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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特殊时期、一个特殊空间内的权力寻租过程，一些惊心动魄的东西破土而出：在“制度化管理”的大旗下，权力借此寻租易如反掌；在“制度化”强压下，中国制药品企业如何以“非制度化手段”生存。也正是这种非制度化的、不合理的生存现状，导致了这场“恩怨”

    四大恩怨：

    “地标”升“国标”中的巨额寻租

    GMP认证“忽悠”全行业

    中成药企业萎缩

    GSP认证有效吗？

    内文导读：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谈焦点问题 徐立凡:市场乱象,企业谈判权需扩大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

    恩怨一： “地标”升“国标”中的巨额寻租

    郑筱萸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话一段段说。很多企业拿了几十万元，把“地标”升到“国标”后，才发现更大的黑洞在等着他们用巨资填补。而在“升级”过程中，产生了一批负责行贿官员的药品中介报批公司。

    中国建国后，大多数药品执行的是地方标准。1998年，“地标”升“国标”开始了。当时企业争得很厉害，比如一个“辽(宁)药准字”的药品，生产企业如果能最先升“国标”——变成“国药准字”后，其它省相同品种的批号都将被注销。

    这次集中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租金”。几千个品种的药品都升了“国标”，你要生产药品必须找我，这就可以“收租”了。一种药品“地标”升“国标”做完全部实验，企业至少投入60万，甚至上百万。但企业获得什么了？争到“国标”后，国家药监局又发文，以中成药为例(相关资料显示，由于历史原因，中成药地方标准品种多、涉及的生产企业多达1600多家——记者注)，你虽然争到了“国标”，但还必须申报“中药保护”。否则，国家药监局就可以批准其他企业生产这种国标药。“中药保护品种”有两条：一、至少做200例临床实验——大约需要2至3年；二、要补充药理实验，一个长期毒性实验可能是1年。这样，企业又要付出一笔钱。

    郑筱萸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话一段段说，欺骗了不少企业。很多企业拿了几十万元，把“地标”升到“国标”后，就没有钱再去报中药保护。这样曹文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现已被捕)等人就把企业的劳动成果，作为受贿的通道。因为一个中药品种变成“国标”但又没申请中药保护，药监局就有批准仿制药的权力。

    就行贿来说，“地标”升“国标”给的不多，重灾区集中在仿制药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