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 不断创新——20世纪上半叶北京中医界的学术继承与发展
北京的中医优势有历史传统。明清两代的宫廷御医中名医辈出，民间的中医也来自各地，为中医药发展交流提供了良好基础。北京的中医界在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继承和革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在科学研究方面是各尽所长。
20世纪上半叶，北京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还有各种名医带徒等各种形式的中医教育。而中医的继承本身就包含了对传统医学的科学研究在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察诊断治疗效果，是当时社会、民众、同行等各界人士对中医的要求。
京城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许多名医，这是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出现的，是在反动政府企图取缔中医的危机中出现的。名医靠实际疗效来证明自己。当时中医各种流派也在竞争中不断钻研医术，提高疗效。正如名医施今墨所说：“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总结当时中医界情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适应社会，提高疗效
, 百拇医药
京城有名震南北的四大名医，起初的四大名医是萧龙友、杨浩如、孔伯华、汪逢春四位。各家都在继承中医传统方面做出贡献，并积极创新。孔伯华常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故古今病不相能也。疗病自为家法，古方照脱，十不效一，职是故耳。”时常根据疾病的不同而灵活选用古方。因其善用石膏，而被称为“孔石膏”。他创制的清灵甘露茶，在防治感冒、中暑方面效果良好。杨浩如1910年来到北京，曾任外城官医院医长。因看到广大百姓被拒官医院门外而断然辞职，创立北京第一家私立中医院“养浩庐中医院”。1917年晋绥地区以及廊房一带瘟疫流行，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当时流传一首民谣：“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各域”。可见疫情之猖獗，死亡之惨重。杨浩如、张菊人、孔伯华、曹巽轩等组成临时防疫医疗队，奔赴疫区进行预防和救治，免费为病者诊治施药，避免了瘟疫的流行，挽救了疫区人民的生命。回到北京后，杨浩如编写了《廊房防疫录》，并与孔伯华、张菊人、陈企董、曹巽轩、陈伯雄、赵云卿等集体编写了《八种传染病症治析疑》10卷，为瘟病学的科研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薪火相传，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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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校教育，师徒相授也为中医发展做出了贡献。杨浩如去世之后，人们把施今墨补入四大名医之缺。施今墨一生为中医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除办学外，他坚持课徒授业，如魏舒和、祝谌予、李德衔等都曾入室学医。师徒相授业不是简单的继承为师经验，门徒也多有所创新。如在儿科方面名噪京城的王润吉、王子仲、王鹏飞三代“小儿王”，虽是世代相传，却也不断创新。王润吉从陕西迁往北京创业，他精于儿科，创立“体生堂”，将中医濒临失传的诊法“望上腭”继承下来，用于脾胃病辨证。王子仲自幼向父亲王润吉刻苦学习，尽得家传。他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望诊经验，还发明了“望头顶”的诊法，对患儿首先观察头顶有无“污垢”，通过污垢的颜色形状辨别患儿的疾病状况。治疗上特别重视调理脾胃，用药喜用茯苓，人称“茯苓大夫”。30年代起，王子仲医名大震，求医者门庭若市，“石虎胡同小儿王”美名传遍京城。其子王鹏飞自幼系统学习了中医经典，并经常向名医前辈汪逢春、马佐泉、倪继武等请教，博采众家之长。在诊断上，对于望上腭进行了发展，通过观察患儿口腔上腭各部位的颜色变化以及有无出血点、小凹孔判断病情。在治疗上，他认为儿科用药独有奇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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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派存立，疗效为本
在中医史上，大方脉、小方脉(内科、儿科)领域不太容易形成流派，而外科、伤科出现流派却稀松平常，这与外科伤科在手法技巧和炼丹制剂方面的不易传授有关，许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易大面积推广。
北京的骨伤科既有以清代宫廷正骨机构上驷院绰班处为代表的蒙古族伤科学派，也有来自中原武术之乡的少林骨科，还有来自各地的骨科高手云集北京。上驷院绰班处的代表人物夏锡武20岁时(1900年)即被选入上驷院绰班处学习“绰班”。他不仅学习了《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诀》，掌握了“正骨八法”，而且在“意念归一”功力修养、功力引导下施用一指禅手法方面得到真传，特别强调“心明手巧”、“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心不明则法必乱”。深刻领悟了“心法”的含义。刘道信为世医出身，世传少林武技和正骨技术，至刘道信已有数代。他从小随父亲、叔父学习武术和正骨。刘氏正骨流派，以跌打损伤和金疮为主要治疗范围，手法讲求刚劲猛快，以指功点穴按穴，加用药为特点。冯泉福为北京捏积冯的第四代传人，对小儿因饮食不良造成的脾胃功能失调有奇特的疗效，在北京地区极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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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北京的外科名家有三大派，即太医局房氏(房少桥、房幼桥)，丁氏弟子(哈锐川、赵炳南等)和段馥亭及门人(段凤舞、赵永昌等)。
房兴桥为清太医院太医，传于其子房少桥、房幼桥，20年代起他们在六部口寓所应诊，特点是以外科独特的内服药与外用药配合治疗，以其医术精湛自称一派，患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房少桥有子房芝萱，秉承家传医术，又有独特见解，他认为头疽虽名为疽，而实为痈，临床上多属阳证热证，治疗多用清热解毒法。房幼桥有子房世鸿，擅长治疗乳房病，对丹毒、疔毒、股结核、背痈等有独特治疗经验。
丁德恩是回族人，自幼酷爱中医，自学陈实功《外科正宗》，竟至背诵，自制红升丹、白降丹等外科常用成药，给教内亲朋义诊施药。在亲友的劝说下改行行医。在花市大街开设德善医室，由于疗效神妙，求医者络绎不绝，被称为“外科小楼丁”。丁德恩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诲人不倦，其门人弟子有哈锐川、赵炳南等。哈锐川从16岁就拜在丁德恩门下，丁德恩将毕生临床心得和炼丹配药方法倾囊相授。哈锐川不但学习了丁氏经验，还钻研了《刘涓子鬼遗方》、《外科准绳》、《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等外科经典，在外科技术上有相当造诣。如他认为不能拘泥于“痈疽原是火毒生”的教条，要留心“气血偏虚一分，毒邪内侵一寸”。哈锐川曾治一搭背患者，为人力车工人，年过六旬，自敷阳和解凝膏药，肿疡不但未消，反而日益扩大，水米不进。哈锐川见其神情倦怠，面色萎黄，患处盈尺溃疡，漫肿无脓，诊断为气血虚衰，毒邪壅滞，以培补元气、托毒外出之法治疗，经两月愈合。哈锐川生前每遇临证心得体会及验案效方，随手札记，以备日后总结。惜其未及整理便驾鹤西行了。哈锐川的门人有其儿子哈玉民及陈彤云、张作舟等。赵炳南原为北京街头的一个流浪儿，被丁德恩领养，收为门徒，也尽得真传，日后成为一代名医。赵炳南精通中医理论，对顽癣恶疮等有独特治疗方法。他认为皮肤科的许多疾病都与阴阳失调有关，在治疗上以调和阴阳为原则，往往收到良好的效果。
段馥亭家为中医世家，祖传中医外科，至他已是六代。段馥亭精通中医外科理论，在临床上主张内外兼治，擅长治疗骨结核、淋巴结核疮疡、皮肤顽癣、乳腺癌及多种外科疑难杂证。其传人有其子段凤舞及赵永昌等。段凤舞自13岁时就跟随其父学医。赵永昌也是世医出身，自幼学习医学，后拜段馥亭学习外科。, http://www.100md.com(张瑞贤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世纪上半叶，北京有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还有各种名医带徒等各种形式的中医教育。而中医的继承本身就包含了对传统医学的科学研究在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察诊断治疗效果，是当时社会、民众、同行等各界人士对中医的要求。
京城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许多名医，这是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出现的，是在反动政府企图取缔中医的危机中出现的。名医靠实际疗效来证明自己。当时中医各种流派也在竞争中不断钻研医术，提高疗效。正如名医施今墨所说：“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总结当时中医界情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适应社会，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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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有名震南北的四大名医，起初的四大名医是萧龙友、杨浩如、孔伯华、汪逢春四位。各家都在继承中医传统方面做出贡献，并积极创新。孔伯华常说：“古今之人，素质不同，故古今病不相能也。疗病自为家法，古方照脱，十不效一，职是故耳。”时常根据疾病的不同而灵活选用古方。因其善用石膏，而被称为“孔石膏”。他创制的清灵甘露茶，在防治感冒、中暑方面效果良好。杨浩如1910年来到北京，曾任外城官医院医长。因看到广大百姓被拒官医院门外而断然辞职，创立北京第一家私立中医院“养浩庐中医院”。1917年晋绥地区以及廊房一带瘟疫流行，沿村阖户，递相传染。当时流传一首民谣：“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各域”。可见疫情之猖獗，死亡之惨重。杨浩如、张菊人、孔伯华、曹巽轩等组成临时防疫医疗队，奔赴疫区进行预防和救治，免费为病者诊治施药，避免了瘟疫的流行，挽救了疫区人民的生命。回到北京后，杨浩如编写了《廊房防疫录》，并与孔伯华、张菊人、陈企董、曹巽轩、陈伯雄、赵云卿等集体编写了《八种传染病症治析疑》10卷，为瘟病学的科研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薪火相传，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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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校教育，师徒相授也为中医发展做出了贡献。杨浩如去世之后，人们把施今墨补入四大名医之缺。施今墨一生为中医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除办学外，他坚持课徒授业，如魏舒和、祝谌予、李德衔等都曾入室学医。师徒相授业不是简单的继承为师经验，门徒也多有所创新。如在儿科方面名噪京城的王润吉、王子仲、王鹏飞三代“小儿王”，虽是世代相传，却也不断创新。王润吉从陕西迁往北京创业，他精于儿科，创立“体生堂”，将中医濒临失传的诊法“望上腭”继承下来，用于脾胃病辨证。王子仲自幼向父亲王润吉刻苦学习，尽得家传。他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望诊经验，还发明了“望头顶”的诊法，对患儿首先观察头顶有无“污垢”，通过污垢的颜色形状辨别患儿的疾病状况。治疗上特别重视调理脾胃，用药喜用茯苓，人称“茯苓大夫”。30年代起，王子仲医名大震，求医者门庭若市，“石虎胡同小儿王”美名传遍京城。其子王鹏飞自幼系统学习了中医经典，并经常向名医前辈汪逢春、马佐泉、倪继武等请教，博采众家之长。在诊断上，对于望上腭进行了发展，通过观察患儿口腔上腭各部位的颜色变化以及有无出血点、小凹孔判断病情。在治疗上，他认为儿科用药独有奇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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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派存立，疗效为本
在中医史上，大方脉、小方脉(内科、儿科)领域不太容易形成流派，而外科、伤科出现流派却稀松平常，这与外科伤科在手法技巧和炼丹制剂方面的不易传授有关，许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易大面积推广。
北京的骨伤科既有以清代宫廷正骨机构上驷院绰班处为代表的蒙古族伤科学派，也有来自中原武术之乡的少林骨科，还有来自各地的骨科高手云集北京。上驷院绰班处的代表人物夏锡武20岁时(1900年)即被选入上驷院绰班处学习“绰班”。他不仅学习了《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诀》，掌握了“正骨八法”，而且在“意念归一”功力修养、功力引导下施用一指禅手法方面得到真传，特别强调“心明手巧”、“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心不明则法必乱”。深刻领悟了“心法”的含义。刘道信为世医出身，世传少林武技和正骨技术，至刘道信已有数代。他从小随父亲、叔父学习武术和正骨。刘氏正骨流派，以跌打损伤和金疮为主要治疗范围，手法讲求刚劲猛快，以指功点穴按穴，加用药为特点。冯泉福为北京捏积冯的第四代传人，对小儿因饮食不良造成的脾胃功能失调有奇特的疗效，在北京地区极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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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北京的外科名家有三大派，即太医局房氏(房少桥、房幼桥)，丁氏弟子(哈锐川、赵炳南等)和段馥亭及门人(段凤舞、赵永昌等)。
房兴桥为清太医院太医，传于其子房少桥、房幼桥，20年代起他们在六部口寓所应诊，特点是以外科独特的内服药与外用药配合治疗，以其医术精湛自称一派，患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房少桥有子房芝萱，秉承家传医术，又有独特见解，他认为头疽虽名为疽，而实为痈，临床上多属阳证热证，治疗多用清热解毒法。房幼桥有子房世鸿，擅长治疗乳房病，对丹毒、疔毒、股结核、背痈等有独特治疗经验。
丁德恩是回族人，自幼酷爱中医，自学陈实功《外科正宗》，竟至背诵，自制红升丹、白降丹等外科常用成药，给教内亲朋义诊施药。在亲友的劝说下改行行医。在花市大街开设德善医室，由于疗效神妙，求医者络绎不绝，被称为“外科小楼丁”。丁德恩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诲人不倦，其门人弟子有哈锐川、赵炳南等。哈锐川从16岁就拜在丁德恩门下，丁德恩将毕生临床心得和炼丹配药方法倾囊相授。哈锐川不但学习了丁氏经验，还钻研了《刘涓子鬼遗方》、《外科准绳》、《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等外科经典，在外科技术上有相当造诣。如他认为不能拘泥于“痈疽原是火毒生”的教条，要留心“气血偏虚一分，毒邪内侵一寸”。哈锐川曾治一搭背患者，为人力车工人，年过六旬，自敷阳和解凝膏药，肿疡不但未消，反而日益扩大，水米不进。哈锐川见其神情倦怠，面色萎黄，患处盈尺溃疡，漫肿无脓，诊断为气血虚衰，毒邪壅滞，以培补元气、托毒外出之法治疗，经两月愈合。哈锐川生前每遇临证心得体会及验案效方，随手札记，以备日后总结。惜其未及整理便驾鹤西行了。哈锐川的门人有其儿子哈玉民及陈彤云、张作舟等。赵炳南原为北京街头的一个流浪儿，被丁德恩领养，收为门徒，也尽得真传，日后成为一代名医。赵炳南精通中医理论，对顽癣恶疮等有独特治疗方法。他认为皮肤科的许多疾病都与阴阳失调有关，在治疗上以调和阴阳为原则，往往收到良好的效果。
段馥亭家为中医世家，祖传中医外科，至他已是六代。段馥亭精通中医外科理论，在临床上主张内外兼治，擅长治疗骨结核、淋巴结核疮疡、皮肤顽癣、乳腺癌及多种外科疑难杂证。其传人有其子段凤舞及赵永昌等。段凤舞自13岁时就跟随其父学医。赵永昌也是世医出身，自幼学习医学，后拜段馥亭学习外科。, http://www.100md.com(张瑞贤 中国中医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