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当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当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渐行渐远。
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西学东渐，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医疗技术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重要一幕，至今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仍然有极大的影响。
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知道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和抨击。最早读《呐喊》，应该是40年前上初中的时候。鲁迅的文字，自有让你过目不忘的力量，文中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影响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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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吴昌硕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可以说，“西医＝科学与先进，中医＝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现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问题是，西医从来就很科学吗？远的不谈，就是到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在发烧初期进行发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积衣服，提供具有发热性能的物质，诸如酒精、香料等等，这些东西往往使血液沸腾、痉挛加重、病情恶化”———这比“不科学的”中医，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当时，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因为在19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前，“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
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
, 百拇医药
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对18世纪以前的西医，差不多全部适用。在很多方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远甚于传统中医。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和心电仪等在19世纪后半期，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
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而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当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渐行渐远。越来越落后的，又何止中医一家？
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广义地说，一切理论都是以“假说”、“猜想”的形态存在的。问题是，是不是把理论———假说和猜想———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
, 百拇医药
从这点看，说传统中医输在无力提出系统而精确的假说和猜想，不如说输在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举一个例子，李比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一系列假说，可以很快在资金充裕、设备和人手齐备的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反观中医，2500年前的《内经》提出的“经络说”———一个伟大的猜想和假说———差不多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学里靠现代摄影技术，方可做到让“看见”经络的存在得以实现。天分再高的猜想，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谈什么科学呢？
巴慕德(HarollBalme)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对“准确真实性”的寻求；其二是“托管制度”，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护士和医院。我的理解，追求“准确真实性”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托管制”呢？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因为这两点突破，西医的科学水准就把中医越拉越远了。
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说。个人之见，决定性的差别是中国没有提供不断验证、推翻、更新医学假说的社会条件。试想，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追求“准确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 百拇医药
在少数人口积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城市，倒是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准的知识分工。但是很可惜，传统中国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为中心，即使在中医分工水平最高的太医院，皇帝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龙体托付给他的宫廷御医。相反，皇上总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历代御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来不及，哪里谈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体当作客观对象，从容循着“观察-问题-假说-验证”的科学路线行动呢？说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论”，唯一的“好处”就是讲不清楚对与错———那实在是逃避责任的最佳护符。
这是我对中西医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与“中”、“西”无关。凡同样的结构，都有差不多的结果。18世纪以前的西欧、19世纪以前的美国、20世纪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论什么医，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
西医将每种疾病规范化，确定标准化的治疗方法，生产简单化的药剂，直接作用于活性分子。传统医学延续了复合性特点，坚持个体差异，根据病人特定情况确诊病情，最终使中医复杂的治疗方法保留下来。中医药要想在世界得到应用，需要引进质量和安全准则，借鉴现代医药的标准。中医药的复杂性不应被曲解，那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百拇医药(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西学东渐，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医疗技术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重要一幕，至今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仍然有极大的影响。
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知道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和抨击。最早读《呐喊》，应该是40年前上初中的时候。鲁迅的文字，自有让你过目不忘的力量，文中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影响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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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吴昌硕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可以说，“西医＝科学与先进，中医＝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现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问题是，西医从来就很科学吗？远的不谈，就是到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在发烧初期进行发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积衣服，提供具有发热性能的物质，诸如酒精、香料等等，这些东西往往使血液沸腾、痉挛加重、病情恶化”———这比“不科学的”中医，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当时，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因为在19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前，“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
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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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对18世纪以前的西医，差不多全部适用。在很多方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远甚于传统中医。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和心电仪等在19世纪后半期，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
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而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当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中华帝国渐行渐远。越来越落后的，又何止中医一家？
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广义地说，一切理论都是以“假说”、“猜想”的形态存在的。问题是，是不是把理论———假说和猜想———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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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点看，说传统中医输在无力提出系统而精确的假说和猜想，不如说输在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举一个例子，李比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一系列假说，可以很快在资金充裕、设备和人手齐备的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反观中医，2500年前的《内经》提出的“经络说”———一个伟大的猜想和假说———差不多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学里靠现代摄影技术，方可做到让“看见”经络的存在得以实现。天分再高的猜想，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谈什么科学呢？
巴慕德(HarollBalme)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对“准确真实性”的寻求；其二是“托管制度”，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护士和医院。我的理解，追求“准确真实性”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托管制”呢？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因为这两点突破，西医的科学水准就把中医越拉越远了。
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说。个人之见，决定性的差别是中国没有提供不断验证、推翻、更新医学假说的社会条件。试想，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追求“准确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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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人口积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城市，倒是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准的知识分工。但是很可惜，传统中国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为中心，即使在中医分工水平最高的太医院，皇帝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龙体托付给他的宫廷御医。相反，皇上总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历代御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来不及，哪里谈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体当作客观对象，从容循着“观察-问题-假说-验证”的科学路线行动呢？说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论”，唯一的“好处”就是讲不清楚对与错———那实在是逃避责任的最佳护符。
这是我对中西医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与“中”、“西”无关。凡同样的结构，都有差不多的结果。18世纪以前的西欧、19世纪以前的美国、20世纪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论什么医，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
西医将每种疾病规范化，确定标准化的治疗方法，生产简单化的药剂，直接作用于活性分子。传统医学延续了复合性特点，坚持个体差异，根据病人特定情况确诊病情，最终使中医复杂的治疗方法保留下来。中医药要想在世界得到应用，需要引进质量和安全准则，借鉴现代医药的标准。中医药的复杂性不应被曲解，那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百拇医药(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