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间接自杀1例
作者：罗小年 徐顺生 臧德馨
单位：湖北医科大学附一院精神科，武汉430060
关键词：
法律与医学杂志990108 自杀是抑郁症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然而，有的抑郁症患者在轻生观念的支配下，采用间接的方式自杀。患者杀死无辜者，希望以此受到极刑而身亡。现报道我们在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遇到的一个案例，并对其责任能力的判定进行讨论。
被鉴定人，男，43岁，大专文化，已婚，某国营工厂技术室翻译。以前性格内向、孤僻，善良，无斗殴伤人记录。因担心下岗，于1998年3月出现情绪低落、胸闷、体乏无力、食欲减退和入睡困难、早醒等症状，曾到精神病院门诊就医，诊断为抑郁症，但未坚持服药。以后到某坐堂中医处就医，服中药后上述症状无缓解。又自行查阅有关精神医学书籍，对号入座，认为自己的病已不能治好。抑郁症状逐渐加重，出现绝望和自杀念头，但又认为男人自杀不光彩，显得太软弱，故想杀人后得到法律判决。同年4月13日，在女儿10岁生日那天，一早就出了门，想见谁杀谁。在商场买刀时曾想杀死售货小姐，但未下手。随后走进一家发廊，要刮胡子，发廊小姐说刮胡子人不在，邀请作按摩，在包房接受按摩时突然用刀杀死按摩女，连刺廿刀，接着又闯入集贸市场，见人就砍，砍伤6人后自行扔下凶器束手就擒。所杀死、杀伤7人均与被鉴定人素不相识。一月后对被鉴定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鉴定时，被鉴定人意识清晰，情绪低落，未发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对杀人过程回忆清楚，其陈述与旁证材料一致。自述在4月上旬心情特别不好，全身无力，夜间不能入睡，感到绝望，后来查书也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就想自杀，但又觉得男人自杀是软弱的表现，就想杀几个人，得到法律制裁，等着判死刑。当被问及现在如何面对被自己杀死、杀伤的人时，被鉴定人表示对这些无辜者深感自责和内疚。
, 百拇医药
讨论 本案例是抑郁症患者为了自杀而实施的凶杀事件。该案例有以下特点：作案隐蔽性差，在光天化日下作案，对时间、地点都没有准备和选择；单独作案，行为缺乏指向性，对伤害对象没有选择；缺乏自我保护，事后不加掩饰，稍一讯问就直言相告；作案手段凶狠，与其一贯行为方式判若两人。这些特点都提示：这个案例是在病理性动机的支配下作案的。田祖恩提出的精神病人犯罪动机理论认为，病理动机的产生与认知障碍有关，其行为直接为精神病症状所支配，缺乏现实背景，病理性动机作案应判为无责任能力[1]。潘建章和李永志认为：“间接性自杀患者毁掉自己是第一位的优势观念，而连带他人同死的意念是从属第二位的，患者在已丧失理智和正确处理病态矛盾的情况下，采用与常理格格不入的手段，这只能是缺乏实质的辨认能力。另外，控制能力也明显受损或完全丧失，故应评为无责任能力。”[2]贾谊诚则认为：“自杀观念强烈，理智缺乏，但能清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杀人者偿命)，法律意识存在，因此不能认定是丧失了实质性辨认或控制能力，只能评为‘部分责任能力’。”[3]上述观点结论不同，但都认为曲线自杀是一种缺乏理智的病理性作案。我们认为，造成上述结论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种病理性动机与辨认能力的关系。所谓辨认能力丧失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无法律辨认能力，因为病理原因作案人不能认识自己的行为，这种情况主要见于意识障碍和精神错乱状态，事后大多不能回忆。二是道义性辨认能力障碍，因为病理原因，作案人对某些与其病理观念有关的对象进行伤害，作案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义上是不错的，如Mc Naughton案。由于被害妄想，Mc Naughton行刺首相，在他看来，迫害他的首相并不是无辜者。我们认为，病理性动机是评判无责任能力的基础之一，是鉴定工作中将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相结合的接合点，但病理性动机并不能完全等同无辨认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等同无责任能力。至少，对于我们报导的这类案例是这样。
, http://www.100md.com
我们报道案例的被鉴定人在作案时，法律辨认能力是存在的，其道义性辨认能力也未完全消失，不管作案时他是否意识到，他都没有象Mc Naughton那样，认为他所伤害的对象不是无辜者。但基于被鉴定人的行为和抑郁症状有直接关系，我们评定被鉴定人为“部分责任能力”。
参考文献
1.田祖恩，于庆波，戚巍，等.精神病人的犯罪动机.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3)：175～177
2.潘建章，李永志.谈抑郁状态凶杀行为的司法鉴定问题.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8(2)：104～105
3.贾谊诚.应正确理解“病理性动机”的界限.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8(2)：106～107
(收稿：1998-08-24；修回：1998-10-25), http://www.100md.com
单位：湖北医科大学附一院精神科，武汉430060
关键词：
法律与医学杂志990108 自杀是抑郁症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然而，有的抑郁症患者在轻生观念的支配下，采用间接的方式自杀。患者杀死无辜者，希望以此受到极刑而身亡。现报道我们在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遇到的一个案例，并对其责任能力的判定进行讨论。
被鉴定人，男，43岁，大专文化，已婚，某国营工厂技术室翻译。以前性格内向、孤僻，善良，无斗殴伤人记录。因担心下岗，于1998年3月出现情绪低落、胸闷、体乏无力、食欲减退和入睡困难、早醒等症状，曾到精神病院门诊就医，诊断为抑郁症，但未坚持服药。以后到某坐堂中医处就医，服中药后上述症状无缓解。又自行查阅有关精神医学书籍，对号入座，认为自己的病已不能治好。抑郁症状逐渐加重，出现绝望和自杀念头，但又认为男人自杀不光彩，显得太软弱，故想杀人后得到法律判决。同年4月13日，在女儿10岁生日那天，一早就出了门，想见谁杀谁。在商场买刀时曾想杀死售货小姐，但未下手。随后走进一家发廊，要刮胡子，发廊小姐说刮胡子人不在，邀请作按摩，在包房接受按摩时突然用刀杀死按摩女，连刺廿刀，接着又闯入集贸市场，见人就砍，砍伤6人后自行扔下凶器束手就擒。所杀死、杀伤7人均与被鉴定人素不相识。一月后对被鉴定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鉴定时，被鉴定人意识清晰，情绪低落，未发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对杀人过程回忆清楚，其陈述与旁证材料一致。自述在4月上旬心情特别不好，全身无力，夜间不能入睡，感到绝望，后来查书也说自己这个病治不好，就想自杀，但又觉得男人自杀是软弱的表现，就想杀几个人，得到法律制裁，等着判死刑。当被问及现在如何面对被自己杀死、杀伤的人时，被鉴定人表示对这些无辜者深感自责和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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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案例是抑郁症患者为了自杀而实施的凶杀事件。该案例有以下特点：作案隐蔽性差，在光天化日下作案，对时间、地点都没有准备和选择；单独作案，行为缺乏指向性，对伤害对象没有选择；缺乏自我保护，事后不加掩饰，稍一讯问就直言相告；作案手段凶狠，与其一贯行为方式判若两人。这些特点都提示：这个案例是在病理性动机的支配下作案的。田祖恩提出的精神病人犯罪动机理论认为，病理动机的产生与认知障碍有关，其行为直接为精神病症状所支配，缺乏现实背景，病理性动机作案应判为无责任能力[1]。潘建章和李永志认为：“间接性自杀患者毁掉自己是第一位的优势观念，而连带他人同死的意念是从属第二位的，患者在已丧失理智和正确处理病态矛盾的情况下，采用与常理格格不入的手段，这只能是缺乏实质的辨认能力。另外，控制能力也明显受损或完全丧失，故应评为无责任能力。”[2]贾谊诚则认为：“自杀观念强烈，理智缺乏，但能清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杀人者偿命)，法律意识存在，因此不能认定是丧失了实质性辨认或控制能力，只能评为‘部分责任能力’。”[3]上述观点结论不同，但都认为曲线自杀是一种缺乏理智的病理性作案。我们认为，造成上述结论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种病理性动机与辨认能力的关系。所谓辨认能力丧失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无法律辨认能力，因为病理原因作案人不能认识自己的行为，这种情况主要见于意识障碍和精神错乱状态，事后大多不能回忆。二是道义性辨认能力障碍，因为病理原因，作案人对某些与其病理观念有关的对象进行伤害，作案人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义上是不错的，如Mc Naughton案。由于被害妄想，Mc Naughton行刺首相，在他看来，迫害他的首相并不是无辜者。我们认为，病理性动机是评判无责任能力的基础之一，是鉴定工作中将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相结合的接合点，但病理性动机并不能完全等同无辨认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等同无责任能力。至少，对于我们报导的这类案例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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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报道案例的被鉴定人在作案时，法律辨认能力是存在的，其道义性辨认能力也未完全消失，不管作案时他是否意识到，他都没有象Mc Naughton那样，认为他所伤害的对象不是无辜者。但基于被鉴定人的行为和抑郁症状有直接关系，我们评定被鉴定人为“部分责任能力”。
参考文献
1.田祖恩，于庆波，戚巍，等.精神病人的犯罪动机.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8，21(3)：175～177
2.潘建章，李永志.谈抑郁状态凶杀行为的司法鉴定问题.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8(2)：104～105
3.贾谊诚.应正确理解“病理性动机”的界限.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8(2)：106～107
(收稿：1998-08-24；修回：1998-10-25),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