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伦与张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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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3日
克劳迪斯·盖伦是前期罗马帝国的首席御医。作为“盛世骄子”的他，生长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当时的罗马帝国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整个地中海成了他们自家花园的水池。罗马皇帝领导着白、黄、黑三种肤色的人民。盖伦生在盛世，他读圣贤书籍，交杰出人物,成就伟大事业,一生潇潇洒洒，如沐春风。作为我国医学临床证治理论和基本原则的创建者，张仲景在许多方面，确实无法与盖伦相比。他出生在东汉王朝的衰落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时代和由黄巾起义引发的数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他饱受政治黑暗，兵荒人祸和瘟疫肆虐的三重苦难，一生辛苦，两袖清风，与互不相识的盖伦在世界的东西两方遥相呼应。他们的身份互有异同：都是医生，但是一个是皇家御医，长袍肥马；一个是民间医生，布衣毛驴。盖伦生于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一个叫做帕盖象蒙的城市，时间是公元138年。张仲景晚盖伦12年，生于河南与湖北相接的南阳郡。
张仲景穷尽一生心血，写下一部著作--《伤寒卒病论》，他取前人经验之精华,独创了临床治疗理、法，方、药的基本理论和辩证施治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代医家治病救人的宝典。在他之后，编纂、整理、注解、集合《伤寒卒病论》的专著和文章汗牛充栋，其中有名的就有400多家。久而久之，他的书被奉为经典，到明朝的时候，他被朱氏王朝封为“医圣”。盖伦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学数学、学哲学、学医学，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凭着他厚实的学术基础和博大的胸襟，一生勤奋，忙于研究、思考和辩论，最被人称道的是，他一生著作等身，数量之大，涉面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说他一生撰书400多种(一说500多种)，涉及到哲学、宗教、医学、数学、法学等领域。后人整理他的著作时，有人写了一篇有关他个人著作先后次序的论文，如排印成现代版本，需要二十多厚册。他收集整理了他以前的古代医药学经验和知识，他创造和建立了自己的医学思想体系和基础理论。他著作和思想广泛传播，先由罗马帝国传向阿拉伯世界，中世纪又回传到西班牙和整个西欧。因此，盖伦成为西方中世纪医学的统一者。他的十六部医学著作称为盖伦经典。被奉信基督教、伊斯兰斯和犹太教的群落公奉为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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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两个医圣，主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群的健康命运。
东方的医学后来人，总是喜欢一只手为病人把脉，用另一只持有兽毛笔的手，轻轻地蘸一蘸墨汁，为自己重重地写下“仲景门人”四个大字。
西方的医生总是喜欢在收拾好为病人放血的刀钳之后，端起一杯咖啡，呷一小口，然后非常自信地介绍自己是“盖伦家族”。
同一个时代的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就这样创造出了两个医圣，而这两个医圣所建立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方法。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和实践，都一直没有也不能改变各自的特性。虽说有些局部的调整，但东方的思想，依然是东方的；而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也依然如此，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有变化。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医学文化，有如两条平行的大道，虽说接口不多，但都有一个共同而崇高的目标--解除疾苦，治病救人。
两个医圣，有着各自的来路与去处，有着各自的成就与风格。张仲景身前名声平平，只有在民间传播的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名声，即医名，这在儒教传统文化土层深厚的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不是把医生鄙称为“贱民”么？官方没有认可的名声是不能作为名声的，过去如此，今天的中国不也亦然吗？张仲景的《伤寒卒病论》出版了，相传华佗看了直伸舌头，啧着嘴唇说：“这是一本真正的治病救人的书啊!”正是因为这本书思想清晰，方法明了，条理清楚，操作方便，总之一句话，治病的时候十分有效。因此，书一上市，就改写了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治病凭感觉处方凭经验的历史。就靠这本书，医生不知道治好了多少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什么是医学的真理标准呢？在古代，肯定只有一个标准----治好病，救活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站在病人的角度，这也是唯一的标准。张仲景该算是靠这个标准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是在他死后,他生前肯定没有多大的名声，因为《三国志》和《后汉书》里面都没有他的位置。他是位莎士比亚式的人物，他的声誉在他死后如浪似潮，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张仲景靠的是硬道理，真本事，实在货，一句话：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仲景精选的三百多个处方，现在有很多都在国人眼前闪动，在电视药品广告中，在病历上，在药店的药架上。连我们的近邻日本也在凑上一份，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著名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据业内人士统计，仲景之方或演化了的仲景之方占60%以上。仲景的圣名，千百年来被广大百姓“册封”，至于皇帝的圣谕，早就是马后炮一个---响不响无所谓了。盖伦走上医坛的时候，希波克拉底医学体系巳经建立了六百年，变得思想僵化，形式死板，知识模糊，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了。这些工作，都需要盖伦来完成。盖伦博学多才，通晓一切。他一方面研究整理前人的理论，一方面自信地描绘出人体结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建立了一座学术的大厦。他一生勤奋，深居宫廷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理想的医生》、《论理想的哲学》、《论希波克拉底的元质》、《论解剖标本》、《论静脉和动脉之解剖》、《论肌肉之活动》、《论病的部分》、《论人体各部位之功能》、《论医术》、《论治疗之方法》、《论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之教谕》、《论解剖操作法》、《小技》等等。盖伦是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生前纵横江湖，目空一切，把人间的荣华、名誉、地位的滋味享尽。他是医生，同时，又是作家、哲学家和学者。他善于在公共场所演讲，拥有大批思想追随者；他的作品脱俗超凡，在作家群中得到了尊贵的地位；他当众治疗疑难杂症，并且手到病除，医名一次又一次轰动罗马城，被称为医学大师和圣手。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看做是全知全能的医生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闪耀着权威的光芒。他是古代医学史上的一个顶点，是一个可以同希波克拉底并驾齐驱的人物。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能够拥有的，他几乎都获得了。盖伦轰轰烈烈的一生结束之后，他的思想和理论仍然轰轰烈烈。他的著作首先在亚历山大港和伊斯坦丁堡这些罗马帝国的东方地区传播，接着又转到与之相邻的伊斯兰教诸国。当阿拉伯世界同化希腊科学时，盖伦的著作又被译为阿拉伯文，盖伦自传也变成了阿拉伯科学家传记的典范。后来，他的著作为译成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他的许多著作，成为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他的一神论思想体系又使他受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医生的尊重，在整个中世纪几乎保持着没有批判余地的崇高地位。以至中世纪后期巴黎大学医学院教授雅各布·西尔维乌斯说：“盖伦永远是正确的，医学研究就是探索盖伦”。如果在解剖的人体中没有表现出盖伦所描述的特征，这位教授的解释是人类已经衰退，与盖伦当时所见到的形式不一样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盖伦的思想合乎教规，他的医学著作被教会列为经典，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盖伦从此被僵化了,思想变成了思想的桎梏，知识变成了知识的障碍,整整一千年，西方医学在盖伦的圈圈中行走，探索的步伐终于终止于盖伦。
, 百拇医药
东方的中国人对于张仲景的质疑和批评，大约是从元朝开始的。著名医家、“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就认为《伤寒卒病论》著作有误，但只是小心翼翼地说书有错简，可能错在后来编印书的人。此后虽有众多医家提出疑问，但不是说书有脱文错简，就是怨仲景之书被后人偷梁换柱了一些篇章和条目。这些人都是在《伤寒论》中论伤寒，没有对仲景学派构成根本性的冲击。从十六世纪开始，两个医圣的好日子都到了头。在东方，江苏吴县出了一个名叫吴有性的人，撰写了一本书，叫《温疫论》，其矛头所向，直逼仲景，他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他甚至挖苦说用伤寒之法治热病是：“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仲景有关传染性疾病的理论基础。后又经过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十九世纪，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医学学派--温病学派。从此，中国人民拥有了治疗外感疾病的两大学说：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这两大学派相辅相成，交相辉映。虽说如此，几乎所有的温病学家都称自己的学说来源于伤寒，只不过最后跳出了伤寒的小圈子，虽然都没有跳出祖国医学--经验医学的大圈子。这次学术浪潮，没有危及到仲景医圣的地位。中国式的变革，除了政治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外，往往少有血腥，所以也少有严格定义上的学术思想的革命。传承与发展，成了中国人喊了千年的口号，而发展又恰恰是以传承为前提的，往往重传承轻发展，向前看就是追寻走在前面的古人的身影。盖伦的情况却不同。十六世纪，正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场思想和文化再生的运动中，盖伦的命运突然逆转了。盖伦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即对生命的认知，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主要有三个人，从三个方向着力，锋尖直指盖伦学说的心脏--人体解剖和生理、病理学说。一个是瑞士人帕拉塞尔苏斯，他认为盖伦的体液理论错了，盖伦的把疾病视为内部体液不平衡的认识应该抛弃，代之以身体内部局部机体失调的观点。这个医学“疯子”喊到：“我的鞋扣比你们的盖伦和阿维森纳更有学问”。另一个是比利时人安德烈·维萨里，这位著名的帕多瓦医学院的教授，在他28岁时出版的著名的《人体构造》。他说盖伦：“在一门简单的解剖学课程中，我能指出他不下200处的错。不过，我仍是尊重他的”。第三个人是英国人威廉·哈维，这个剑桥大学和帕多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凭着“一个有教养的人士应有的对真理的热爱和率直”。著书《心血运动论》。他用无懈可击的血循环理论，取代了盖伦的“生命精神--元气论”。而这个理论大厦的倒塌，正是盖伦时代结束的标志。《人体构造》和《心血运动论》则作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被称为“其意义超过发现美洲”。然而，革命的代价是巨大而痛苦的。为了冲破盖伦的堡垒，潦倒不堪的帕拉塞尔苏斯48岁就客死他乡。安德烈·维萨里被教会判处死刑，后被迫朝圣，途中死于海难。米凯尔·塞尔维特因反对盖伦的“目的论”，被教会处以火刑。只有威廉·哈维是幸运的，而他的幸运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革命在西方发生了，悲壮而惨烈。盖伦被打倒了，过程痛楚、残酷、甚至有些血腥。但是，在盖伦被废弃的神殿的基础上，现代医学正挺直着脊梁，撑起人类生命的蓝天。在东方，仲景没有被后人打倒，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幸运的。但是，正是他的幸运才会有国人的不幸。当盖伦之后“盖伦新家族”举着现代医学结晶站在“仲景门人”面前的时候，“门人”们除了惊恐就是抵制，最后，终于让出了自己稳座几千年的正位。从而开始学习，开始思考，开始寻找出路。后来，终于有了中国特色的医学现象：盖伦家族和仲景门人一起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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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盖伦是打不倒的，被打倒的是盖伦被装潢的外壳和影子。盖伦是伟大的，他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品质的学者和科学家之一。盖伦是卓越的，他把人类的医学带向了正确的方向。盖伦是崇高的，他终身努力钻研，轻蔑浮华世事，他说他的生活只需要两件衣服，两个帮手和两套器械就可以了。同时，盖伦也是可悲的，他被后人用他生前最不喜欢的方式装裱起来，由人变圣，变圣变神，最后被人拿来装神弄鬼，吓唬大众。他地位之高，常人遥不可及；学术之尊，神圣不可侵犯。所以高处不胜寒，高了就给冻着了，于是就僵了、硬了，没有生机了，最后，他成了中世纪黑暗的宗教专治的玩偶。因此，他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盖伦如果不被神化，他也不会成为后来许多人唾骂的对象。人类往往不太珍惜和呵护自己的优秀儿女啊!造神运动永远是人类的瘟疫，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或未来!其实，仲景是无可挑剔的。他一腔热血，满怀悲悯，身为医圣，处在乱世，仰天长叹：“君疾可愈，国病难医”。他发愤钻研，立志济世救人，阐述医生的目的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民，中以保身长全”。他50岁左右做过长沙太守，但初一和十五两日大开衙门，不问政事，坐堂行医，而且，就诊的多是些贫苦百姓，他总是体查细致，诊治精心。论学术，他为医学圣祖；论人品，他为一代楷模；论成就，他带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一直以务实的特征，傲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与盖伦一样，他的著作和理论也广为传播，甚至飘洋过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际医学名家。
仲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盖伦是罗马的，也是全人类的。没有杰出的人物就不会有人类历史的辉煌，东方和西方，两个医圣，在人类医学历史的天空。, 百拇医药(刘剑)
张仲景穷尽一生心血，写下一部著作--《伤寒卒病论》，他取前人经验之精华,独创了临床治疗理、法，方、药的基本理论和辩证施治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代医家治病救人的宝典。在他之后，编纂、整理、注解、集合《伤寒卒病论》的专著和文章汗牛充栋，其中有名的就有400多家。久而久之，他的书被奉为经典，到明朝的时候，他被朱氏王朝封为“医圣”。盖伦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学数学、学哲学、学医学，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凭着他厚实的学术基础和博大的胸襟，一生勤奋，忙于研究、思考和辩论，最被人称道的是，他一生著作等身，数量之大，涉面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据说他一生撰书400多种(一说500多种)，涉及到哲学、宗教、医学、数学、法学等领域。后人整理他的著作时，有人写了一篇有关他个人著作先后次序的论文，如排印成现代版本，需要二十多厚册。他收集整理了他以前的古代医药学经验和知识，他创造和建立了自己的医学思想体系和基础理论。他著作和思想广泛传播，先由罗马帝国传向阿拉伯世界，中世纪又回传到西班牙和整个西欧。因此，盖伦成为西方中世纪医学的统一者。他的十六部医学著作称为盖伦经典。被奉信基督教、伊斯兰斯和犹太教的群落公奉为医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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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两个医圣，主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群的健康命运。
东方的医学后来人，总是喜欢一只手为病人把脉，用另一只持有兽毛笔的手，轻轻地蘸一蘸墨汁，为自己重重地写下“仲景门人”四个大字。
西方的医生总是喜欢在收拾好为病人放血的刀钳之后，端起一杯咖啡，呷一小口，然后非常自信地介绍自己是“盖伦家族”。
同一个时代的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就这样创造出了两个医圣，而这两个医圣所建立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方法。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和实践，都一直没有也不能改变各自的特性。虽说有些局部的调整，但东方的思想，依然是东方的；而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也依然如此，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有变化。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医学文化，有如两条平行的大道，虽说接口不多，但都有一个共同而崇高的目标--解除疾苦，治病救人。
两个医圣，有着各自的来路与去处，有着各自的成就与风格。张仲景身前名声平平，只有在民间传播的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名声，即医名，这在儒教传统文化土层深厚的中国，是司空见惯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不是把医生鄙称为“贱民”么？官方没有认可的名声是不能作为名声的，过去如此，今天的中国不也亦然吗？张仲景的《伤寒卒病论》出版了，相传华佗看了直伸舌头，啧着嘴唇说：“这是一本真正的治病救人的书啊!”正是因为这本书思想清晰，方法明了，条理清楚，操作方便，总之一句话，治病的时候十分有效。因此，书一上市，就改写了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治病凭感觉处方凭经验的历史。就靠这本书，医生不知道治好了多少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什么是医学的真理标准呢？在古代，肯定只有一个标准----治好病，救活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站在病人的角度，这也是唯一的标准。张仲景该算是靠这个标准起家发迹的，不过，这是在他死后,他生前肯定没有多大的名声，因为《三国志》和《后汉书》里面都没有他的位置。他是位莎士比亚式的人物，他的声誉在他死后如浪似潮，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张仲景靠的是硬道理，真本事，实在货，一句话：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仲景精选的三百多个处方，现在有很多都在国人眼前闪动，在电视药品广告中，在病历上，在药店的药架上。连我们的近邻日本也在凑上一份，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著名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据业内人士统计，仲景之方或演化了的仲景之方占60%以上。仲景的圣名，千百年来被广大百姓“册封”，至于皇帝的圣谕，早就是马后炮一个---响不响无所谓了。盖伦走上医坛的时候，希波克拉底医学体系巳经建立了六百年，变得思想僵化，形式死板，知识模糊，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了。这些工作，都需要盖伦来完成。盖伦博学多才，通晓一切。他一方面研究整理前人的理论，一方面自信地描绘出人体结构.生理病理和治疗方法。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建立了一座学术的大厦。他一生勤奋，深居宫廷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理想的医生》、《论理想的哲学》、《论希波克拉底的元质》、《论解剖标本》、《论静脉和动脉之解剖》、《论肌肉之活动》、《论病的部分》、《论人体各部位之功能》、《论医术》、《论治疗之方法》、《论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之教谕》、《论解剖操作法》、《小技》等等。盖伦是个拿破仑式的人物，他生前纵横江湖，目空一切，把人间的荣华、名誉、地位的滋味享尽。他是医生，同时，又是作家、哲学家和学者。他善于在公共场所演讲，拥有大批思想追随者；他的作品脱俗超凡，在作家群中得到了尊贵的地位；他当众治疗疑难杂症，并且手到病除，医名一次又一次轰动罗马城，被称为医学大师和圣手。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自己看做是全知全能的医生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闪耀着权威的光芒。他是古代医学史上的一个顶点，是一个可以同希波克拉底并驾齐驱的人物。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能够拥有的，他几乎都获得了。盖伦轰轰烈烈的一生结束之后，他的思想和理论仍然轰轰烈烈。他的著作首先在亚历山大港和伊斯坦丁堡这些罗马帝国的东方地区传播，接着又转到与之相邻的伊斯兰教诸国。当阿拉伯世界同化希腊科学时，盖伦的著作又被译为阿拉伯文，盖伦自传也变成了阿拉伯科学家传记的典范。后来，他的著作为译成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他的许多著作，成为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他的一神论思想体系又使他受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医生的尊重，在整个中世纪几乎保持着没有批判余地的崇高地位。以至中世纪后期巴黎大学医学院教授雅各布·西尔维乌斯说：“盖伦永远是正确的，医学研究就是探索盖伦”。如果在解剖的人体中没有表现出盖伦所描述的特征，这位教授的解释是人类已经衰退，与盖伦当时所见到的形式不一样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盖伦的思想合乎教规，他的医学著作被教会列为经典，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物。盖伦从此被僵化了,思想变成了思想的桎梏，知识变成了知识的障碍,整整一千年，西方医学在盖伦的圈圈中行走，探索的步伐终于终止于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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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中国人对于张仲景的质疑和批评，大约是从元朝开始的。著名医家、“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就认为《伤寒卒病论》著作有误，但只是小心翼翼地说书有错简，可能错在后来编印书的人。此后虽有众多医家提出疑问，但不是说书有脱文错简，就是怨仲景之书被后人偷梁换柱了一些篇章和条目。这些人都是在《伤寒论》中论伤寒，没有对仲景学派构成根本性的冲击。从十六世纪开始，两个医圣的好日子都到了头。在东方，江苏吴县出了一个名叫吴有性的人，撰写了一本书，叫《温疫论》，其矛头所向，直逼仲景，他说：“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他甚至挖苦说用伤寒之法治热病是：“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仲景有关传染性疾病的理论基础。后又经过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十九世纪，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医学学派--温病学派。从此，中国人民拥有了治疗外感疾病的两大学说：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这两大学派相辅相成，交相辉映。虽说如此，几乎所有的温病学家都称自己的学说来源于伤寒，只不过最后跳出了伤寒的小圈子，虽然都没有跳出祖国医学--经验医学的大圈子。这次学术浪潮，没有危及到仲景医圣的地位。中国式的变革，除了政治与民族之间的冲突外，往往少有血腥，所以也少有严格定义上的学术思想的革命。传承与发展，成了中国人喊了千年的口号，而发展又恰恰是以传承为前提的，往往重传承轻发展，向前看就是追寻走在前面的古人的身影。盖伦的情况却不同。十六世纪，正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场思想和文化再生的运动中，盖伦的命运突然逆转了。盖伦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即对生命的认知，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主要有三个人，从三个方向着力，锋尖直指盖伦学说的心脏--人体解剖和生理、病理学说。一个是瑞士人帕拉塞尔苏斯，他认为盖伦的体液理论错了，盖伦的把疾病视为内部体液不平衡的认识应该抛弃，代之以身体内部局部机体失调的观点。这个医学“疯子”喊到：“我的鞋扣比你们的盖伦和阿维森纳更有学问”。另一个是比利时人安德烈·维萨里，这位著名的帕多瓦医学院的教授，在他28岁时出版的著名的《人体构造》。他说盖伦：“在一门简单的解剖学课程中，我能指出他不下200处的错。不过，我仍是尊重他的”。第三个人是英国人威廉·哈维，这个剑桥大学和帕多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凭着“一个有教养的人士应有的对真理的热爱和率直”。著书《心血运动论》。他用无懈可击的血循环理论，取代了盖伦的“生命精神--元气论”。而这个理论大厦的倒塌，正是盖伦时代结束的标志。《人体构造》和《心血运动论》则作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被称为“其意义超过发现美洲”。然而，革命的代价是巨大而痛苦的。为了冲破盖伦的堡垒，潦倒不堪的帕拉塞尔苏斯48岁就客死他乡。安德烈·维萨里被教会判处死刑，后被迫朝圣，途中死于海难。米凯尔·塞尔维特因反对盖伦的“目的论”，被教会处以火刑。只有威廉·哈维是幸运的，而他的幸运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革命在西方发生了，悲壮而惨烈。盖伦被打倒了，过程痛楚、残酷、甚至有些血腥。但是，在盖伦被废弃的神殿的基础上，现代医学正挺直着脊梁，撑起人类生命的蓝天。在东方，仲景没有被后人打倒，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是幸运的。但是，正是他的幸运才会有国人的不幸。当盖伦之后“盖伦新家族”举着现代医学结晶站在“仲景门人”面前的时候，“门人”们除了惊恐就是抵制，最后，终于让出了自己稳座几千年的正位。从而开始学习，开始思考，开始寻找出路。后来，终于有了中国特色的医学现象：盖伦家族和仲景门人一起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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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盖伦是打不倒的，被打倒的是盖伦被装潢的外壳和影子。盖伦是伟大的，他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品质的学者和科学家之一。盖伦是卓越的，他把人类的医学带向了正确的方向。盖伦是崇高的，他终身努力钻研，轻蔑浮华世事，他说他的生活只需要两件衣服，两个帮手和两套器械就可以了。同时，盖伦也是可悲的，他被后人用他生前最不喜欢的方式装裱起来，由人变圣，变圣变神，最后被人拿来装神弄鬼，吓唬大众。他地位之高，常人遥不可及；学术之尊，神圣不可侵犯。所以高处不胜寒，高了就给冻着了，于是就僵了、硬了，没有生机了，最后，他成了中世纪黑暗的宗教专治的玩偶。因此，他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盖伦如果不被神化，他也不会成为后来许多人唾骂的对象。人类往往不太珍惜和呵护自己的优秀儿女啊!造神运动永远是人类的瘟疫，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或未来!其实，仲景是无可挑剔的。他一腔热血，满怀悲悯，身为医圣，处在乱世，仰天长叹：“君疾可愈，国病难医”。他发愤钻研，立志济世救人，阐述医生的目的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民，中以保身长全”。他50岁左右做过长沙太守，但初一和十五两日大开衙门，不问政事，坐堂行医，而且，就诊的多是些贫苦百姓，他总是体查细致，诊治精心。论学术，他为医学圣祖；论人品，他为一代楷模；论成就，他带领炎黄子孙,千百年来一直以务实的特征，傲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与盖伦一样，他的著作和理论也广为传播，甚至飘洋过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际医学名家。
仲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盖伦是罗马的，也是全人类的。没有杰出的人物就不会有人类历史的辉煌，东方和西方，两个医圣，在人类医学历史的天空。, 百拇医药(刘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