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是否适用《消法》？
[案例1] 某甲与其妻婚后7年一直未孕。经检查，某甲精子活力极低。去年7月，某甲和妻子决定在市妇产医院做试管婴儿手术，为此，夫妻二人进行术前准备，花费大量金钱进行中药护理和使用激素促进女方排卵。术后院方告知，手术彻底失败。某甲在诉状中说，试管婴儿手术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两种，第一代主要是针对女方排卵堵塞，男方精子活力较好的夫妇；第二代主要适用对象是女方正常，男方精液不好的患者。某甲和市妇产医院术前曾约定做第二代手术，且根据物价部门的备案，第二代手术费为5400元，第一代手术费是3000多元，他们缴纳了5400元手术费，因此可确定双方约定的是实行第二代试管婴儿手术，但妇产医院却擅自施行了第一代手术，从而导致手术的彻底失败，为此某甲提出双倍赔偿医疗费用、赔偿精神抚慰费共计35，000元。
[案例2] 患者某乙，84岁，在保姆陪同下去医疗指定单位——某老年医疗康复中心查尿常规。进门时绊倒在医院高约6厘米的门槛上，因右股骨颈骨折和右手腕骨折住院，继而引发感冒并使慢性疾病肺气肿等复发，于20多天后不治而亡。某乙的子女因此将老年康复中心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双倍赔偿医疗费用、赔偿精神抚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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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患者=消费者
医疗服务属于社会有偿服务的一种，所以理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机构确实谈不上什么营利，患者就医也不能说是消费。但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这一传统的福利就医格局已被打破。首先，营利与否的判定标准发生变化，只要医护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与医院收入挂钩，那么，不管医院是不是福利事业单位，它都具备了营利色彩，患者花钱接受服务，与医院实际上构成了公平交易关系。因此，从法律上讲，患者花钱看病，即与医院形成消费与服务关系，患者就是消费者。其次，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明确将医院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即使非营利性医院，只要其符合上面谈到的条件，它仍适合《消法》规定的调整范围；第三，医疗行业的专业性、高风险是不争的事实，但以此为借口，否认医患之间的公平交易关系，显然站不住脚。患者所要求的只是《消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如知情权、人格受尊重权、赔偿权等，这些权利只要是花钱接受服务，即应享有。这和所提供服务的专业性、风险性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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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简单的消费关系
但是，一味将医患关系等同于一般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也不妥，毕竟，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在医学上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对一些疾病，医学专家仍然束手无策。加之患者个体差异性大，相同的诊治手段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即使是医德好、医术高的医师所诊治的患者，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与医患双方期望不一致的结果，甚至出现医疗意外。因此，医疗活动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具有较高的风险。发生医疗事故，引起医疗纠纷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应把所有医疗纠纷与一般商品质量或其他违规行为造成的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完全等同、相提并论。而且按其思路，医疗机构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也就应该符合一定的标准，并对它的产品或服务提供一定的保证——就像很多商品都有“三包”一样。但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医生对于治疗的后果是难以准确预料的。很多时候治疗并不能使病情好转，也不能阻止它复发，如果这样患者就可以不付钱，或者向医疗机构要求双倍索赔，显然是不公平的。
广义法＆狭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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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审理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时，具体适用什么法律，只能说明这一案件本身适用于那个法律，并不能说明《消法》不适用于这一领域。就像因产品质量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时，法院可能会引用《产品质量法》而不一定直接引用《消法》，这里面有一个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狭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问题，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所有与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案件审理中具体适用哪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狭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才单指《消法》。
由于我国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很多，在这一复杂的体系内，很容易发生法律上的冲突，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法律秩序问题，即法阶低的法律应服从于法阶较高的法律，如国务院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法规应服从于全国人大通过的《消法》，其次，在优先适用“下一级”法律时，“下一级”的法律不能和《消法》的原则精神相违背，如果违背了，就不适用。所以说，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规定与《消法》相冲突时，就应适用《消法》，而不能适用《条例》。目前，针对医疗纠纷适用《消法》，只是强调《消法》赋予的各种消费权利，如知情权、人格受尊重权等。而针对《消法》第四十九条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因其要求有“主观欺诈恶意”，所以基本不会适用于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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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1中，如果妇产医院实施的确实是第二代试管婴儿手术，那么即使手术失败，某甲也不能援引《消法》向妇产医院提出双倍赔偿的要求。但是，如果能够证实妇产医院故意违背术前承诺，实施了第一代试管婴儿手术，存在“欺诈”的过错，就应当适用《消法》，主张妇产医院承担双倍赔偿的法律责任。与此类似的医疗纠纷还包括：患者看了虚假的医疗广告后就医，并要求医院承担双倍赔偿；在医院买回药品后发现为假药，遂向医院提出双倍索赔等等。
在案例2中，根据《消法》的原则，老年康复中心应意识到6厘米的门槛，对于本中心主要的服务对象——老年人，具有潜在的危险。然而，老年康复中心对上述危险却采取了疏忽、放任的态度，所以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上述情况，并不能适用《消法》的第四十九条，要求老年康复中心承担双倍的赔偿责任。因为，《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显然，此条款的适用以医疗行为存在欺诈为前提，而欺诈必为故意行为，而非过失行为，所以，凡是医疗事故，以其均为过失行为而不得援引此条款。本案虽非医疗事故，但老年康复中心并不存在欺诈性服务，而只是未尽到注意义务，所以，法院未支持原告要求老年康复中心承担双倍赔偿责任的请求。, http://www.100md.com(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 王岳)
[案例2] 患者某乙，84岁，在保姆陪同下去医疗指定单位——某老年医疗康复中心查尿常规。进门时绊倒在医院高约6厘米的门槛上，因右股骨颈骨折和右手腕骨折住院，继而引发感冒并使慢性疾病肺气肿等复发，于20多天后不治而亡。某乙的子女因此将老年康复中心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双倍赔偿医疗费用、赔偿精神抚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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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患者=消费者
医疗服务属于社会有偿服务的一种，所以理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机构确实谈不上什么营利，患者就医也不能说是消费。但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这一传统的福利就医格局已被打破。首先，营利与否的判定标准发生变化，只要医护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与医院收入挂钩，那么，不管医院是不是福利事业单位，它都具备了营利色彩，患者花钱接受服务，与医院实际上构成了公平交易关系。因此，从法律上讲，患者花钱看病，即与医院形成消费与服务关系，患者就是消费者。其次，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明确将医院划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即使非营利性医院，只要其符合上面谈到的条件，它仍适合《消法》规定的调整范围；第三，医疗行业的专业性、高风险是不争的事实，但以此为借口，否认医患之间的公平交易关系，显然站不住脚。患者所要求的只是《消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如知情权、人格受尊重权、赔偿权等，这些权利只要是花钱接受服务，即应享有。这和所提供服务的专业性、风险性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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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简单的消费关系
但是，一味将医患关系等同于一般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也不妥，毕竟，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在医学上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领域，对一些疾病，医学专家仍然束手无策。加之患者个体差异性大，相同的诊治手段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即使是医德好、医术高的医师所诊治的患者，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产生与医患双方期望不一致的结果，甚至出现医疗意外。因此，医疗活动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具有较高的风险。发生医疗事故，引起医疗纠纷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应把所有医疗纠纷与一般商品质量或其他违规行为造成的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完全等同、相提并论。而且按其思路，医疗机构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也就应该符合一定的标准，并对它的产品或服务提供一定的保证——就像很多商品都有“三包”一样。但这是很困难的，因为医生对于治疗的后果是难以准确预料的。很多时候治疗并不能使病情好转，也不能阻止它复发，如果这样患者就可以不付钱，或者向医疗机构要求双倍索赔，显然是不公平的。
广义法＆狭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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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审理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时，具体适用什么法律，只能说明这一案件本身适用于那个法律，并不能说明《消法》不适用于这一领域。就像因产品质量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时，法院可能会引用《产品质量法》而不一定直接引用《消法》，这里面有一个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狭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问题，广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所有与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案件审理中具体适用哪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狭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才单指《消法》。
由于我国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很多，在这一复杂的体系内，很容易发生法律上的冲突，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法律秩序问题，即法阶低的法律应服从于法阶较高的法律，如国务院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行政法规应服从于全国人大通过的《消法》，其次，在优先适用“下一级”法律时，“下一级”的法律不能和《消法》的原则精神相违背，如果违背了，就不适用。所以说，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有关规定与《消法》相冲突时，就应适用《消法》，而不能适用《条例》。目前，针对医疗纠纷适用《消法》，只是强调《消法》赋予的各种消费权利，如知情权、人格受尊重权等。而针对《消法》第四十九条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因其要求有“主观欺诈恶意”，所以基本不会适用于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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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1中，如果妇产医院实施的确实是第二代试管婴儿手术，那么即使手术失败，某甲也不能援引《消法》向妇产医院提出双倍赔偿的要求。但是，如果能够证实妇产医院故意违背术前承诺，实施了第一代试管婴儿手术，存在“欺诈”的过错，就应当适用《消法》，主张妇产医院承担双倍赔偿的法律责任。与此类似的医疗纠纷还包括：患者看了虚假的医疗广告后就医，并要求医院承担双倍赔偿；在医院买回药品后发现为假药，遂向医院提出双倍索赔等等。
在案例2中，根据《消法》的原则，老年康复中心应意识到6厘米的门槛，对于本中心主要的服务对象——老年人，具有潜在的危险。然而，老年康复中心对上述危险却采取了疏忽、放任的态度，所以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上述情况，并不能适用《消法》的第四十九条，要求老年康复中心承担双倍的赔偿责任。因为，《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显然，此条款的适用以医疗行为存在欺诈为前提，而欺诈必为故意行为，而非过失行为，所以，凡是医疗事故，以其均为过失行为而不得援引此条款。本案虽非医疗事故，但老年康复中心并不存在欺诈性服务，而只是未尽到注意义务，所以，法院未支持原告要求老年康复中心承担双倍赔偿责任的请求。, http://www.100md.com(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主任 王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