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情怀皆忠诚——江苏省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袁堂贵的人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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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见到袁堂贵之前，就听到许多关于他“不近人情”的故事。
在从南京去连云港的路上，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基层工作处曹卫秋告诉记者：袁堂贵把妻子从效益好的县政府招待所调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导致妻子不久就下了岗，11年来一直呆在家里；袁堂贵的大女儿嫌会计工作太辛苦，想让他托人说句话调到办公室，被他一句话训了回来，“你有份工作已经不错了，不要挑三拣四的。”
在从连云港去东海的路上，连云港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室主任李传志告诉记者：袁堂贵的小女儿没有工作，妻子好不容易托人给女儿在一家医药企业谋了个位置，袁堂贵知道后很生气，“只要我在药监局呆一天，家里人谁也别想去医药企业上班”，一句话，把女儿的希望破灭了。儿子开了家小饭店，袁堂贵从来不去看一下，更不用说跟一些单位、企业打招呼“照顾生意”了。“别人都说司机能当局长大半个家，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袁局长儿子开的饭店在哪儿。每次只要一提这事，袁局长就狠狠批评我。”正在开车的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司机宿运虎听到这儿不禁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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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这三位讲述者在讲述袁堂贵的故事时，语调饱含激情，脸上充满崇敬。
在记者想像中，袁堂贵应该满脸严肃，不苟言笑。
可出现在记者眼前的袁堂贵，满脸笑容，语调平缓，分明是一位和蔼可亲、性格平和的长者。
得知记者的疑问，袁堂贵眼圈一红，有些哽咽地说：“我是凡人，也食人间烟火，但我手中的权力是用来为公众谋利益的，而不是为家人牟利的私器。”
袁堂贵就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一个坚持原则、公私分明的基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
■亲人说：“在亲情与工作两难之间，他总是舍弃亲情”
袁堂贵说自己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要感念父母之恩，莫忘孝敬父母”。可是，自1973年参加工作以来，30多年了，他回家看望父母还不到100次。年迈的父母体弱多病，这几年经常住院，每次住院，都是袁堂贵的妻子去照顾，他自己根本没时间去陪床，跟老人絮絮家常。父亲患肺结核到县医院住院，他因工作繁忙，一次没能去探望。父亲出院了，他没时间送老人回家，而是给老人买了张回乡下的汽车票。从下车的地方到家还有10公里的乡村小路，他不敢想像年迈的父亲是怎样走回去的。母亲腿脚不灵便，几乎瘫痪在床，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就是这样两位老人，一直在远离他80公里外的乡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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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堂贵说，父母只有他一个孩子，他却不能在二老膝下尽孝，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孝之子。
袁堂贵回忆起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日子，整天都有计划内和意想不到的工作等着他，根本没时间顾家。到药品监管部门工作后，新组建的单位，担负着保障116万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重任；在225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900多户分散在各地的涉药单位，而局里只有不到20名监管人员，每位监管人员都恨不得有三头六臂的本事。作为局长，袁堂贵哪里还有时间照顾家人？
袁堂贵想在县城边买套房子，把父母接来好尽孝道，可他手里没有足够的钱。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好在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在“北大荒”支边3年的老共产党员，父母能理解他。
从东海县城到该县南辰乡西朱范村，约有80公里，路面坑坑洼洼，汽车一路颠簸，走得很艰难。用了近两个小时，记者来到了袁堂贵父母家——一个破旧的小院。推开门，昏暗的光线下，袁堂贵的父亲正在煤炉前烧饭，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袁堂贵的母亲颤巍巍地说：“那是中午的剩饭和剩菜，加水煮一煮吃。”记者掀开锅盖，看到锅里不见一点油星的剩米饭。这就是农历小年这一天两位老人的晚餐，凝视着锅中升起的热气，记者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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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堂贵的父亲告诉记者，作为退伍军人，他每个月有260元的补助金，足够维持老两口生活。袁堂贵的母亲说，儿子一年回家也就两三次。每当儿子要离家时，年迈的母亲总是禁不住泪水涟涟，希望儿子能多坐一会儿，陪他们多说几句话。当儿子的身影消失后，母亲却总是安慰自己：“我们能撑得住。”
“我们不怨他，在工作与亲情之间，我们支持他舍弃亲情。”袁堂贵的父亲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情怀说出了对儿子工作的理解。
很难想像，袁堂贵身为局长，父母却还居住如此偏僻、闭塞的乡村。很难想像，为了工作，他付出如此多的代价。
在袁堂贵父母家，记者巧遇来探望姑父、姑母的袁堂贵的表弟。
提起袁堂贵，表弟满肚子怨气：“那年，我给一家酒厂供应粮食，供了货之后，长时间收不到货款，我找到表哥，希望他打个招呼。那时他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只要开口，就会管用。可是，他一口拒绝，还很不客气把我从客厅给推了出来。打那以后，我很少进他家的门，只有每次来看望姑父姑母，我才想起自己有一个当官的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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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表弟，袁堂贵说，自己不仅得罪了表弟，还得罪了内弟、女儿、亲家，身边最亲的人都被得罪完了。近20年来，逢年过节，他家门前总是冷冷清清，没几个亲戚走动。人家是富在深山有远亲，可他呢，是官居闹市无人问。
即便这样，袁堂贵却很欣慰，自己得到了清静公平的工作环境。这样，他可以更加公正地办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面对“你今后将如何弥补亲人亲情”的提问，袁堂贵这样回答：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口气太直，不知道拒绝的策略和艺术，因此伤了不少亲戚朋友的心。忙于工作，和妻子及子女交流不够，对家人亏欠太多。退休后就一点一点去做，力所能及地去弥补一下亲情、友情，以求得父母、妻子、孩子，以及相关亲戚朋友的宽容和谅解。
■同事感念：“工作之外，他最关心我们的生活”
但是，与亲戚朋友对他的怨言相比，袁堂贵的同事们却盛赞他善于“体恤他人”，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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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室主任黄芳这样评价自己的局长：袁局长的心很细。苏北比较注重中秋和春节两个节日，在外工作的孩子们每逢“两节”都必须赶回老家与父母团聚。黄芳说：“每年‘两节’，袁局长都会提前通知办公室，让办公室做一个计划表，把老家在农村的职工提前安排好，让大家轮流回家探亲，该照顾的尽量派车接送一下。可是，袁局长自己却从来不用车，每次回家都是坐公交车。”
对此，袁堂贵这样解释，单位人少任务重，大家一年四季为工作忙得昏天黑地，很少有休息日。单位又是新单位，底子薄，大家的付出与报酬严重失衡。“一年就这么两次回家，我怎忍心让他们的父母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单位受苦？派车送大家回家，就权当是单位的福利吧。同时，让他们的父母感到自己的孩子在单位受重视，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霍卫群告诉记者：2005年，局里从连云港招录进曹延继、曹世伟等3名年轻的工作人员，“这三个同志在东海又没有什么亲戚，初来乍到，生活很成问题。”就在三人愁眉苦脸的时候，袁局长主动找了上来，他说按规定，三人的衣食住行是个人自行解决，可他们离家这么远，父母又不在身边，不容易，让他们出去租房子住太不方便。于是，局里就给三人腾出一间房子，让他们三个住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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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就感动得流泪了。我觉得袁局长对我们这三个外地人的关心比我们的父母还要心细。”曹延继告诉记者。
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李战美也介绍说，他们三个人中曹世伟的爱人在老家中学教书。为了让曹世伟安心工作，解决两地分居问题，袁堂贵上下奔走，找教委的领导帮忙，后来又找县委分管领导出面协调，最终把曹世伟的爱人调到县里的一个民办中学。
“没有要我花一分钱，也没有要我到处求人，袁局长就把我认为比登天还难的事给解决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更好地工作。”曹世伟至今都心存感激。
在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门卫吕义宏只要与人搭上话题，就自然而然念叨起袁堂贵是一个重“人情”的领导。吕义宏是一个下肢瘫痪的伤残军人，以前在县供销系统上班，后来下岗了，工作没有着落，妻子、子女也都没工作，家庭十分困难。袁堂贵知道后，让吕义宏来局里做门卫，每个月开几百元钱。谈到这些，吕义宏说：“袁局长绝对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外人说他不近人情，那是没有真正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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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采访，记者明显感到：职工们无不认为袁堂贵是一位“体贴细致”的领导。只要局里的职工及其家属生病住院，局办公室一定要给袁堂贵安排好探望时间，按时通知他，他会风雨无阻地赶往医院。
■袁堂贵自语：“公私分明的亲情最有人情味”
同样是生病住院，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他没有时间陪床；而单位职工家属住院，他却无论如何都要抽出时间去医院探望？
同样是工作调动，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他不闻不问，甚至多加阻拦；而为了单位员工家属调动，他上下奔走、忙前忙后到处求人？
同样是退伍老兵，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父亲放在偏僻的乡村，无暇顾及他的生活冷暖；而对一个与自己素昧平生的人，他却给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面对记者这么多的疑问，袁堂贵并没有多加思考，他说：办事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对事不对人。作为领导，关心单位职工冷暖，那属于公事，有问题必须解决，而同样的问题对自己的亲属来说就是私事。公和私是绝对不能混在一起的。
他还说，只有公私分明，这样的亲情才有人情味，才能让人民看到社会的希望。
本报记者 龚翔 姜恒 范乐生
每次向年迈的父母告别总让袁堂贵(右)的内心酸楚难言。图为他和坚持送到大门口的父母在一起, 百拇医药(龚翔；姜恒；范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