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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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读《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有感
鞠 曦
南开大学教授辛立洲先生的《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一书，最近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笔者读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是自文化热以后出版的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该书朴实无华，言简意骇，立意宏深，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指导性颇强。书中归纳出大量的有关人类文化的图表和理论总结，说明了本书的简练笔锋和理论修养之精深。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匠心和使命感。笔者读后，颇多受教益和启发，便不揣笔拙，欣然命笔，概然成文，向读者介绍此书，好书同享者，是也。
(一)
本书开宗明义的道出了文化问题的缘起。“文化问题在当代之所以被提出，究其根源，在于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把人类与自然双方割裂与对立起来，并且自封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而可以向自然界‘索取，索取，再索取。’这种延续三百余年的人类无限索取的结果，把人类也送到了坟墓的边缘。”( 《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第1页。下引此书，均只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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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笛卡尔从哲学上把精神和物质二元分开后，培根又以经验论作为对实在的能动性而创立机械论世界观之后，人类向自然界索取能量的手段越来越进步，人作为机器，把经济学的原则作为对自然的法则，人类便开始走向发生于当代的生态危机。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普遍使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论，把宏观的自然的整体规律抽象为经济学的定量模型，忽视经济结构与自然系统的关系，认为经济的增长单纯的表现为量的增长，使经济的目的表现为单一的向自然界索取能量。发展的结果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平衡，使人的社会存在的自然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学能否还是一门科学，能否继续存在，已成为相当的问题。这是源于笛卡尔──培根的机械论哲学所导引的必然结果。显然，危机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带来的。因此，“现实的困境把人类逼到了这一步，必须改变认识方法，改变思维方式，否则，真的陷入绝境而不能自拔”(第8页)。人类的哲学是知识的自我反思，知识的自在同一与自为对应的反思是哲学产生的原因。所以，哲学上常出现的怪圈(称悖论)是不能避免的，使用正确的思辩是避免怪圈的唯一方法。但是，一旦人与自然界的存在也陷入怪圈，原因尽管来自于思辩的错误，而所形成的危害则是非常危险的，势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为寻找生态环境危机根源，为寻找走出危机的道路，最后意然找到人类自己身上；地球生态环境，社会种种危机，根源竟是人类自己，是人自己错误的认识方法，是人对待自然界的不正确的态度，是人的贪欲，是人为追求外在物资利益而放弃理想和伦理的错误行为；出路，首先是人自己进行一次自觉革命，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80年代对全球性危机探讨的最深刻的成果。它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人类精神关注点，从身外客观万物转向自身，把人的思维认识方向，从外转向内”(第12页)。作者指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将发生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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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类的哲学必须把“认识你自己”做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讫今为止，人类对自身的了解知只甚少，在本体的意义上讲，可能一无所知。正是这样，终于给自身带来了危机。显然，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到来，竟是到来的危机所导引下自我反思的结果。“繁荣，意味着首先是一场革命”(27页)，因为“在全球范围来看，人类所面对的危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是‘文化的危机’(第27页)。这种危机的文化具体表现为:“ 以当年文艺复兴所倡导的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伦理精神”、“以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个性自由自主的个人主义精神”、“以文艺复兴以后从近代科学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以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思想为核心和自然法原则建设的社会制度”(第27页)。因此，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是反思其“在经历了300余年的发展之后，所造成的现代危机正趋向否定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辉煌， 并导致人类反思深入到了可能否定文艺复兴时代所创造的思想和基本精神的程度”(第27页)出现的必然结果。
人类为生存的态势所迫，使世界上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把力量投入了中西方文化之比较研究，以期在文化的共有基础上寻求新的文化生长点，世界的“中国文化热”，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正如作者指出的: “我们提出人类文化发展三次大繁荣的论断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时，为了进行纵横比较，而从人类整体的历史长河和当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偶然发现，讫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是不断向现代水平提高，而文化发展则时而发生‘复古’现象，即在人类不断走向文明和自觉的进步中却时常反顾古代文化而发现其新的价值，‘古为今用’似乎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规律。最突出的例子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始于复古，终于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文明”(第15页)。所以，显而易见的人类已“发生过两次文化大繁荣:第一次高潮以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繁荣为代表；第二次高潮:就是发生在约400年前的文艺复兴。目前发生的是第三次:其高潮尚未到来，以罗马俱乐部在本世纪60年代末给人类提出‘全球性危机’的警告并引发全球未来研究热潮作为开始的标志”(第15页)。作为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具体内容是“始于复兴东方古文化而形成新的、现代‘文艺复兴’而为后现代社会的到来鸣锣开道”(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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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以非常清晰的脉络勾勒出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原因是起源于人类的文化危机，并正确地预见了由此将发生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文化现象。这一结论，从发生的原因和达到的目的及其进程，都作了具体的论述。这一结论，无论从哲学、文化学还是经济学、历史学等角度去论证，都将认为是正确的。由于这一正确的预见，将使人类在走出自身所造成的危机的进程中，方向明确、意志坚定，以正确的正如本书指出的方法去完成人类文化的历史变革。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将进入深刻的、稳步的发展时期(而不是一哄而上的热闹场面)，以期为第三次人类文化的繁荣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因此，现在我们应当认为，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国内外的中国文化热潮，正是不自觉的使中国文化加入了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进程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则应该更加认为，本书的问世，将是把这种不自觉的研究引导到自觉的普遍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二)
在人们认识宇宙存在及其自然万物的规律时，都是在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修改以往的结论，从而更好地形成自己的哲学认识。所以，不管是持什么哲学观念的人，遇到问题，他都会自然而然的从主体方面反思，绝不去改变客体的本质使之适应于主体的哲学。看来，这似乎有点唯心，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向自然进军的哲学模式在其造成的危害下不得不变为改造自己，向自己进军。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造以往的哲学模式。作者指出:“对于‘全球危机’的根源和出路， 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名流，近乎一致的认识到:必须从新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入手，以寻找人与自然的合乎实际的关系原则；以往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做主宰者，任意改造和索取自然‘血肉’的态度和方针，再也不能维持了”(第29?0页)。只所以发生这种局面，作者恰如其份地寻找到了文化根源；“文艺复兴，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两大发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扼杀，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科学的压制，解放了人的个性使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无限前景，推开了近代科学殿堂的大门使其迅速登殿升堂”(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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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听当年文艺复兴时期有影响力的几位思想家们说的话，也许能发人深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哲学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达.芬奇说:“在自然停止创造形式的地方，人也就开始借助于这个自然从自然事物创造出无数的形式”。培根更进一步说: “知识的目的并不在知识本身，而在于对自然的统治”。笛卡尔更大胆地宣布:“给我广延和运动， 我将造出这个世界”(以上所引均见于第34页)。历史到了今天，可以看出，人对自然的统治使人丧失了在自然界生存的正确地位。看来，“统治”一词是个不吉祥的术语，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上，只要忘记自然平衡，而乱用人的意志和权力，到头来，被害的只能是统治者自身。也许，老子的自然和无为的两大法则提出的太过于思辩，使人不能早解其意，但，岁月的磨励，残痛的教训使人们终于领悟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古训。作者认为:“文艺复兴首先是解放了人，又依靠这获得了解放的人从教皇那里夺回来地球，宇宙和万物，便大踏步地向自然进军，进而使企望以所创造的科学统治自然了”(第34页)，是错误的根源。这一根源形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涉及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而与人类关联最密切的，作者认为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生目标是对豪奢生活的追求， 人为此而贪婪于财富和金钱”(第37页)。因此，作者提出把“调整人生目标，重新认识人生价值和意义，抛弃积习已久的对经济富裕的贪得无厌的追求，改变把豪奢生活作为人生目标追求的现状，树立一种新的精神追求目标”(第39页)，这一新的精神追求目标，是“东方民族的传统生活观念”是“应该把健康生活作为追求的生活目标，必须放弃对豪奢享乐的眷恋，或者从迷失从醒悟而追求健康生活”(第39页)。作者接着提出了健康生活的标准是: “应该是人与环境间平衡和谐相处，从而自身能力与自觉力也相偕平衡发展的生活”，“实现这种平衡或健康生活的操作原则，最重要的有两条，欲有节，行有度，关键在度。展开说，将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第42页)。作者站在哲学角度，道出了关键所在。哲学作为人类知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点，决定其是人类知识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知识，因为一般的行为方式都为其所导引，所以，认为哲学失误所导引的失误还有如下几种:“一、全球整体意识的空白” (第44页)；“二、人的自我认识的不成熟”(第47页)；“三、利润、自然、道德三者价值本位的失衡” (第58页)；“四、科学研究的外向性局限” (第68页)，因此，人类在目前开始，就必须着手解决这些失误，而这一切，又必须从哲学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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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的近代哲学，自从科学成为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主要手段之后，哲学变成了科学的廉价说明书，哲学在科学的外衣下维持生存。终于，怪圈发生了，科学在当代所遇到的认识论困难，终于又重新要求哲学为其解决。由于这一原因，也导致科学的内向性发展，把科学的对象指向人的自身，是“认识你自己”的深入。我们不得不这样思考: 科学的这样的发展方向，必将改变以往的科学模式而导致哲学的复兴。我们看到，科学的模式从文艺复兴以后 至今没有多少改变，虽有相对论冲击，但没有多大改变，这个培根--伽利略的物理模式将伴随着内向性发展--人体科学的研究而改变自身的模式，并由此成为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重要工作。而哲学复兴，是指哲学“返朴归真”即归回本体的研究。哲学的困境表现为本体的失落，因此，冲出困境的方法是哲学起点的回归。具体讲，就是要反思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的起点，对应于中国哲学的，则要反思《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去发现存在的更为一般的形式。也就是说，哲学的复兴就是指哲学回到其自在的本质中去建立自身自为的自在存在。关于这一点，辛立洲先生曾在第五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1993.9月.安阳)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周易》很可能是把古代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科学和哲学联系到一起的纽带”。辛立洲先生在本书中则进一步指出:“当代哲学，正面临新的逻辑起点的选择”(第90页)。 这个逻辑起点作为当代哲学发展的新起点，“应遵循两条:一是要寻找宇宙最一般的存在， 二是要展开这种一般存在时，能把哲学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带出来”。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学问，其对基本存在的追寻，首先是发现存在的一般性，再反思其一般性对全部存在群体的自为，以指出解释全部存在群体的自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的哲学原理的确值得我们大力研究而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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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纵观我们人类，其科学技术的发明利用，无不处处体现于自身的豪奢生活上。尽管科学能使人上天入地，无所用其及，然而，人类却不能不生活在地球上，就人的个体和群体而言，都不能不依靠向大自然索取能量而继续维系生存。从形式上看，人到现在还没脱离为自然界中的一种能量转换的动物。这个本质，只要不改变，我们就只能大声呼喊: 爱护大自然吧--我们永恒的母亲。
从哲学上讲，如果认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人类文化大繁荣以来所书写的历史向我们展示出人类的历史是必然所犯错误的历史，那么，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带给我们的将是一部人类不再犯错误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将从现在开始，逐步由自为进入到自在。 由于本书为我们揭示了这种进入自在的程序，这是作者为我们所做的又一大贡献。
(三)
作者在论证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已经启动的特征是非常明确的，即: 全球的整体观念的确立，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哲学思维上。因此，本世纪由罗马俱乐部向人类发出，“全球性危机”的警告开始进入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由于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整体论，所以，在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中，世界把眼光投向中国，期望在中国的文化中寻求其新的文化生长点，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国文化，作者介绍了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武术热”、“气功热”、“孔子热”、“周易热”、“汉语热”和“国际中国热”等热之后，又例举了伏尔泰、莱布布尼兹、罗素、汤因比、汤川秀树、普戈里金、席文等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后指出:“他们衡量中国文化的尺子有两个， 一是克服西方文化所存在的短处，二是走向未来的需要。用这两把尺子衡量，他们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六个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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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持续地保持稳定，这是人类古老文明中唯一较完整地保持到今天的特殊一例。
第二，中国文化中政治文化成熟完整，“长期地保持国家统一”，这样的历史遗产，可能成为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需要的不可多得的财富。
第三，孔子及其所创儒学道德伦理体系和仁人精神，对于疗治西方社会争斗，自我主张(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个性畸形恶化和社会道德沦落，无疑是良方。这一点，在我们看来，应作一番“剔除糟粕”的工作才能拿来的遗产，他们少有批判地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
第四，中国文化中以“整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整体思维方式和追求和谐统一精神的倾象，对于他们那种“拆零”思维的补充和谐调作用，给予了肯定。
第五，中国文化中主客不分，灵(精神)肉不分，波粒不分的整体(道或元气)一元论哲学原则，他们发现并给予了肯定，这对于西方主客，心物二元论哲学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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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老庄道学(浑沌无极)理论与现代物理科学前沿夸克困难的解决，发生暗合，可能导发当代自然科学向古典哲学的复归， 完成一次“否定之否定”实现“大脑两半球互补” 的比喻”(以上见于135?36页)。
然而，作者并不是在立论于西方人的论点上肯定中国文化的历史作用，而是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功底做出自己的结论:“中国文化，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 有什么价值?这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争论到今天，或许还要延续几十年才能统一认识的问题”，但作者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于我们的现代化是包袱，也是财富， 并且首先是财富。随着历史向前发展，这笔财富，将不仅为中国人，而且将会得到全人类的关注和赞誉”(第228页)。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令人折服的思辩分析将这笔财富作了概括总结。 作为中国文化的直观特征是:“1,三才一体，天人合一”。作者又用十六个字加以概括:“三才一体，系统感应，人为主介，和谐中正”(第167页)。“2:家天下政统”(第170页)。“3:重乡土，敬祖宗”(第173页)。“4:民均主义” (第176页)。“5:崇德尚义”(第177页)。“6:韧忍宽融” (第179页)。“7:持中为优”。(第183页)。作为中国哲学的认识论特点:“1，从整体出发，归于整体”(第210页)。“2，直接悟入”(第212页)。“3，追求适宜”(第215页)。 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特点:“1，大道一统”(第216页)。“2，仁礼进取”。“3，养于虚静”(第224页)。显然，这些财富的概括整理，是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的基础， 作者的辛勤研究，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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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化学是对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进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作者用此种方法进行对文化的比较分析时，指出:“说那一种文化优与劣，只能承认事实， 各种文化都有各自生长的自然，历史条件，也都曾有过，或现在正有、或将来会出现自己的辉煌，也都支撑着文化的创造者安心立命地生活，但也必须承认，各个时代都必定选择一种能体现和表达这个时代精神的某种文化作为它的代表而特别予以厚爱。从本书前边的论述和上述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在新旧交替的现实中，虽然人们，特别是有思想的人们免不了苦恼， 但现实困境渐渐把人们的希望目光引向中国文化，未来在向中国文化招手”(第243页)。正因如此，作者把以下八个方面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点从而视为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参照系:“第一， 大道一统，乍进虚养的传统精神”(第263页)。“第二，以系统为整体，直悟求宜为特点的认知方式(第263页)。”“第三，人与自然成朋友的自然价值观念(第264页)。“第四，中国文化造就的豁达，宽厚、内向，中正的为人风度”(第264页)。“第五，进亦足，退亦足的人生态度(第264页)。“第六，俭朴的生活作风”(第264页)。“第七，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观” (第265页)。“第八，中国文化的凝聚力”(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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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最后，作者又一次强调指出: “中国文化对于21世纪人类发展和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具有两种奠基作用:其一，中国文化所提供的两种社会价值本位，即自然和道德， 将成为21世纪和人类第三次文化大繁荣中人类社会价值本位的基石”。其二，中国文化所提供的朴素系统一元整体观，必将与现代系统科学结合，把“系统”作为新时代一元论哲学的逻辑起点推荐给21世纪的人类和及其第三次文化大繁荣”。“中国文化对于21世纪的人类及其第三次文化大繁荣应具有两种价值:一曰开智，二曰养神。” (第266页)。
对于书中的大量的关于对人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成为一家之言而提出，由其发现的内在规律所决定，从而重点提出了人类必然出现的第三次文化大繁荣的结论，值得当代学者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深思。笔者以为，本书运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法则，恰如其分地论证了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所发生的机制与历史必然性，为这一历史必然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方法论，从此吹响了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号角，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走国的进程中，使人类的文化发展走向更加尽善尽美的境界，为创造一个人类美好的存在而奋斗，这是作者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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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认为本书尚有需讨论之处，笔者想提出两点与作者商榷。认为宇宙中的万物包括人是一个整体，对其所认识的哲学为了求其真必然使哲学在认识宇宙本体与人的关系中进行统一，这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这种统一在西方哲学的基本构造来看，是为“物质与精神” 而有唯物与唯心之分。在中国哲学来看是“天”和“人”；“道” 与“器”或“理”与“气”，而有唯物与唯心不分。现代哲学，又产生了所谓的新老三论，作为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支柱。研究“系统”的哲学内涵，就会发现，其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仅仅构成了对于方法的认识，具体讲，是对科学方法的功能之认识，是属于物质运动的科学精神重构的一种理论，所以与存在本体(宇宙本质)的规律和对其认识的哲学精神相差甚远。这一事实是西方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原则所必然产生的后果。作者提出“寻找当代哲学发展新起点时，应遵循两条:一是要寻找宇宙间最一般的存在，二是要展开这种一般存在时，能把哲学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带出来” (第91页)， 接着作者认为这个最一般的存在是系统或是其他?而倾象于认为是系统。作者认为应当把“系统”作为新时代一元哲学的逻辑起点，推荐给21世纪的人类和及其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第266页)其理由是:“第一，系统是宇宙间无限大和无限小的领域里最一般实在:第二，通过进一步研究，可能发现它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涵概作用和整合作用，发现建设系统一元论哲学可能途径。”(第91页)。笔者认为:这个宇宙存在的最一般的形式，必须不具有其他哲学范畴的属性(例如: 运动、静止、 阳与阴，但却又包容这些属性)，而且，这个一般存在的形式是最基本的纯形式和纯内容的统一，由于这一问题在哲学上始终没有解决，所以才形成了由此发生的对一系列问题及哲学研究而形成我们看到的哲学史。所以，这个纯形式和纯内容的统一，其本身在语义学上就是一种没有任何定义而包含所有意义的语言和文字范畴。这一要求，对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而言，是多么艰难啊!哲学是在寻求一种范畴来说明这个存在，这正是哲学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之处” ，“所以《周易》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谓。为此， 我们的哲学界多有误解(尽管出于一种价值观)帕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西方哲学的高峰--黑格尔比较把握了这一哲学意竭，尽管当时的科学已经占有对知识的统治地位，他还是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绝对精神”本身，已具备了本体的内涵。黑格尔再走一步，可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然而，他的辩证法的精神与物质对立统一观，使黑格尔失败了。从中国哲学看，“形而上者为之道”，例是把握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西方哲学的独立形式，以其不可否认的方式证明了世界具有的物质特性的那一部分而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所以“道”能否涵盖这一内容需要与西方哲学进行对应性研究而发现“道”也不具有这一普适性。这样，必然要寻求一种更一般的‘存在形式去研究和说明宇宙的存在之本质。所以系统不是最一般的宇宙的存在，是一种对宇宙内在机制的说明，不是产生机制的原因。是一种对形式的说明，不是形式本身。笔者认为，建设一无论哲学必须系统化，是指这种哲学原理的对基本存在的作用机制包括最一般的实在直至整个宇宙，这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这个基本存在成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必须能由此组成一个三论统一的系统化一元哲学，是系而统之之意，不可能用系统组成一元哲学。所以，系统是指从宏观到微观，从人到社会，从社会到自然，从物质单元到整个宇宙的构造，不是一般存在。“系统”本身更不具有哲学思辩的思维运动法则。例如: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或统一关系，用“思维和存在是系统关系”，不能揭示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原理，这存在着思辩上和解释学上的困难。因此，系统是一种只对主体负责的精神构造，不是最基本的存在因此不能解决以往的哲学问题，也带不出主要的哲学问题。笔者认为:这个最基本的存在不是“道”、“太极”等范畴，是“时空”!由于这已离开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的有关文章。这是要商榷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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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商榷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能否把气对应于场的哲学研究。认为气与场有统一性，对于本书要解决的关于“心与气”的统一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并且不利于解决这个关于人能否认识宇宙的本质问题。本书所引何祚麻的论点是:“物的“聚”、“散” 便形成实物，亦即激发成各种各样的粒子”“接近于现代科学所说的场”“可以认为元气学说是现代量子场论的滥觞。”(第221页)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场论的物理模型，坚决认为物理世界是一个客观实在。所以，他最后的三十年研究是力图使四种相互作用合成一个物理模型--统一场论。“场”的概念，是现代物理中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一种在“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所引发的理论，那么，这种场不具有存在的一般性质是很清楚的。总不能认为一般存在即是一种实在又是一种场，而且场不具有使“心”与“物”统一的功能。“气”在哲学中具有认识论功能，例如，《荀子. 王制》:“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张载的《正蒙.太和》: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具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可见，气有本体的功能之意，是基本的存在。然而，“场”却不具备这些，并且，“场”的自在聚散之原因，物理学根本不清楚，因量子场只服从统计规律。何祚庥所论证的只不过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而已，气却具有一散为万物的功能和合二为一的实指，包括人的精神。并且，气不是实在而是“道”、“太极”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所以，气是哲学范畴，场是物理学范畴，不能相提并论。试问: 场还能散吗?再散是什么东西呢?而气却是能散能聚。至于“元气” 是至春秋时期以后由气发展而来的范畴，基本与气的范畴相同。总之，气是一种功能，是本体产生的作用。而场却是物理存在状态，是一个单义指称。“万物复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可见气是指周流万物，“气”有万物与本体联接的作用，可见气还具有使“道”与“器”统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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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综观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中国文化概论”的研究计划，本书应当称为“人类文化导论”。只所以这样讲，因为本书的着眼点是放在人类共同发生的文化问题及寻找解决的方法，不是单纯的就中国文化而言的，而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使之在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进程中作为一种基础，从而使人类文化形成一个由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融和而成的新文化模式。所以，我们说，本书是“人类文化导论”和第三次人类人化的号角，由此而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宣言书。相信，本书作者所预言的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局面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在人们面前，他将是“人的革命的全面和不断展开，即当地球上的大部分人类都反思整个人类的历史，从而检讨以往支配自己行为的哲学原则、经济观念、社会制度、艺术观念、伦理规范、价值观念、生活目标、自身特征对自然的态度、家庭观念、科学研究、生死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而有所悟的时候，那毫无疑问将会是讨论争鸣，学说林立，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欣欣向荣的局面”。(第14页)。
“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球性的文化革命!”(第27页)
“在这场革命中将创造出人类第三次文化大繁荣”!(第27页)
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在这场革命和这次文化繁荣中，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和创造的业绩将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十倍、几百倍。任重而道远，炎黄子孙当以此自励。
注：本文原载辛立洲：《中国文化简论》第269页，天津社科出版1994年4月第1版。,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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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教授辛立洲先生的《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一书，最近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笔者读后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是自文化热以后出版的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该书朴实无华，言简意骇，立意宏深，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指导性颇强。书中归纳出大量的有关人类文化的图表和理论总结，说明了本书的简练笔锋和理论修养之精深。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匠心和使命感。笔者读后，颇多受教益和启发，便不揣笔拙，欣然命笔，概然成文，向读者介绍此书，好书同享者，是也。
(一)
本书开宗明义的道出了文化问题的缘起。“文化问题在当代之所以被提出，究其根源，在于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把人类与自然双方割裂与对立起来，并且自封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而可以向自然界‘索取，索取，再索取。’这种延续三百余年的人类无限索取的结果，把人类也送到了坟墓的边缘。”( 《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第1页。下引此书，均只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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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笛卡尔从哲学上把精神和物质二元分开后，培根又以经验论作为对实在的能动性而创立机械论世界观之后，人类向自然界索取能量的手段越来越进步，人作为机器，把经济学的原则作为对自然的法则，人类便开始走向发生于当代的生态危机。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普遍使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论，把宏观的自然的整体规律抽象为经济学的定量模型，忽视经济结构与自然系统的关系，认为经济的增长单纯的表现为量的增长，使经济的目的表现为单一的向自然界索取能量。发展的结果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平衡，使人的社会存在的自然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事实表明，现代经济学能否还是一门科学，能否继续存在，已成为相当的问题。这是源于笛卡尔──培根的机械论哲学所导引的必然结果。显然，危机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带来的。因此，“现实的困境把人类逼到了这一步，必须改变认识方法，改变思维方式，否则，真的陷入绝境而不能自拔”(第8页)。人类的哲学是知识的自我反思，知识的自在同一与自为对应的反思是哲学产生的原因。所以，哲学上常出现的怪圈(称悖论)是不能避免的，使用正确的思辩是避免怪圈的唯一方法。但是，一旦人与自然界的存在也陷入怪圈，原因尽管来自于思辩的错误，而所形成的危害则是非常危险的，势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为寻找生态环境危机根源，为寻找走出危机的道路，最后意然找到人类自己身上；地球生态环境，社会种种危机，根源竟是人类自己，是人自己错误的认识方法，是人对待自然界的不正确的态度，是人的贪欲，是人为追求外在物资利益而放弃理想和伦理的错误行为；出路，首先是人自己进行一次自觉革命，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80年代对全球性危机探讨的最深刻的成果。它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人类精神关注点，从身外客观万物转向自身，把人的思维认识方向，从外转向内”(第12页)。作者指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将发生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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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类的哲学必须把“认识你自己”做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讫今为止，人类对自身的了解知只甚少，在本体的意义上讲，可能一无所知。正是这样，终于给自身带来了危机。显然，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到来，竟是到来的危机所导引下自我反思的结果。“繁荣，意味着首先是一场革命”(27页)，因为“在全球范围来看，人类所面对的危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是‘文化的危机’(第27页)。这种危机的文化具体表现为:“ 以当年文艺复兴所倡导的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伦理精神”、“以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个性自由自主的个人主义精神”、“以文艺复兴以后从近代科学发展而来的现代科学技术，以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思想为核心和自然法原则建设的社会制度”(第27页)。因此，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是反思其“在经历了300余年的发展之后，所造成的现代危机正趋向否定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辉煌， 并导致人类反思深入到了可能否定文艺复兴时代所创造的思想和基本精神的程度”(第27页)出现的必然结果。
人类为生存的态势所迫，使世界上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把力量投入了中西方文化之比较研究，以期在文化的共有基础上寻求新的文化生长点，世界的“中国文化热”，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正如作者指出的: “我们提出人类文化发展三次大繁荣的论断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时，为了进行纵横比较，而从人类整体的历史长河和当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偶然发现，讫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是不断向现代水平提高，而文化发展则时而发生‘复古’现象，即在人类不断走向文明和自觉的进步中却时常反顾古代文化而发现其新的价值，‘古为今用’似乎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规律。最突出的例子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始于复古，终于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文明”(第15页)。所以，显而易见的人类已“发生过两次文化大繁荣:第一次高潮以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繁荣为代表；第二次高潮:就是发生在约400年前的文艺复兴。目前发生的是第三次:其高潮尚未到来，以罗马俱乐部在本世纪60年代末给人类提出‘全球性危机’的警告并引发全球未来研究热潮作为开始的标志”(第15页)。作为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具体内容是“始于复兴东方古文化而形成新的、现代‘文艺复兴’而为后现代社会的到来鸣锣开道”(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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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以非常清晰的脉络勾勒出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原因是起源于人类的文化危机，并正确地预见了由此将发生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文化现象。这一结论，从发生的原因和达到的目的及其进程，都作了具体的论述。这一结论，无论从哲学、文化学还是经济学、历史学等角度去论证，都将认为是正确的。由于这一正确的预见，将使人类在走出自身所造成的危机的进程中，方向明确、意志坚定，以正确的正如本书指出的方法去完成人类文化的历史变革。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这一目标的导引下，将进入深刻的、稳步的发展时期(而不是一哄而上的热闹场面)，以期为第三次人类文化的繁荣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因此，现在我们应当认为，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国内外的中国文化热潮，正是不自觉的使中国文化加入了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进程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么，我们则应该更加认为，本书的问世，将是把这种不自觉的研究引导到自觉的普遍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二)
在人们认识宇宙存在及其自然万物的规律时，都是在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修改以往的结论，从而更好地形成自己的哲学认识。所以，不管是持什么哲学观念的人，遇到问题，他都会自然而然的从主体方面反思，绝不去改变客体的本质使之适应于主体的哲学。看来，这似乎有点唯心，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 向自然进军的哲学模式在其造成的危害下不得不变为改造自己，向自己进军。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造以往的哲学模式。作者指出:“对于‘全球危机’的根源和出路， 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名流，近乎一致的认识到:必须从新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入手，以寻找人与自然的合乎实际的关系原则；以往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做主宰者，任意改造和索取自然‘血肉’的态度和方针，再也不能维持了”(第29?0页)。只所以发生这种局面，作者恰如其份地寻找到了文化根源；“文艺复兴，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两大发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扼杀，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科学的压制，解放了人的个性使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无限前景，推开了近代科学殿堂的大门使其迅速登殿升堂”(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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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听当年文艺复兴时期有影响力的几位思想家们说的话，也许能发人深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哲学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达.芬奇说:“在自然停止创造形式的地方，人也就开始借助于这个自然从自然事物创造出无数的形式”。培根更进一步说: “知识的目的并不在知识本身，而在于对自然的统治”。笛卡尔更大胆地宣布:“给我广延和运动， 我将造出这个世界”(以上所引均见于第34页)。历史到了今天，可以看出，人对自然的统治使人丧失了在自然界生存的正确地位。看来，“统治”一词是个不吉祥的术语，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上，只要忘记自然平衡，而乱用人的意志和权力，到头来，被害的只能是统治者自身。也许，老子的自然和无为的两大法则提出的太过于思辩，使人不能早解其意，但，岁月的磨励，残痛的教训使人们终于领悟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古训。作者认为:“文艺复兴首先是解放了人，又依靠这获得了解放的人从教皇那里夺回来地球，宇宙和万物，便大踏步地向自然进军，进而使企望以所创造的科学统治自然了”(第34页)，是错误的根源。这一根源形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涉及到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而与人类关联最密切的，作者认为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生目标是对豪奢生活的追求， 人为此而贪婪于财富和金钱”(第37页)。因此，作者提出把“调整人生目标，重新认识人生价值和意义，抛弃积习已久的对经济富裕的贪得无厌的追求，改变把豪奢生活作为人生目标追求的现状，树立一种新的精神追求目标”(第39页)，这一新的精神追求目标，是“东方民族的传统生活观念”是“应该把健康生活作为追求的生活目标，必须放弃对豪奢享乐的眷恋，或者从迷失从醒悟而追求健康生活”(第39页)。作者接着提出了健康生活的标准是: “应该是人与环境间平衡和谐相处，从而自身能力与自觉力也相偕平衡发展的生活”，“实现这种平衡或健康生活的操作原则，最重要的有两条，欲有节，行有度，关键在度。展开说，将是一种全新的哲学”(第42页)。作者站在哲学角度，道出了关键所在。哲学作为人类知识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点，决定其是人类知识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知识，因为一般的行为方式都为其所导引，所以，认为哲学失误所导引的失误还有如下几种:“一、全球整体意识的空白” (第44页)；“二、人的自我认识的不成熟”(第47页)；“三、利润、自然、道德三者价值本位的失衡” (第58页)；“四、科学研究的外向性局限” (第68页)，因此，人类在目前开始，就必须着手解决这些失误，而这一切，又必须从哲学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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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的近代哲学，自从科学成为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主要手段之后，哲学变成了科学的廉价说明书，哲学在科学的外衣下维持生存。终于，怪圈发生了，科学在当代所遇到的认识论困难，终于又重新要求哲学为其解决。由于这一原因，也导致科学的内向性发展，把科学的对象指向人的自身，是“认识你自己”的深入。我们不得不这样思考: 科学的这样的发展方向，必将改变以往的科学模式而导致哲学的复兴。我们看到，科学的模式从文艺复兴以后 至今没有多少改变，虽有相对论冲击，但没有多大改变，这个培根--伽利略的物理模式将伴随着内向性发展--人体科学的研究而改变自身的模式，并由此成为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重要工作。而哲学复兴，是指哲学“返朴归真”即归回本体的研究。哲学的困境表现为本体的失落，因此，冲出困境的方法是哲学起点的回归。具体讲，就是要反思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的起点，对应于中国哲学的，则要反思《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去发现存在的更为一般的形式。也就是说，哲学的复兴就是指哲学回到其自在的本质中去建立自身自为的自在存在。关于这一点，辛立洲先生曾在第五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1993.9月.安阳)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周易》很可能是把古代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科学和哲学联系到一起的纽带”。辛立洲先生在本书中则进一步指出:“当代哲学，正面临新的逻辑起点的选择”(第90页)。 这个逻辑起点作为当代哲学发展的新起点，“应遵循两条:一是要寻找宇宙最一般的存在， 二是要展开这种一般存在时，能把哲学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带出来”。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学问，其对基本存在的追寻，首先是发现存在的一般性，再反思其一般性对全部存在群体的自为，以指出解释全部存在群体的自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的哲学原理的确值得我们大力研究而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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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纵观我们人类，其科学技术的发明利用，无不处处体现于自身的豪奢生活上。尽管科学能使人上天入地，无所用其及，然而，人类却不能不生活在地球上，就人的个体和群体而言，都不能不依靠向大自然索取能量而继续维系生存。从形式上看，人到现在还没脱离为自然界中的一种能量转换的动物。这个本质，只要不改变，我们就只能大声呼喊: 爱护大自然吧--我们永恒的母亲。
从哲学上讲，如果认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人类文化大繁荣以来所书写的历史向我们展示出人类的历史是必然所犯错误的历史，那么，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带给我们的将是一部人类不再犯错误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将从现在开始，逐步由自为进入到自在。 由于本书为我们揭示了这种进入自在的程序，这是作者为我们所做的又一大贡献。
(三)
作者在论证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已经启动的特征是非常明确的，即: 全球的整体观念的确立，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哲学思维上。因此，本世纪由罗马俱乐部向人类发出，“全球性危机”的警告开始进入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由于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整体论，所以，在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中，世界把眼光投向中国，期望在中国的文化中寻求其新的文化生长点，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趋势。对于中国文化，作者介绍了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武术热”、“气功热”、“孔子热”、“周易热”、“汉语热”和“国际中国热”等热之后，又例举了伏尔泰、莱布布尼兹、罗素、汤因比、汤川秀树、普戈里金、席文等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后指出:“他们衡量中国文化的尺子有两个， 一是克服西方文化所存在的短处，二是走向未来的需要。用这两把尺子衡量，他们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六个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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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持续地保持稳定，这是人类古老文明中唯一较完整地保持到今天的特殊一例。
第二，中国文化中政治文化成熟完整，“长期地保持国家统一”，这样的历史遗产，可能成为世界一体化进程中需要的不可多得的财富。
第三，孔子及其所创儒学道德伦理体系和仁人精神，对于疗治西方社会争斗，自我主张(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个性畸形恶化和社会道德沦落，无疑是良方。这一点，在我们看来，应作一番“剔除糟粕”的工作才能拿来的遗产，他们少有批判地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
第四，中国文化中以“整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整体思维方式和追求和谐统一精神的倾象，对于他们那种“拆零”思维的补充和谐调作用，给予了肯定。
第五，中国文化中主客不分，灵(精神)肉不分，波粒不分的整体(道或元气)一元论哲学原则，他们发现并给予了肯定，这对于西方主客，心物二元论哲学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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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老庄道学(浑沌无极)理论与现代物理科学前沿夸克困难的解决，发生暗合，可能导发当代自然科学向古典哲学的复归， 完成一次“否定之否定”实现“大脑两半球互补” 的比喻”(以上见于135?36页)。
然而，作者并不是在立论于西方人的论点上肯定中国文化的历史作用，而是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功底做出自己的结论:“中国文化，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 有什么价值?这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争论到今天，或许还要延续几十年才能统一认识的问题”，但作者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于我们的现代化是包袱，也是财富， 并且首先是财富。随着历史向前发展，这笔财富，将不仅为中国人，而且将会得到全人类的关注和赞誉”(第228页)。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和令人折服的思辩分析将这笔财富作了概括总结。 作为中国文化的直观特征是:“1,三才一体，天人合一”。作者又用十六个字加以概括:“三才一体，系统感应，人为主介，和谐中正”(第167页)。“2:家天下政统”(第170页)。“3:重乡土，敬祖宗”(第173页)。“4:民均主义” (第176页)。“5:崇德尚义”(第177页)。“6:韧忍宽融” (第179页)。“7:持中为优”。(第183页)。作为中国哲学的认识论特点:“1，从整体出发，归于整体”(第210页)。“2，直接悟入”(第212页)。“3，追求适宜”(第215页)。 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特点:“1，大道一统”(第216页)。“2，仁礼进取”。“3，养于虚静”(第224页)。显然，这些财富的概括整理，是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的基础， 作者的辛勤研究，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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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化学是对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进行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作者用此种方法进行对文化的比较分析时，指出:“说那一种文化优与劣，只能承认事实， 各种文化都有各自生长的自然，历史条件，也都曾有过，或现在正有、或将来会出现自己的辉煌，也都支撑着文化的创造者安心立命地生活，但也必须承认，各个时代都必定选择一种能体现和表达这个时代精神的某种文化作为它的代表而特别予以厚爱。从本书前边的论述和上述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在新旧交替的现实中，虽然人们，特别是有思想的人们免不了苦恼， 但现实困境渐渐把人们的希望目光引向中国文化，未来在向中国文化招手”(第243页)。正因如此，作者把以下八个方面作为中国文化的优点从而视为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参照系:“第一， 大道一统，乍进虚养的传统精神”(第263页)。“第二，以系统为整体，直悟求宜为特点的认知方式(第263页)。”“第三，人与自然成朋友的自然价值观念(第264页)。“第四，中国文化造就的豁达，宽厚、内向，中正的为人风度”(第264页)。“第五，进亦足，退亦足的人生态度(第264页)。“第六，俭朴的生活作风”(第264页)。“第七，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观” (第265页)。“第八，中国文化的凝聚力”(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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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最后，作者又一次强调指出: “中国文化对于21世纪人类发展和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具有两种奠基作用:其一，中国文化所提供的两种社会价值本位，即自然和道德， 将成为21世纪和人类第三次文化大繁荣中人类社会价值本位的基石”。其二，中国文化所提供的朴素系统一元整体观，必将与现代系统科学结合，把“系统”作为新时代一元论哲学的逻辑起点推荐给21世纪的人类和及其第三次文化大繁荣”。“中国文化对于21世纪的人类及其第三次文化大繁荣应具有两种价值:一曰开智，二曰养神。” (第266页)。
对于书中的大量的关于对人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成为一家之言而提出，由其发现的内在规律所决定，从而重点提出了人类必然出现的第三次文化大繁荣的结论，值得当代学者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深思。笔者以为，本书运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性法则，恰如其分地论证了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所发生的机制与历史必然性，为这一历史必然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方法论，从此吹响了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号角，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走国的进程中，使人类的文化发展走向更加尽善尽美的境界，为创造一个人类美好的存在而奋斗，这是作者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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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认为本书尚有需讨论之处，笔者想提出两点与作者商榷。认为宇宙中的万物包括人是一个整体，对其所认识的哲学为了求其真必然使哲学在认识宇宙本体与人的关系中进行统一，这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这种统一在西方哲学的基本构造来看，是为“物质与精神” 而有唯物与唯心之分。在中国哲学来看是“天”和“人”；“道” 与“器”或“理”与“气”，而有唯物与唯心不分。现代哲学，又产生了所谓的新老三论，作为系统科学的基本理论支柱。研究“系统”的哲学内涵，就会发现，其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仅仅构成了对于方法的认识，具体讲，是对科学方法的功能之认识，是属于物质运动的科学精神重构的一种理论，所以与存在本体(宇宙本质)的规律和对其认识的哲学精神相差甚远。这一事实是西方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原则所必然产生的后果。作者提出“寻找当代哲学发展新起点时，应遵循两条:一是要寻找宇宙间最一般的存在，二是要展开这种一般存在时，能把哲学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带出来” (第91页)， 接着作者认为这个最一般的存在是系统或是其他?而倾象于认为是系统。作者认为应当把“系统”作为新时代一元哲学的逻辑起点，推荐给21世纪的人类和及其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第266页)其理由是:“第一，系统是宇宙间无限大和无限小的领域里最一般实在:第二，通过进一步研究，可能发现它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涵概作用和整合作用，发现建设系统一元论哲学可能途径。”(第91页)。笔者认为:这个宇宙存在的最一般的形式，必须不具有其他哲学范畴的属性(例如: 运动、静止、 阳与阴，但却又包容这些属性)，而且，这个一般存在的形式是最基本的纯形式和纯内容的统一，由于这一问题在哲学上始终没有解决，所以才形成了由此发生的对一系列问题及哲学研究而形成我们看到的哲学史。所以，这个纯形式和纯内容的统一，其本身在语义学上就是一种没有任何定义而包含所有意义的语言和文字范畴。这一要求，对人类的语言和思维而言，是多么艰难啊!哲学是在寻求一种范畴来说明这个存在，这正是哲学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之处” ，“所以《周易》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谓。为此， 我们的哲学界多有误解(尽管出于一种价值观)帕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绝对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际上，西方哲学的高峰--黑格尔比较把握了这一哲学意竭，尽管当时的科学已经占有对知识的统治地位，他还是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绝对精神”本身，已具备了本体的内涵。黑格尔再走一步，可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然而，他的辩证法的精神与物质对立统一观，使黑格尔失败了。从中国哲学看，“形而上者为之道”，例是把握了这一点。但是，由于西方哲学的独立形式，以其不可否认的方式证明了世界具有的物质特性的那一部分而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所以“道”能否涵盖这一内容需要与西方哲学进行对应性研究而发现“道”也不具有这一普适性。这样，必然要寻求一种更一般的‘存在形式去研究和说明宇宙的存在之本质。所以系统不是最一般的宇宙的存在，是一种对宇宙内在机制的说明，不是产生机制的原因。是一种对形式的说明，不是形式本身。笔者认为，建设一无论哲学必须系统化，是指这种哲学原理的对基本存在的作用机制包括最一般的实在直至整个宇宙，这就是所谓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这个基本存在成为一个基本的哲学范畴，必须能由此组成一个三论统一的系统化一元哲学，是系而统之之意，不可能用系统组成一元哲学。所以，系统是指从宏观到微观，从人到社会，从社会到自然，从物质单元到整个宇宙的构造，不是一般存在。“系统”本身更不具有哲学思辩的思维运动法则。例如: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或统一关系，用“思维和存在是系统关系”，不能揭示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基本原理，这存在着思辩上和解释学上的困难。因此，系统是一种只对主体负责的精神构造，不是最基本的存在因此不能解决以往的哲学问题，也带不出主要的哲学问题。笔者认为:这个最基本的存在不是“道”、“太极”等范畴，是“时空”!由于这已离开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笔者的有关文章。这是要商榷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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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商榷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能否把气对应于场的哲学研究。认为气与场有统一性，对于本书要解决的关于“心与气”的统一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并且不利于解决这个关于人能否认识宇宙的本质问题。本书所引何祚麻的论点是:“物的“聚”、“散” 便形成实物，亦即激发成各种各样的粒子”“接近于现代科学所说的场”“可以认为元气学说是现代量子场论的滥觞。”(第221页)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场论的物理模型，坚决认为物理世界是一个客观实在。所以，他最后的三十年研究是力图使四种相互作用合成一个物理模型--统一场论。“场”的概念，是现代物理中描述物质运动规律的一种在“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所引发的理论，那么，这种场不具有存在的一般性质是很清楚的。总不能认为一般存在即是一种实在又是一种场，而且场不具有使“心”与“物”统一的功能。“气”在哲学中具有认识论功能，例如，《荀子. 王制》:“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张载的《正蒙.太和》: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具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可见，气有本体的功能之意，是基本的存在。然而，“场”却不具备这些，并且，“场”的自在聚散之原因，物理学根本不清楚，因量子场只服从统计规律。何祚庥所论证的只不过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而已，气却具有一散为万物的功能和合二为一的实指，包括人的精神。并且，气不是实在而是“道”、“太极”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所以，气是哲学范畴，场是物理学范畴，不能相提并论。试问: 场还能散吗?再散是什么东西呢?而气却是能散能聚。至于“元气” 是至春秋时期以后由气发展而来的范畴，基本与气的范畴相同。总之，气是一种功能，是本体产生的作用。而场却是物理存在状态，是一个单义指称。“万物复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可见气是指周流万物，“气”有万物与本体联接的作用，可见气还具有使“道”与“器”统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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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综观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中国文化概论”的研究计划，本书应当称为“人类文化导论”。只所以这样讲，因为本书的着眼点是放在人类共同发生的文化问题及寻找解决的方法，不是单纯的就中国文化而言的，而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使之在第三次人类文化大繁荣的进程中作为一种基础，从而使人类文化形成一个由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融和而成的新文化模式。所以，我们说，本书是“人类文化导论”和第三次人类人化的号角，由此而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宣言书。相信，本书作者所预言的第三次人类文化繁荣的局面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在人们面前，他将是“人的革命的全面和不断展开，即当地球上的大部分人类都反思整个人类的历史，从而检讨以往支配自己行为的哲学原则、经济观念、社会制度、艺术观念、伦理规范、价值观念、生活目标、自身特征对自然的态度、家庭观念、科学研究、生死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而有所悟的时候，那毫无疑问将会是讨论争鸣，学说林立，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欣欣向荣的局面”。(第14页)。
“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球性的文化革命!”(第27页)
“在这场革命中将创造出人类第三次文化大繁荣”!(第27页)
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在这场革命和这次文化繁荣中，中华民族所承担的责任和创造的业绩将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十倍、几百倍。任重而道远，炎黄子孙当以此自励。
注：本文原载辛立洲：《中国文化简论》第269页，天津社科出版1994年4月第1版。,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