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对待中医学术的错误观点
程之范 (原载《健康报》，1956年6月15日)
余云岫是西医学习中医较早的一个人，也读过不少的中医书籍。西医学习中医本来是一件好事，现在我们还正在鼓励这样做。所以，从西医学习中医这一点来说，余云岫那种好学的精神倒似乎是无可非议的。按照余云岫自己的说法：他本来也以为中国的医学一定有研究价值，但是“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研读，竟是大失所望”(医学革命论初集69页，上海社会医学报馆出版)。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的是他的学习方法和学术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学习效果很坏。我们在这里要提出批判的正是这点。
余云岫是不承认中医学术有什么科学价值的。至于他所谓的科学，不外数、理、化、生物之原理，合于这种原理的才算科学。他说：“必须寻出原理原则而后其经验始可应用”(二集262页)。但事实上却正是先有经验(实践)而后才能寻出其原理原则，所以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70页)。因为科学一方面是认识的复杂产物，同时又是认识的过程；今日不能认识的问题，以后一定会能认识和解释的。更不能说在未找出其原理原则之前，其经验就不能应用。正如食物能供给人体以热量，且其中含有蛋白、淀粉、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所以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命和健康。但我们的饮食并非等到了解了这些原理原则之后才食用。我国医药中许多可贵的经验，甚至今日还没有找出原则和原理，但我们早已应用了。如用肝治疗夜盲，并不等待二十世纪发现了肝中含“维生素甲前阶级物”的原理原则以后才能治夜盲，而在公元七世纪的我国中医药学家孙思邈早就应用了。在没有了解营养缺乏性水肿以前，在唐代就用吃鱼来治水肿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医针灸对许多疾病有效，据北京耳鼻喉医院的统计证实，用针刺“合谷”穴对于急性扁桃腺炎90%以上有效。但这个“合谷”穴与扁桃腺既没有血管的直接相通，又没有神经直接相连。若按余云岫的说法，当然就是没有原理原则，然而事实却证明有效，难道就不能应用吗？当然原理原则应当寻出，这也正是现代科学家的任务。我们学习中医的目的之一就是先要找出数千年来人民和医学家对这方面的有效经验，而后再进一步追求其原则原理，使我们的医学进一步的提高。而且中医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原理原则”，不过有些原理原则受了历史条件和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明确。但有些原理原则对提高现代医学科学水平却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哩。
那么，余云岫所强调的原理原则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说：“而欲寻出原理原则，必须以近世之数理化生物之原理原则为基本，此真理之所在，无所逃于天地间也。”我们用数、理、化、生物的原理原则来说明解释人的机体的部分活动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欲以数、理、化、生物的原则完全说明人这个有高级神经活动的机体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人的活动已经超于理化、机械的运动形式之上了。恩格斯曾指出过：“有机的生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副次形态的存在并不能把所考察的每一个情况下的主要形态的本质包括无遗”(恩格斯：自然辩正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207页)。正可以说明低级的运动形式的规律不可能完全包括或解释在低级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高级形式的实质。而余云岫竟认为数、理、化、生物原理原则是可以完全解释人体而“无所逃于天地间”，这正是近世纪来机械唯物主义论者的近视，他们把认识局限在这个有限的圈子内绝对化起来，阻碍人们去进一步追求真理。列宁曾说过：“我们的知识对于客观的、绝对的真理的接近的界限是历史的有条件的，可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之逐渐接近于它是无条件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63页)。这才符合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途径。
再如其对于针灸穴位的见解，他说：“穴之研究，日本三浦谨之助博士曾为之矣，横陈死尸，号召彼国中针灸名家，以墨点识其穴，而实行局部解剖，据其报告，谓十之三四得神经干，十之二三得血管，其余则了无意义”(初集第139页)。因而否定了中医针灸的经脉和穴道。但人是活的有机体，而不是机器，我们为了要了解这个机体的构造，所以解剖尸体，明了各脏器的部位和形状，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西方医学自16世纪以来进步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到十八世纪更有了病理解剖学。但是这种方法究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人毕竟是个活体，死后的尸体解剖不能完全说明人的一切生理活动，尤其是高级神经的活动。巴甫洛夫指出过：“单靠病理解剖学不能充分地分折疾病过程和充分了解疾病过程……对比来讲它还是拙笨的方法。”我国针灸是劳动人民在生活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经验，又经医家的提搞，是用在生活着的人体上的。若拿这种死后的尸体来解释针灸的穴道或经脉，当然不会完全解释得通。因为用这种机械的方法不能完全解释就否定它的效果，认为“不合科学”则是非常错误的。
机械论者往往把病理过程的实质，只归之为细胞形态的破坏，把研究机体的疾病，限于狭隘地描写器官或组织的局部形态的变化上；将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研究病理现象的结果上，而不是在病理现象发展的过程上；忽视了用发展的视点来对待疾病。余云岫就用这种机械观点来看祖国医学，当然看不到它的长处了。因此，他认为“一部仲景方哪—个方案不是头疼救头，脚疼救脚”(三集第142页)。实际上伤寒论中正是显示了中医学中“随证施治”的规范。这是中医治疗的根本法则，是由疾病变化不止的过程中把握其“证”而施以治疗。如其中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六个证候群，即使同—病人、同一疾病(以西医的病名来说)由于时期的不同，可以彼此转化，因而也就随着这种不同的证候群出现而给以不同的治疗方法。再说中医所谓的“证”也与单独症状不同，例如脉浮紧、无汗、头疼、发热、咳嗽、关节痛、腰痛为麻黄汤证，就以麻黄汤主治，所谓“随证施治”并非以一个单独症状如头痛或者咳嗽为对象而给予的对症疗法，而是由对于全身症状的综合观察，从而施以治疗的整体疗法。即使是最简单的病象，例如便秘，在中医也并不是仅仅根据这一症状就给以开方下药，同时还要观察脉、舌、腹部等的症状如何而定。这正说明了我国医疗法的优点，也正是应当发扬的。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恩格斯对于欧洲古代希腊文化的看法：“…他们(指希腊人)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和分析——还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但是这里也存在着胜过以后一切形而上学的敌手的优点。如果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么总的来说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5～2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如何的看待古代文化了，何况我国中医学比起希腊医学来，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对疾病的认识、药物的治疗等各方面，又都远远地胜过它呢？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可贵的祖国医学的优点加以发扬呢？
余云岫的这种观点也表现在对于微生物的过度强调方面和对中药的研究方面，完全没有考虑到有机体的自卫过程。他认为药物要有杀菌作用，才能有治疗效果。当然，用这样的认识来看中国医学，最多只看到有的中药有杀菌驱虫作用才能肯定其药效，否则一切都无作用。因为中医除了注意外界环境的变化对机体的影响(如六气)外，正是重视内因的，而中药的作用有时常常是促进机体的抵抗力，从而取得疗效。但余云岫说：“药石治病，是化学作用，药物作用……药物作用之功在消毒杀菌”(初集244页)。照他看来只有像“606”、“奎宁”那样能杀病原的药才算是有效药物了。因而他就轻轻地否定了人参、甘草等的药效，以为甘草只有矫味作用不值得研究。
这种单纯强调微生物直接作用于细胞、化学制剂直接作用于微生物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构成传染病的其他重要因素。俄国的先进医学家包特金早就已经指出过在疾病的发生上这样过度重视微生物的直接作用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机体受到致病因子刺激后，是常常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消除它，在此时期我们应怎样的使机体来增加和恢复其抵抗致病因子的能力，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机械论者忽略了这点。当然，这里并不是说细菌的作用不是传染病的重要原因，就可不去考虑，而主要的是说在卫生防疫和医疗预防工作中除注意微生物之外，也要估计到增加机体内部防御能力的重要因素，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防止或治愈疾病的目的。
中医的治疗方法既常常以如何增强或保护有机体的抗病能力去着眼，所以对不同种类的致病因子，只要机体有了同样的症状反应时，其治疗方法也可能是相似的。这样由机械观点的余云岫看来就是“贪天之功”或“事出偶合”了。实际上，最近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例子正说明这点。余云岫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观点，正是西医学习中医比较容易犯的毛病，为了使大家不再蹈余云岫的错误思想的复辙，现在，我们在这里提出批判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zxx_9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