,但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巫与医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在当代农村仍有相当多的人对巫婆神汉(巫的衍生物),尤其是对处在执业状态的他们充满着敬畏。
在中国古代即是比较纯粹的医者,也相当多的与练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灵丹妙药是医者与道士的共同追求。对大医之道骨仙风的赞誉,显然有几分对神仙的仰慕。
医者为仁者,医术为仁术。而“仁”是中国儒文化的内核,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古到今,对“仁”诠释了二千多年,国人对“仁”的追求和顶礼膜拜也延续了二千多年。尽管医者之仁与儒学之仁不可同日而语(有共通之处),但这并不妨碍老百姓对二者一视同仁。
医者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年代应该不会太长。尽管“天使”和“上帝”均见于中国古籍,但“天使”被普遍认为(或者说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土生土长的神仙。当“天使”的形象和白求恩的形象与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诲深入人心时,医者在现代中国就不再是传统的神仙,而是“又红又专”的神仙了。
, 百拇医药
大多数的中国人对神仙的崇拜并不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多的是对现实物质生活的祈求,有求必应就是国人的精神寄托或信仰的根由,其自利倾向是明显的,因此,功利性是中国人崇拜诸神的显著特点。医者被奉为神明或与神混为一体或沾上了仙气,实质上就是国人功利性崇拜的产物。
二、西学东进与神话的破灭
医者被神化,在中医为全部或主流医学的年代可能是必然的。在当时的科学文化背景下,有求之“必应”的发生或不发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空间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使“应”更显神秘,也可使“不应”淡化(或被认为是命中注定)。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保持对医者的尊崇是普遍现象,对医者的普遍怀疑是不会发生的。
西方医学东进并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医学,只用了百余年的时间,足可见西医立竿见影的强势。但在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文化东进的过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中医为道(理论和方法),西医为术(技术和手艺)或者说中医更深奥(博大精深),西医相对浅显的观点是大有市场的。追根溯源,希波格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在西医中早被摒弃,而“阴阳五行学说”至今仍是中医之根本;现代西医一脉相承的近代西方医学的工匠特点与中医源远流长的学者特质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无评价中西医优劣之意)。
, 百拇医药
国人功利性地接受了西医,而工匠却又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崇拜对象,神化不可避免地要被打破。但似现今这样对医者的普遍怀疑、指责的现象在前溯二十年并没有发生。因为,在普遍处于“寡”而“均”的医疗状态下,医者是医疗公平的执行人,仍在满足人们相对低水平的有求必应,她没有走下神坛。
三、让医者从天使回归到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革命的人道主义都对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或者说是将医者放置在了一个高而不当的位置。如果说对医者有普通人、职业人、圣人的不同层次要求,千万不要要求医者成为圣人(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首先,医者神圣的文化意识已被有求不一定应的现实击碎,无所不能的神与有所不能的人的差距,使神与医开始了真正的剥离。尽管人们仍然在内心深处摆脱不了对神医的希冀,但科学和理性都应当将医者赶下或请下神坛。
, 百拇医药 其次,医者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不是神仙的化身,不是上帝的使者。社会可以相对宽容地对待各种技术职业(包括其他人命关天职业)的失误,特别地苛责医者恐有偏颇。
医者作为普通人是要食人间烟火的,是有七情六欲的。作为职业人劳累了的医者也会倦怠,收入少了他也会失去心理平衡。医者作为职业人当然要有职业道德,但只要医者恪守了基本职业道德就不应当被谴责。对每一位医者提出“高尚”的、“纯粹”的、“精益求精”的、“全心全意”的道德要求,肯定是脱离现实的,也是对医者的再次造神。
再则,在市场经济的医疗卫生制度条件下,医疗卫生的旧平衡被打破,新的机制未能有效建立,传统的医患伦理支离破碎,新型的伦理有待重建。新旧混杂的伦理让医者承载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却又不明确医者与职业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而在法律上拥有不完整权利的患者对权利充满着道德渴望,全社会(庞大的患者群体)几乎无条件地站在了患者的立场上,甚至将不属于医疗卫生范畴的矛盾都也转嫁到了医患关系之中。医者就这样由“善神”到“恶煞”,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最后,几千年的“慢性”神化和十几年的“急性”妖魔化,可能是我们从道德感性到科学理性的升华过程,尽管文化的惯性使这一过程的完成还要很长时间,但毕竟已经开始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十几年的“天使”到“魔鬼”的演化,可以看作是天使到人回归的矫枉过正,是医者走下神坛必须经历的短痛,长远的意义应当是积极的。, 百拇医药(王良钢 )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角度来考察医疗卫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任何制度的建立和为实现制度的操作,如果仅考虑政治、经济层面的因素,可能会被根深蒂固的文化所排斥,使制度的效用无法显现或被抵消。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医文化的极为初步的剖析或者是对医文化现象有限的描述,来反思现实对医者的指责。
一、众神附体的医者与功利性崇拜
一部《神农本草经》和一部《黄帝内经》,尽管都是托名之作,但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的医者身份(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可算是兼职),从古到今几乎无人置疑。中华民族对炎黄的膜拜当然也包括对他们医者身份的尊崇。这是医者神圣光环的肇始,而且这光环一戴就是几千年。
, 百拇医药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巫与医是不可分的。巫是人与神对话的使者,巫在执业(祭祀、驱魔、治病)的时刻他已不是人,而是神,起码是神仙附体。尽管古有“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之说,现代人也认为巫是迷信,医是科学,但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巫与医的联系是割不断的。在当代农村仍有相当多的人对巫婆神汉(巫的衍生物),尤其是对处在执业状态的他们充满着敬畏。
在中国古代即是比较纯粹的医者,也相当多的与练丹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灵丹妙药是医者与道士的共同追求。对大医之道骨仙风的赞誉,显然有几分对神仙的仰慕。
医者为仁者,医术为仁术。而“仁”是中国儒文化的内核,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古到今,对“仁”诠释了二千多年,国人对“仁”的追求和顶礼膜拜也延续了二千多年。尽管医者之仁与儒学之仁不可同日而语(有共通之处),但这并不妨碍老百姓对二者一视同仁。
医者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年代应该不会太长。尽管“天使”和“上帝”均见于中国古籍,但“天使”被普遍认为(或者说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土生土长的神仙。当“天使”的形象和白求恩的形象与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诲深入人心时,医者在现代中国就不再是传统的神仙,而是“又红又专”的神仙了。
, 百拇医药
大多数的中国人对神仙的崇拜并不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更多的是对现实物质生活的祈求,有求必应就是国人的精神寄托或信仰的根由,其自利倾向是明显的,因此,功利性是中国人崇拜诸神的显著特点。医者被奉为神明或与神混为一体或沾上了仙气,实质上就是国人功利性崇拜的产物。
二、西学东进与神话的破灭
医者被神化,在中医为全部或主流医学的年代可能是必然的。在当时的科学文化背景下,有求之“必应”的发生或不发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空间的,时间和空间可以使“应”更显神秘,也可使“不应”淡化(或被认为是命中注定)。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保持对医者的尊崇是普遍现象,对医者的普遍怀疑是不会发生的。
西方医学东进并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医学,只用了百余年的时间,足可见西医立竿见影的强势。但在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文化东进的过程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中医为道(理论和方法),西医为术(技术和手艺)或者说中医更深奥(博大精深),西医相对浅显的观点是大有市场的。追根溯源,希波格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在西医中早被摒弃,而“阴阳五行学说”至今仍是中医之根本;现代西医一脉相承的近代西方医学的工匠特点与中医源远流长的学者特质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无评价中西医优劣之意)。
, 百拇医药
国人功利性地接受了西医,而工匠却又始终不是中国文化的崇拜对象,神化不可避免地要被打破。但似现今这样对医者的普遍怀疑、指责的现象在前溯二十年并没有发生。因为,在普遍处于“寡”而“均”的医疗状态下,医者是医疗公平的执行人,仍在满足人们相对低水平的有求必应,她没有走下神坛。
三、让医者从天使回归到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革命的人道主义都对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或者说是将医者放置在了一个高而不当的位置。如果说对医者有普通人、职业人、圣人的不同层次要求,千万不要要求医者成为圣人(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首先,医者神圣的文化意识已被有求不一定应的现实击碎,无所不能的神与有所不能的人的差距,使神与医开始了真正的剥离。尽管人们仍然在内心深处摆脱不了对神医的希冀,但科学和理性都应当将医者赶下或请下神坛。
, 百拇医药 其次,医者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不是神仙的化身,不是上帝的使者。社会可以相对宽容地对待各种技术职业(包括其他人命关天职业)的失误,特别地苛责医者恐有偏颇。
医者作为普通人是要食人间烟火的,是有七情六欲的。作为职业人劳累了的医者也会倦怠,收入少了他也会失去心理平衡。医者作为职业人当然要有职业道德,但只要医者恪守了基本职业道德就不应当被谴责。对每一位医者提出“高尚”的、“纯粹”的、“精益求精”的、“全心全意”的道德要求,肯定是脱离现实的,也是对医者的再次造神。
再则,在市场经济的医疗卫生制度条件下,医疗卫生的旧平衡被打破,新的机制未能有效建立,传统的医患伦理支离破碎,新型的伦理有待重建。新旧混杂的伦理让医者承载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却又不明确医者与职业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而在法律上拥有不完整权利的患者对权利充满着道德渴望,全社会(庞大的患者群体)几乎无条件地站在了患者的立场上,甚至将不属于医疗卫生范畴的矛盾都也转嫁到了医患关系之中。医者就这样由“善神”到“恶煞”,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最后,几千年的“慢性”神化和十几年的“急性”妖魔化,可能是我们从道德感性到科学理性的升华过程,尽管文化的惯性使这一过程的完成还要很长时间,但毕竟已经开始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十几年的“天使”到“魔鬼”的演化,可以看作是天使到人回归的矫枉过正,是医者走下神坛必须经历的短痛,长远的意义应当是积极的。, 百拇医药(王良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