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专家的四大呼吁
5月11日在由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组织的“惠氏杯第二届中国医师协会杰出精神科医师”评选颁奖典礼上，与会专家一致呼吁从法律层面、群众宣教、正确用药和人才培养四大方面加大对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视，从而减轻现有和潜在的社会负担和经济负担。
据悉，目前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精神和神经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预计到2020年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
【呼吁一】：
警惕抑郁症成为第二大疾病
当今，在全球范围内病死率列前三位的疾病为：癌症、卒中和慢性阻塞性肺病，而在排名前10位的致死疾病中还未包括抑郁症。但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抑郁症与各个主要疾病致死原因之间存有广泛的关联。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的年患病率约为11%。从疾病负担看，目前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 百拇医药
在中国，目前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约为3%～5%，抑郁症患者估计有3000万人。在这些抑郁症患者中，有10%～15%的人最终有可能死于自杀。在我国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抑郁症患者占了50%～70%。
抑郁症在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尽烦恼的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危害。据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的调查数据：抑郁症在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约为141亿元人民币，间接经济损失481亿元人民币，总经济负担则达到622亿元人民币。
种种迹象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抑郁症的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足20%；而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
【呼吁二】：
重视抑郁症的药物治疗
, 百拇医药
与抑郁症的高患病率和高危害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其中，如何提高抑郁症的识别率和用药意识成为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抑郁症属于心病，“心病还要心药医”，从而排斥药物治疗。有关专家指出，在抑郁的患病因素中，特别是重症抑郁症中，生物学因素大于环境因素。抑郁症患者需要不同方式的治疗，其中60%左右需接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可作为药物治疗的辅助手段。抑郁症患者如果不及时就医，会使病程更长，病情更严重，因此应及早接受药物治疗，并辅以心理干预。据了解，目前的药物治疗对大多数患者有效，抑郁症患者的首次就诊临床治愈率接近35%，有效率超过70%。
【呼吁三】：
精神科医师缺口11.3万
尽管精神卫生的需求逐年增加，但目前中国的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相比国外而言，显得十分匮乏。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精神科医师总数约为1.7万人，平均每1万人中才有1名精神科医师。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每1万人中就有1名精神科医生。如果以中国人口为基数来算，国内的精神科医师缺口为11.3万。更有专家透露，中国目前有四分之三的抗抑郁药物是由非精神科医生开出的。因此，与会专家呼吁，政府卫生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精神疾病治疗从业人员资格及机构的管理和认证，让更多的抑郁症患者接受专业治疗。
, 百拇医药
另外，我国精神病医疗机构和基础设施也存在严重不足。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中心资料：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各级精神卫生机构1140所，其中精神病医院565所，有精神科的综合医院499所，精神病防治院29所，精神病防治所28所，精神病门诊19所；共有精神科床位约13万张。目前我国平均每1万人口仅拥有不到1张病床，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每1万人口拥有6.4张病床，德国高达16.5张病床，日本甚至达到29.1张病床。
同时，因经济发展不平衡，现有的机构和人员相对集中于东部一些省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精神卫生资源匮乏，许多患者难以得到必要的住院治疗。另一方面，由于正规精神卫生机构分布不够合理，乱办医、乱行医现象增多，造成正规医院精神科床位利用率下降。
设施与人员的严重不足，归根到底是经费投入的不足。我国现有的精神卫生预防经费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按照国家规定，国内发达地区要达到人均0.5元。据报道，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已经达到人均3元。但同是直辖市，北京与上海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市有些区域的精神卫生预防经费达到人均0.8元，但仍有部分地区人均只有0.1元。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投入无疑更少。
, 百拇医药
【呼吁四】：
急盼《精神卫生法》
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疾病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再次提议并呼吁，要加快精神疾病卫生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
在此之前，我国出台的一些地方性精神卫生法律法规，对精神疾病的整体控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效果，但一直以来，国家始终缺少一部统领性的《精神卫生法》。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70%以上都拥有自己的精神卫生法律法规。目前西太平洋地区主要大国中，仅我国尚未颁布实施《精神卫生法》。缺乏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是制约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卫生部也正积极致力于促进精神卫生服务向社区转移的工作，并通过与国家发改委的合作，酝酿推出《精神卫生机构配置条例》，以规范精神卫生机构的治疗。
相关链接
年度十大杰出精神卫生医师揭晓
5月11日，“第二届中国医师协会杰出精神科医师奖”在上海揭晓，舒良、杨玲玲、徐韬园、姚芳传、张明园、黄明生、罗维武、马崔、张继志、张培琰等10位在精神卫生领域长期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精神科医师获得此项殊荣。(张莉), 百拇医药(驻沪记者 张莉)
据悉，目前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精神和神经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预计到2020年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
【呼吁一】：
警惕抑郁症成为第二大疾病
当今，在全球范围内病死率列前三位的疾病为：癌症、卒中和慢性阻塞性肺病，而在排名前10位的致死疾病中还未包括抑郁症。但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抑郁症与各个主要疾病致死原因之间存有广泛的关联。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的年患病率约为11%。从疾病负担看，目前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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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目前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约为3%～5%，抑郁症患者估计有3000万人。在这些抑郁症患者中，有10%～15%的人最终有可能死于自杀。在我国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抑郁症患者占了50%～70%。
抑郁症在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尽烦恼的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容忽视的危害。据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的调查数据：抑郁症在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约为141亿元人民币，间接经济损失481亿元人民币，总经济负担则达到622亿元人民币。
种种迹象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抑郁症的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足20%；而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
【呼吁二】：
重视抑郁症的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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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抑郁症的高患病率和高危害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还远远不够。其中，如何提高抑郁症的识别率和用药意识成为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抑郁症属于心病，“心病还要心药医”，从而排斥药物治疗。有关专家指出，在抑郁的患病因素中，特别是重症抑郁症中，生物学因素大于环境因素。抑郁症患者需要不同方式的治疗，其中60%左右需接受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可作为药物治疗的辅助手段。抑郁症患者如果不及时就医，会使病程更长，病情更严重，因此应及早接受药物治疗，并辅以心理干预。据了解，目前的药物治疗对大多数患者有效，抑郁症患者的首次就诊临床治愈率接近35%，有效率超过70%。
【呼吁三】：
精神科医师缺口11.3万
尽管精神卫生的需求逐年增加，但目前中国的精神卫生医疗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相比国外而言，显得十分匮乏。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精神科医师总数约为1.7万人，平均每1万人中才有1名精神科医师。而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每1万人中就有1名精神科医生。如果以中国人口为基数来算，国内的精神科医师缺口为11.3万。更有专家透露，中国目前有四分之三的抗抑郁药物是由非精神科医生开出的。因此，与会专家呼吁，政府卫生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精神疾病治疗从业人员资格及机构的管理和认证，让更多的抑郁症患者接受专业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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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国精神病医疗机构和基础设施也存在严重不足。据2004年卫生部统计中心资料：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各级精神卫生机构1140所，其中精神病医院565所，有精神科的综合医院499所，精神病防治院29所，精神病防治所28所，精神病门诊19所；共有精神科床位约13万张。目前我国平均每1万人口仅拥有不到1张病床，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每1万人口拥有6.4张病床，德国高达16.5张病床，日本甚至达到29.1张病床。
同时，因经济发展不平衡，现有的机构和人员相对集中于东部一些省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精神卫生资源匮乏，许多患者难以得到必要的住院治疗。另一方面，由于正规精神卫生机构分布不够合理，乱办医、乱行医现象增多，造成正规医院精神科床位利用率下降。
设施与人员的严重不足，归根到底是经费投入的不足。我国现有的精神卫生预防经费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按照国家规定，国内发达地区要达到人均0.5元。据报道，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已经达到人均3元。但同是直辖市，北京与上海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北京市有些区域的精神卫生预防经费达到人均0.8元，但仍有部分地区人均只有0.1元。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投入无疑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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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四】：
急盼《精神卫生法》
以抑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疾病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再次提议并呼吁，要加快精神疾病卫生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
在此之前，我国出台的一些地方性精神卫生法律法规，对精神疾病的整体控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效果，但一直以来，国家始终缺少一部统领性的《精神卫生法》。在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中，70%以上都拥有自己的精神卫生法律法规。目前西太平洋地区主要大国中，仅我国尚未颁布实施《精神卫生法》。缺乏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是制约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外，卫生部也正积极致力于促进精神卫生服务向社区转移的工作，并通过与国家发改委的合作，酝酿推出《精神卫生机构配置条例》，以规范精神卫生机构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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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第二届中国医师协会杰出精神科医师奖”在上海揭晓，舒良、杨玲玲、徐韬园、姚芳传、张明园、黄明生、罗维武、马崔、张继志、张培琰等10位在精神卫生领域长期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精神科医师获得此项殊荣。(张莉), 百拇医药(驻沪记者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