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论文是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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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关键词：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990229Was the paper I wrote a fraud?
真是件糟糕的事。它曾是一篇关于严重残疾人的协作保健如何满足他们需要的好文章(BMJ 1993；306：95-8)。有教授称此为创新之作，被当作推广社区保健的实践依据。我曾为一些见解欣欣然。但是，合作者因为研究作假而被取消注册医师资格，而我又不能保证论文数据真实可靠，它正面临被撤消的下场(撤消号p 1700)。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别人对我的研究资料也产生了怀疑。
1989年做这项调查时，Mark是Somerset医院我们科的一名高级住院医师。他看上去诚实可靠，并成了我可依赖的朋友和同事。当时他即将取得公共卫生医师资格。他已是本地大学社会医学系的讲师，后又升为高级讲师。他是一个成功者。
, http://www.100md.com
这项调查是由我院社会服务部和我们科联合设计完成的。调查采用家访形式。1989年我们访问了181名严重残疾人，并给他们作了体检。Mark承担了这些工作。1年后，他又自觉作了我认为是富有想象力的补充工作。通过电话他再次调查了上次调查中表明未满足需要的残疾人，了解在首次调查后的12个月内，他们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调查发现许多认为无法满足的需要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花费小；这些需要与某些专业或病人以前要求的并不一致。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义。研究发现，家庭医生和社区护士照顾的严重残疾人，其未被满足的需要远远多于由社会工作者照顾或与病人组织有联系的残疾人。该文虽然只是一篇不太完善的医学社会学报告，但发表时正巧为政府的社区保健提案提供了实际证据。
听说Mark要出席全国医学委员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听证会，我就查找该文的原始数据。原始问卷单和数据资料已找不到。自开展这项调查以来，旧档案也从一个地下室移到另一个地下室，卫生部门也迁了地址。我无法找到填写的原始调查问卷，也找不到电脑保存的数据资料。以后，我设法与电话随访过的残疾人联系，目的是肯定一下至少有人还能回忆起6年前Mark做过电话随访。Mark给了我一份电话随访过的人员名单。他的这一举动给了我信心：他是无辜的。名单上共有75人，他们是181人中未满足需要并回答了电话随访的人。在家庭卫生服务局的注册表上，我发现有36人健在，14人去世，2人搬迁，22人注册表上未见。在健在的36人中，只找到18人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这18人，3人未回答。余下的15人中，10人不记得在自家曾进行过问卷调查和体检，还有5人虽记得家访，但没人记得有电话随访。其中有两位头脑灵敏，对我的询问，态度合作。他们很肯定，在首次访问一年后，没有再接受过电话随访。我无法找到能回忆起电话随访的人，而且在可联系的人中，只有1/3记得当初的家庭问卷调查。
, 百拇医药
全科医学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前，我很乐观，坚信Mark所做的一切都是诚实的、可靠的。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改变信任别人的原则。听证会裁决后，我不得不认为Mark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虚构的，除非有证据证明。因此，我约Mark到酒吧就此事面谈。我询问了调查这件事的情况，并提醒他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应该说明真相。承认错误并不会对他的名誉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调查结果是编造的吗?”“不，完全不是。”这就是他的回答。他说话时神情悲痛，就象又失去了本就为数不多的朋友的信赖。
如果论文是假的，给个人和公众会带来不良后果。如果文章是清白的，却被撤消，则是科学的损失。很难说这篇论文在全国范围内对卫生保健系统产生了什么影响。公共卫生学会会员资格测试的第一部分已采用了这篇论文。
至于它是否对推动社区保健起了作用，无从得知。它应该起了作用——因为它的观点与卫生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联合推出的新的多学科评估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从局部考虑，论文对我的专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给了我信心，为评估和护理残疾人寻找彻底的方法。我们作了一些革新，如让经过特殊训练的护士承担评估工作，设立残疾咨询职位，协调社会和卫生服务，如作联合预算等。对这项工作我充满信心，在公共卫生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专门就此作过报告。
虚假的研究工作很难根除，但我们不该盲目轻信，面对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这样。我不会再与别人合写论文，除非彻底核查过原始数据。此外，论文发表后的原始数据和电脑资料要有地方存档，以便再次核查。
我们做事都想走捷径，但很难明确区分粗糙的研究和虚假的研究。在这种一连串的诚实问题上，我应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
Cameron Bowie, emeritus director of public health, Som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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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990229Was the paper I wrote a fraud?
真是件糟糕的事。它曾是一篇关于严重残疾人的协作保健如何满足他们需要的好文章(BMJ 1993；306：95-8)。有教授称此为创新之作，被当作推广社区保健的实践依据。我曾为一些见解欣欣然。但是，合作者因为研究作假而被取消注册医师资格，而我又不能保证论文数据真实可靠，它正面临被撤消的下场(撤消号p 1700)。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别人对我的研究资料也产生了怀疑。
1989年做这项调查时，Mark是Somerset医院我们科的一名高级住院医师。他看上去诚实可靠，并成了我可依赖的朋友和同事。当时他即将取得公共卫生医师资格。他已是本地大学社会医学系的讲师，后又升为高级讲师。他是一个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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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调查是由我院社会服务部和我们科联合设计完成的。调查采用家访形式。1989年我们访问了181名严重残疾人，并给他们作了体检。Mark承担了这些工作。1年后，他又自觉作了我认为是富有想象力的补充工作。通过电话他再次调查了上次调查中表明未满足需要的残疾人，了解在首次调查后的12个月内，他们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调查发现许多认为无法满足的需要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花费小；这些需要与某些专业或病人以前要求的并不一致。
调查的结果很有意义。研究发现，家庭医生和社区护士照顾的严重残疾人，其未被满足的需要远远多于由社会工作者照顾或与病人组织有联系的残疾人。该文虽然只是一篇不太完善的医学社会学报告，但发表时正巧为政府的社区保健提案提供了实际证据。
听说Mark要出席全国医学委员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听证会，我就查找该文的原始数据。原始问卷单和数据资料已找不到。自开展这项调查以来，旧档案也从一个地下室移到另一个地下室，卫生部门也迁了地址。我无法找到填写的原始调查问卷，也找不到电脑保存的数据资料。以后，我设法与电话随访过的残疾人联系，目的是肯定一下至少有人还能回忆起6年前Mark做过电话随访。Mark给了我一份电话随访过的人员名单。他的这一举动给了我信心：他是无辜的。名单上共有75人，他们是181人中未满足需要并回答了电话随访的人。在家庭卫生服务局的注册表上，我发现有36人健在，14人去世，2人搬迁，22人注册表上未见。在健在的36人中，只找到18人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这18人，3人未回答。余下的15人中，10人不记得在自家曾进行过问卷调查和体检，还有5人虽记得家访，但没人记得有电话随访。其中有两位头脑灵敏，对我的询问，态度合作。他们很肯定，在首次访问一年后，没有再接受过电话随访。我无法找到能回忆起电话随访的人，而且在可联系的人中，只有1/3记得当初的家庭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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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前，我很乐观，坚信Mark所做的一切都是诚实的、可靠的。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改变信任别人的原则。听证会裁决后，我不得不认为Mark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虚构的，除非有证据证明。因此，我约Mark到酒吧就此事面谈。我询问了调查这件事的情况，并提醒他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应该说明真相。承认错误并不会对他的名誉造成进一步的损害。“调查结果是编造的吗?”“不，完全不是。”这就是他的回答。他说话时神情悲痛，就象又失去了本就为数不多的朋友的信赖。
如果论文是假的，给个人和公众会带来不良后果。如果文章是清白的，却被撤消，则是科学的损失。很难说这篇论文在全国范围内对卫生保健系统产生了什么影响。公共卫生学会会员资格测试的第一部分已采用了这篇论文。
至于它是否对推动社区保健起了作用，无从得知。它应该起了作用——因为它的观点与卫生部门和社会服务部门联合推出的新的多学科评估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从局部考虑，论文对我的专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给了我信心，为评估和护理残疾人寻找彻底的方法。我们作了一些革新，如让经过特殊训练的护士承担评估工作，设立残疾咨询职位，协调社会和卫生服务，如作联合预算等。对这项工作我充满信心，在公共卫生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专门就此作过报告。
虚假的研究工作很难根除，但我们不该盲目轻信，面对非常出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这样。我不会再与别人合写论文，除非彻底核查过原始数据。此外，论文发表后的原始数据和电脑资料要有地方存档，以便再次核查。
我们做事都想走捷径，但很难明确区分粗糙的研究和虚假的研究。在这种一连串的诚实问题上，我应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
Cameron Bowie, emeritus director of public health, Som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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