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去年4月，我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在国内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医存废问题的大讨论。期间，有人纷纷揣测我的动机。一些人说，我对中医采取的策略是“先抑后扬”，我批判中医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医，今后中医的兴盛一定有我一份功劳。也有人揣测，我和我的家人曾经遭遇过中医的欺骗，为了发泄愤恨，我借题发挥，采取了对中医必欲毁之而后快的批判措施。更有些人对我“有些想不透”。他们认为，中医或存或废，都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批判中医的目的无非是想进行一次“炒作”。
可是，庸俗的人们完全不能理解学者的另外一种情怀，那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先生的一句名言。我1986年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接受入学教育的时候，就聆听过这样的教诲。依我本人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的经历，以及我对科学史的了解，我认为，只有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原则，才能成其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 http://www.100md.com
我国公民现存的许多利害关系，是在“不问是非”的基础上人为造成的。比如说，当前中医界的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部门利益，就是在50年代初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在完全“不问是非”的情况下，盲目创办“国营中药厂”，“中医药大学”、“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造成的。如果当时不创办这些社会建制，让中医中药一直保持一种民间医术的存在，也许今天就不会累积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医中药的是非之争也不会牵扯这么多的利害关系。
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以“不问是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利害关系，是一种盲目的利害关系。为了计较这些人为造成的利害关系，继续“不问是非”，则往往要牺牲许多国家的、集团的、或个人的长远利益。一位科学家，如果只考虑某些领导人和自己的政治利害关系，而连篇累牍地发表“不问是非”的言论，他在保全个人眼前的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样的教训离我们还不远，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引以为戒。
作为一个学者，他所面临的“是非问题”应该永远高于“利害问题”。“是非问题”必然地要涉及“利害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学者在讨论是非问题的时候左盼右顾利害问题，这样的是非问题讨论必然会丧失许多客观性。因此，我主张对是非问题的讨论要采取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态度，不要迁就任何利害关系。
, 百拇医药
我不需要评职称，更不需要自我“炒作”。熟悉我的人知道，我讨厌名声鼎沸，却习惯于“躲进小楼成一统”。一些媒体在报道我的观点的时候，说我是“名不见经传”的教授。我现在最怀念的，就是我那“名不见经传”的岁月。“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我实在不想做任何炒作，使自己成为一棵招风的大树。我如果真要炒作我自己的话，我也会像易中天先生那样去写一些不负责任的“快餐文化”作品了。事实上，我至今恪守着学术研究，不与网络读者一般见识。从我进入学术领域起，我就试图做到，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计较短暂的得失和荣辱。也正因为这样，一旦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真理，我会充满信心地坚持真理，勇气十足地面对任何可能的非议，绝不会被任何谩骂、围攻和打压所吓倒。
我既没有振兴中医的能力，也没有毁灭中医的愿望。我不相信中医中药，我也奉劝我的读者不要相信中医中药。但是，我绝对不会去阻止任何人选择中医中药。中医中药不安全、疗效不确切，品质无保障，而且“仁术”不仁，从科学角度说，中医中药充满了有意或无意的欺骗，妨碍医德建设，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说，中医中药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力指出中医中药的这些缺点。对这样的是非问题，我是从来不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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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人只顾阐述真理，不会斤斤计较于这些真理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我对究竟有多少人支持我的观点漠不关心。如果中医中药在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之后，遭受了灭顶之灾，那完全是中医中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众所周知，热质说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有了热动说；燃素素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有了氧化燃烧理论；炼金术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有了化学元素论。同样道理，中医中药的衰落也是因为在世界上兴起了科学医学体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批判中医，帮助中医中药找出自己的缺点。中医中药能不能克服这些缺点，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完全取决于中医中药自己。就整个科学史而言，任何对于科学的哲学批判，从来都是对科学有益的。但是，就像柏拉图所比喻过的，哲学家对于科学所起的作用，只是“助产士”，不是“产婆”。
总之，我不是科学的功利主义者，而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科学目的进行工作的人。当我在讨论是非问题的时候，我不会为了迁就利害关系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更不会在是非问题面前玩弄“辩证法”。正如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就像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一样，它既不从事自我表白，也不从事荒谬的证明。”, 百拇医药(张功耀)
可是，庸俗的人们完全不能理解学者的另外一种情怀，那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先生的一句名言。我1986年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接受入学教育的时候，就聆听过这样的教诲。依我本人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的经历，以及我对科学史的了解，我认为，只有坚守“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原则，才能成其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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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现存的许多利害关系，是在“不问是非”的基础上人为造成的。比如说，当前中医界的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部门利益，就是在50年代初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在完全“不问是非”的情况下，盲目创办“国营中药厂”，“中医药大学”、“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造成的。如果当时不创办这些社会建制，让中医中药一直保持一种民间医术的存在，也许今天就不会累积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关于中医中药的是非之争也不会牵扯这么多的利害关系。
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以“不问是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利害关系，是一种盲目的利害关系。为了计较这些人为造成的利害关系，继续“不问是非”，则往往要牺牲许多国家的、集团的、或个人的长远利益。一位科学家，如果只考虑某些领导人和自己的政治利害关系，而连篇累牍地发表“不问是非”的言论，他在保全个人眼前的政治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样的教训离我们还不远，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引以为戒。
作为一个学者，他所面临的“是非问题”应该永远高于“利害问题”。“是非问题”必然地要涉及“利害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学者在讨论是非问题的时候左盼右顾利害问题，这样的是非问题讨论必然会丧失许多客观性。因此，我主张对是非问题的讨论要采取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态度，不要迁就任何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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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需要评职称，更不需要自我“炒作”。熟悉我的人知道，我讨厌名声鼎沸，却习惯于“躲进小楼成一统”。一些媒体在报道我的观点的时候，说我是“名不见经传”的教授。我现在最怀念的，就是我那“名不见经传”的岁月。“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我实在不想做任何炒作，使自己成为一棵招风的大树。我如果真要炒作我自己的话，我也会像易中天先生那样去写一些不负责任的“快餐文化”作品了。事实上，我至今恪守着学术研究，不与网络读者一般见识。从我进入学术领域起，我就试图做到，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计较短暂的得失和荣辱。也正因为这样，一旦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真理，我会充满信心地坚持真理，勇气十足地面对任何可能的非议，绝不会被任何谩骂、围攻和打压所吓倒。
我既没有振兴中医的能力，也没有毁灭中医的愿望。我不相信中医中药，我也奉劝我的读者不要相信中医中药。但是，我绝对不会去阻止任何人选择中医中药。中医中药不安全、疗效不确切，品质无保障，而且“仁术”不仁，从科学角度说，中医中药充满了有意或无意的欺骗，妨碍医德建设，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说，中医中药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力指出中医中药的这些缺点。对这样的是非问题，我是从来不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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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人只顾阐述真理，不会斤斤计较于这些真理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因此，我对究竟有多少人支持我的观点漠不关心。如果中医中药在我清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之后，遭受了灭顶之灾，那完全是中医中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众所周知，热质说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有了热动说；燃素素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有了氧化燃烧理论；炼金术之所以衰落是因为有了化学元素论。同样道理，中医中药的衰落也是因为在世界上兴起了科学医学体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批判中医，帮助中医中药找出自己的缺点。中医中药能不能克服这些缺点，怎样克服这些缺点，完全取决于中医中药自己。就整个科学史而言，任何对于科学的哲学批判，从来都是对科学有益的。但是，就像柏拉图所比喻过的，哲学家对于科学所起的作用，只是“助产士”，不是“产婆”。
总之，我不是科学的功利主义者，而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科学目的进行工作的人。当我在讨论是非问题的时候，我不会为了迁就利害关系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更不会在是非问题面前玩弄“辩证法”。正如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就像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一样，它既不从事自我表白，也不从事荒谬的证明。”, 百拇医药(张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