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
作者：汤钊猷
单位：200032 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中山医院
关键词：
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 汤钊猷
70年代我国恶性肿瘤为死亡原因的第三位，而90年代上升为第二位。据1990～1992年全国抽样1/ 10人口的死因调查，我国前五位主要死亡原因依次为呼吸系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损伤和中毒、心脏病；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与20年前(1973～1975年)相比，增长了29.4%，消除年龄构成不同的影响，增长率为11.6%[1,2]。由于基础研究与新技术的应用，20世纪人类与癌症的斗争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1998年美国统计首次看到癌症死亡率有下降趋势，除胃癌早已下降外，肺癌已开始下降，结直肠癌也有下降之势；而5年生存率在多数癌症均继续有所改善[3]。但离攻克癌症，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每年全世界至少有700万人死于癌症，其中我国约130万，据估计，21世纪的癌症将比20世纪多。因此，癌症的临床研究在迈入21世纪之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事实证明，基础研究是临床肿瘤学进步的源泉，当前基础研究日新月异，如何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是进一步提高临床肿瘤学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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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床肿瘤研究已经取得的进展
临床肿瘤学建立其科学基础主要是在显微镜发现后，1858年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一书对肿瘤已有基本论述。组织病理学奠定了癌的现代诊断基础，本世纪40年代出现了脱落细胞学，50年代电镜的应用使诊断提高到亚细胞水平，近年还有组织化学和免疫组化等，脱落细胞学又发展到电子计算机控制图象识别，电镜又有扫描电镜和免疫电镜等新发展。内镜的应用及光纤内镜的发展，X线和造影剂的进步，放射性核素扫描技术，脉冲反射式超声仪的出现，选择性血管造影技术的问世等，使肿瘤临床诊断水平有了实质性提高。60年代免疫学的进步，导致以甲胎蛋白(AFP)为代表的肿瘤标记的研究热，出现了针对消化道肿瘤的CEA及CA19-9，针对前列腺癌的PSA，针对鼻咽癌的VCA和EA等。7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体层摄影(CT)为代表的影像学的兴起及其在80年代的突飞猛进，出现了超声显像、磁共振成像(MRI)、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等，使肿瘤诊断进入“亚临床期诊断”。近年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使癌症的基因诊断有了可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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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可追溯到19世纪初，1809年McDowell切除卵巢肿瘤，1846年Warren切除颌下腺癌，1881年Billroth开展胃癌切除术，1885年Weir切除结肠癌，1890年Halstead作乳癌手术，1904年Young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1906年Wertheim作根治性子宫切除，1908年Miles首创经腹会阴直肠癌切除，1910～1930年间Cushing开展脑肿瘤手术，1913年Torek成功切除胸段食管，1927年Divis切除肺转移癌，1933年Graham作全肺切除，1935年Whipple作胰腺肿瘤的胰十二指肠切除，1952年Lortat-Jacob作规则性右肝切除。至此，人体的多数脏器和一些常见癌症，均已可能用手术切除[5]。
1885年Roentgen发现X线，1898年Curie发现镭，并于20世纪初开始放射治疗临床应用。1922年Coutard和Hautant报告喉癌的放射治疗获得疗效。当前的放射治疗已出现了诸如适形放疗等新技术。正规的化学治疗始于本世纪中叶，1941年用性激素治疗激素依赖性肿瘤。1945年氮芥用于临床，1948年应用抗代谢类化学药物，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化疗有了巨大的发展，并扩大到分化诱导剂的应用。1976年Juliano与Ling首先观察到化疗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多药耐药性(MD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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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癌症早期诊断的进步，局部治疗又重新得到重视。1967年Margolis所提出的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radiology)在70年代以后有了蓬勃发展，通过供应癌的血管灌注化疗药物，或用栓塞剂阻断癌的动脉血供，已成为肝癌等多种癌症的重要治疗方法。近年还有超声介入疗法，如肝癌的瘤内无水乙醇注射等。应用物理技术的局部治疗还有冷冻治疗、微波治疗等，也都在70年代以后兴起[7]。
肿瘤生物学治疗是在肿瘤免疫治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75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提出生物应答调节剂(Biological response modifier, BRM)的概念。目前的生物治疗概念已扩展为“任何生物物质或生物制剂的治疗性应用”，包括：细胞因子、免疫活性细胞、单克隆抗体及其交联物、肿瘤疫苗、基因治疗等。生物治疗已被认为是癌症的第四大疗法，并将成为21世纪人类攻克癌症有战略意义的方面[8]。
所有上述临床肿瘤学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具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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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肿瘤临床研究的进展
1931年在上海建立了镭锭医院，但仅进行少数肿瘤临床治疗。解放后的半个世纪，我国已建立起较完整的肿瘤防治机构、肿瘤医院和基础研究基地，并形成了有我国特色的防治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中西医结合的肿瘤防治研究事业。50年代我国肿瘤研究由临床起步。60年代临床与基础并进，如我国在世界上较早建立起肝癌细胞系，临床上积累了较大系列的肿瘤手术切除病例，肿瘤病理也有系统研究。70年代以现场、临床与基础研究三结合为特征，开展了肿瘤流行病、病因、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等研究，并在食管癌、肝癌、鼻咽癌等方面作了有我国特色的工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80年代以来通过“六五”、“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863和攀登计划”等，我国肿瘤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已明显缩短。
我国癌症的二级预防在宫颈癌、肝癌、鼻咽癌、胃癌、大肠癌、乳腺癌中取得进展。如应用血清学普查(ICA/ VCA和/ 或EA)，使鼻咽癌早期诊断率从20%～30%提高到80%～90%。早期治疗、中西医结合与综合治疗是我国肿瘤治疗的一个特色。目前早期宫颈癌、乳腺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90%以上，早期胃癌、食管癌达80%以上，小肝癌也达60%以上。近年由于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使临床疗效达到较高水平。以肝癌为例，60年代我国肝癌切除已积累了世界上最大的系列，70年代小肝癌研究成为一个特色，80年代复发癌的再切除以及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继续取得肝癌疗效的提高[9,10]。90年代癌复发转移临床研究的开展，也紧紧跟上国际最新发展。仅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即有100位肝癌病人生存10年以上。我国胃癌、食管癌、鼻咽癌、乳癌、肺癌等外科综合治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较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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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临床肿瘤研究的进步，也同样越来越多地依赖基础研究。
三、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的意义[11～13]
临床医学的发展与基础研究的进步密切相关，1543年《人体结构》一书是医学进入器官水平的标志，1858年《细胞病理学》一书使医学进入细胞水平，1931年电子显微镜又使医学提高到亚细胞水平，1949年第一个分子病——镰形红细胞贫血的发现则是进入分子水平的一个事例。
近百年来，由于病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的进步，使临床肿瘤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细胞培养、杂交瘤、基因工程技术、裸鼠人癌模型的建立，以及电脑与物理技术结合所导致的医学影像学的突飞猛进，已成为临床肿瘤学进步的重要关键。细胞病理学奠定了癌症的病理诊断基础；酶学和免疫学的进步推动了肿瘤标记的研究；单克隆抗体的出现提高了癌症的诊断水平，并有潜在的治疗价值；影像医学的进步刷新了癌症定位诊断的水平；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奠定了肿瘤外科的基础；细胞动力学和药代动力学促进了化疗的进步；近年免疫学与生物技术的进步导致生物治疗的出现，其中基因治疗已成为癌症治疗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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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贝尔奖的获奖情况也反映了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的贡献。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子生物学的形成为例，也是建立在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诺贝尔奖的基础上，如染色体与遗传、DNA双螺旋结构、DNA及RNA的生物合成、遗传密码、逆转录酶、限制性内切酶等。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对肿瘤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众所周知，癌细胞不同于正常细胞，一是不受控制的生长繁殖，二是侵犯邻近正常组织并转移到远处的组织器官，现已公认，正常细胞的癌变与细胞改变了它的遗传特性有关。这一认识，将对攻克癌症的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的影响和潜在意义进一步加大。病毒与癌变关系的研究不仅有病因学的意义，在临床上也有早期诊断(如EB病毒与鼻咽癌)和鉴别诊断(如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的价值。由于癌基因/ 抑癌基因和生长因子(Cohen与Levi-Montalcini于1986年因此获诺贝尔奖)及其受体的研究，使癌变的分子机理获得进一步的资料，癌变机理研究在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失活两方面都有所深入；在临床上，人们正在这些方面积极寻找临床癌症的预后指标和基因治疗的靶。1972年Kerr等提出的“凋亡”(Apoptosis)理论，近年又重新受到重视，它使癌变机理获得新的解释，也为控制癌症提出新的思路，如陈竺等因此发现砷剂治疗白血病的机理。肿瘤细胞对化疗耐药性的发现，导致了对多药耐药性(MDR)逆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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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肝癌临床治疗取得疗效为例，50年代大肝癌规则性切除的成功是建立在对肝内解剖和巨量肝切除后生理生化改变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肝移植问世首先是移植免疫学进步的结果；70年代小肝癌的早期发现受益于甲胎蛋白的研究，同样是免疫学进步的结果。
概言之，基础研究是肿瘤临床水平提高的根源。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随着基础研究的加速发展，临床肿瘤学对基础研究的相互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四、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
据统计1985年全球有760万新癌症病人，500万人死于癌症。预期2000年新癌症病人将增加到1030万，约710万人死于癌症。至2010年，癌症病人将继续增加，发展中国家癌症增加更多，主要是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此外还与人口的增加和老龄化有关。
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临床肿瘤学仍面临一系列问题，早期发现仍然是取得较好疗效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耗费与效益”问题，普查难以大范围展开，而有些癌症尚缺乏有用的肿瘤标记；手术切除仍将是实体瘤最好的治疗方法，但术后的复发转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切除的癌症仍将占很大比例，由于癌症发生的多因素与多阶段性，难以找到单一的特效药物，为此综合治疗的研究仍有巨大潜力；由于诊断水平的提高，将发现更多更小的癌症，局部治疗的研究仍有其生命力；癌症的防治将是一个临床上较长远的问题；等等。要解决上述问题，基础研究仍将是根本的动力。未来临床肿瘤学的特征是生物学与临床的结合。预期传统的外科、放疗和化疗仍将为常规疗法，但如离开肿瘤生物学，其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近年，癌症复发转移的研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的领域[14]。其中肿瘤血管的研究成为突出的热点，最近人们找到一类很强的抑制血管生成物：Angiostatin和更强的Endostatin[15]。这些将为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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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研究已明显缩短了与国外的差距，但就近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而言，仍难以大量投入。为此，加速基础研究成果在临床上的转化，将是一个关键。这里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首先是加强基础与临床的联系，互相取长补短；对临床医生而言，还要提高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并加强对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过去，我国临床肿瘤学大多是引进国外临床上已成熟的经验，很少是直接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更少将我国的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的临床。21世纪我国的临床肿瘤学应对世界作出较大贡献，而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将是作出有创新性成果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本刊总编辑。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现任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外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工程学部主任)。国际外科学会、国际肝病学会等5个国际团体会员，曾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Cancer等9本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其中2本任亚太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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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周有尚，张思维，李连弟.我国人口死亡和恶性肿瘤死亡情况分析.中国肿瘤，1997，6：9.
[2] 李连弟，张思维，鲁凤珠，等.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谱及分类构成特征研究.中华肿瘤杂志，1997；19：323.
[3] Landis SH, Murray T, Bolden S,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1998.Ca-Cancer J Clin, 1998,48:6.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临床医学基础：恶性肿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37-48.
[5] Rosenberg SA. Principles of surgical oncology. In: Devita VT, Hellman S, Rosenberg SA, eds. Canc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ncology. 4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9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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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leming ID, Brady LW, Mieszkalski GB, et al. Basis for major current therapies for cancer. In: Murphy GP, Lawrence W, Lenhard RE, eds.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textbook of clinical oncology. 2nd ed.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1995,96-134.
[7] Kawasaki S, Makuuchi M (eds). Novel regional therapies for liver tumors. Austin: R.G. Landes Company; New York:Springer.1995,133.
[8] 钱振超.肿瘤生物治疗的研究进展.见：曹世龙，许良中，沈镇宙主编.肿瘤学新理论与新技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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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ang ZY(ed). Subclinica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eijing: China Acad Publ; Berlin: Springer, 1985，1-366.
[10] Tang ZY, Yu YQ, Zhou XD, et al. Cytoreduction and sequential resection for surgically verified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evaluation with analysis of 72 patients. World J Surg, 1995,19:784.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临床医学基础：摘要.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1.
[12] 谭立军，汤雪明.细胞凋亡与肿瘤.见：曹世龙，许良中，沈镇宙主编.肿瘤学新理论与新技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267.
[13] Weinberg RA. How cancer arises. Scientific American, 1996,275:62.
[14] 高 进.癌细胞侵袭和转移实验研究进展.见：曹世龙，许良中，沈镇宙主编.肿瘤学新理论与新技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290.
[15] Barinaga M. Designing therapies that target tumor blood vessels. Science, 1997,275:482.
(收稿：1998-07-28), http://www.100md.com
单位：200032 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中山医院
关键词：
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 汤钊猷
70年代我国恶性肿瘤为死亡原因的第三位，而90年代上升为第二位。据1990～1992年全国抽样1/ 10人口的死因调查，我国前五位主要死亡原因依次为呼吸系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损伤和中毒、心脏病；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与20年前(1973～1975年)相比，增长了29.4%，消除年龄构成不同的影响，增长率为11.6%[1,2]。由于基础研究与新技术的应用，20世纪人类与癌症的斗争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1998年美国统计首次看到癌症死亡率有下降趋势，除胃癌早已下降外，肺癌已开始下降，结直肠癌也有下降之势；而5年生存率在多数癌症均继续有所改善[3]。但离攻克癌症，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每年全世界至少有700万人死于癌症，其中我国约130万，据估计，21世纪的癌症将比20世纪多。因此，癌症的临床研究在迈入21世纪之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事实证明，基础研究是临床肿瘤学进步的源泉，当前基础研究日新月异，如何加强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促进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是进一步提高临床肿瘤学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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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床肿瘤研究已经取得的进展
临床肿瘤学建立其科学基础主要是在显微镜发现后，1858年Virchow的《细胞病理学》一书对肿瘤已有基本论述。组织病理学奠定了癌的现代诊断基础，本世纪40年代出现了脱落细胞学，50年代电镜的应用使诊断提高到亚细胞水平，近年还有组织化学和免疫组化等，脱落细胞学又发展到电子计算机控制图象识别，电镜又有扫描电镜和免疫电镜等新发展。内镜的应用及光纤内镜的发展，X线和造影剂的进步，放射性核素扫描技术，脉冲反射式超声仪的出现，选择性血管造影技术的问世等，使肿瘤临床诊断水平有了实质性提高。60年代免疫学的进步，导致以甲胎蛋白(AFP)为代表的肿瘤标记的研究热，出现了针对消化道肿瘤的CEA及CA19-9，针对前列腺癌的PSA，针对鼻咽癌的VCA和EA等。70年代以电子计算机体层摄影(CT)为代表的影像学的兴起及其在80年代的突飞猛进，出现了超声显像、磁共振成像(MRI)、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等，使肿瘤诊断进入“亚临床期诊断”。近年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使癌症的基因诊断有了可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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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Roentgen发现X线，1898年Curie发现镭，并于20世纪初开始放射治疗临床应用。1922年Coutard和Hautant报告喉癌的放射治疗获得疗效。当前的放射治疗已出现了诸如适形放疗等新技术。正规的化学治疗始于本世纪中叶，1941年用性激素治疗激素依赖性肿瘤。1945年氮芥用于临床，1948年应用抗代谢类化学药物，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化疗有了巨大的发展，并扩大到分化诱导剂的应用。1976年Juliano与Ling首先观察到化疗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多药耐药性(MD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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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癌症早期诊断的进步，局部治疗又重新得到重视。1967年Margolis所提出的介入放射学(Interventional radiology)在70年代以后有了蓬勃发展，通过供应癌的血管灌注化疗药物，或用栓塞剂阻断癌的动脉血供，已成为肝癌等多种癌症的重要治疗方法。近年还有超声介入疗法，如肝癌的瘤内无水乙醇注射等。应用物理技术的局部治疗还有冷冻治疗、微波治疗等，也都在70年代以后兴起[7]。
肿瘤生物学治疗是在肿瘤免疫治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75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提出生物应答调节剂(Biological response modifier, BRM)的概念。目前的生物治疗概念已扩展为“任何生物物质或生物制剂的治疗性应用”，包括：细胞因子、免疫活性细胞、单克隆抗体及其交联物、肿瘤疫苗、基因治疗等。生物治疗已被认为是癌症的第四大疗法，并将成为21世纪人类攻克癌症有战略意义的方面[8]。
所有上述临床肿瘤学的发展清楚地表明，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具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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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肿瘤临床研究的进展
1931年在上海建立了镭锭医院，但仅进行少数肿瘤临床治疗。解放后的半个世纪，我国已建立起较完整的肿瘤防治机构、肿瘤医院和基础研究基地，并形成了有我国特色的防治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中西医结合的肿瘤防治研究事业。50年代我国肿瘤研究由临床起步。60年代临床与基础并进，如我国在世界上较早建立起肝癌细胞系，临床上积累了较大系列的肿瘤手术切除病例，肿瘤病理也有系统研究。70年代以现场、临床与基础研究三结合为特征，开展了肿瘤流行病、病因、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等研究，并在食管癌、肝癌、鼻咽癌等方面作了有我国特色的工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80年代以来通过“六五”、“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863和攀登计划”等，我国肿瘤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已明显缩短。
我国癌症的二级预防在宫颈癌、肝癌、鼻咽癌、胃癌、大肠癌、乳腺癌中取得进展。如应用血清学普查(ICA/ VCA和/ 或EA)，使鼻咽癌早期诊断率从20%～30%提高到80%～90%。早期治疗、中西医结合与综合治疗是我国肿瘤治疗的一个特色。目前早期宫颈癌、乳腺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90%以上，早期胃癌、食管癌达80%以上，小肝癌也达60%以上。近年由于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使临床疗效达到较高水平。以肝癌为例，60年代我国肝癌切除已积累了世界上最大的系列，70年代小肝癌研究成为一个特色，80年代复发癌的再切除以及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继续取得肝癌疗效的提高[9,10]。90年代癌复发转移临床研究的开展，也紧紧跟上国际最新发展。仅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即有100位肝癌病人生存10年以上。我国胃癌、食管癌、鼻咽癌、乳癌、肺癌等外科综合治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较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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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临床肿瘤研究的进步，也同样越来越多地依赖基础研究。
三、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的意义[11～13]
临床医学的发展与基础研究的进步密切相关，1543年《人体结构》一书是医学进入器官水平的标志，1858年《细胞病理学》一书使医学进入细胞水平，1931年电子显微镜又使医学提高到亚细胞水平，1949年第一个分子病——镰形红细胞贫血的发现则是进入分子水平的一个事例。
近百年来，由于病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的进步，使临床肿瘤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细胞培养、杂交瘤、基因工程技术、裸鼠人癌模型的建立，以及电脑与物理技术结合所导致的医学影像学的突飞猛进，已成为临床肿瘤学进步的重要关键。细胞病理学奠定了癌症的病理诊断基础；酶学和免疫学的进步推动了肿瘤标记的研究；单克隆抗体的出现提高了癌症的诊断水平，并有潜在的治疗价值；影像医学的进步刷新了癌症定位诊断的水平；解剖学和病理生理学奠定了肿瘤外科的基础；细胞动力学和药代动力学促进了化疗的进步；近年免疫学与生物技术的进步导致生物治疗的出现，其中基因治疗已成为癌症治疗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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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诺贝尔奖的获奖情况也反映了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的贡献。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分子生物学的形成为例，也是建立在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诺贝尔奖的基础上，如染色体与遗传、DNA双螺旋结构、DNA及RNA的生物合成、遗传密码、逆转录酶、限制性内切酶等。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对肿瘤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众所周知，癌细胞不同于正常细胞，一是不受控制的生长繁殖，二是侵犯邻近正常组织并转移到远处的组织器官，现已公认，正常细胞的癌变与细胞改变了它的遗传特性有关。这一认识，将对攻克癌症的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基础研究对临床肿瘤学的影响和潜在意义进一步加大。病毒与癌变关系的研究不仅有病因学的意义，在临床上也有早期诊断(如EB病毒与鼻咽癌)和鉴别诊断(如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的价值。由于癌基因/ 抑癌基因和生长因子(Cohen与Levi-Montalcini于1986年因此获诺贝尔奖)及其受体的研究，使癌变的分子机理获得进一步的资料，癌变机理研究在癌基因激活和抑癌基因失活两方面都有所深入；在临床上，人们正在这些方面积极寻找临床癌症的预后指标和基因治疗的靶。1972年Kerr等提出的“凋亡”(Apoptosis)理论，近年又重新受到重视，它使癌变机理获得新的解释，也为控制癌症提出新的思路，如陈竺等因此发现砷剂治疗白血病的机理。肿瘤细胞对化疗耐药性的发现，导致了对多药耐药性(MDR)逆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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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肝癌临床治疗取得疗效为例，50年代大肝癌规则性切除的成功是建立在对肝内解剖和巨量肝切除后生理生化改变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肝移植问世首先是移植免疫学进步的结果；70年代小肝癌的早期发现受益于甲胎蛋白的研究，同样是免疫学进步的结果。
概言之，基础研究是肿瘤临床水平提高的根源。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随着基础研究的加速发展，临床肿瘤学对基础研究的相互影响将进一步加大。
四、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
据统计1985年全球有760万新癌症病人，500万人死于癌症。预期2000年新癌症病人将增加到1030万，约710万人死于癌症。至2010年，癌症病人将继续增加，发展中国家癌症增加更多，主要是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此外还与人口的增加和老龄化有关。
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临床肿瘤学仍面临一系列问题，早期发现仍然是取得较好疗效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耗费与效益”问题，普查难以大范围展开，而有些癌症尚缺乏有用的肿瘤标记；手术切除仍将是实体瘤最好的治疗方法，但术后的复发转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切除的癌症仍将占很大比例，由于癌症发生的多因素与多阶段性，难以找到单一的特效药物，为此综合治疗的研究仍有巨大潜力；由于诊断水平的提高，将发现更多更小的癌症，局部治疗的研究仍有其生命力；癌症的防治将是一个临床上较长远的问题；等等。要解决上述问题，基础研究仍将是根本的动力。未来临床肿瘤学的特征是生物学与临床的结合。预期传统的外科、放疗和化疗仍将为常规疗法，但如离开肿瘤生物学，其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近年，癌症复发转移的研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的领域[14]。其中肿瘤血管的研究成为突出的热点，最近人们找到一类很强的抑制血管生成物：Angiostatin和更强的Endostatin[15]。这些将为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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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研究已明显缩短了与国外的差距，但就近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而言，仍难以大量投入。为此，加速基础研究成果在临床上的转化，将是一个关键。这里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首先是加强基础与临床的联系，互相取长补短；对临床医生而言，还要提高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并加强对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过去，我国临床肿瘤学大多是引进国外临床上已成熟的经验，很少是直接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更少将我国的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我国的临床。21世纪我国的临床肿瘤学应对世界作出较大贡献，而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肿瘤学的结合将是作出有创新性成果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本刊总编辑。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现任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外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工程学部主任)。国际外科学会、国际肝病学会等5个国际团体会员，曾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Cancer等9本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其中2本任亚太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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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周有尚，张思维，李连弟.我国人口死亡和恶性肿瘤死亡情况分析.中国肿瘤，1997，6：9.
[2] 李连弟，张思维，鲁凤珠，等.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谱及分类构成特征研究.中华肿瘤杂志，1997；1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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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临床医学基础：恶性肿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37-48.
[5] Rosenberg SA. Principles of surgical oncology. In: Devita VT, Hellman S, Rosenberg SA, eds. Cancer,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oncology. 4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9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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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1998-07-28),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