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医学家余岩
祖述宪安徽医科大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强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鉴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清朝廷也决定效法日本，实行维新，于是兴起了第一次“留日潮”。余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胸怀强国壮志，负笈东渡，习济民之术，日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一代名医。他积极传播新医学和新文化，提倡医学革命，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上激起过不小的波澜。
余岩字云岫，号百之，以字行。在本文中，按照当时的习惯，余岩和余云岫的名、字兼用。如今了解余岩的人已经很少，他的著作也尘封在少数几个图书馆里，难以寻觅①。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余云岫这个名字却时而出现在一些有关中医的文字里，被当作“反面人物”加以鞭挞，蒙冤受辱。但是，如果不存偏见，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锐意革新的医学家，而且也是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他的著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其意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稍有所失，而且至今对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余岩的经历说明，在文化上超越时代、弃旧图新的杰出人物，往往难以见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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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鉴于此，本文作者编选了《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2006年7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余云岫文章，可检阅该书。
余岩生平[1] ②
② 除参考文献[1]外，尚根据余岩著作如《亡室刘氏行略》(《余氏医述》卷七外集)；其他史料和余忾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和补充。
1879年10月28日，余岩出生于浙江镇海县澥浦镇余严村的一个贫苦的家庭，兄弟五人，先生居长。
1884年，余岩6岁入乡塾。1901年就读南浔的浔溪公学，杜亚泉时任校长，蔡元培为名誉校长。1903年赴上海，就职澄衷学堂教员。次年返乡，主持镇北贵驷桥宝善学堂。1905年由镇海县鲲池书院保送，赴日本公费留学。翌年，按照书院的要求，入日本体育会学习；毕业后转东京物理学校就读，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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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余岩与留日习医学友立即组成“赤十字队”(即红十字，日文为“赤十字”)参加革命军的救护工作。归国前，他饯别赋诗，表达为革命赴死的决心：“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儿事业本沙场。”11月，他们抵达上海，旋即随革命军入南京。时陕西攻战犹烈，士卒死伤甚众；乃西行入秦，至陕石(今三门峡市境内)遇匪，他与同行者四人被掳；幸三天后获释，终抵西安，为军民救护，五个月后返乡。1913年春，重返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继续学业，1916年毕业。回国后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冬辞职。此后自立诊所，悬壶济世，同时进行中医药的研究，倡导医学革命，终身不懈。
余岩秉性“素不好世俗之所好”，惟好学问。从青年时代起博览群书，热中于著书立说。在赴日留学期间，他编撰了两本物理学教科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18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8年，创办了《社会医报》周刊，为建设和发展我国新的医疗卫生体系，向政府和社会提出建议和批评。他为文证据翔实，逻辑缜密，言语犀利，具有无懈可击的说服力，并且流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读之“令人回肠荡气，不忍释卷”[2]。数年前，我的老师、我国劳动卫生学科奠基者之一、前上海医科大学顾学箕教授，向我回忆他在求学期间和学友们在《社会医报》出版日急切地前去购买新报的情景时，仍然兴奋不已。在余岩撰写的大量医学著作中，关于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本草研究、中国医学史研究和医疗文化评论等文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文章大都编入《余氏医述》，再版改名为《医学革命论集》。此外，他还著有《皇汉医学批评》[3]和《古代疾病名候疏义》[4]。他的著作在社会大众中也有流传，起到传播新医学的作用。例如，巴金在其小说《春》中有这样的描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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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金.《春》，第2版， 第4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他(觉新)忽然走到书橱前面。把余云岫著的《传染病》取出来，翻开《赤痢篇》反复地看了两遍。他看见书中所说跟任医官的话一样，才知道蕙的病势的确沉重。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传染病》给国光送去作参考。
余岩高瞻远瞩，一再强调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呼吁当局开设研究机构，发展医学研究事业。然而，他自己从日本学成归国，除了短期兼职过北平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和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以外，他毕生在上海开业行医，做他所说的“医之最下者”，“有志学问者所不屑”的“不荣耀之事”。(《对于医学前途之希望》)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遂人意，没有机会实现他所向往的“医之上者”——研究工作的抱负。他在致一青年医生的信中说：“仆沪上一开业医生……所谓第四等之医耳” (《答潘君骥书》)，实“为饥寒所迫者不得已而为之”(《对于医学前途之希望》)。这种无奈与自嘲，充分表现了他壮志难酬的压抑心境。但是，身为开业医生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和追求，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为病人处方用药，尽可能采用国产药物，而不轻易使用价昂的舶来药品，为此他在诊所里开办一个小型研究室，结合临床研制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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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兼任过的专业、学术公职很多。在1925年至1934年间，余云岫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医师公会首任会长、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委员、医学校学制与课程和编制委员会委员、大学院审查科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东南医学院(即安徽医科大学前身)校董会副主席、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和《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主任等职。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44年，兼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
余岩是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可是对传统师道恪守不渝。从他留日期间追随章太炎起，与章家一直过从甚密，并与师母常有诗唱和。但他对中医的观点与章的显然有本质的不同，章认为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而且还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 [5]， 同时积极支持举办中医学校，并担任校长。可是他对章言必称师，对章在中医上的考证和医药上可取的意见，都持赞赏的态度。杜亚泉任浔溪公学校长时，余云岫就读于该校。余发表《<灵素>商兑》和《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后，杜亚泉撰文提出批评[6]，尽管他不能同意杜的意见，但认为杜先生不懂医学，又是他的“少时之师”，虽不能逢迎附和其言论，但也不愿加以反驳。因为，“盖近世道德毁弃，名利所在，骨肉操戈；师弟之分，古之所重，仆诚不欲援当仁不让之说，而弯射羿之弓也”(《与恽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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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名医，余云岫与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各类人物都有交往，但他从不攀附权贵，钻营名利。相反，他与官场和当权者始终保持距离，承担知识分子批评的角色；对医疗卫生问题秉笔直书，向当局提出建议，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进行抨击，为社会大众发言。褚民谊曾与余在医界共事，抗战时期褚任汪伪政府要职，邀余担任同仁医学院的校董，但余深明大义，以过于繁忙为由予以拒绝①。国民党要员陈果夫是中医和国粹的积极倡导者，深知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1935年，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院长时，仍然邀请他去该校演讲，并亲自主持演讲会，余岩虽有自谦却毫无谀辞(《医史学与医学前途之关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果夫在上海举行庆祝光复的聚会，邀请社会贤达名流与会，余在会上批评了国民政府“劫收”大员的贪污腐败，充分显示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①下面为褚民谊给余云岫的复信： 云岫先生大鉴：前为同仁会拟在上海同仁医学院事，曾请足下协助进行。旋奉大函，敬悉公私过忙，未暇兼顾，并拟辞去筹备委员职务。兹以第二次筹会即将举行，先生既不克兼综，故已改请袁局长榘范担任。知关锦注，特此布闻，余不一一。顺颂道履 褚民谊启，十一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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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迎接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设高潮，为广大人民而服务”，上海市中西医药研究社和新成立的中医新教育促进会共同组织了一次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中的医界先进参加的“中医座谈会”，由上海市中医师公会顾问、医史教授宋大仁主持，余云岫、国立同济医学院院长唐哲、东南医院院长汤蠡舟、国立上海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和公共卫生学教授顾学箕、中华医史学会会长王吉民以及著名中医师叶劲秋和姜春华等15人出席。这个座谈会认为：“中医依旧以不科学的医术，占着他们广大的人数，普遍地替人民治病，这对于人民健康，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然，对于将来公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个最大的阻力![7]”并且撰写了《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善意的建议：改造中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对全国中医办理一次总登记；停办中医学校，不准再收门徒。第二步是举办中医再教育。第三步是厉行中医的甄别和淘汰。同时要“整理中药”和“帮助中医成为新中国的公共卫生员”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对余云岫的学术研究和医学革命的主张相当重视，安排他许多社会职务，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②筹委会中医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和成药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工作。1950年，他担任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华东分会委员，其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并作为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举行的中医座谈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贺诚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医的批评。贺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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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51年，根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指示，全国各地举办规模盛大的城乡土产交流大会或物资交流会，其中包括中药。
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批评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了一些改进。在中医方面，应当欢迎别人的批评，对的接受，不对的再加以说明，决不可因为别人的批评，引起不满，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还须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以及客观态度。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卫生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显得中医代表先生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9]。
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政府颁布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中西医”。此后，各省市开办中医进修学校，吸收开业中医进修，系统学习医学知识，目的是使“中医科学化”(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中医界的骨干，有些中医进修学校成为中医学院的前身)。他拥护政府的政策，作为上海市国医训练所学术讲座讲师，参与中医进修教育工作，在中医进修班演讲授课，勉励学员“向科学学习方法”，在临床诊疗时要有科学的观念、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在科学上有根据、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希望中医通过科学化与新医学统一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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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东南医学院董事会自愿将学校献给国家，改为公立，由副主席校董余云岫委托院长行使管理权[11]①。1953年，他受命去中医研究所(今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并拟于翌年北上赴任，但因9月发现癌症，终未能实现他的专事医学研究工作的夙愿。1954年1月3日，余云岫因患结肠癌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根据其生前留下的遗嘱，对他的遗体进行了病理解剖。
①引自校史编写组编写的《安徽医科大学校史》初稿(2006年)，第39页为“主席”，应为“副主席”，其后定稿的《校史》删除了这段话。根据2006年《安徽医科大学校史资料》(珍藏版)收录的民国二十五年《东南医学院要览》，第2页为“副主席校董”，主席校董为褚民谊。褚民谊(1884–1946)国民党元老。父为当地名医。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参加同盟会，宣传反满革命。1924年在法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升为执行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1940年3月底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褚因汉奸罪被执行死刑后，主席校董职位一直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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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岩的学术成就
余岩的主要研究和工作被收集在《余氏医述》或《医学革命论集》一至三集中，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对中医理论的系统研究与批判；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三、本草研究；四、中国医药史研究；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和六、序类。兹扼要介绍如下：
-、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
余云岫一生的工作在于研究和批判中国的传统医药，介绍当时新的科学的医药知识。他的中医批判文章都是对中医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研究的成果。所以，江苏的一位老中医说：“大家都知道西医前辈余云岫先生最最反对中医……但他对中医学方面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一般中医远远的望尘莫及。[12]”有人称赞他的这些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巨制”，“前无古人者，昔日旧医既无现代知识，自不足以言今学；后无来者，则此后新医界，尚得有人读如许旧医典籍，能作如许文章，然后与谬妄邪说作知彼知己之搏战乎？[2]”余云岫介绍新的医药成就的书文也很多，但如今大都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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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中医的批判绝非出于个人成见，相反，他之所以学医原本出于“发现国粹的狂热”。他说：
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他对中医从热情地投入到以失望结局的这种经历，在青年中医师中似乎并不鲜见。
余云岫说：他是“真理的忠实信徒，反玄学的激烈分子”(《余氏医述》第一版自序)，“灼然知旧医之虚诳不根，不足以利用厚生，爱莫能助，不得已而创废弃之说”(《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因此，他批判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唤醒旧医、整理旧医、改造旧医，实现我国医学的科学化，而不是与旧医夺饭碗、争门户或闹意见。他说：如果他挂起中医的牌子，恐怕是上海不可多得的名医，甚至是第一等中医，现在他做西医，还够不上第一等。若是为了饭碗，他只要做个骑墙派，兼行中西医疗，那他的门庭一定会更加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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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经》两大部分，被封为中医的经典。1917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首先对《内经》进行彻底批判，“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旨在“堕其首都，弃其本源”。他认为，《内经》成书于2000多年前，充满“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其推理之根据、演绎之纲领皆为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毫无凭据、绝对不合事实的东西，因此“须要斩钉截铁地把这点糊糊涂涂的空套打破”，“阴阳五行之说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寸尺完肤”。他认为：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之上的科学，而中医还停留在阴阳五行等空想概念的推演、完全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基础上，既不认识疾病的实体，也不知道真实的病因，就像那无根的草木，是不能为社会大众的健康服务的。要树立科学的医学，就必需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实本巫祝的医术。
鉴于清代学者对晋代梅颐的伪作《古文尚书》和陈抟的《先天八卦图》的抨击一举成功，遂使伪作和邪说败落凋零，士大夫弃之如敝屣，自此学士不敢复取陈、邵之图，妄谈易理，余云岫原指望《〈灵素〉商兑》对《内经》的批判也会产生这种作用，使中医在理论上土崩瓦解。因为，伪《尚书》和《先天八卦图》都曾是有广泛影响的书籍，被士大夫乃至朝廷奉为经典，比《内经》和《难经》在中医界的影响还大。不过，中医与《尚书》伪作或“先天”邪说完全不同，解决起来不可能如此简单。因为中医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的基础和实际需要，同时医生又是一个上好的谋生职业，乃至飞黄腾达的阶梯，业者必定竭力加以维护。余云岫将此归结为一是肤浅的“皮相之见”，由于国人有重古轻今、笃旧疑新、避实遁虚和喜好高玄的文化心理，缺乏追根究底的科学精神，对医术的道理和方法根本不去寻证求据，认真考察，以致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仍然盛行。二是“饭碗问题”，“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中医界开明人士早就深知中医理论的陈旧落后。由陆渊雷、章次公等人创办、章太炎任院长的上海国医学院，也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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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医治病的所谓“有效”，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至今仍不失其深刻。他认为：第一，中医用药全在经验。这种经验是无数巧合的积累，“多言幸中”(《对于国医馆的我见》)，即由于“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灵素〉商兑》)。所谓的“医理”，阴阳五行、十二经脉、脏腑的玄理全是牵强附会。
第二，许多疾病无需药石，假以时日即可自愈，医生实是贪天之功。《周礼》在考核医生时就充分考虑了“自愈”因素：“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之。”郑康成注说：“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孙仲容说得更明白：“明十失五者，并不得为下医也。以其术疏，才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固不足数也。”所以班固引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里的“中医”是指半数以上的病人康复是由于自愈(《百之斋随笔》)。
第三，有些病人的“治愈”是医生“暗示的效果”，“完全是精神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与药物是丝毫没有关系的”。现代临床实验证明，任何无效的“药物”都可以成为安慰剂，医生及其诊治过程就具有良好的安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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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传语之过量”夸大治疗效果。年轻时他听老人讲名医叶天士的故事，“啧啧如神仙”，后来读叶著医书，才发现“谬误百出，无足惊人”，完全是虚名。皇甫谧因风痹之苦而学医，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但他认为，黄帝以来历代名医都有回春妙术，唯独世医之不可托命，恨生不逢时，愤而作《释劝论》①。余云岫说人们都认为“医道始于岐黄，视之如天神”，可是黄帝亦仰慕上古，叹息自己治病未必有效(《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他还举病家传说他有“神术”的例子，其实那本是医生的平常事，但传言却神乎其神。一般说来，凡病家对于医生有好感或信仰者，则往往有溢实过誉之言。
①皇甫谧.《释劝》：“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
所以，他认为对中医研究一定采要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首先要实事求是，揭破人们加给它的假面具，而后才可见旧医的真相。著名中医叶劲秋②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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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叶劲秋(1900–1955年)，字秋渔。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曾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中西医药研究社常务理事，上海市卫生局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主办过少年中医社，被许多名中医尊为师友。1950年8月，应邀参加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和华东区卫生工作会议。著有《中医基础学》、《临证直觉诊断学》、《中药问题》、《<伤寒论>启秘》、《仲景学说之分析》、《针灸述要》、《灸法自疗学》、《现代名医验案》和《不药疗法验案》等书行世。(根据中医词典编写)
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14]。
《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书，其中充斥着空论玄想，去实甚远。“自汉而后，我国医学渐趋实际，有方无论，专从事实上着手，颇有进步可观。但自河间骋其长舌，簧鼓天下，后之学者，靡然从风；斗空论以相胜，立异说以为高，割裂古籍，颠倒成案，而医学乃空疏窳败而不可收拾矣。”他认为，我国晋唐医家尚有崇实之精神，如《千金》、《外台》，下至《圣济》，皆方多论少，犹有质朴之风。但是，宋代儒家学士竞尚空谈，道学大兴，于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之说纷然杂陈。金元四家因袭此风，极力主张重宗《内经》，如刘河间谓医学“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并特别强调“运气”②，称“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家要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朱丹溪说：“《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故非我儒不能读。”回归以虚空幽渺之辞附会事实，演绎医理。后有智者“别寻径路，如王勋臣、吴又可之俦，则群起而非之……流风余毒，至今未泯(《“一变至鲁”之一部旧医界》)。”他对中医认识“结核病”的过程曲折倒退的评论，也说明了这一论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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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运气”或“运气学说”，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为基础，运用天干、地支等为工具，来推衍气候变化与疫病发生的关系。《素问》有《天元纪大论》等7篇专门讨论“运气”之说。
自《素问》、《难经》以来，至于有宋，诸家所论之结核病，代精一代，历然可考。河间倡复古之论，于病原式宗《内经》，于虚劳宗《难经》；既宗《难经》又不守其说，横插胃损，脏变而腑，五增为六，各极于三，大非《难经》本文。而喻嘉言《医门法律》直以是为越人之论，其诬甚矣。凡此皆宋以后医家之病，务为空论，不征事实。医学之坏自河间始，与易水论药，同为吾中华医学界之罪魁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医学家陈方之也认为③：金元四家对“诸病的证候治疗，都可以用《内经》的混沌词句，体察应用。所以诊病不必定病名，只须辨其阴阳、虚实、寒热，就能开方用药”。因此，“刘河间的《宣明论》，将病名门类萎缩到于十五，即诸风、热、伤寒、积聚、水湿、痰饮、虚劳、泄利、妇人、补养、诸痛、痔漏、眼目、小儿、杂论④。以为不如此萎缩，即在《内经》中无根据”。于是将人体的变化，完全归结到阴阳、五行、六气的窠臼之中，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医学走上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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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方之(1884–1969)，浙江鄞县人。早期的血吸虫病防治专家。1917年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19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军医处处长、内政部卫生司司长和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卫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文引自陈著《医史总论?附旧医学之回顾》，《内科病学第一册?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50。 ④ 即刘河间所撰的医方书——《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或《宣明论方》。卷一、二诸证门，将《素问》中的61个病名逐条按照该书所述，制定处方；卷三至卷十五将证分为引文中所说的15门，但其中的“泄利”应为“燥”，每门均按照《素问》的说法制定处方。
余云岫以博览详考，慎思明辨，一本经学师法、科学律令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医的要证细加梳理，黜非求是，集论成篇，写下《伤寒发挥》、《温热发挥》、《痰说》、《论湿》和《饮说》等文，并探讨诸证与近代医学上的临床综合征的可能联系，至今对于中医和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他说：中医所谓“伤寒”，即是热病综合征或传染病，而“《伤寒论》者，时气疫病论也，今之传染病论也”。他对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戾气”的概念，向《内经》提出挑战，十分赞赏(《伤寒发挥》)。他说：“吴氏既以温热病为疫，又反对中而不即发、伏气为病之说；复反对四时交错之气，变为时行之说，于时独创别有‘戾气’之论，以打破古来六气为病之范围。非见之确，思之精，不泥古，不阿世，直抒所见，实事求是者，谁能如此？惜乎当时病原细菌之学，尚未发达，戾气之说，无实物以证之耳!不然，其功岂让德之科霍、法之巴斯德哉？”他认为：国人迷信“经典”，不追根究底，探本求源，而是随声附和，轻信盲从，以致积非成是，习伪为真。要是用吴又可那种求证的方法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医经典中充斥着荒谬，能够得到圆满解释的千不得一。假如吴氏生于今日，相信他一定是医学革命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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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所谓“夹阴伤寒”，是指患“伤寒”者因房事导致的病情加剧。余云岫说，徐灵胎、吴又可和陆九芝早已对此提出过批评，根本不存在这种症候。他说：现在不管什么病，如流感、霍乱、眼疾、病胃，如果病情加重或发生合并症，都可以称为夹阴伤寒之毒入肠、攻眼、入胃，因而，凡百病证都可以用“夹阴伤寒”来一网打尽(《夹阴伤寒辨》)。中医“此种陋习，由来已久”，如吴又可论瘟，几乎百病皆瘟；刘松峰说疫，几乎百病皆疫；郭右陶言痧，几乎百病皆痧，现在把热病皆说成“温”，都是一网打尽的方法。由于中医没有疾病实体的概念，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表面现象，按照附会的医理，辨证用药。
余云岫对“产后血晕”的批评，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产后血晕是指产后出血造成的急性脑贫血和昏厥，中医却认为由于“血之上攻”，因而害怕产后“血液逆流”，故有产妇宜坐、不许平卧的陋习，结果加重血晕，铸成大错。中医“产后恶露，以多为顺”的不经之论，导致“若恶露稀少，则举家惶惧，谓为将致血晕。于是饮以酒类，投以生化汤，以增益其子宫之出血”，危害更大，因此造成产妇死亡者无以计数(《血晕说》)。分娩是那时妇女的一劫，而产后出血居诸劫之首。他对血晕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减少产妇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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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诊是中医望、闻、问、切四大诊病方法之一，可是多虚玄不实。余云岫在《与中医学会论脉书》、《寸口诊脉的讨论》和《论孕脉的妄诞》等三篇文章中，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详细批驳了寸口脉诊脏腑分配和孕脉辨别男女等荒诞的脉学。他说：旧医把了病人的两腕，拚命地摇头抖脚来研究，装出一副凝神壹志的神气，似乎可以洞知症结，知道病在何脏何腑。其实还不如一般流行医生，嘴里说第一人的药方，手里摸第二人的脉，耳朵里听第三人的告诉，像煞表示切脉是一种形式，实在没有研究价值的意思，倒是爽快。这些虚伪欺诈的事却没有人去揭露，说明“国人的脑筋里，完全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彻底研究的能力，都是模模糊糊，且过今日，那管明朝的态度”(《寸口诊脉的讨论》)。可是，凭脉断病、按脉辨孕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还得到大众的相信。
古人对于疾病的原因缺乏了解，目光所及只能是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把风、寒、暑、湿、燥、火当成疾病的主要原因，尚无足怪，但今人仍坚守旧说，则属泥古不化和无知。《六气论》一文批评说，六气变化决非一般的致病原因，而六气中又“偏重风寒，一旦患病，必密闭窗户，不稍透风”，更属有害。余云岫说：那年夏天酷热难当，病家仍泥于旧习，紧闭门窗，床旁有时还围着一大帮亲朋好友，这真是不知天时、毫无常识的举动。他常被邀去这种病室会诊，深感如赴汤火、入鼎镬，少住片刻，即汗下如雨；病人也常有因此昏厥，病势加重者。他不无调侃地说：“六气不独风寒，何公等畏风寒如虎，独不畏暑火致病耶？或曰，此即‘风为百病之长’一言误之也。”现在病房里这种情形已很少见，但“风为百病之长”却依旧深入人心，年纪稍长者“畏风寒如虎”，一点也不夸张。他又引《左传》秦和之说，证明所谓“淫生六疾”，原意是“六气之太过”，并非别有“淫”物(《论六气六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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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敏感地把握到国人中流行的一个骑墙式的论调或思维方式，从“古书不可不信，不可尽信”，“脉象不可尽凭，不得谓尽无凭”，“旧医不可不废，然亦不可尽废”等，概括出一个“不可不……，不可尽……”的论式。他举王肯堂之痘疹胎毒说和陈修园之寸口脉诊脏腑分配说为例，以“不可不……，不可尽……”为题专文加以批评。他说：这是由于“对于一种事物的美丑、是非、取舍和褒贬，不能有个准确的认识点，不能洞察它的本态。要是说它好呢，自己心里实在有点不很佩服，但是因环境或时代的关系，不能不恭维一下；要是说它不好呢，心里实在很想回护他，但是因真理或事实的关系，不能不放松一下，弄得进退两难，所以造出这种乘两条船的矛盾妙论，来维持一时”。“发这个论调的根本原因，只是知识不充足(《“不可不……，不可尽……”》)。”正如胡适批评的国人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不要求“太精明”，不求甚解的“差不多先生”或“圆通大师”(《差不多先生传》)，传统上有“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因此，这种不求甚解、奉中庸的态度，造成这个模棱两可和两面讨好的“不可不……，但不可尽……”的骑墙式论调至今仍然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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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医古籍中的精华则赞赏有加。他称赞《灵枢》中关于“风水肤胀”的描述“极工”：“‘视人之目窠上微臃，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此数语状心脏性水肿极工(《百之斋随笔》)。①”所以他说：彰显我们的先人、发扬国辉的最佳方式是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而不是夸大妄想。
① 意思是：“‘病人的眼泡微肿，像刚睡醒的样子；颈动脉有明显搏动，时而咳嗽，手足呈凹陷性水肿。这就是风水肤胀。’短短数语把心脏性水肿的临床特征表述得简明准确。”
“我国医学已历数千余年，人口繁殖为世界魁，未始非此项医学所维持(《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是近80年前一个中医教育议案赞扬中医的论点，至今仍有许多人作如是说。余批评说：“此旧医夸大之言，以欺庸俗。诸君子奈何信之采之乎？”从“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和孙思邈所说“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千金方?序》)，可见“汉代之医幼稚实甚，强半罣误，久为世人所惕惧”(《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而晋宋以来，有“名医”虚名者不少，其实连“下医”都算不上，完全是贪“自愈”之功，哪里有什么治病的成绩？人口研究证明：人口的消长与自然生境中的动物种群相似，受食物和环境的支配，数量消长有其自然的规律。在18世纪以前，高出生率的人口大大超过生存资源所能维持的数量，藉高密度下死亡率的升高加以限制，使人口呈现周期性增长和减少[15]。在我国，历代人口变迁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人口总是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增长，及至规模超过社会生活资料的负载力时，人口就会受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得到限制[16]。在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包括食物)、行为、遗传和医疗卫生诸要素中，医疗的作用最小。医学措施对人口死亡率只有边际效应，而且其影响也主要在死亡率已经出现大幅度的明显下降以后。因此，不仅不能把人口繁衍昌盛归功于古代的医疗，就是现代医疗对人口的增长也不起主要的作用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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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青年学者吴宓就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19]”科学是一元的，本无中西之分。哲学家冯友兰说：“所谓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20]”所以，余云岫说：我国的《黄帝内经》、印度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内容大体类似，有共同之处。如果这一时代的中西医学要会通，那还有可能(《国产药物刍议》)。但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医学，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则故步自封，仍是前科学时代的古代医术，与医学相比有天壤之别、本质之殊，如果再讲中西医学的会通，就是倒行逆施了。
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
受西学东渐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清末民初开始大量引入新的医学，国人思想为之一变。当时不仅医家倡导医学革命，即一般学者也在提倡新医学的发展。他们都说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的分别[21]。提倡新医学已成为当时学者和上层官员的共识和新政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医学革命和《废止旧医案》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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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当年公布学校系统和颁布教育新法令，翌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医中药均漏列作为医药的课程或学科。1913年9月，汪大燮就任教育总长，力主废除中医。在(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鼓动下，11月23日各地中医团体和中药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前往国务院、教育部，呈请保存中医中药。《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中称：“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遽加淘汰则不可。” “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22]”在会见请愿中医代表时，汪大燮仍然“表示要决心禁止中医，取消树皮草根” [23]。1914年1月，为了缓解矛盾，教育部和国务院的批示均否认歧视中医。国务院的批示说，“查中国医学……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其利赖。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24]”教育部函复神州医药总会则说：“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之处，应勿庸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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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余岩发表了《〈灵素〉商兑》，对中医进行系统的批判。1925年，中医界再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教育部把中医学校加入至学校系统中。余云岫撰《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加以批评，认为这是“背进化之公例，违自然之法则，昧学术之沿革，逆世界之潮流”。最后中医请愿未能成功，议案没有得到批准。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当时卫生部长是薛笃弼，常务次长是刘瑞恒。薛笃弼是山西人，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入冯玉祥麾下，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刘瑞恒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任前是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和院长。余云岫作为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委员，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理由：一是“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二是“其临证独持桡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三是疾病的“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四是“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原，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结论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会上合并了四个与废止中医有关的提案，最后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通称为“废止中医案”，由卫生部实行。其内容主要来自余的提案：一，旧医需要登记，领取执照。登记限至1930年底止。二，禁止开办旧医学校。三，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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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中医案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3月16日，中医界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中央党部和行政院等五院等处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其策略是把中医充分政治化，口号是“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23]把中医药说成“国粹”，把“西医”隐喻为文化侵略，鼓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动员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利用官僚政客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和拉拢国民党元老的支持[25]。
这次卫生会议的组织者是薛笃弼和褚民谊，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是褚的支持者。汪早年曾赴日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废止中医①。汪和冯是国民党左派，而谭延闿、胡汉民、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和焦易堂等右派元老，对汪、冯两派都没有好感；加上这些元老都相信中医，对汪精卫、褚民谊主张废除中医更是不满。薛笃弼部长对上海中医药团体集会反对中央卫生委员会之中医登记案事，向记者发表谈话的要点如下：中医药存废问题全赖社会是否需要与中医药业者能否努力而定，决非政治上短时间可以解决。“处置旧医之提案”只是委员们的一种主张，但能否采行要看现实有无可能。当时全国大约有二千个县，其中有西医的占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皆受中医药之支配。全国从事中医中药业者及其依附业者人数甚众，若不亟图改进，任其窳败衰亡，可能严重影响国民经济。他同时说：中医药在我国虽有悠久的历史与应用，但空言理论多，而现时中医药业者，大多数故步自封，不能为精进之改良。因此，应即引导中医药者，分别研究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科目，将中国旧有之医药典籍作一系统的整理，以期适合现代国人之需要。如果不急起直追，由于知识落后终难逃天然淘汰之公例。政治上的奖护也无能为力，而人民的需要亦将日趋淡漠。与已经推行的《医师暂行条例》一样，拟订中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的是卫生行政的要求，目的在适应民众需要、促进民众健康，并无歧视意思。由于蒋中正主席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半年，急需树立政治权威，维持社会稳定。最后，国民政府“蒋主席批准请愿呈文，谕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所布告与法令，一律撤销，以资维护” [2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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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3年6月7日，中央306次政治会议上，讨论《中医条例》(草案)时，汪精卫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证据；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故主张采用西医西药。” “本人主张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23,26]” ② 国府文官处公函 径启者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消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以资维护，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张君梅庵等。 国民政府文官处启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强调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是一种政治现象。研究中国医疗文化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克罗伊齐埃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消解会产生文化危机，因而导致新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这种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尊心的名义，使得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变得更加宝贵，甚至当作民族特点的标志，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和印度，这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强烈，但只有在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义在医学上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中医与印度的吠陀医学一样，“至20世纪20年代，在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在领导政党内找到了家园。”在进入近代以后，诸多的科学分支几无例外地融合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科学。为什么独有像中医和吠陀医学等古代医术成为另类医疗系统，自别于科学，在各自的国家保存下来呢？克罗伊齐埃说：一是由于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向来是以文化输出者自居，近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入导致文化震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众和政府在保护民族文化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二是这两种医疗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其理论均与其本国的哲学密切关联，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此外，与医疗本身的特点有关。医学虽然是科学，但医疗则兼有技艺的成分，医药的效果常可受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疾病有自愈倾向和易受暗示的特点，任何一种无效的药物或医术都可能被误认为有效，医生可以贪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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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以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七委员提出的设立“中央国医馆”提案。翌年4月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立夫任理事长。为了消除“中医不科学”的诟病，新成立的国医馆设定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此外还要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各县设立支馆。1933年5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石瑛等29位委员提出了《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后来由立法院法制委员会改成《中医条例草案》。余云岫针对这些事件先后发表如下文章：《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1931年2月)、《旧医上五院长书驳议》(1931年4月)、《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1932)和《对于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之意见》(1933)，揭露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的用意，在于把国医馆这个学术机构变成行政机关，一是可以夺取主管机关之管理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藉中医登记敛财供他们活动。1936年1月，《中医条例草案》由政府作为《中医条例》公布，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以中央国医馆的名义，“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向国民党请愿，认为中医受到歧视，要与西医争平等。中医大获全胜，在党国元老中找到了坚定有力的支持，其核心人物是国民党CC派首领陈果夫①。他极力倡导“国粹”，毕生为发展中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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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民党CC派是指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监察院副院长等职的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组成的中央俱乐部，即CC，由他们控制国民党中统局。他们是德日派的主要靠山，在卫生署安插特务分子，伺机夺取英美派西医的政权[23]。
尽管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对国医馆进行激烈的批评，但著名中医陆渊雷仍然代表国医馆上海分馆的主事诸君，两次致函聘请他任研究委员，要为他设立研究室。认为他“淹贯中西医学”，“并世无出其右”，且“此非面谀溢美，学术上良心上固推崇久矣”(《陆渊雷致余云岫函，1933年2月18日》)。信中说：“窃念先生望中医之改革已数十年，今日中医界肯用科学整理中医学，肯延揽非中医负荷整理工作，一反向日闭关政策者，未始非先生平日涣汗大号之力。”并将自己代拟的《国医药学术整理大纲草案》寄给他，征求意见。他对陆渊雷的诚挚恳切虽合心愿，而且报纸还刊有署名的文章希望他去领导，但他仍不能就聘，因为“时机未熟”(《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他对国医馆的三点希望是：第一，把国医馆当作研究机关，不要用《黄帝内经》教育青年。第二，延请懂得科学的学问、素养和方法的人去做合理的工作。第三，若要布新先要除旧，把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等没有价值的东西去掉。他说：“旧医所可研究者，独一小部分之药物经验而已。然欲定药效，必以认识疾病为先决之事。数日发热动曰‘温邪’，烦扰失眠总称‘肝气’，病之不知，药效安从而言乎？(《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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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周作人著文说：“余云岫先生是中医的诤友，多少年来他揭发中医学理之错误，不合于生理病理，希望他们改变过来，知新而后再温故，这是很好的意思。古语云，良药苦口。又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中医们忘了古训，以余先生为大敌，曾力加抗拒，这是错的，有点不识好歹。但余先生的方法在现今看来也有缺点，他只顾到破坏一面，没有做好争取的工作，对方以为要他们无条件投降，起了恐慌也是难怪的。[29]”其实，余云岫深知废除中医案事关重大，涉及数以万计中医的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提案第一条就说：“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同时也考虑到“变易习俗，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尽管余云岫对中医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他在中医界有不少朋友，得到许多有见识中医的尊崇。名医章次公、叶劲秋、李庆坪和宋大仁等都是他的朋友，有的成为他的同道和学生。与他信件往来和求教的中医更多，他们对他十分敬佩。中医学会还曾邀请他共同发起编辑中医教科书的倡议与写作。湖南一位著名中医李聪甫，曾著文批判他的“中医处理问题”，后来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听了余云岫的大会发言，很受感动，特地奉函，表示自己写的文章“虽偶有锋利之词为学理之争论，不特无损于先生，且播大名于海内”，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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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他批评中医是有道理的，但语气太过尖刻。他回答说：“至于笔意苛刻，恐喻嘉言、程郊倩之骂王叔和，叶香岩之骂张景岳，徐灵胎之骂赵养葵，陆九芝之骂喻、程，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医载籍，此类甚多，而独以吾《商兑》为苛刻者，测其用意，则以喻、程辈之交讧，视为萧墙之争，于旧医前途无大障碍；《商兑》之指摘，视为外侮，于旧医之立脚点，大有根本覆亡之惧，故独恨之切骨也!(《驳俞鉴泉经脉血管不同说》)”
其实，当时的著名中医与余云岫一起批评中医者颇不乏人。1949年9月，在上海自发组织“改造中医座谈会”的就有好几位著名中医，其中姜春华先生后来担任过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的中医科主任，曾经给我们讲授中医课程。另一位著名中医师叶劲秋先生①的自我批判更加勇敢，下面一段文字说是出自一位中医笔下，恐怕很多人难以置信。
① 叶劲秋(1900-1955)，浙江嘉善人。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曾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参与创办《嘉善医药月刊》；著有《中医基础学》、《伤寒论启秘》、《仲景学说之分析》、《中药问题》、《灸法自疗学》、《针灸述要》、《现代名医验案》、《不药疗法验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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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医的理论，完全从中古时代封建中产生出来的，从未革过一次命，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依据；一定的基础理论，可说一些也没有。或者有之，那是随心所欲，满纸荒唐。唯心的，迷信的，歪曲的，反科学的，简直举不胜举。不但现时的中医开明分子起了反感，即是历来的贤哲们，随在有辨正的文字，不难复按。只可惜众多的职业中医，把狗矢当黄金看待，拿死人骨头来啃尝。这种不学无术幼稚得可笑的行为，竟然操着生死之权以司民命，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这种没根基的理论，和执行业务者的无能，反对派全力进攻，正是仁者之用心，佛肠的流露，应该十分尊视着的[30]。
余云岫和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的“废止中医案”，确实是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方医的影响，在建议的政策、做法上也多有仿效。这项中国的议案是在日本实行废止汉方医50年之后，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后来，陈方之批评说：“吾以为欲解答我国之医问题固不若是之简单也，务宜平其意气，去其主奴，广其思益，综合政情、民情、财情而兼顾之，互学术、立法、行政而彻论之……以旧医学劣败为理由谓即足以淘汰旧医者，此局视学术而不顾其他一切政情、财情之盲目者也。[31]”当年事件的一位见证者、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在五十年之后说：要是当年的科学医学的推动者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中医很可能没有今天这样壮大，而且环境或许更有利于科学的医学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中来[32]。历史不能假设，而且这话也没有考虑后来的政治因素。不管怎样，中医和吠陀医学在我国和印度能够存在下来，自有其内在的根源，应当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从文化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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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草研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曾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中药或植物药的研究。日本在中药的主成分提取上成绩不小，可是，应用主成分进行药理实验，除了麻黄碱以外，实际收获极少。因此多数学者对中药逐渐丧失了热情，甚至认为不值得再去研究。但余云岫认为我国是中药的主要产地，仍然值得研究，特别是当时处于特殊的情况下；但由于中药的种类太多，其中许多是没有用的，在研究之前，必须先下一番选择的工夫。
余云岫认为研究中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先做生药鉴定，然后做化学分析，提出主成分，再进行药理实验。这是正规的科学大道，日本和欧美人走过，中国人也走过，但从最后得到的药效结果来看，得不偿失。另一个是利用中医用药的经验直接用于临床，用临床实验的方法去证实它的药效。他说：“如欲发扬旧医国粹，非痛革浮夸之空论，实事求是从药物之效能上着手不可。欲研究药物之效能，非参考数千年之经验则劳而少功，泛而无垠；非用最新最密之科学方法，则浮而不实，疑而不确。(《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就是他的中医药研究策略。他认为选择中药要利用中医的经验，除了咨询当代名医的经验之外，第一步就是把我国有价值的旧医书中的古方汇集一起，寻找线索。为什么一定要古方呢？他解释说：“因为古人质朴，所讲的比较可以信用它。后来人心浇薄、机诈百出，更加有金元派的空想掺杂在内，所以比较的靠不住。(《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证实药效后再研究它的化学成分、药理和临床效用，以至于人工合成。他特别重视唐以前医方，选取其中重要者加以比较归纳，总结出一些中药，如附子、半夏等的治疗效果，见于他的《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33]。他知道中医的用药经验并不完全可靠，但他认为这样做所花的代价，要比从化学分析着手小得多。例如，日本早就提取出了麻黄碱，但他们没有看过中医本草，不知道麻黄有止喘作用，药理实验也错过了，后来让国人陈克恢①发现了。他说有人认为不了解中药的成分和药理作用就直接进行临床试验是开倒车，但如果应用中医习惯用的中药剂量，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所以先上临床不会有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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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克恢(1898–1988)，药理学家。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先驱，麻黄碱的止喘作用是他首先发现的。
本草原是来自民间，是“杂尝草木”所获得的经验或偶然发现。医师方家利用这些经验，在病人中应用，逐步认识这些药物的作用和毒性，所以本草、医方只是民间验方的积累。他认为，我国古来的治病方药可分为两个时期：自张仲景《伤寒论》以后，直到北宋，皆方多论少；其言药之性能，则云某药主某病、某证用某药，述其当然，而不强凿其所以然。其注重在于实用，其方法在于观察，故本草之学朴而不华，《神农本经》和隐居《别录》所述者，药之功用，绝少五行生克之说。但是，自宋元以后，论药遂以寒热温凉为药之性，更加之以升降浮沉之说，谓某药入肺、某药入肝、某药属金、某药属木，华而不实，已失客观，好以主观空想颠倒之，举实事求是之本草学，陷诸当时空想哲学之旋涡。今所谓的“易水学派”的张元素及其弟子李杲和王海藏，开始用《素问·脏气法时论》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以及“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以及《宣明论·五气篇》中的“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等语，作为用药的根本法则[34]。 “用以说明药效者，先求之于气味，见有可以附会者，则牵而合之。不得，则求之于形色；又不得，则求之于根茎、花实、苗叶发生收采之时令及生产之土宜。多方诡遇，以冀有所弋获，此齐人乞食，不足则顾而之他之术也。安往而不得餍足乎哉？”王海藏撰《汤液本草》，“专以形色臭味，及所生之土地燥湿、方城南北，与夫苗秀花实根茎采取之时节，以牵合其属金、属木、入肺、入肝等说。如罗谦甫论牵牛谓是感南方热火之化，其所以为此言者，以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壮也” (《宋元以后本草药理论概要》)。把本草搞得越来越玄奥繁复，但治病开方仍不离褚氏所谓“屡用达药”四字(《百之斋随笔》)。原来本草的应用并没有什么理论，其“玄言高论”是按药物的用途穿凿附会的。1729年，日本香川德修的《一本堂药选》评论说：“凡采药分六气岁物，或四时、五运、六淫有用药式等，并本于《素问·阴阳大论》引经报使及五脏六腑、补泻气味用药，张元素为之俑；升降浮沉阴阳始于李杲。此皆近世医家之所尊信奉事，日用首务，而究之俱是空论，无益治事，勿泥此等区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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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凡药大都是有毒的，而毒药就是药之“辛苦”者。余云岫说：凡辛苦之药味，必厚烈而不适口，故谓之毒药。根据这些原则和经验，本草书中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而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而真正对治病有用的药，大多数是有毒性的。所以，孟子说：“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后人对此不解，仍然喜欢用普通和缓的药，还振振有辞地说，“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批评说，如果这样那又何必用药呢？近世医家只有陈修园懂得这个道理。陈的《本草经读》说：“凡上品俱是寻常服食之物，非治病之药。”又说：“今人每服上品之药……以治大病，误人无算。”顾亭林《日知录》说：“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毒药辨》)余云岫认为：从药理学原理来看，凡是入药的草木，大多含有植物碱；而药材中有明显的所谓神经毒、原生质毒、肌肉毒、心脏毒或肾脏毒性者，都有可能成为治病的药物，也因为大多含有植物碱。现在有些科学家企图从热带雨林深处或海洋生物中发现新药，其着眼点也大多在植物碱或生物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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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医药的批评，得到胡适的支持。1929年12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说：“晚上与陈方之博士、余云岫博士同饭。我们大谈中医问题，甚有益处。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是)新科学家，决非旧医所能为’。此意与我合。[35]”那个时代医学虽然在细菌学、病理学和临床诊断学诸方面已经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但有效治疗仍然十分贫乏，因而我国学者寄希望于中药，大都主张所谓的“废医存药”。当前分子生物学和量子化学突飞猛进，可以有目的地进行新型有机药物的设计和化学合成，开发出高效、低毒的特效药物，远比从天然物质中寻找新药更有效率。这是余岩那个时代的学者所难以预料的。
四 中国医学史研究
余云岫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了研究疾病史，他从1937年起，把我国各种古书里的病名和证候名，以及证候的形容词搜集起来，加以考证，至1946年完成，先后撰写了《释名病释》、《方言病诂》、《尔雅病诂》、《说文解字病解》、《广雅病疏》和《十三经病疏》，后来将“病释”、“病诂”和“病解”都改为“病疏”，集合为《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在他逝世前的十多天出版。4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必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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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医古籍有关结核病证候的考证中，余云岫发现，类似肺结核证候的最早记载，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虚劳咳和五蒸中的骨蒸。骨蒸属虚劳门，王焘《外台》采之，而冠以“尸注”，说明王氏已知骨蒸有传染性。其所引诸家之论，如《广济》和《骨蒸诸方》等书中所言，都非常像肺结核，而《救急》之《论骨蒸》最为详细：“渐渐瘦损，初著盗汗；盗汗以后，即寒热往来；寒热往来以后，即渐加咳。咳后面色白，两颊见赤，如胭脂色，团团如钱许大，左卧即右出。唇口非常鲜赤，若至鲜赤，即极重，十则七死三活。若此以后，加吐，吐后痢，百无一生，不过一月死。”这些是抗结核药物问世前肺痨病人的典型临床表现，最后出现的“痢”，他认为可能系合并肠结核。他说：“唐人之所谓尸注，实不专指结核病。凡一切急性、慢性传染病及怪异罕见之证，世人以为神鬼之祟者，皆属之。独其中之骨蒸，真乃今日之结核。而苏氏又能知古之肺痿，其病与骨痿同源，并而论之。此其所以可贵也。”
他发现，早在唐代崔知悌的《名医别录》里就有瘰疬与骨蒸病(或痨瘵)为同源的记述。《名医别录》早已失传，幸在《外台秘要》中有转述：“骨蒸病者……无问少长，多染此疾，婴孺之流，传注更苦。”同时把“腹中有块”和“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与骨蒸联系起来。“腹中有块”代表肠系膜淋巴结结核的体征，而“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则是颈淋巴结结核的表现。1925年10月，他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六届远东热带病学会议，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医界都认为，瘰疬与结核病的关系是法国医生雷内克(T. R. H. Laennec 1781-1826)发现的，而中国唐代医家崔知悌比他早1200多年，至今不仅不为外国人所知，连我国也有很少有人知道崔氏的贡献。他的演讲令“满座学者惊为创闻，鼓掌雷鸣”。东京帝国大学医科部长林春雄氏，移到他的身旁就坐，“殷殷询问崔氏详情”，索取讲稿。后来此文刊登在日本的《结核》杂志上(《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还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马刀侠瘿”，至苏游明确地把肺痿和骨蒸合而为一。可惜宋代以后，对结核病的认识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倒退。如：“《三因方》之痨瘵，别无可取”；“有明一代空论愈盛，对于结核病，无可记述……清代大医，肆力温热，及其季年，王秉衡、陆九芝辈盛称《理虚元鉴》一书，然无特长可言，不足观也。要之金元以还，论痨瘵者，不重外来之传染，而偏重内因；不以为一种物质之传注，而专以为身体虚弱所致。故刘河间以为因虚而感寒，李东垣专主脾胃，朱丹溪最重滋阴，薛立斋首明补火。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汉晋唐宋无是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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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era这一病名引入我国，被译为“霍乱”，亦曾音译为“虎列拉”。其临床特征为无痛性吐泻，具有传染性，如不及时医治常因脱水导致死亡。《内经》及其后的医书上虽屡见“霍乱”一词，但在清嘉庆以前，未见有符合cholera症候的记载。所以，余岩说，“今之所谓‘霍乱’，非古之所谓‘霍乱’也”。霍乱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流行发生于1816-1823年，即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三年；第二次在1826-1837年。道光十八年，王孟英著《霍乱论·附案》出版，其中有“丁酉八月间，吾杭盛行霍乱转筋之证者”。“转筋”即腹泻脱水引起的小腿肌肉痉挛，是霍乱的临床特征。诸葛令的序里说：“‘近行时疫，俗有呼为吊脚痧之证，古书未载，举世谓为奇病。’可知此证入吾国，尚未久也。”据此他以为，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传入我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流行之末年，即道光十七年(丁酉年)。后来章太炎告诉他，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道光元年辛巳，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又陈修园《医学实在易》载：“门人问曰，庚辰、辛巳岁，吾闽患此而死者不少，然皆起于五月，盛于六七月，至白露后，渐轻而易愈。”可见在嘉庆二十三年(庚辰年)，霍乱已在福建流行，次年即道光元年(辛巳年)，则蔓延各省，北至燕京，流行过程是自南向北。这些足以说明霍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流行时传入我国的。关于临床观察，诸葛令已认识到“吊脚痧之证”，“即霍乱转筋之候也”。王孟英说，“今人一闻吊脚之说，遂茫然无措，而不知其即是转筋霍乱。”可惜王孟英这一代的医生，在霍乱流行的年代，虽然经治了很多病人，但没有抓住霍乱的临床特点及其与古说“霍乱”的不同，“竟不能察其‘无痛’等特别证候，斤斤焉取《内经》、《伤寒论》之说，以立之范；张冠李戴，且哓哓于寒热之争，以为热多寒少……真呓语也”。(《霍乱沿革说略》、《霍乱沿革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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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鲁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秦国名医——医和为他诊视，谓“近女室，疾如蛊”。余岩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淋病医案记录。他说：晋侯“好女色，名闻列国”，必有流荡狭邪、逾越常轨之举动，必不止婚同姓，因此推测其所生之病，是花柳病，即性病。医和说“疾不可为”(即无法医治的意思)，但晋平公的病在其后10年中虽未痊愈，但仍然继续纳妾，寻欢作乐，说明此病为慢性，并不严重。根据临床表现可以排除软下疳和梅毒，而淋病的特点为慢性，非致命性，时轻时重，平公疾与此相符(20世纪上半叶的“性病学”只包括梅毒、淋病和软下疳3种性病)。根据《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假、瘕、蛊三字通借，疝瘕即疝蛊，亦简作蛊。由名医诊断“疾如蛊”，其证候为“疝痛、出白”，即小解疼痛、尿液呈白色混浊。花柳病中只淋病有此表现(《中国淋病医案之第一例》)。
此外，他的《医史学与医学前途之关系》、《撰述医学史之我见》和《答范行准书》都是我国早期关于医学史的论述，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其他如《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麻疹言古》和《痢疾源流考略》，都是原创性的研究，是我国疾病史的重要资料。他对中医的系统研究，贯穿于对中医发展及其曲折的过程和人物及其与哲学演变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历史考察，褒贬得失，昭示来者，是重要的医学史研究，也是其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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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成就，自然地奠定了他在我国医学史界的学术地位。1947年，《医史杂志》创刊，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余云岫等五人组成，他任总编。1948年，《医史杂志》为余先生70岁寿辰出版纪念论文专号。1950年9月，在中华医学会(上海)举行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上，选出余云岫、李涛、王吉民、范行准、朱恒璧、刘永纯和金宝善等七人组成医史学会第五届委员会，他任中华医史学会理事会副主席。1951年，《医史杂志》即将改刊，编辑部北迁，他辞去了总编职务[36]。1950年，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他被任为委员兼医学史组主任，领导医学史教材的编写①。后来由于政策不断变化，编书未果。迄今也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满意的、符合实际的中国医学史来，以致近70年前陈邦贤著的《中国医学史》仍在重印②。自余云岫逝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和研究成绩虽然被当前我国医学史界有意忽略，但他的著作《〈灵素〉商兑》、《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和《医学革命论集》均被列入陈著《中国医学史》的“参考书目录要”之中，这是无法抹去的。
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特约编审总名册》(1950年11月，油印本)所发布的组成人员名册中，主任委员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主任委员为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苏井观。医学史列为各学科之首，余云岫担任委员兼医学史组主任，李涛为委员，王吉民为特约编审。 ②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中国医学史》的“重印说明”：《中国文化史丛书》是我馆30年代出版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未见可以替代的文化史出版。应学术界要求，酌量重印”，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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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
对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政策的评论、对当政者的批评建议和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是余云岫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社会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社会的矫正剂，也是当政者的苦口良药。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德国不仅是世界科学的中心、医学发展的前沿，而且首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社会卫生改革也处于先锋地位。以著名病理学家魏尔啸为首的德国医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是当时的潮流，主旨是政府应当对大众健康的恶化和社会问题及其改善负责。魏尔啸(R Virchow)的名言“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社会大众的医学”和“医生是穷人的天然代理人”，可见医疗卫生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性。余云岫极力提倡德日派的社会医学主张，宣扬国家昌盛、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两大要素即是“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而首先“必须先有‘医学之科学化’为之根本”。强调这“两化”是内政、外交的重要事情，“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国际的迁善，万万不能离开科学医学的真正认识点”(《〈余氏医述〉第一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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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认为：卫生行政和医疗制度是可以根据国情变化的，不一定照搬他国的模式，但医疗和卫生工作的规程必须有科学的根据，与世界各国接轨。他指出，当政者要信任专家，在制定医药卫生政策时，必须广泛咨询专家的意见，使之切实可行。“国之卫生行政，非徒由政府开设几个机关，委命几个部长、司长、处长、科长及几十、百个人员，就可成事”，必须发挥全国的医务人员的作用，宣传教育大众，才能使卫生工作运转。当时我国疫疠猖獗流行，医务人员不仅质量低下，数量也严重短缺，且大都为未经培训的“旧医”，成为实施卫生计划的严重障碍。他按照当时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和医学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计算，100年还达不到所需要的医生数量。因此，在发表《废止旧医案》的同时，他提出了《急须设法增加全国医师人数以利卫生行政之进展案》。
他认为医学教育关系民族民生的根本，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状况出发，规划步骤，逐步发展。在制定方针计划时，脑子里应该有一个“贫”字，从贫穷中求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就有希望，“可以得到平均度的整个继长增高了”。至于讲究卫生，也要从“贫乏”的立场，用最低限度的财力，搞“刻苦卫生”，而不是“局部畸形的发展”(《我所希望于主张医学教育者》)。这些思想与当今要求的全面而公平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谋而合。他重视医学研究的作用，向当局提出很多加强医学研究工作的建议，然而在医学教育方案中，他则提出第一步应以急需的实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因陋就简，降低要求，以期足以勉强应付医疗卫生工作需要。他说，医学院本科与专科的专业课程本无甚悬殊，二者水平的差别全在于基础课的深浅。因此，他坚决反对教育部的停办医学专科校的计划，建议开始几年宜多办专科教育，十余年后待全国的医生人数稍增、需要减缓时，再逐步提高医生的教育水平，停办医专教育。同时要求教育部在涉及医学教育问题时必须与卫生部协商合作。此外，他针对当时医学院应用外国教材和外语教学的倾向，提出宜用国语国文，以便新医学的中国化。他的这些建议可谓真知灼见，在共和国成立以后，正是通过这些办法为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培养大批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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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评内容涉及医疗卫生的各个方面，但都贯穿着文化批评。对于中国的医药发展的历程，始终在虚玄的道路上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原因，他都从我国的文化中寻找根源。近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陈小野所著《关于余云岫的“民性思想”》一文，几乎把他的所有文章都归于有关中国的民性及其对医学革命的影响的研究，认为“民性”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37]。这里所说的“民性”，其实就是文化。所谓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习得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在《〈灵素〉商兑》发表后，医界和社会上的反响并不强烈，没有产生他预期的结果，后来他的《废止旧医案》又未能实行，令他十分失望。于是在1931年他写出以下一段激烈的批判文字。
余向谓国人陷溺情感，藐忽理法，行事治学，无一不以模糊了之。徒讲粉饰，虚与委蛇，遂无实事求是之思想，循名责实的工作。宣传而外，能事毕焉；敷衍之后，责任尽焉。是非不讲，真伪不究。国无可守之律，学无可循之规。或以文乱，或以武犯，或以势劫，或以利诱，习而成性，恬不知怪。及其末路，遂至黑白不分，菽麦不辩。痴愚顽嚣，侪于蛮野。中国之亡大半由此。芸芸民众，沉醉不醒。虽为之大声而呼、垂涕而道，昏耄骄恣，无闻见焉!庄生有言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则曰：“祸莫大于民亡，而国亡次之。”中国之亡，无民故也。(《读〈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尸体记事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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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多么的强烈。有人指责余岩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个政治标签是贴不上的。实际上，他在感情上十分热爱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然而理智上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够为科学和民主铺就发展道路，而且在引入先进的医学体制时举步艰难，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因而发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呼喊，这正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体现。
中国的传统医学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原因不止一端，但“我国风气古来皆保全尸体，不欲毁伤，医学之落伍、玄谈之流行，实以此风气为重大之原因”。因此，他在第二次全国医师联合会上提出《劝告全国医师组织“病理解剖有志会”案》，倡议组织团体，共立愿书，死后以尸身供病理解剖之研究，以指导民众改变积习。他不仅做提案、写文章，而且躬行，垂范医界。
余云岫对医界的批评，如欺诈病人，攫取金钱；医生间“彼此相訾，予智自雄”和泛滥的虚假医药广告，以及对病人的规劝，指出国人重药石、轻诊断，不遵医嘱，不肯摄养和不重视预防的医患两方的陋习，至今仍有增无减，医德颓丧几至谋财害命的程度。此外，《老人心理与国民心理》、《醉汉心理与国人心理》、《意志薄弱》、《时疫——社会应有之觉悟》、《异哉旧医之举动》和《新医与社会发刊词》等这些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批判文章，都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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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余云岫应他人的要求或为自己的著作写了很多序作。这些序言大都有对主题的评论，或对谬见的批评，言之有物，顺理成章，无空泛溢美过誉之辞。至今仍然十分可读。
总之，余岩关于医学革命的著作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不乏创见，是研究中医药问题、中国医学史和医疗文化不可不读的。这些著作不仅有历史的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不揣才疏学浅，将《医学革命论集》中绝大部分内容，加以标点和注释，再将其他来源的重要文章补充进去，编辑成《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一书，让更多的人读到余岩的原著，为困惑于中医药问题的人提供科学的思考方式，推动对中医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
中医是中古时代建立起来的、与我国文化紧密相连的传统医术，虽然历史悠久，医书卷帙浩繁，可惜没有走上科学之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是欧洲的传统医学；它也历经漫长的曲折发展阶段，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自然科学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最后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医学。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医学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之间的差别，是古今之异，而非地域之别。中医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停留在虚玄的前科学阶段，在一个自足的抽象笼统的概念系统里进行思辨，满足于自设的逻辑。可是，逻辑推理首先要检查前提的事实基础、术语和概念的定义。中医的要害是缺乏客观事实的基础和明确具体的基本概念，经验也从未经过切实的证明，因而经不起公认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启蒙思想家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38]”就是说：中国的医药和风水、算命一样，表面上推理头头是道，但其原初的根据是凭空捏造的，缺乏事实基础，因而全盘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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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医的性质及其地位之争，决不仅是理论或观念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建立安全而有效率的医疗制度和制定合理卫生政策的大事。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医的是非和前途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学界理应是不难得出共识的。但是，自从20世纪民国开始，这种争论反复出现，但都由于传统力量的强大，无果而终。首先，它触及广大中医药业者的切身利益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的担当。其次，当时新医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需要。最后但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惰性，农耕社会大众对旧医的习惯和信仰，以及上层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使得中医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与政治斗争结下不解之缘[25]。
1950年，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卫生部根据国情制定了“团结中西医”和中医科学化的政策。鉴于大多数中医出身于学徒或自学成医，没有受过基本的医事教育，于是广开中医进修学校，对中医进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系统补习，这对于提高中医的实践能力，适应社会需要显然是必要的[39]。这种做法不仅受到追求上进的年轻中医的欢迎，也曾是许多有见识中医的主张，名医陆渊雷和施今墨就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可是，1953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做出有关中医问题的批示，批评卫生部的这些做法，贺诚和王斌①两位副部长因此受到批判和解职，从此卫生部动辄得咎，遂使中医政策朝着“宁左勿右”的方向越走越远，连学术讨论也成为禁忌，终至开医术入宪之先河。中医问题的政治化，在社会上，甚至在科学界和学术界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至今是非难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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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县人。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长征。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中将军衔。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他是解放军和我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建人，“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倡导者。 王斌 (1909-1992)，四川兴文县人。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1935年入党。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是“我国卫生事业主要创建人之一”。
近年来，一些人关于叙述中医论争的文章，大都缺乏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他们不懂医学的历史，也无意分辨科学上的是非曲直，只是摭拾陈言，趁着“国学”和“复古”的热风，在混淆的概念里兜圈子，做文字游戏。《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一书的出版，是希望打破长期以来对余岩及其中医观点进行一面之词的批判局面，还其本来面目；为认真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学人和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份中西医论争的历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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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引用的余岩著作，除注明参考文献者外，可参阅《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祖述宪编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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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强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鉴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清朝廷也决定效法日本，实行维新，于是兴起了第一次“留日潮”。余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胸怀强国壮志，负笈东渡，习济民之术，日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一代名医。他积极传播新医学和新文化，提倡医学革命，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上激起过不小的波澜。
余岩字云岫，号百之，以字行。在本文中，按照当时的习惯，余岩和余云岫的名、字兼用。如今了解余岩的人已经很少，他的著作也尘封在少数几个图书馆里，难以寻觅①。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余云岫这个名字却时而出现在一些有关中医的文字里，被当作“反面人物”加以鞭挞，蒙冤受辱。但是，如果不存偏见，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锐意革新的医学家，而且也是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他的著作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其意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稍有所失，而且至今对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余岩的经历说明，在文化上超越时代、弃旧图新的杰出人物，往往难以见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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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鉴于此，本文作者编选了《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2006年7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余云岫文章，可检阅该书。
余岩生平[1] ②
② 除参考文献[1]外，尚根据余岩著作如《亡室刘氏行略》(《余氏医述》卷七外集)；其他史料和余忾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和补充。
1879年10月28日，余岩出生于浙江镇海县澥浦镇余严村的一个贫苦的家庭，兄弟五人，先生居长。
1884年，余岩6岁入乡塾。1901年就读南浔的浔溪公学，杜亚泉时任校长，蔡元培为名誉校长。1903年赴上海，就职澄衷学堂教员。次年返乡，主持镇北贵驷桥宝善学堂。1905年由镇海县鲲池书院保送，赴日本公费留学。翌年，按照书院的要求，入日本体育会学习；毕业后转东京物理学校就读，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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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余岩与留日习医学友立即组成“赤十字队”(即红十字，日文为“赤十字”)参加革命军的救护工作。归国前，他饯别赋诗，表达为革命赴死的决心：“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儿事业本沙场。”11月，他们抵达上海，旋即随革命军入南京。时陕西攻战犹烈，士卒死伤甚众；乃西行入秦，至陕石(今三门峡市境内)遇匪，他与同行者四人被掳；幸三天后获释，终抵西安，为军民救护，五个月后返乡。1913年春，重返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继续学业，1916年毕业。回国后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冬辞职。此后自立诊所，悬壶济世，同时进行中医药的研究，倡导医学革命，终身不懈。
余岩秉性“素不好世俗之所好”，惟好学问。从青年时代起博览群书，热中于著书立说。在赴日留学期间，他编撰了两本物理学教科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18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8年，创办了《社会医报》周刊，为建设和发展我国新的医疗卫生体系，向政府和社会提出建议和批评。他为文证据翔实，逻辑缜密，言语犀利，具有无懈可击的说服力，并且流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读之“令人回肠荡气，不忍释卷”[2]。数年前，我的老师、我国劳动卫生学科奠基者之一、前上海医科大学顾学箕教授，向我回忆他在求学期间和学友们在《社会医报》出版日急切地前去购买新报的情景时，仍然兴奋不已。在余岩撰写的大量医学著作中，关于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本草研究、中国医学史研究和医疗文化评论等文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些文章大都编入《余氏医述》，再版改名为《医学革命论集》。此外，他还著有《皇汉医学批评》[3]和《古代疾病名候疏义》[4]。他的著作在社会大众中也有流传，起到传播新医学的作用。例如，巴金在其小说《春》中有这样的描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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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金.《春》，第2版， 第4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他(觉新)忽然走到书橱前面。把余云岫著的《传染病》取出来，翻开《赤痢篇》反复地看了两遍。他看见书中所说跟任医官的话一样，才知道蕙的病势的确沉重。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传染病》给国光送去作参考。
余岩高瞻远瞩，一再强调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呼吁当局开设研究机构，发展医学研究事业。然而，他自己从日本学成归国，除了短期兼职过北平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和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以外，他毕生在上海开业行医，做他所说的“医之最下者”，“有志学问者所不屑”的“不荣耀之事”。(《对于医学前途之希望》)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遂人意，没有机会实现他所向往的“医之上者”——研究工作的抱负。他在致一青年医生的信中说：“仆沪上一开业医生……所谓第四等之医耳” (《答潘君骥书》)，实“为饥寒所迫者不得已而为之”(《对于医学前途之希望》)。这种无奈与自嘲，充分表现了他壮志难酬的压抑心境。但是，身为开业医生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和追求，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为病人处方用药，尽可能采用国产药物，而不轻易使用价昂的舶来药品，为此他在诊所里开办一个小型研究室，结合临床研制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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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兼任过的专业、学术公职很多。在1925年至1934年间，余云岫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医师公会首任会长、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委员、医学校学制与课程和编制委员会委员、大学院审查科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东南医学院(即安徽医科大学前身)校董会副主席、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和《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主任等职。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44年，兼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
余岩是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可是对传统师道恪守不渝。从他留日期间追随章太炎起，与章家一直过从甚密，并与师母常有诗唱和。但他对中医的观点与章的显然有本质的不同，章认为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而且还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 [5]， 同时积极支持举办中医学校，并担任校长。可是他对章言必称师，对章在中医上的考证和医药上可取的意见，都持赞赏的态度。杜亚泉任浔溪公学校长时，余云岫就读于该校。余发表《<灵素>商兑》和《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后，杜亚泉撰文提出批评[6]，尽管他不能同意杜的意见，但认为杜先生不懂医学，又是他的“少时之师”，虽不能逢迎附和其言论，但也不愿加以反驳。因为，“盖近世道德毁弃，名利所在，骨肉操戈；师弟之分，古之所重，仆诚不欲援当仁不让之说，而弯射羿之弓也”(《与恽铁樵论<群经见智录>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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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名医，余云岫与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各类人物都有交往，但他从不攀附权贵，钻营名利。相反，他与官场和当权者始终保持距离，承担知识分子批评的角色；对医疗卫生问题秉笔直书，向当局提出建议，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进行抨击，为社会大众发言。褚民谊曾与余在医界共事，抗战时期褚任汪伪政府要职，邀余担任同仁医学院的校董，但余深明大义，以过于繁忙为由予以拒绝①。国民党要员陈果夫是中医和国粹的积极倡导者，深知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1935年，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院长时，仍然邀请他去该校演讲，并亲自主持演讲会，余岩虽有自谦却毫无谀辞(《医史学与医学前途之关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果夫在上海举行庆祝光复的聚会，邀请社会贤达名流与会，余在会上批评了国民政府“劫收”大员的贪污腐败，充分显示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①下面为褚民谊给余云岫的复信： 云岫先生大鉴：前为同仁会拟在上海同仁医学院事，曾请足下协助进行。旋奉大函，敬悉公私过忙，未暇兼顾，并拟辞去筹备委员职务。兹以第二次筹会即将举行，先生既不克兼综，故已改请袁局长榘范担任。知关锦注，特此布闻，余不一一。顺颂道履 褚民谊启，十一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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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迎接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设高潮，为广大人民而服务”，上海市中西医药研究社和新成立的中医新教育促进会共同组织了一次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中的医界先进参加的“中医座谈会”，由上海市中医师公会顾问、医史教授宋大仁主持，余云岫、国立同济医学院院长唐哲、东南医院院长汤蠡舟、国立上海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和公共卫生学教授顾学箕、中华医史学会会长王吉民以及著名中医师叶劲秋和姜春华等15人出席。这个座谈会认为：“中医依旧以不科学的医术，占着他们广大的人数，普遍地替人民治病，这对于人民健康，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然，对于将来公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个最大的阻力![7]”并且撰写了《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善意的建议：改造中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对全国中医办理一次总登记；停办中医学校，不准再收门徒。第二步是举办中医再教育。第三步是厉行中医的甄别和淘汰。同时要“整理中药”和“帮助中医成为新中国的公共卫生员”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对余云岫的学术研究和医学革命的主张相当重视，安排他许多社会职务，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②筹委会中医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和成药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工作。1950年，他担任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华东分会委员，其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并作为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举行的中医座谈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贺诚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医的批评。贺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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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51年，根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指示，全国各地举办规模盛大的城乡土产交流大会或物资交流会，其中包括中药。
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对中医问题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批评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了一些改进。在中医方面，应当欢迎别人的批评，对的接受，不对的再加以说明，决不可因为别人的批评，引起不满，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还须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以及客观态度。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卫生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以为显得中医代表先生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评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9]。
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政府颁布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中西医”。此后，各省市开办中医进修学校，吸收开业中医进修，系统学习医学知识，目的是使“中医科学化”(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中医界的骨干，有些中医进修学校成为中医学院的前身)。他拥护政府的政策，作为上海市国医训练所学术讲座讲师，参与中医进修教育工作，在中医进修班演讲授课，勉励学员“向科学学习方法”，在临床诊疗时要有科学的观念、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在科学上有根据、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希望中医通过科学化与新医学统一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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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东南医学院董事会自愿将学校献给国家，改为公立，由副主席校董余云岫委托院长行使管理权[11]①。1953年，他受命去中医研究所(今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并拟于翌年北上赴任，但因9月发现癌症，终未能实现他的专事医学研究工作的夙愿。1954年1月3日，余云岫因患结肠癌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根据其生前留下的遗嘱，对他的遗体进行了病理解剖。
①引自校史编写组编写的《安徽医科大学校史》初稿(2006年)，第39页为“主席”，应为“副主席”，其后定稿的《校史》删除了这段话。根据2006年《安徽医科大学校史资料》(珍藏版)收录的民国二十五年《东南医学院要览》，第2页为“副主席校董”，主席校董为褚民谊。褚民谊(1884–1946)国民党元老。父为当地名医。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参加同盟会，宣传反满革命。1924年在法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升为执行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1940年3月底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褚因汉奸罪被执行死刑后，主席校董职位一直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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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岩的学术成就
余岩的主要研究和工作被收集在《余氏医述》或《医学革命论集》一至三集中，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对中医理论的系统研究与批判；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三、本草研究；四、中国医药史研究；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和六、序类。兹扼要介绍如下：
-、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
余云岫一生的工作在于研究和批判中国的传统医药，介绍当时新的科学的医药知识。他的中医批判文章都是对中医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研究的成果。所以，江苏的一位老中医说：“大家都知道西医前辈余云岫先生最最反对中医……但他对中医学方面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一般中医远远的望尘莫及。[12]”有人称赞他的这些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巨制”，“前无古人者，昔日旧医既无现代知识，自不足以言今学；后无来者，则此后新医界，尚得有人读如许旧医典籍，能作如许文章，然后与谬妄邪说作知彼知己之搏战乎？[2]”余云岫介绍新的医药成就的书文也很多，但如今大都已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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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中医的批判绝非出于个人成见，相反，他之所以学医原本出于“发现国粹的狂热”。他说：
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他对中医从热情地投入到以失望结局的这种经历，在青年中医师中似乎并不鲜见。
余云岫说：他是“真理的忠实信徒，反玄学的激烈分子”(《余氏医述》第一版自序)，“灼然知旧医之虚诳不根，不足以利用厚生，爱莫能助，不得已而创废弃之说”(《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因此，他批判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唤醒旧医、整理旧医、改造旧医，实现我国医学的科学化，而不是与旧医夺饭碗、争门户或闹意见。他说：如果他挂起中医的牌子，恐怕是上海不可多得的名医，甚至是第一等中医，现在他做西医，还够不上第一等。若是为了饭碗，他只要做个骑墙派，兼行中西医疗，那他的门庭一定会更加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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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经》两大部分，被封为中医的经典。1917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首先对《内经》进行彻底批判，“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旨在“堕其首都，弃其本源”。他认为，《内经》成书于2000多年前，充满“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其推理之根据、演绎之纲领皆为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毫无凭据、绝对不合事实的东西，因此“须要斩钉截铁地把这点糊糊涂涂的空套打破”，“阴阳五行之说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寸尺完肤”。他认为：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之上的科学，而中医还停留在阴阳五行等空想概念的推演、完全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基础上，既不认识疾病的实体，也不知道真实的病因，就像那无根的草木，是不能为社会大众的健康服务的。要树立科学的医学，就必需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实本巫祝的医术。
鉴于清代学者对晋代梅颐的伪作《古文尚书》和陈抟的《先天八卦图》的抨击一举成功，遂使伪作和邪说败落凋零，士大夫弃之如敝屣，自此学士不敢复取陈、邵之图，妄谈易理，余云岫原指望《〈灵素〉商兑》对《内经》的批判也会产生这种作用，使中医在理论上土崩瓦解。因为，伪《尚书》和《先天八卦图》都曾是有广泛影响的书籍，被士大夫乃至朝廷奉为经典，比《内经》和《难经》在中医界的影响还大。不过，中医与《尚书》伪作或“先天”邪说完全不同，解决起来不可能如此简单。因为中医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的基础和实际需要，同时医生又是一个上好的谋生职业，乃至飞黄腾达的阶梯，业者必定竭力加以维护。余云岫将此归结为一是肤浅的“皮相之见”，由于国人有重古轻今、笃旧疑新、避实遁虚和喜好高玄的文化心理，缺乏追根究底的科学精神，对医术的道理和方法根本不去寻证求据，认真考察，以致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仍然盛行。二是“饭碗问题”，“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中医界开明人士早就深知中医理论的陈旧落后。由陆渊雷、章次公等人创办、章太炎任院长的上海国医学院，也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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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医治病的所谓“有效”，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至今仍不失其深刻。他认为：第一，中医用药全在经验。这种经验是无数巧合的积累，“多言幸中”(《对于国医馆的我见》)，即由于“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灵素〉商兑》)。所谓的“医理”，阴阳五行、十二经脉、脏腑的玄理全是牵强附会。
第二，许多疾病无需药石，假以时日即可自愈，医生实是贪天之功。《周礼》在考核医生时就充分考虑了“自愈”因素：“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之。”郑康成注说：“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孙仲容说得更明白：“明十失五者，并不得为下医也。以其术疏，才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固不足数也。”所以班固引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里的“中医”是指半数以上的病人康复是由于自愈(《百之斋随笔》)。
第三，有些病人的“治愈”是医生“暗示的效果”，“完全是精神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与药物是丝毫没有关系的”。现代临床实验证明，任何无效的“药物”都可以成为安慰剂，医生及其诊治过程就具有良好的安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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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传语之过量”夸大治疗效果。年轻时他听老人讲名医叶天士的故事，“啧啧如神仙”，后来读叶著医书，才发现“谬误百出，无足惊人”，完全是虚名。皇甫谧因风痹之苦而学医，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但他认为，黄帝以来历代名医都有回春妙术，唯独世医之不可托命，恨生不逢时，愤而作《释劝论》①。余云岫说人们都认为“医道始于岐黄，视之如天神”，可是黄帝亦仰慕上古，叹息自己治病未必有效(《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他还举病家传说他有“神术”的例子，其实那本是医生的平常事，但传言却神乎其神。一般说来，凡病家对于医生有好感或信仰者，则往往有溢实过誉之言。
①皇甫谧.《释劝》：“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
所以，他认为对中医研究一定采要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首先要实事求是，揭破人们加给它的假面具，而后才可见旧医的真相。著名中医叶劲秋②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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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叶劲秋(1900–1955年)，字秋渔。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曾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中西医药研究社常务理事，上海市卫生局中医教材编审委员。主办过少年中医社，被许多名中医尊为师友。1950年8月，应邀参加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和华东区卫生工作会议。著有《中医基础学》、《临证直觉诊断学》、《中药问题》、《<伤寒论>启秘》、《仲景学说之分析》、《针灸述要》、《灸法自疗学》、《现代名医验案》和《不药疗法验案》等书行世。(根据中医词典编写)
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14]。
《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书，其中充斥着空论玄想，去实甚远。“自汉而后，我国医学渐趋实际，有方无论，专从事实上着手，颇有进步可观。但自河间骋其长舌，簧鼓天下，后之学者，靡然从风；斗空论以相胜，立异说以为高，割裂古籍，颠倒成案，而医学乃空疏窳败而不可收拾矣。”他认为，我国晋唐医家尚有崇实之精神，如《千金》、《外台》，下至《圣济》，皆方多论少，犹有质朴之风。但是，宋代儒家学士竞尚空谈，道学大兴，于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之说纷然杂陈。金元四家因袭此风，极力主张重宗《内经》，如刘河间谓医学“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并特别强调“运气”②，称“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家要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朱丹溪说：“《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故非我儒不能读。”回归以虚空幽渺之辞附会事实，演绎医理。后有智者“别寻径路，如王勋臣、吴又可之俦，则群起而非之……流风余毒，至今未泯(《“一变至鲁”之一部旧医界》)。”他对中医认识“结核病”的过程曲折倒退的评论，也说明了这一论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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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运气”或“运气学说”，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为基础，运用天干、地支等为工具，来推衍气候变化与疫病发生的关系。《素问》有《天元纪大论》等7篇专门讨论“运气”之说。
自《素问》、《难经》以来，至于有宋，诸家所论之结核病，代精一代，历然可考。河间倡复古之论，于病原式宗《内经》，于虚劳宗《难经》；既宗《难经》又不守其说，横插胃损，脏变而腑，五增为六，各极于三，大非《难经》本文。而喻嘉言《医门法律》直以是为越人之论，其诬甚矣。凡此皆宋以后医家之病，务为空论，不征事实。医学之坏自河间始，与易水论药，同为吾中华医学界之罪魁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医学家陈方之也认为③：金元四家对“诸病的证候治疗，都可以用《内经》的混沌词句，体察应用。所以诊病不必定病名，只须辨其阴阳、虚实、寒热，就能开方用药”。因此，“刘河间的《宣明论》，将病名门类萎缩到于十五，即诸风、热、伤寒、积聚、水湿、痰饮、虚劳、泄利、妇人、补养、诸痛、痔漏、眼目、小儿、杂论④。以为不如此萎缩，即在《内经》中无根据”。于是将人体的变化，完全归结到阴阳、五行、六气的窠臼之中，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医学走上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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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陈方之(1884–1969)，浙江鄞县人。早期的血吸虫病防治专家。1917年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19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军医处处长、内政部卫生司司长和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卫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文引自陈著《医史总论?附旧医学之回顾》，《内科病学第一册?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50。 ④ 即刘河间所撰的医方书——《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或《宣明论方》。卷一、二诸证门，将《素问》中的61个病名逐条按照该书所述，制定处方；卷三至卷十五将证分为引文中所说的15门，但其中的“泄利”应为“燥”，每门均按照《素问》的说法制定处方。
余云岫以博览详考，慎思明辨，一本经学师法、科学律令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医的要证细加梳理，黜非求是，集论成篇，写下《伤寒发挥》、《温热发挥》、《痰说》、《论湿》和《饮说》等文，并探讨诸证与近代医学上的临床综合征的可能联系，至今对于中医和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他说：中医所谓“伤寒”，即是热病综合征或传染病，而“《伤寒论》者，时气疫病论也，今之传染病论也”。他对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戾气”的概念，向《内经》提出挑战，十分赞赏(《伤寒发挥》)。他说：“吴氏既以温热病为疫，又反对中而不即发、伏气为病之说；复反对四时交错之气，变为时行之说，于时独创别有‘戾气’之论，以打破古来六气为病之范围。非见之确，思之精，不泥古，不阿世，直抒所见，实事求是者，谁能如此？惜乎当时病原细菌之学，尚未发达，戾气之说，无实物以证之耳!不然，其功岂让德之科霍、法之巴斯德哉？”他认为：国人迷信“经典”，不追根究底，探本求源，而是随声附和，轻信盲从，以致积非成是，习伪为真。要是用吴又可那种求证的方法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医经典中充斥着荒谬，能够得到圆满解释的千不得一。假如吴氏生于今日，相信他一定是医学革命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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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所谓“夹阴伤寒”，是指患“伤寒”者因房事导致的病情加剧。余云岫说，徐灵胎、吴又可和陆九芝早已对此提出过批评，根本不存在这种症候。他说：现在不管什么病，如流感、霍乱、眼疾、病胃，如果病情加重或发生合并症，都可以称为夹阴伤寒之毒入肠、攻眼、入胃，因而，凡百病证都可以用“夹阴伤寒”来一网打尽(《夹阴伤寒辨》)。中医“此种陋习，由来已久”，如吴又可论瘟，几乎百病皆瘟；刘松峰说疫，几乎百病皆疫；郭右陶言痧，几乎百病皆痧，现在把热病皆说成“温”，都是一网打尽的方法。由于中医没有疾病实体的概念，医生可以根据病人的表面现象，按照附会的医理，辨证用药。
余云岫对“产后血晕”的批评，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产后血晕是指产后出血造成的急性脑贫血和昏厥，中医却认为由于“血之上攻”，因而害怕产后“血液逆流”，故有产妇宜坐、不许平卧的陋习，结果加重血晕，铸成大错。中医“产后恶露，以多为顺”的不经之论，导致“若恶露稀少，则举家惶惧，谓为将致血晕。于是饮以酒类，投以生化汤，以增益其子宫之出血”，危害更大，因此造成产妇死亡者无以计数(《血晕说》)。分娩是那时妇女的一劫，而产后出血居诸劫之首。他对血晕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减少产妇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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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诊是中医望、闻、问、切四大诊病方法之一，可是多虚玄不实。余云岫在《与中医学会论脉书》、《寸口诊脉的讨论》和《论孕脉的妄诞》等三篇文章中，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详细批驳了寸口脉诊脏腑分配和孕脉辨别男女等荒诞的脉学。他说：旧医把了病人的两腕，拚命地摇头抖脚来研究，装出一副凝神壹志的神气，似乎可以洞知症结，知道病在何脏何腑。其实还不如一般流行医生，嘴里说第一人的药方，手里摸第二人的脉，耳朵里听第三人的告诉，像煞表示切脉是一种形式，实在没有研究价值的意思，倒是爽快。这些虚伪欺诈的事却没有人去揭露，说明“国人的脑筋里，完全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彻底研究的能力，都是模模糊糊，且过今日，那管明朝的态度”(《寸口诊脉的讨论》)。可是，凭脉断病、按脉辨孕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还得到大众的相信。
古人对于疾病的原因缺乏了解，目光所及只能是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把风、寒、暑、湿、燥、火当成疾病的主要原因，尚无足怪，但今人仍坚守旧说，则属泥古不化和无知。《六气论》一文批评说，六气变化决非一般的致病原因，而六气中又“偏重风寒，一旦患病，必密闭窗户，不稍透风”，更属有害。余云岫说：那年夏天酷热难当，病家仍泥于旧习，紧闭门窗，床旁有时还围着一大帮亲朋好友，这真是不知天时、毫无常识的举动。他常被邀去这种病室会诊，深感如赴汤火、入鼎镬，少住片刻，即汗下如雨；病人也常有因此昏厥，病势加重者。他不无调侃地说：“六气不独风寒，何公等畏风寒如虎，独不畏暑火致病耶？或曰，此即‘风为百病之长’一言误之也。”现在病房里这种情形已很少见，但“风为百病之长”却依旧深入人心，年纪稍长者“畏风寒如虎”，一点也不夸张。他又引《左传》秦和之说，证明所谓“淫生六疾”，原意是“六气之太过”，并非别有“淫”物(《论六气六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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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敏感地把握到国人中流行的一个骑墙式的论调或思维方式，从“古书不可不信，不可尽信”，“脉象不可尽凭，不得谓尽无凭”，“旧医不可不废，然亦不可尽废”等，概括出一个“不可不……，不可尽……”的论式。他举王肯堂之痘疹胎毒说和陈修园之寸口脉诊脏腑分配说为例，以“不可不……，不可尽……”为题专文加以批评。他说：这是由于“对于一种事物的美丑、是非、取舍和褒贬，不能有个准确的认识点，不能洞察它的本态。要是说它好呢，自己心里实在有点不很佩服，但是因环境或时代的关系，不能不恭维一下；要是说它不好呢，心里实在很想回护他，但是因真理或事实的关系，不能不放松一下，弄得进退两难，所以造出这种乘两条船的矛盾妙论，来维持一时”。“发这个论调的根本原因，只是知识不充足(《“不可不……，不可尽……”》)。”正如胡适批评的国人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不要求“太精明”，不求甚解的“差不多先生”或“圆通大师”(《差不多先生传》)，传统上有“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因此，这种不求甚解、奉中庸的态度，造成这个模棱两可和两面讨好的“不可不……，但不可尽……”的骑墙式论调至今仍然十分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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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医古籍中的精华则赞赏有加。他称赞《灵枢》中关于“风水肤胀”的描述“极工”：“‘视人之目窠上微臃，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此数语状心脏性水肿极工(《百之斋随笔》)。①”所以他说：彰显我们的先人、发扬国辉的最佳方式是实事求是，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而不是夸大妄想。
① 意思是：“‘病人的眼泡微肿，像刚睡醒的样子；颈动脉有明显搏动，时而咳嗽，手足呈凹陷性水肿。这就是风水肤胀。’短短数语把心脏性水肿的临床特征表述得简明准确。”
“我国医学已历数千余年，人口繁殖为世界魁，未始非此项医学所维持(《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是近80年前一个中医教育议案赞扬中医的论点，至今仍有许多人作如是说。余批评说：“此旧医夸大之言，以欺庸俗。诸君子奈何信之采之乎？”从“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和孙思邈所说“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千金方?序》)，可见“汉代之医幼稚实甚，强半罣误，久为世人所惕惧”(《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而晋宋以来，有“名医”虚名者不少，其实连“下医”都算不上，完全是贪“自愈”之功，哪里有什么治病的成绩？人口研究证明：人口的消长与自然生境中的动物种群相似，受食物和环境的支配，数量消长有其自然的规律。在18世纪以前，高出生率的人口大大超过生存资源所能维持的数量，藉高密度下死亡率的升高加以限制，使人口呈现周期性增长和减少[15]。在我国，历代人口变迁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人口总是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增长，及至规模超过社会生活资料的负载力时，人口就会受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得到限制[16]。在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包括食物)、行为、遗传和医疗卫生诸要素中，医疗的作用最小。医学措施对人口死亡率只有边际效应，而且其影响也主要在死亡率已经出现大幅度的明显下降以后。因此，不仅不能把人口繁衍昌盛归功于古代的医疗，就是现代医疗对人口的增长也不起主要的作用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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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青年学者吴宓就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19]”科学是一元的，本无中西之分。哲学家冯友兰说：“所谓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20]”所以，余云岫说：我国的《黄帝内经》、印度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内容大体类似，有共同之处。如果这一时代的中西医学要会通，那还有可能(《国产药物刍议》)。但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医学，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则故步自封，仍是前科学时代的古代医术，与医学相比有天壤之别、本质之殊，如果再讲中西医学的会通，就是倒行逆施了。
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
受西学东渐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清末民初开始大量引入新的医学，国人思想为之一变。当时不仅医家倡导医学革命，即一般学者也在提倡新医学的发展。他们都说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的分别[21]。提倡新医学已成为当时学者和上层官员的共识和新政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医学革命和《废止旧医案》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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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当年公布学校系统和颁布教育新法令，翌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医中药均漏列作为医药的课程或学科。1913年9月，汪大燮就任教育总长，力主废除中医。在(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鼓动下，11月23日各地中医团体和中药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前往国务院、教育部，呈请保存中医中药。《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中称：“医学课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遽加淘汰则不可。” “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民命而顺舆情。[22]”在会见请愿中医代表时，汪大燮仍然“表示要决心禁止中医，取消树皮草根” [23]。1914年1月，为了缓解矛盾，教育部和国务院的批示均否认歧视中医。国务院的批示说，“查中国医学……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其利赖。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24]”教育部函复神州医药总会则说：“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校规程之处，应勿庸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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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余岩发表了《〈灵素〉商兑》，对中医进行系统的批判。1925年，中医界再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教育部把中医学校加入至学校系统中。余云岫撰《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加以批评，认为这是“背进化之公例，违自然之法则，昧学术之沿革，逆世界之潮流”。最后中医请愿未能成功，议案没有得到批准。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当时卫生部长是薛笃弼，常务次长是刘瑞恒。薛笃弼是山西人，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入冯玉祥麾下，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刘瑞恒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任前是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和院长。余云岫作为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委员，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理由：一是“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二是“其临证独持桡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人”。三是疾病的“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四是“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原，而旧医乃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学化”。结论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会上合并了四个与废止中医有关的提案，最后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通称为“废止中医案”，由卫生部实行。其内容主要来自余的提案：一，旧医需要登记，领取执照。登记限至1930年底止。二，禁止开办旧医学校。三，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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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中医案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3月16日，中医界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中央党部和行政院等五院等处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其策略是把中医充分政治化，口号是“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23]把中医药说成“国粹”，把“西医”隐喻为文化侵略，鼓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动员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利用官僚政客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和拉拢国民党元老的支持[25]。
这次卫生会议的组织者是薛笃弼和褚民谊，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是褚的支持者。汪早年曾赴日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废止中医①。汪和冯是国民党左派，而谭延闿、胡汉民、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和焦易堂等右派元老，对汪、冯两派都没有好感；加上这些元老都相信中医，对汪精卫、褚民谊主张废除中医更是不满。薛笃弼部长对上海中医药团体集会反对中央卫生委员会之中医登记案事，向记者发表谈话的要点如下：中医药存废问题全赖社会是否需要与中医药业者能否努力而定，决非政治上短时间可以解决。“处置旧医之提案”只是委员们的一种主张，但能否采行要看现实有无可能。当时全国大约有二千个县，其中有西医的占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皆受中医药之支配。全国从事中医中药业者及其依附业者人数甚众，若不亟图改进，任其窳败衰亡，可能严重影响国民经济。他同时说：中医药在我国虽有悠久的历史与应用，但空言理论多，而现时中医药业者，大多数故步自封，不能为精进之改良。因此，应即引导中医药者，分别研究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科目，将中国旧有之医药典籍作一系统的整理，以期适合现代国人之需要。如果不急起直追，由于知识落后终难逃天然淘汰之公例。政治上的奖护也无能为力，而人民的需要亦将日趋淡漠。与已经推行的《医师暂行条例》一样，拟订中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的是卫生行政的要求，目的在适应民众需要、促进民众健康，并无歧视意思。由于蒋中正主席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半年，急需树立政治权威，维持社会稳定。最后，国民政府“蒋主席批准请愿呈文，谕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所布告与法令，一律撤销，以资维护” [2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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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3年6月7日，中央306次政治会议上，讨论《中医条例》(草案)时，汪精卫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证据；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故主张采用西医西药。” “本人主张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23,26]” ② 国府文官处公函 径启者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消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以资维护，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张君梅庵等。 国民政府文官处启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强调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是一种政治现象。研究中国医疗文化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克罗伊齐埃认为：“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消解会产生文化危机，因而导致新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兴起，这种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尊心的名义，使得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变得更加宝贵，甚至当作民族特点的标志，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和印度，这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强烈，但只有在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义在医学上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中医与印度的吠陀医学一样，“至20世纪20年代，在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在领导政党内找到了家园。”在进入近代以后，诸多的科学分支几无例外地融合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科学。为什么独有像中医和吠陀医学等古代医术成为另类医疗系统，自别于科学，在各自的国家保存下来呢？克罗伊齐埃说：一是由于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向来是以文化输出者自居，近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入导致文化震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众和政府在保护民族文化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二是这两种医疗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其理论均与其本国的哲学密切关联，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此外，与医疗本身的特点有关。医学虽然是科学，但医疗则兼有技艺的成分，医药的效果常可受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疾病有自愈倾向和易受暗示的特点，任何一种无效的药物或医术都可能被误认为有效，医生可以贪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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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以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七委员提出的设立“中央国医馆”提案。翌年4月7日，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立夫任理事长。为了消除“中医不科学”的诟病，新成立的国医馆设定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此外还要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各县设立支馆。1933年5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石瑛等29位委员提出了《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后来由立法院法制委员会改成《中医条例草案》。余云岫针对这些事件先后发表如下文章：《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1931年2月)、《旧医上五院长书驳议》(1931年4月)、《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1932)和《对于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之意见》(1933)，揭露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的用意，在于把国医馆这个学术机构变成行政机关，一是可以夺取主管机关之管理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藉中医登记敛财供他们活动。1936年1月，《中医条例草案》由政府作为《中医条例》公布，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以中央国医馆的名义，“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向国民党请愿，认为中医受到歧视，要与西医争平等。中医大获全胜，在党国元老中找到了坚定有力的支持，其核心人物是国民党CC派首领陈果夫①。他极力倡导“国粹”，毕生为发展中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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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民党CC派是指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监察院副院长等职的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组成的中央俱乐部，即CC，由他们控制国民党中统局。他们是德日派的主要靠山，在卫生署安插特务分子，伺机夺取英美派西医的政权[23]。
尽管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对国医馆进行激烈的批评，但著名中医陆渊雷仍然代表国医馆上海分馆的主事诸君，两次致函聘请他任研究委员，要为他设立研究室。认为他“淹贯中西医学”，“并世无出其右”，且“此非面谀溢美，学术上良心上固推崇久矣”(《陆渊雷致余云岫函，1933年2月18日》)。信中说：“窃念先生望中医之改革已数十年，今日中医界肯用科学整理中医学，肯延揽非中医负荷整理工作，一反向日闭关政策者，未始非先生平日涣汗大号之力。”并将自己代拟的《国医药学术整理大纲草案》寄给他，征求意见。他对陆渊雷的诚挚恳切虽合心愿，而且报纸还刊有署名的文章希望他去领导，但他仍不能就聘，因为“时机未熟”(《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他对国医馆的三点希望是：第一，把国医馆当作研究机关，不要用《黄帝内经》教育青年。第二，延请懂得科学的学问、素养和方法的人去做合理的工作。第三，若要布新先要除旧，把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等没有价值的东西去掉。他说：“旧医所可研究者，独一小部分之药物经验而已。然欲定药效，必以认识疾病为先决之事。数日发热动曰‘温邪’，烦扰失眠总称‘肝气’，病之不知，药效安从而言乎？(《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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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周作人著文说：“余云岫先生是中医的诤友，多少年来他揭发中医学理之错误，不合于生理病理，希望他们改变过来，知新而后再温故，这是很好的意思。古语云，良药苦口。又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中医们忘了古训，以余先生为大敌，曾力加抗拒，这是错的，有点不识好歹。但余先生的方法在现今看来也有缺点，他只顾到破坏一面，没有做好争取的工作，对方以为要他们无条件投降，起了恐慌也是难怪的。[29]”其实，余云岫深知废除中医案事关重大，涉及数以万计中医的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提案第一条就说：“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同时也考虑到“变易习俗，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尽管余云岫对中医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他在中医界有不少朋友，得到许多有见识中医的尊崇。名医章次公、叶劲秋、李庆坪和宋大仁等都是他的朋友，有的成为他的同道和学生。与他信件往来和求教的中医更多，他们对他十分敬佩。中医学会还曾邀请他共同发起编辑中医教科书的倡议与写作。湖南一位著名中医李聪甫，曾著文批判他的“中医处理问题”，后来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听了余云岫的大会发言，很受感动，特地奉函，表示自己写的文章“虽偶有锋利之词为学理之争论，不特无损于先生，且播大名于海内”，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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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说他批评中医是有道理的，但语气太过尖刻。他回答说：“至于笔意苛刻，恐喻嘉言、程郊倩之骂王叔和，叶香岩之骂张景岳，徐灵胎之骂赵养葵，陆九芝之骂喻、程，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医载籍，此类甚多，而独以吾《商兑》为苛刻者，测其用意，则以喻、程辈之交讧，视为萧墙之争，于旧医前途无大障碍；《商兑》之指摘，视为外侮，于旧医之立脚点，大有根本覆亡之惧，故独恨之切骨也!(《驳俞鉴泉经脉血管不同说》)”
其实，当时的著名中医与余云岫一起批评中医者颇不乏人。1949年9月，在上海自发组织“改造中医座谈会”的就有好几位著名中医，其中姜春华先生后来担任过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的中医科主任，曾经给我们讲授中医课程。另一位著名中医师叶劲秋先生①的自我批判更加勇敢，下面一段文字说是出自一位中医笔下，恐怕很多人难以置信。
① 叶劲秋(1900-1955)，浙江嘉善人。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曾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参与创办《嘉善医药月刊》；著有《中医基础学》、《伤寒论启秘》、《仲景学说之分析》、《中药问题》、《灸法自疗学》、《针灸述要》、《现代名医验案》、《不药疗法验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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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医的理论，完全从中古时代封建中产生出来的，从未革过一次命，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依据；一定的基础理论，可说一些也没有。或者有之，那是随心所欲，满纸荒唐。唯心的，迷信的，歪曲的，反科学的，简直举不胜举。不但现时的中医开明分子起了反感，即是历来的贤哲们，随在有辨正的文字，不难复按。只可惜众多的职业中医，把狗矢当黄金看待，拿死人骨头来啃尝。这种不学无术幼稚得可笑的行为，竟然操着生死之权以司民命，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这种没根基的理论，和执行业务者的无能，反对派全力进攻，正是仁者之用心，佛肠的流露，应该十分尊视着的[30]。
余云岫和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的“废止中医案”，确实是受日本明治维新废止汉方医的影响，在建议的政策、做法上也多有仿效。这项中国的议案是在日本实行废止汉方医50年之后，但结果却完全不同，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后来，陈方之批评说：“吾以为欲解答我国之医问题固不若是之简单也，务宜平其意气，去其主奴，广其思益，综合政情、民情、财情而兼顾之，互学术、立法、行政而彻论之……以旧医学劣败为理由谓即足以淘汰旧医者，此局视学术而不顾其他一切政情、财情之盲目者也。[31]”当年事件的一位见证者、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在五十年之后说：要是当年的科学医学的推动者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中医很可能没有今天这样壮大，而且环境或许更有利于科学的医学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中来[32]。历史不能假设，而且这话也没有考虑后来的政治因素。不管怎样，中医和吠陀医学在我国和印度能够存在下来，自有其内在的根源，应当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别是从文化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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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草研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曾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中药或植物药的研究。日本在中药的主成分提取上成绩不小，可是，应用主成分进行药理实验，除了麻黄碱以外，实际收获极少。因此多数学者对中药逐渐丧失了热情，甚至认为不值得再去研究。但余云岫认为我国是中药的主要产地，仍然值得研究，特别是当时处于特殊的情况下；但由于中药的种类太多，其中许多是没有用的，在研究之前，必须先下一番选择的工夫。
余云岫认为研究中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先做生药鉴定，然后做化学分析，提出主成分，再进行药理实验。这是正规的科学大道，日本和欧美人走过，中国人也走过，但从最后得到的药效结果来看，得不偿失。另一个是利用中医用药的经验直接用于临床，用临床实验的方法去证实它的药效。他说：“如欲发扬旧医国粹，非痛革浮夸之空论，实事求是从药物之效能上着手不可。欲研究药物之效能，非参考数千年之经验则劳而少功，泛而无垠；非用最新最密之科学方法，则浮而不实，疑而不确。(《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就是他的中医药研究策略。他认为选择中药要利用中医的经验，除了咨询当代名医的经验之外，第一步就是把我国有价值的旧医书中的古方汇集一起，寻找线索。为什么一定要古方呢？他解释说：“因为古人质朴，所讲的比较可以信用它。后来人心浇薄、机诈百出，更加有金元派的空想掺杂在内，所以比较的靠不住。(《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证实药效后再研究它的化学成分、药理和临床效用，以至于人工合成。他特别重视唐以前医方，选取其中重要者加以比较归纳，总结出一些中药，如附子、半夏等的治疗效果，见于他的《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33]。他知道中医的用药经验并不完全可靠，但他认为这样做所花的代价，要比从化学分析着手小得多。例如，日本早就提取出了麻黄碱，但他们没有看过中医本草，不知道麻黄有止喘作用，药理实验也错过了，后来让国人陈克恢①发现了。他说有人认为不了解中药的成分和药理作用就直接进行临床试验是开倒车，但如果应用中医习惯用的中药剂量，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所以先上临床不会有什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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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克恢(1898–1988)，药理学家。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先驱，麻黄碱的止喘作用是他首先发现的。
本草原是来自民间，是“杂尝草木”所获得的经验或偶然发现。医师方家利用这些经验，在病人中应用，逐步认识这些药物的作用和毒性，所以本草、医方只是民间验方的积累。他认为，我国古来的治病方药可分为两个时期：自张仲景《伤寒论》以后，直到北宋，皆方多论少；其言药之性能，则云某药主某病、某证用某药，述其当然，而不强凿其所以然。其注重在于实用，其方法在于观察，故本草之学朴而不华，《神农本经》和隐居《别录》所述者，药之功用，绝少五行生克之说。但是，自宋元以后，论药遂以寒热温凉为药之性，更加之以升降浮沉之说，谓某药入肺、某药入肝、某药属金、某药属木，华而不实，已失客观，好以主观空想颠倒之，举实事求是之本草学，陷诸当时空想哲学之旋涡。今所谓的“易水学派”的张元素及其弟子李杲和王海藏，开始用《素问·脏气法时论》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以及“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以及《宣明论·五气篇》中的“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等语，作为用药的根本法则[34]。 “用以说明药效者，先求之于气味，见有可以附会者，则牵而合之。不得，则求之于形色；又不得，则求之于根茎、花实、苗叶发生收采之时令及生产之土宜。多方诡遇，以冀有所弋获，此齐人乞食，不足则顾而之他之术也。安往而不得餍足乎哉？”王海藏撰《汤液本草》，“专以形色臭味，及所生之土地燥湿、方城南北，与夫苗秀花实根茎采取之时节，以牵合其属金、属木、入肺、入肝等说。如罗谦甫论牵牛谓是感南方热火之化，其所以为此言者，以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壮也” (《宋元以后本草药理论概要》)。把本草搞得越来越玄奥繁复，但治病开方仍不离褚氏所谓“屡用达药”四字(《百之斋随笔》)。原来本草的应用并没有什么理论，其“玄言高论”是按药物的用途穿凿附会的。1729年，日本香川德修的《一本堂药选》评论说：“凡采药分六气岁物，或四时、五运、六淫有用药式等，并本于《素问·阴阳大论》引经报使及五脏六腑、补泻气味用药，张元素为之俑；升降浮沉阴阳始于李杲。此皆近世医家之所尊信奉事，日用首务，而究之俱是空论，无益治事，勿泥此等区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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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凡药大都是有毒的，而毒药就是药之“辛苦”者。余云岫说：凡辛苦之药味，必厚烈而不适口，故谓之毒药。根据这些原则和经验，本草书中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而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而真正对治病有用的药，大多数是有毒性的。所以，孟子说：“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后人对此不解，仍然喜欢用普通和缓的药，还振振有辞地说，“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批评说，如果这样那又何必用药呢？近世医家只有陈修园懂得这个道理。陈的《本草经读》说：“凡上品俱是寻常服食之物，非治病之药。”又说：“今人每服上品之药……以治大病，误人无算。”顾亭林《日知录》说：“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毒药辨》)余云岫认为：从药理学原理来看，凡是入药的草木，大多含有植物碱；而药材中有明显的所谓神经毒、原生质毒、肌肉毒、心脏毒或肾脏毒性者，都有可能成为治病的药物，也因为大多含有植物碱。现在有些科学家企图从热带雨林深处或海洋生物中发现新药，其着眼点也大多在植物碱或生物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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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医药的批评，得到胡适的支持。1929年12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说：“晚上与陈方之博士、余云岫博士同饭。我们大谈中医问题，甚有益处。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是)新科学家，决非旧医所能为’。此意与我合。[35]”那个时代医学虽然在细菌学、病理学和临床诊断学诸方面已经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但有效治疗仍然十分贫乏，因而我国学者寄希望于中药，大都主张所谓的“废医存药”。当前分子生物学和量子化学突飞猛进，可以有目的地进行新型有机药物的设计和化学合成，开发出高效、低毒的特效药物，远比从天然物质中寻找新药更有效率。这是余岩那个时代的学者所难以预料的。
四 中国医学史研究
余云岫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了研究疾病史，他从1937年起，把我国各种古书里的病名和证候名，以及证候的形容词搜集起来，加以考证，至1946年完成，先后撰写了《释名病释》、《方言病诂》、《尔雅病诂》、《说文解字病解》、《广雅病疏》和《十三经病疏》，后来将“病释”、“病诂”和“病解”都改为“病疏”，集合为《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在他逝世前的十多天出版。4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必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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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医古籍有关结核病证候的考证中，余云岫发现，类似肺结核证候的最早记载，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虚劳咳和五蒸中的骨蒸。骨蒸属虚劳门，王焘《外台》采之，而冠以“尸注”，说明王氏已知骨蒸有传染性。其所引诸家之论，如《广济》和《骨蒸诸方》等书中所言，都非常像肺结核，而《救急》之《论骨蒸》最为详细：“渐渐瘦损，初著盗汗；盗汗以后，即寒热往来；寒热往来以后，即渐加咳。咳后面色白，两颊见赤，如胭脂色，团团如钱许大，左卧即右出。唇口非常鲜赤，若至鲜赤，即极重，十则七死三活。若此以后，加吐，吐后痢，百无一生，不过一月死。”这些是抗结核药物问世前肺痨病人的典型临床表现，最后出现的“痢”，他认为可能系合并肠结核。他说：“唐人之所谓尸注，实不专指结核病。凡一切急性、慢性传染病及怪异罕见之证，世人以为神鬼之祟者，皆属之。独其中之骨蒸，真乃今日之结核。而苏氏又能知古之肺痿，其病与骨痿同源，并而论之。此其所以可贵也。”
他发现，早在唐代崔知悌的《名医别录》里就有瘰疬与骨蒸病(或痨瘵)为同源的记述。《名医别录》早已失传，幸在《外台秘要》中有转述：“骨蒸病者……无问少长，多染此疾，婴孺之流，传注更苦。”同时把“腹中有块”和“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与骨蒸联系起来。“腹中有块”代表肠系膜淋巴结结核的体征，而“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则是颈淋巴结结核的表现。1925年10月，他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六届远东热带病学会议，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医界都认为，瘰疬与结核病的关系是法国医生雷内克(T. R. H. Laennec 1781-1826)发现的，而中国唐代医家崔知悌比他早1200多年，至今不仅不为外国人所知，连我国也有很少有人知道崔氏的贡献。他的演讲令“满座学者惊为创闻，鼓掌雷鸣”。东京帝国大学医科部长林春雄氏，移到他的身旁就坐，“殷殷询问崔氏详情”，索取讲稿。后来此文刊登在日本的《结核》杂志上(《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还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马刀侠瘿”，至苏游明确地把肺痿和骨蒸合而为一。可惜宋代以后，对结核病的认识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倒退。如：“《三因方》之痨瘵，别无可取”；“有明一代空论愈盛，对于结核病，无可记述……清代大医，肆力温热，及其季年，王秉衡、陆九芝辈盛称《理虚元鉴》一书，然无特长可言，不足观也。要之金元以还，论痨瘵者，不重外来之传染，而偏重内因；不以为一种物质之传注，而专以为身体虚弱所致。故刘河间以为因虚而感寒，李东垣专主脾胃，朱丹溪最重滋阴，薛立斋首明补火。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汉晋唐宋无是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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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era这一病名引入我国，被译为“霍乱”，亦曾音译为“虎列拉”。其临床特征为无痛性吐泻，具有传染性，如不及时医治常因脱水导致死亡。《内经》及其后的医书上虽屡见“霍乱”一词，但在清嘉庆以前，未见有符合cholera症候的记载。所以，余岩说，“今之所谓‘霍乱’，非古之所谓‘霍乱’也”。霍乱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流行发生于1816-1823年，即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三年；第二次在1826-1837年。道光十八年，王孟英著《霍乱论·附案》出版，其中有“丁酉八月间，吾杭盛行霍乱转筋之证者”。“转筋”即腹泻脱水引起的小腿肌肉痉挛，是霍乱的临床特征。诸葛令的序里说：“‘近行时疫，俗有呼为吊脚痧之证，古书未载，举世谓为奇病。’可知此证入吾国，尚未久也。”据此他以为，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传入我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流行之末年，即道光十七年(丁酉年)。后来章太炎告诉他，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道光元年辛巳，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又陈修园《医学实在易》载：“门人问曰，庚辰、辛巳岁，吾闽患此而死者不少，然皆起于五月，盛于六七月，至白露后，渐轻而易愈。”可见在嘉庆二十三年(庚辰年)，霍乱已在福建流行，次年即道光元年(辛巳年)，则蔓延各省，北至燕京，流行过程是自南向北。这些足以说明霍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流行时传入我国的。关于临床观察，诸葛令已认识到“吊脚痧之证”，“即霍乱转筋之候也”。王孟英说，“今人一闻吊脚之说，遂茫然无措，而不知其即是转筋霍乱。”可惜王孟英这一代的医生，在霍乱流行的年代，虽然经治了很多病人，但没有抓住霍乱的临床特点及其与古说“霍乱”的不同，“竟不能察其‘无痛’等特别证候，斤斤焉取《内经》、《伤寒论》之说，以立之范；张冠李戴，且哓哓于寒热之争，以为热多寒少……真呓语也”。(《霍乱沿革说略》、《霍乱沿革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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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鲁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秦国名医——医和为他诊视，谓“近女室，疾如蛊”。余岩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淋病医案记录。他说：晋侯“好女色，名闻列国”，必有流荡狭邪、逾越常轨之举动，必不止婚同姓，因此推测其所生之病，是花柳病，即性病。医和说“疾不可为”(即无法医治的意思)，但晋平公的病在其后10年中虽未痊愈，但仍然继续纳妾，寻欢作乐，说明此病为慢性，并不严重。根据临床表现可以排除软下疳和梅毒，而淋病的特点为慢性，非致命性，时轻时重，平公疾与此相符(20世纪上半叶的“性病学”只包括梅毒、淋病和软下疳3种性病)。根据《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假、瘕、蛊三字通借，疝瘕即疝蛊，亦简作蛊。由名医诊断“疾如蛊”，其证候为“疝痛、出白”，即小解疼痛、尿液呈白色混浊。花柳病中只淋病有此表现(《中国淋病医案之第一例》)。
此外，他的《医史学与医学前途之关系》、《撰述医学史之我见》和《答范行准书》都是我国早期关于医学史的论述，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其他如《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麻疹言古》和《痢疾源流考略》，都是原创性的研究，是我国疾病史的重要资料。他对中医的系统研究，贯穿于对中医发展及其曲折的过程和人物及其与哲学演变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历史考察，褒贬得失，昭示来者，是重要的医学史研究，也是其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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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成就，自然地奠定了他在我国医学史界的学术地位。1947年，《医史杂志》创刊，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余云岫等五人组成，他任总编。1948年，《医史杂志》为余先生70岁寿辰出版纪念论文专号。1950年9月，在中华医学会(上海)举行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上，选出余云岫、李涛、王吉民、范行准、朱恒璧、刘永纯和金宝善等七人组成医史学会第五届委员会，他任中华医史学会理事会副主席。1951年，《医史杂志》即将改刊，编辑部北迁，他辞去了总编职务[36]。1950年，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他被任为委员兼医学史组主任，领导医学史教材的编写①。后来由于政策不断变化，编书未果。迄今也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满意的、符合实际的中国医学史来，以致近70年前陈邦贤著的《中国医学史》仍在重印②。自余云岫逝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和研究成绩虽然被当前我国医学史界有意忽略，但他的著作《〈灵素〉商兑》、《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和《医学革命论集》均被列入陈著《中国医学史》的“参考书目录要”之中，这是无法抹去的。
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特约编审总名册》(1950年11月，油印本)所发布的组成人员名册中，主任委员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主任委员为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苏井观。医学史列为各学科之首，余云岫担任委员兼医学史组主任，李涛为委员，王吉民为特约编审。 ②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中国医学史》的“重印说明”：《中国文化史丛书》是我馆30年代出版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未见可以替代的文化史出版。应学术界要求，酌量重印”，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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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
对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政策的评论、对当政者的批评建议和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是余云岫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社会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社会的矫正剂，也是当政者的苦口良药。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德国不仅是世界科学的中心、医学发展的前沿，而且首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社会卫生改革也处于先锋地位。以著名病理学家魏尔啸为首的德国医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是当时的潮流，主旨是政府应当对大众健康的恶化和社会问题及其改善负责。魏尔啸(R Virchow)的名言“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社会大众的医学”和“医生是穷人的天然代理人”，可见医疗卫生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性。余云岫极力提倡德日派的社会医学主张，宣扬国家昌盛、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两大要素即是“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而首先“必须先有‘医学之科学化’为之根本”。强调这“两化”是内政、外交的重要事情，“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国际的迁善，万万不能离开科学医学的真正认识点”(《〈余氏医述〉第一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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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认为：卫生行政和医疗制度是可以根据国情变化的，不一定照搬他国的模式，但医疗和卫生工作的规程必须有科学的根据，与世界各国接轨。他指出，当政者要信任专家，在制定医药卫生政策时，必须广泛咨询专家的意见，使之切实可行。“国之卫生行政，非徒由政府开设几个机关，委命几个部长、司长、处长、科长及几十、百个人员，就可成事”，必须发挥全国的医务人员的作用，宣传教育大众，才能使卫生工作运转。当时我国疫疠猖獗流行，医务人员不仅质量低下，数量也严重短缺，且大都为未经培训的“旧医”，成为实施卫生计划的严重障碍。他按照当时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和医学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计算，100年还达不到所需要的医生数量。因此，在发表《废止旧医案》的同时，他提出了《急须设法增加全国医师人数以利卫生行政之进展案》。
他认为医学教育关系民族民生的根本，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状况出发，规划步骤，逐步发展。在制定方针计划时，脑子里应该有一个“贫”字，从贫穷中求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就有希望，“可以得到平均度的整个继长增高了”。至于讲究卫生，也要从“贫乏”的立场，用最低限度的财力，搞“刻苦卫生”，而不是“局部畸形的发展”(《我所希望于主张医学教育者》)。这些思想与当今要求的全面而公平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谋而合。他重视医学研究的作用，向当局提出很多加强医学研究工作的建议，然而在医学教育方案中，他则提出第一步应以急需的实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因陋就简，降低要求，以期足以勉强应付医疗卫生工作需要。他说，医学院本科与专科的专业课程本无甚悬殊，二者水平的差别全在于基础课的深浅。因此，他坚决反对教育部的停办医学专科校的计划，建议开始几年宜多办专科教育，十余年后待全国的医生人数稍增、需要减缓时，再逐步提高医生的教育水平，停办医专教育。同时要求教育部在涉及医学教育问题时必须与卫生部协商合作。此外，他针对当时医学院应用外国教材和外语教学的倾向，提出宜用国语国文，以便新医学的中国化。他的这些建议可谓真知灼见，在共和国成立以后，正是通过这些办法为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培养大批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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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评内容涉及医疗卫生的各个方面，但都贯穿着文化批评。对于中国的医药发展的历程，始终在虚玄的道路上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原因，他都从我国的文化中寻找根源。近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陈小野所著《关于余云岫的“民性思想”》一文，几乎把他的所有文章都归于有关中国的民性及其对医学革命的影响的研究，认为“民性”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37]。这里所说的“民性”，其实就是文化。所谓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习得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在《〈灵素〉商兑》发表后，医界和社会上的反响并不强烈，没有产生他预期的结果，后来他的《废止旧医案》又未能实行，令他十分失望。于是在1931年他写出以下一段激烈的批判文字。
余向谓国人陷溺情感，藐忽理法，行事治学，无一不以模糊了之。徒讲粉饰，虚与委蛇，遂无实事求是之思想，循名责实的工作。宣传而外，能事毕焉；敷衍之后，责任尽焉。是非不讲，真伪不究。国无可守之律，学无可循之规。或以文乱，或以武犯，或以势劫，或以利诱，习而成性，恬不知怪。及其末路，遂至黑白不分，菽麦不辩。痴愚顽嚣，侪于蛮野。中国之亡大半由此。芸芸民众，沉醉不醒。虽为之大声而呼、垂涕而道，昏耄骄恣，无闻见焉!庄生有言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则曰：“祸莫大于民亡，而国亡次之。”中国之亡，无民故也。(《读〈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尸体记事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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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多么的强烈。有人指责余岩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个政治标签是贴不上的。实际上，他在感情上十分热爱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然而理智上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够为科学和民主铺就发展道路，而且在引入先进的医学体制时举步艰难，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因而发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呼喊，这正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体现。
中国的传统医学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原因不止一端，但“我国风气古来皆保全尸体，不欲毁伤，医学之落伍、玄谈之流行，实以此风气为重大之原因”。因此，他在第二次全国医师联合会上提出《劝告全国医师组织“病理解剖有志会”案》，倡议组织团体，共立愿书，死后以尸身供病理解剖之研究，以指导民众改变积习。他不仅做提案、写文章，而且躬行，垂范医界。
余云岫对医界的批评，如欺诈病人，攫取金钱；医生间“彼此相訾，予智自雄”和泛滥的虚假医药广告，以及对病人的规劝，指出国人重药石、轻诊断，不遵医嘱，不肯摄养和不重视预防的医患两方的陋习，至今仍有增无减，医德颓丧几至谋财害命的程度。此外，《老人心理与国民心理》、《醉汉心理与国人心理》、《意志薄弱》、《时疫——社会应有之觉悟》、《异哉旧医之举动》和《新医与社会发刊词》等这些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批判文章，都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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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余云岫应他人的要求或为自己的著作写了很多序作。这些序言大都有对主题的评论，或对谬见的批评，言之有物，顺理成章，无空泛溢美过誉之辞。至今仍然十分可读。
总之，余岩关于医学革命的著作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不乏创见，是研究中医药问题、中国医学史和医疗文化不可不读的。这些著作不仅有历史的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不揣才疏学浅，将《医学革命论集》中绝大部分内容，加以标点和注释，再将其他来源的重要文章补充进去，编辑成《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一书，让更多的人读到余岩的原著，为困惑于中医药问题的人提供科学的思考方式，推动对中医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
中医是中古时代建立起来的、与我国文化紧密相连的传统医术，虽然历史悠久，医书卷帙浩繁，可惜没有走上科学之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是欧洲的传统医学；它也历经漫长的曲折发展阶段，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自然科学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最后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医学。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医学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之间的差别，是古今之异，而非地域之别。中医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停留在虚玄的前科学阶段，在一个自足的抽象笼统的概念系统里进行思辨，满足于自设的逻辑。可是，逻辑推理首先要检查前提的事实基础、术语和概念的定义。中医的要害是缺乏客观事实的基础和明确具体的基本概念，经验也从未经过切实的证明，因而经不起公认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启蒙思想家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38]”就是说：中国的医药和风水、算命一样，表面上推理头头是道，但其原初的根据是凭空捏造的，缺乏事实基础，因而全盘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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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医的性质及其地位之争，决不仅是理论或观念上的问题，而是涉及建立安全而有效率的医疗制度和制定合理卫生政策的大事。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医的是非和前途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学界理应是不难得出共识的。但是，自从20世纪民国开始，这种争论反复出现，但都由于传统力量的强大，无果而终。首先，它触及广大中医药业者的切身利益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的担当。其次，当时新医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需要。最后但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惰性，农耕社会大众对旧医的习惯和信仰，以及上层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使得中医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与政治斗争结下不解之缘[25]。
1950年，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卫生部根据国情制定了“团结中西医”和中医科学化的政策。鉴于大多数中医出身于学徒或自学成医，没有受过基本的医事教育，于是广开中医进修学校，对中医进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系统补习，这对于提高中医的实践能力，适应社会需要显然是必要的[39]。这种做法不仅受到追求上进的年轻中医的欢迎，也曾是许多有见识中医的主张，名医陆渊雷和施今墨就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可是，1953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做出有关中医问题的批示，批评卫生部的这些做法，贺诚和王斌①两位副部长因此受到批判和解职，从此卫生部动辄得咎，遂使中医政策朝着“宁左勿右”的方向越走越远，连学术讨论也成为禁忌，终至开医术入宪之先河。中医问题的政治化，在社会上，甚至在科学界和学术界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至今是非难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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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县人。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长征。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中将军衔。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他是解放军和我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建人，“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倡导者。 王斌 (1909-1992)，四川兴文县人。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1935年入党。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是“我国卫生事业主要创建人之一”。
近年来，一些人关于叙述中医论争的文章，大都缺乏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他们不懂医学的历史，也无意分辨科学上的是非曲直，只是摭拾陈言，趁着“国学”和“复古”的热风，在混淆的概念里兜圈子，做文字游戏。《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一书的出版，是希望打破长期以来对余岩及其中医观点进行一面之词的批判局面，还其本来面目；为认真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学人和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份中西医论争的历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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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引用的余岩著作，除注明参考文献者外，可参阅《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祖述宪编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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