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因时治宜
作者：梁广和
单位：承德医学院(河北承德，067400)
关键词：
湖北中医杂志/990310 因时治宜，是中医治疗原则之一，源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这种结合时令来选择治疗方法的原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发展。笔者从中医时间医学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以尽善其学术思想。
1 法取时令，因时而治
《素问.脏气法时论》提出：“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的观点，即根据时间确定治法，对中医临床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
1.1 热无犯热，寒无犯寒 四季的寒热周期性变化，取决于阴阳盛衰节律。由于阴阳消长的变化，影响着疾病寒热变化趋势。为保证施治的疗效，就必须遵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的“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的用药原则。否则就会酿成“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痞腹满，痛急下利之疾生矣；热至则身热……。”后世医家对此多有发挥，如刘河间制方用药强调“当顺时令而调阴阳”；朱丹溪指出治病“若失四时寒热温凉之宜，乃医家之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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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宜补 四季气机有升降浮沉节律，四时则有春升夏浮秋沉冬降的周期变化。汗、吐、下之治，必法于四季气机升降浮沉。此法由汉.张仲景提出，金元时期得到发展，尤以张子和、李东垣为代表。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夏宜汗，因夏阳气在外，人气亦在外，邪气亦在外，故宜发汗……秋宜泻，谓秋则阳气在下，人气与邪气亦在下，故宜下”。可见，依时令立法，是确定治法必须遵守的原则。明.李时珍对此亦有发挥，他在《四时用药例》中概括为“升降浮沉则顺之”，只有顺其春夏升浮，秋冬沉降之势，因势利导，才能“使阳气之郁者易达也”，“使阳气易收也”，“使阳气不动也”，既达到驱邪外出的目的，又不致损伤阳气。
此外，《内经》“月生无泻，月满无补”的观点，亦是法取时令，因时治宜的具体体现。
2 方因时选，煎服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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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之法，亦必顺应时令之寒热远近。元.李东垣《脾胃论》则有“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之时禁，并根据四季时令不同而选用“时方”。如治饮食劳倦，因脾胃气虚使春气不行，则阴火上冲而病“热中”者，治以补中益气汤“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假令夏月大热之时……，必加三黄丸，谓天时不可伐”；“秋燥令行，湿热少退，当升阳益胃，名之曰升阳益胃汤”等。宋.韩祗和对太阳中风之治，提出“病人两手脉浮数而缓，名曰中风，……若立春以后，清明以前，宜薄荷汤主之；清明以后，芒种以前，宜防风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香薷汤主之”。罗天益尤遵此说，其治太阴下利，提出“病于春夏者，当用桂枝汤，升阳止泻；若病于秋冬，则宜用理中汤等分，温守中阳，燠土止泻”。
煎服之法，亦须适应时令变化，《金匮要略》治黄疸方后，提出“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的方法，既合于时，又利于病。服药择时，更有丰富的内容，早在《内经》就有“日未出时吐之”之说。《重辑神农本草经》亦有“ 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腹而在晚”的服药法。李东垣对择时服药尤有发挥，根据张氏[1]统计，其对服药时间的选择，约可分为食前服，食后服、食远服、空心服、五更服，上午服、午间服、临卧服和不拘时服九种。如在治疗青白目翳时，要求“每日清晨以腹中无食服补阳汤，临卧服泻阴丸”。其所制神圣复气汤，亦有“于月生月满时，隔三、五日一服”的按月节律服药方法。许氏[2]提出择时服药的三大临床意义，一是能提高疗效，认为择时服药顺应了人体有节律的生理变化，能充分利用体内积极的抗病因素以增强药力；二是能预防和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认为服药时间不当会扰乱生理节律或加大药物的不良作用；三是能诱导紊乱的人体节律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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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有宜忌，因时而变
寒热药物的运用，应因时制宜，辨证辨时相结合，是提高治疗效果的保障。病症相同，不同季节加不同药物。如李东垣认为四时用药，无论疾病的性质是寒是热，于治疾方药内，在春加清凉风药，在夏加大寒药，在秋加温气药，在冬加大热药，“表虚自汗，春夏加黄芪、秋冬加桂枝”。清*王燕昌《王氏医存》专列“夏月用药法”，对感冒无汗者，在发汗方中宜加麦冬、白芍、石斛、乌梅等，以养阴配阳。目前临床上解表药，夏以香薷、冬用麻黄，乃因时治宜，择时服药的具体体现。使用同一方剂，亦应随时令而加减。刘河间治中风制愈风汤，同时立四时增损法。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在使用时，夏季加白芍三分；加减平胃散，夏季用时加炒黄芩。因时制宜，药随时变，才能“热无犯热，寒无犯寒”。李时珍则明确提出药物性味应用原则：“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此则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
4 择时针刺，适时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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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时间因素，择时施针，适时选穴，是针刺的一大特色。这种针法，是以子午流注学说为理论依据，具体应用包括纳子法和纳甲法。纳子法是以一天十二时辰配合脏腑气血盛衰，根据《内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不虚不实，以经取之”的原则，在六十六个五腧穴中选取适宜的穴位，在适宜的时间(本经气血旺盛之时)进行针刺；而纳甲法是以天干配脏腑气血盛衰，依时在六十六个五腧穴中择穴治疗疾病的方法。其特点是按时开穴，时上有穴，穴上有时。如《针灸大成》“按日起时，循经是穴，时上有穴，穴上有时”。
子午流注针法，是时间医学在中医治疗中的体现，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唐氏[3]对针刺治疗糖尿病的时间进行了临床观察，表明胰岛素分泌是随进餐而呈明显的时间节律，而在胰岛素分泌高峰时进行针刺治疗，患者空腹及餐后两小时血糖浓度下降明显优于其它时间。
5 时证不符，合理从舍
时令的变化影响着疾病的寒热变化，此言其常，但常中有变。当时令气候的寒热与疾病性质出现矛盾，即气候为热而疾病性质为寒，或时令气候为寒而疾病性质为热时，《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又提出：“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的舍时从证法。可见，在时令气候寒热与疾病性质相反时，决定治疗大法的是疾病的性质本身，而不是时令气候。张子和在论述吐法宜施于春时曰：“然则四时有急吐者，不必待春时也”。刘河间在强调吐药宜清晨服时亦云：“病急则不取此法”。盲目从“时”必致贻误病机。因此，临证既要遵循“用热远热，用寒远寒”、“时不可违”之旨，又要通晓因证达变之理，把时令气候的寒热与疾病的性质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证候性质确定寒或热的治疗大法，再结合时令气候的寒热恰当地选择方药，使药能中病，又不致因用药不当而产生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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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天时因素对人体的影响，既有四季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的年节律，又有月盈月亏，气血盛衰的月节律，还有昼夜阴阳消长的日节律。因此，在立法、制方、用药等方面，要在辨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年、月、日对人体的影响，法取于时，方适于时，药随时变，做到因时治宜而又不泥于时令，才能提高疗效。总之，因时治宜，已不局限于用药与时令(四季气候)的寒热远近，时间医学的发展，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1] 张年顺.试论李东垣对时间节律的应用.云南中医杂志，1984(3)：1
[2] 许延平.择时服药方法介绍.中医杂志，1986(4)：55
[3] 康世英等.择时针刺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国针灸，1995(1)：6
(收稿日期：1998-10-05), 百拇医药
单位：承德医学院(河北承德，067400)
关键词：
湖北中医杂志/990310 因时治宜，是中医治疗原则之一，源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这种结合时令来选择治疗方法的原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发展。笔者从中医时间医学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以尽善其学术思想。
1 法取时令，因时而治
《素问.脏气法时论》提出：“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的观点，即根据时间确定治法，对中医临床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
1.1 热无犯热，寒无犯寒 四季的寒热周期性变化，取决于阴阳盛衰节律。由于阴阳消长的变化，影响着疾病寒热变化趋势。为保证施治的疗效，就必须遵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的“热无犯热，寒无犯寒”的用药原则。否则就会酿成“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痞腹满，痛急下利之疾生矣；热至则身热……。”后世医家对此多有发挥，如刘河间制方用药强调“当顺时令而调阴阳”；朱丹溪指出治病“若失四时寒热温凉之宜，乃医家之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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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宜补 四季气机有升降浮沉节律，四时则有春升夏浮秋沉冬降的周期变化。汗、吐、下之治，必法于四季气机升降浮沉。此法由汉.张仲景提出，金元时期得到发展，尤以张子和、李东垣为代表。仲景之言曰：“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夏宜汗，因夏阳气在外，人气亦在外，邪气亦在外，故宜发汗……秋宜泻，谓秋则阳气在下，人气与邪气亦在下，故宜下”。可见，依时令立法，是确定治法必须遵守的原则。明.李时珍对此亦有发挥，他在《四时用药例》中概括为“升降浮沉则顺之”，只有顺其春夏升浮，秋冬沉降之势，因势利导，才能“使阳气之郁者易达也”，“使阳气易收也”，“使阳气不动也”，既达到驱邪外出的目的，又不致损伤阳气。
此外，《内经》“月生无泻，月满无补”的观点，亦是法取时令，因时治宜的具体体现。
2 方因时选，煎服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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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之法，亦必顺应时令之寒热远近。元.李东垣《脾胃论》则有“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之时禁，并根据四季时令不同而选用“时方”。如治饮食劳倦，因脾胃气虚使春气不行，则阴火上冲而病“热中”者，治以补中益气汤“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假令夏月大热之时……，必加三黄丸，谓天时不可伐”；“秋燥令行，湿热少退，当升阳益胃，名之曰升阳益胃汤”等。宋.韩祗和对太阳中风之治，提出“病人两手脉浮数而缓，名曰中风，……若立春以后，清明以前，宜薄荷汤主之；清明以后，芒种以前，宜防风汤主之；芒种以后，至立秋以前，宜香薷汤主之”。罗天益尤遵此说，其治太阴下利，提出“病于春夏者，当用桂枝汤，升阳止泻；若病于秋冬，则宜用理中汤等分，温守中阳，燠土止泻”。
煎服之法，亦须适应时令变化，《金匮要略》治黄疸方后，提出“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的方法，既合于时，又利于病。服药择时，更有丰富的内容，早在《内经》就有“日未出时吐之”之说。《重辑神农本草经》亦有“ 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腹而在晚”的服药法。李东垣对择时服药尤有发挥，根据张氏[1]统计，其对服药时间的选择，约可分为食前服，食后服、食远服、空心服、五更服，上午服、午间服、临卧服和不拘时服九种。如在治疗青白目翳时，要求“每日清晨以腹中无食服补阳汤，临卧服泻阴丸”。其所制神圣复气汤，亦有“于月生月满时，隔三、五日一服”的按月节律服药方法。许氏[2]提出择时服药的三大临床意义，一是能提高疗效，认为择时服药顺应了人体有节律的生理变化，能充分利用体内积极的抗病因素以增强药力；二是能预防和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认为服药时间不当会扰乱生理节律或加大药物的不良作用；三是能诱导紊乱的人体节律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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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有宜忌，因时而变
寒热药物的运用，应因时制宜，辨证辨时相结合，是提高治疗效果的保障。病症相同，不同季节加不同药物。如李东垣认为四时用药，无论疾病的性质是寒是热，于治疾方药内，在春加清凉风药，在夏加大寒药，在秋加温气药，在冬加大热药，“表虚自汗，春夏加黄芪、秋冬加桂枝”。清*王燕昌《王氏医存》专列“夏月用药法”，对感冒无汗者，在发汗方中宜加麦冬、白芍、石斛、乌梅等，以养阴配阳。目前临床上解表药，夏以香薷、冬用麻黄，乃因时治宜，择时服药的具体体现。使用同一方剂，亦应随时令而加减。刘河间治中风制愈风汤，同时立四时增损法。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在使用时，夏季加白芍三分；加减平胃散，夏季用时加炒黄芩。因时制宜，药随时变，才能“热无犯热，寒无犯寒”。李时珍则明确提出药物性味应用原则：“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此则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
4 择时针刺，适时选穴
, http://www.100md.com
重视时间因素，择时施针，适时选穴，是针刺的一大特色。这种针法，是以子午流注学说为理论依据，具体应用包括纳子法和纳甲法。纳子法是以一天十二时辰配合脏腑气血盛衰，根据《内经》“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不虚不实，以经取之”的原则，在六十六个五腧穴中选取适宜的穴位，在适宜的时间(本经气血旺盛之时)进行针刺；而纳甲法是以天干配脏腑气血盛衰，依时在六十六个五腧穴中择穴治疗疾病的方法。其特点是按时开穴，时上有穴，穴上有时。如《针灸大成》“按日起时，循经是穴，时上有穴，穴上有时”。
子午流注针法，是时间医学在中医治疗中的体现，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唐氏[3]对针刺治疗糖尿病的时间进行了临床观察，表明胰岛素分泌是随进餐而呈明显的时间节律，而在胰岛素分泌高峰时进行针刺治疗，患者空腹及餐后两小时血糖浓度下降明显优于其它时间。
5 时证不符，合理从舍
时令的变化影响着疾病的寒热变化，此言其常，但常中有变。当时令气候的寒热与疾病性质出现矛盾，即气候为热而疾病性质为寒，或时令气候为寒而疾病性质为热时，《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又提出：“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的舍时从证法。可见，在时令气候寒热与疾病性质相反时，决定治疗大法的是疾病的性质本身，而不是时令气候。张子和在论述吐法宜施于春时曰：“然则四时有急吐者，不必待春时也”。刘河间在强调吐药宜清晨服时亦云：“病急则不取此法”。盲目从“时”必致贻误病机。因此，临证既要遵循“用热远热，用寒远寒”、“时不可违”之旨，又要通晓因证达变之理，把时令气候的寒热与疾病的性质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证候性质确定寒或热的治疗大法，再结合时令气候的寒热恰当地选择方药，使药能中病，又不致因用药不当而产生副作用。
, 百拇医药
“天人合一 ”，天时因素对人体的影响，既有四季寒热温凉、升降浮沉的年节律，又有月盈月亏，气血盛衰的月节律，还有昼夜阴阳消长的日节律。因此，在立法、制方、用药等方面，要在辨证的基础上，全面考虑年、月、日对人体的影响，法取于时，方适于时，药随时变，做到因时治宜而又不泥于时令，才能提高疗效。总之，因时治宜，已不局限于用药与时令(四季气候)的寒热远近，时间医学的发展，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1] 张年顺.试论李东垣对时间节律的应用.云南中医杂志，1984(3)：1
[2] 许延平.择时服药方法介绍.中医杂志，1986(4)：55
[3] 康世英等.择时针刺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中国针灸，1995(1)：6
(收稿日期：1998-10-05),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