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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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智慧》
人生于世，必须有远大抱负，决不能庸庸碌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终日饱食而无所事事。在同样的条件下，具有远大抱负的人，比庸碌平凡、一事无成的人要长寿。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有所体会。
远大抱负，就是要有志于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方才不负此生。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在社会里，社会的历史总不会倒退、总得不断前进。你为社会做些贡献，才有益于社会，推动历史前进，尽管因为人的力量有大小这种贡献也就因人而异。这也正是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但这种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只有有远大抱负的人，才能达到“重于泰山”的境界。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有个诸葛亮，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就是抱负高远，欲用自己的才智协助刘备一统天下的人。他曾说过：“夫志当存高远”，“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命矣!”这是多么中肯的名言啊!人的确需要高远的志向。短视，患得患失，斤斤于个人得失，就不可能有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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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先民重高远志，轻视藐视碌滞之徒，这在历史上的记载不胜枚举。古人常以物喻意。在乌类中，大雁飞得又高又远，所以把鸿鹤(就是大雁)志做为伟大抱负者，终有所成。《史记·陈涉世家》就有这样一段：“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是秦末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他鄙视只在房前屋后，忙于度日之燕雀。这些豪言壮语都是远大抱负的典型。那么，远大抱负与养生又怎样联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古人把远大抱负称为志高远。志又是什么呢？人们认为，“心主神志”，也就是说，志与人的心有关系。把“志”与心联系在一起，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
应当指出的是：古代我们祖先所说的“心”，与我们今天在解剖学上看到的心脏，并不完全等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古代的“心”包括了我们现代所说的高级神经精神活动。因此，古代说的心，其包括的范围就比现在的“心脏”要广泛得多，它既包括主血、主血脉这些与血液循环有关的功能，也囊括了精神活动，与“神志”、“神明”正好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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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医的认识而言，人们认为：心是一身之主，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就是说，它是全身的最高主宰，全身的一切，从精神到物质，都与它密切相关，这与现代生理学所说的中枢神经系统是全身的主宰是同一个意思。
中医说：“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又说：“(心)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这里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一旦神志之主(“心”)出了问题，则全身各部分也乱了方寸，这对养生是一个大忌，是促人夭寿的。所谓十二官，也就是人的脏腑器官。十二官，指的是六脏六腑(心、肝、肺、脾、肾谓之五脏，如再加上心包，就称为六脏；小肠、大肠、胃、胆、膀胱和三焦谓之六腑)。这么些脏腑器官，各有各的功能职责，但它们却不能各自为政，而要互相密切配合，要有一个调节机制，这就是心。中医认为，全身的器官，由心来主宰，心通过遍布全身的管线——经络系统，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连成一个整体。一身的主宰一心的功能，如果能正常运行，则脏腑之间协调运行，身体当然会健壮，人当然会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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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积极进取心、高尚情操、崇高理想的人，必然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志向将使人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去克服困难。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就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家、汉代的司马迁。
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西汉太初元年(前 104)，汉王朝派往北方反击匈奴侵扰的将领李陵兵败被俘。当时汉武帝要把李陵全家抄斩，司马迁从大局出发，奋力为李陵辩护，从而获罪下狱，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被处以重罪，受到腐刑，也即被割去外生殖器。一个堂堂男子汉，受此奇耻大辱，真是痛不欲生，心如刀绞，一度试图自缢，以了结此生。但他想到自己身负纂修史书的大任，终于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以纪传体写成的史书《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他也就成为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的伟大抱负是他修身养性、战胜种种困难的主要动力和措施，如果没有这样的崇高目标，就不可能修身养性，最终完成他的伟业。尽管我们现在不清楚司马迁何时去世，享寿多长，但从他的生动事迹中完全可以看到他那种忍辱求生的动力，完全是出自远大的抱负，没有这种抱负，他早就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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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抱负、积极进取具有健身防病的养生的作用。这一点有些读者或许还有疑问。整天忙忙碌碌、疲于工作，能长寿吗？符合养生要求吗？我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这里面是有其科学道理的。人的进取心理是在制定自己所要实现的目标时，其所进行的各种心理活动的总和。一个人如果有坚定的、虔诚的信念，通过神经活动，会刺激体内激素分泌适当，肾上腺皮质激素等有适量的分泌，使人心胸坦荡，情绪高涨，免疫机能旺盛，抵抗力提高，这当然有利于健康养生。相反，心胸狭隘，患得患失，这种情绪对神经系统产生的是一种消极的影响。心理上的矛盾状态会导致人体内皮质类固醇的分泌
增加，造成精神心理及生理体力的紧张状态、体力过度耗损，最后导致肌体的免疫力降低。科学已经证明，人体不少疾病，包括癌症、溃疡病、高血压病等等，都具有与此同样的发病基础。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学者、著名教育家颜之推所说的“行道以利世”、“修身以求进”，正符合这个道理。
现代的科学研究，也充分说明古人那种“志当高远”才不免于坠入“下流”的思想完全正确，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来说明。国外有人对患乳腺癌的病人，做手术后跟踪检查观察，发现：57个病人中，10名患者思想乐观，积极进取，并与疾病进行斗争，有 7个人在手术10年后仍然活着；而 5名思想沮丧情绪抑制的病人，此时已有4人死亡。这种现象，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例，这在报刊上已有不少事例介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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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便所执著追求的目标，并不一定可取，但排除杂念，专心致志，去追求自认为是“崇高理想”的目标，对身体养生也并非无益。这比起那种消极悲观、沉闷而无大志的人，从养生学的角度看，总是稍胜一筹的。例如：佛教徒虔诚地修行，执著追求来生幸福，他们排除一切杂念，以求最后达到涅槃境界的结果，其中也存在一些合理的具体内容，否则，山林古刹里的和尚道士们，多是那样健康长寿，就很难解释了。事实上，在佛教教义中，也曾经提出这种修身养性的具体措施，作为追求的目标。南北朝时由印度来的高僧，后来成为我国佛教禅宗祖师的达摩就曾说过“廓然无圣”。又说“净智妙明，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这大意是说：不要把佛教说得那么神秘，根本的功德是要内修身心，有所追求；心胸要坦荡开阔，无有拘束，就能达到最高的境界。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古人从修身养性，追求远大抱负和理想，获得长寿的一些道理。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最精彩的例证，这就是唐代初期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孙思邈生长在封建社会，他的哲学思想集道家、儒家和释家之大成。他炼丹以求得到仙丹，获得“长生”；他虔诚信佛；甚至连治病时所需要的小虫，也要到市肆上买已经先死者……诸如此类。但这些哲学教义使他萌生“救人一命”的崇高理想。他认为人的生命极为宝贵，医生如能救人一命，治好病人，则其价值重于千两黄金。抱着这样的目标，他穷搜博采，把历代宝贵的医疗经验和方剂，集成一帙，著成《备急千金要方》。这时候他已经 70岁高龄。这部方书包罗了唐以前主要的医学内容，人们誉之为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当时统治者要礼聘他入朝为官，他皆坚辞不就，没有去追逐荣华富贵，而是专心一意为人类健康造福。
《千金要方》著成之后，他并未就此罢休。他知道，这部书还未臻完善，还有些重要遗漏，也有错误。为此决定再修一部医书作为补充。他以30年的时间全力以赴，为此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终以一位百岁老人完成了这一目标，著成另一部书《千金翼方》。书名本身就道明他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他在书中要求希望养生长寿的人，摒弃名利、喜怒、声色、神虑精散，这样就能“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旨也!”
(《千金要方·道林养性》)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 百拇医药
远大抱负，就是要有志于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方才不负此生。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在社会里，社会的历史总不会倒退、总得不断前进。你为社会做些贡献，才有益于社会，推动历史前进，尽管因为人的力量有大小这种贡献也就因人而异。这也正是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但这种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只有有远大抱负的人，才能达到“重于泰山”的境界。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有个诸葛亮，他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就是抱负高远，欲用自己的才智协助刘备一统天下的人。他曾说过：“夫志当存高远”，“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命矣!”这是多么中肯的名言啊!人的确需要高远的志向。短视，患得患失，斤斤于个人得失，就不可能有远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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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先民重高远志，轻视藐视碌滞之徒，这在历史上的记载不胜枚举。古人常以物喻意。在乌类中，大雁飞得又高又远，所以把鸿鹤(就是大雁)志做为伟大抱负者，终有所成。《史记·陈涉世家》就有这样一段：“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是秦末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他鄙视只在房前屋后，忙于度日之燕雀。这些豪言壮语都是远大抱负的典型。那么，远大抱负与养生又怎样联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古人把远大抱负称为志高远。志又是什么呢？人们认为，“心主神志”，也就是说，志与人的心有关系。把“志”与心联系在一起，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
应当指出的是：古代我们祖先所说的“心”，与我们今天在解剖学上看到的心脏，并不完全等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古代的“心”包括了我们现代所说的高级神经精神活动。因此，古代说的心，其包括的范围就比现在的“心脏”要广泛得多，它既包括主血、主血脉这些与血液循环有关的功能，也囊括了精神活动，与“神志”、“神明”正好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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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医的认识而言，人们认为：心是一身之主，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就是说，它是全身的最高主宰，全身的一切，从精神到物质，都与它密切相关，这与现代生理学所说的中枢神经系统是全身的主宰是同一个意思。
中医说：“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又说：“(心)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这里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一旦神志之主(“心”)出了问题，则全身各部分也乱了方寸，这对养生是一个大忌，是促人夭寿的。所谓十二官，也就是人的脏腑器官。十二官，指的是六脏六腑(心、肝、肺、脾、肾谓之五脏，如再加上心包，就称为六脏；小肠、大肠、胃、胆、膀胱和三焦谓之六腑)。这么些脏腑器官，各有各的功能职责，但它们却不能各自为政，而要互相密切配合，要有一个调节机制，这就是心。中医认为，全身的器官，由心来主宰，心通过遍布全身的管线——经络系统，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连成一个整体。一身的主宰一心的功能，如果能正常运行，则脏腑之间协调运行，身体当然会健壮，人当然会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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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积极进取心、高尚情操、崇高理想的人，必然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志向将使人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去克服困难。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就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家、汉代的司马迁。
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西汉太初元年(前 104)，汉王朝派往北方反击匈奴侵扰的将领李陵兵败被俘。当时汉武帝要把李陵全家抄斩，司马迁从大局出发，奋力为李陵辩护，从而获罪下狱，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被处以重罪，受到腐刑，也即被割去外生殖器。一个堂堂男子汉，受此奇耻大辱，真是痛不欲生，心如刀绞，一度试图自缢，以了结此生。但他想到自己身负纂修史书的大任，终于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以纪传体写成的史书《太史公书》，也就是《史记》，他也就成为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史学家。
司马迁的伟大抱负是他修身养性、战胜种种困难的主要动力和措施，如果没有这样的崇高目标，就不可能修身养性，最终完成他的伟业。尽管我们现在不清楚司马迁何时去世，享寿多长，但从他的生动事迹中完全可以看到他那种忍辱求生的动力，完全是出自远大的抱负，没有这种抱负，他早就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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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科学研究，也充分说明古人那种“志当高远”才不免于坠入“下流”的思想完全正确，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来说明。国外有人对患乳腺癌的病人，做手术后跟踪检查观察，发现：57个病人中，10名患者思想乐观，积极进取，并与疾病进行斗争，有 7个人在手术10年后仍然活着；而 5名思想沮丧情绪抑制的病人，此时已有4人死亡。这种现象，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例，这在报刊上已有不少事例介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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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便所执著追求的目标，并不一定可取，但排除杂念，专心致志，去追求自认为是“崇高理想”的目标，对身体养生也并非无益。这比起那种消极悲观、沉闷而无大志的人，从养生学的角度看，总是稍胜一筹的。例如：佛教徒虔诚地修行，执著追求来生幸福，他们排除一切杂念，以求最后达到涅槃境界的结果，其中也存在一些合理的具体内容，否则，山林古刹里的和尚道士们，多是那样健康长寿，就很难解释了。事实上，在佛教教义中，也曾经提出这种修身养性的具体措施，作为追求的目标。南北朝时由印度来的高僧，后来成为我国佛教禅宗祖师的达摩就曾说过“廓然无圣”。又说“净智妙明，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于世求”。这大意是说：不要把佛教说得那么神秘，根本的功德是要内修身心，有所追求；心胸要坦荡开阔，无有拘束，就能达到最高的境界。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古人从修身养性，追求远大抱负和理想，获得长寿的一些道理。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最精彩的例证，这就是唐代初期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孙思邈生长在封建社会，他的哲学思想集道家、儒家和释家之大成。他炼丹以求得到仙丹，获得“长生”；他虔诚信佛；甚至连治病时所需要的小虫，也要到市肆上买已经先死者……诸如此类。但这些哲学教义使他萌生“救人一命”的崇高理想。他认为人的生命极为宝贵，医生如能救人一命，治好病人，则其价值重于千两黄金。抱着这样的目标，他穷搜博采，把历代宝贵的医疗经验和方剂，集成一帙，著成《备急千金要方》。这时候他已经 70岁高龄。这部方书包罗了唐以前主要的医学内容，人们誉之为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当时统治者要礼聘他入朝为官，他皆坚辞不就，没有去追逐荣华富贵，而是专心一意为人类健康造福。
《千金要方》著成之后，他并未就此罢休。他知道，这部书还未臻完善，还有些重要遗漏，也有错误。为此决定再修一部医书作为补充。他以30年的时间全力以赴，为此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终以一位百岁老人完成了这一目标，著成另一部书《千金翼方》。书名本身就道明他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他在书中要求希望养生长寿的人，摒弃名利、喜怒、声色、神虑精散，这样就能“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旨也!”
(《千金要方·道林养性》)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