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与藏医脉诊的异同
作者：甄艳
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98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中医脉诊；藏医脉诊；医学史
中华医史杂志000413 摘要 中医与藏医的脉诊具有比较的基础，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医的脉学知识由来已久，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中医和藏医就有相互之间的交流，文成公主入藏时更是带去了许多汉地的医学典籍。从藏医脉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脉诊对其产生的明显影响，但是藏医脉诊也有其独特的一面，藏族人民将自己的医疗经验与外来的知识相结合，发展了藏医的脉学知识。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pulse- taking between TCM and Tibetan medicine
ZHEN Yan.
, http://www.100md.com
(98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of History of Minority Medicine,China Academy of TCM,Beijing 100700)
Abstract There is a basis for the comparison of pulse- taking between TCM and Tibetan Medicine.There ar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as well .The history of TCM pulsology is time-honored.There were contacts between TCM and Tibetan Medicin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ubo dynasty.Many TCM classics from inland China were brought into Tibet by Princess Whencheng.Clear influence of Chinese pulsology can be seen in Tibetan pulsology.However,Tibetan pulsology has its own uniqueness. By combining imported knowledg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ibetan people themselves ,Tibetan pulsology is thus well developed.
, 百拇医药
Key words TCM Pulsology; Pulsology in Tibetan Medicine; Medicial history
从比较学的观点来看，中医与藏医的脉诊具有比较的基础，因其都是通过医生的主观感受以搜集患者的异常表现来做出疾病诊断的，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地域上，两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又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医与藏医又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与成熟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医与藏医都不例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医学史角度加以讨论。
在讨论中医和藏医脉诊时，请先来看一下两个医学体系的哲学背景。在古老东方的哲学思想引导下，天人相应及整体观等观念亦渗入到医学之中。中医和藏医都强调遵循自然规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法天则地，随应而动”，以及《素问.上古天真论》述及的“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藏医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在讲到时令之行时有云：“初冬寒冷使得毛孔闭”，“是故当进辣涩苦三味”，“芝麻油擦肉汤油食添”。这都反映出只有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才能保持精力的旺盛，不受疾病的侵害。另外，不论中医或是藏医都很自然地将人看作是一个整体。在治疗疾病时，重视将患者的内外环境变化和生理、心理状况考虑在内，同时也善于见微知著，即从某一部位的病理变化来推知全身情况，而脉诊说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最典型代表。从这一点来看，西方医学由于建立在解剖学和实验医学基础上，相对来说比较重视观察和实验所得出的客观事实，不可避免地容易割裂地看待疾病和人，所以就脉诊而言，不如中医和藏医那样至关重要，而仅仅是用于衡量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的指标和实验室辅助诊断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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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脉学知识由来已久，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发掘出土的帛书和竹木简中就有《脉法》的甲乙两种古传本，其中提出了患者自身对比诊脉的方法，即“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探之”[1]，脉诊的部位只有手太阴、少阴及足少阴三处，记载的脉象也只有盈、虚、滑、涩、动、静六种，可见这时的脉诊还处于萌芽阶段，所有的也只是一些比较零散的纪录。公元前5世纪，扁鹊创立了脉学，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有关长桑君与扁鹊的相互关系时，提到扁鹊饮“上池之水”后，可“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说明扁鹊已经可以根据脉象来推断人体五脏的情况，不但使用了脉诊而且也讨论有关理论。《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著作，其中的脉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提出了三部九候和人迎脉口的诊脉法，而且记载了“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说明了寸口脉可以诊知全身的疾患。尔后《难经》又对《内经》做了补充，提出“独取寸口”的理论，将三部九候归并到手部的寸口脉，提出了“寸、关、尺”、“浮、中、沉”的观点。到了公元3世纪，王叔和著《脉经》成为第一部脉学的总结性著作，其中肯定了“寸口诊法”，提出24种脉象并加以鉴别，同时也记述了多种危重脉象。至此，中医脉学理论已经系统化、全面化、并在以后的传播中对世界医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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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医脉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脉诊对其产生的明显影响。众所周知，藏族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从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建立吐蕃王朝开始的。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各种人员和典籍，其中就包括医药的内容。藏族学者所著的《贤者喜宴》中记载，唐太宗曾将“六十部工巧著作，八观察法，五诊断法，六拔除法，四部配药法等等医疗法和治疗法全部赐给(公主)”[2]，这是吐蕃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接受外来医药知识，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据载这些医著曾由汉族医僧和藏族译师综合编译成一部《医学大全》。虽然该书已经散佚，而且这些医著中是否有脉诊的内容也已无法确知，但不难从全面系统化的脉诊在中医诊断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看出，这些医著中肯定包含了中医脉诊的内容，甚至有可能包括了《脉经》这一部诊断法专著。
其实，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中医就曾传入过西藏。60年代调查中发现的存在于藏族民间的《脉学师承记》就反映了中医脉诊与藏医的接触。法国汉学家P.Huard论及脉诊的经典著作《脉经》曾传入西藏，也曾传入印度直至阿拉伯国家，后来又辗传到欧洲[3]。他的结论有可能就是在这一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另一藏史专著《汉藏史籍》中提到“朗日伦赞的时期，由汉地传入历算六十甲子、医疗、讲论饮食利益和危害的保养方法，由印度传入十二缘起支和六日轮转等，这是吐蕃最初的医药和历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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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一部藏医著作是《月王药诊》，这部著作中已经提到了脉诊的五脏学说，此外还有寒热脉象和来去脉势[5]，述及脉诊的时间和起居，提出了冲、甘、恰三部脉诊及实、洪、浮、数、虚、弱、迟、沉、芤等脉象，并且加以鉴别，这些内容都可以从《内经》、《难经》和《脉经》中找到启示，但它在分析脉理时将五脏诊脉与印度吠陀医学中三原素学说结合起来，借“隆、赤巴、培根”来论述病症，可见藏族人民在总结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善于借鉴并发挥其他医学体系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藏医脉诊的系统化论述主要在其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其中不仅提出了诊脉前的注意事项，诊脉的部位及方法，而且还阐述了各种脉象及其理论和与季节的关系。整体来看，与中医脉诊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现仅就《四部医典》中脉诊前的准备、诊脉的时间、部位和方法与中医加以比较，以略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和二者间的关系。
首先，从诊脉前的准备来看，藏医要求在诊脉的前一天，患者应在饮食和起居方面有所节制，使患者的身体不致功能紊乱。诊脉的时间以早晨太阳刚升起，病人未活动前，阴阳调和，呼吸均匀之时为佳。而在中医经典著作《素问.脉要精微论》中也有记载：“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以及要求医生要安静、细心地诊脉，所谓“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而在《四部医典》中亦有“医师患者气匀视脉位”[6]的论述，认为医生的生理和精神须保持正常，诊脉时应该集中精力，不能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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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切脉的部位和手法上，藏医认为诊脉的部位在两手腕部的第一条横纹向下量一寸，骨头突起的内侧，医生三指平放为冲、甘、恰的部位；中医则以患者桡骨茎突掌面的桡动脉处为关，切以中指，然后依次向掌侧和肘窝侧，于关旁按切以食指和无名指，虽然在此两者不完全一样，但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只是在切脉时，中医的浮、中、沉以三指共同按压，而藏医则冲脉取于皮肤，甘脉取于肌肉，恰脉取于骨。
也有人认为藏医脉诊中所提到的“冲、甘、恰”来自于藏语古词，指的是医者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名称，而非指患者的诊脉部位。我们知道，藏族先民很早就有一些原始的医药卫生活动，并总结了一些医疗经验，但尚未有成熟的医疗体系出现，自然会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医疗经验以发展藏医学。前文所提到的朗日伦赞时期由汉地传入的六十甲子、医疗等内容因为没有文字和会翻译的人，所以只是师徒口头传授。而据史籍记载，吐蕃的文字系借用印度古梵文的基础，结合藏语的特点发展而来，与汉语差异较大，而古印度脉学水平很低，到公元十世纪以后才逐渐有所认识，吠陀医学中没有类似的材料。所以说“冲、甘、恰”在语音上与中医的“寸、关、尺”相近似只是出于巧合，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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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藏医在切脉时，虽有“男诊左脉女诊右边脉”之说，与中医一样，但总的来说还是两手脉的合参，如文中提到“首先病人左手医师右”再“病人右手医师左手看”。此外，不论从文献记载还是“唐卡”的内容来看，藏医在诊脉时不象中医那样广泛使用脉枕，这一点可能是因为环境的缘故，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藏族人民总是处在一种迁徙的生活中，没有条件来讲究脉枕的存在。这也反映出他们善于根据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在诊法方面，藏医也认为诊脉部位与脏腑有所相关，见表1。
表1 藏医关于诊脉部位与脏腑的关系
左侧
右侧
冲
心(小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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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大肠)
甘
脾(胃)
肝(胆)
恰
肾(三焦)
肾(膀胱)
从这个简表不难看出，藏医诊脉部位所候的脏腑与中医相似，只是左右手甘部所候的脏腑正好与中医相反。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两者不同的解剖学基础造成的。在《内经》中虽然有了比较原始的解剖学知识，但由于建立了整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理论，使得中医对解剖的依赖大大减弱，失去了推动其进步的直接动力，也使古代医生重“气”而不重“形”。《素问.刺禁论》中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的说法，对于这里所说的“肝生于左”历来就有许多争论，但通常都将其看作是功能的论述，《内经》中经常用外界环境中的木、春、风、东方、左位等一系列具有升发向上性质的自然现象，来比喻肝的功能有从左升发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医的“寸、关、尺”与脏腑的配属多从功能上来说，所以左关配属肝胆。而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自古就有行“天葬”的习俗，即在人死后用刀解剖尸体以喂饲老鹰，所以藏医对人体的内部构造了解的比较清楚，他们从直接的观察中知道肝脏位于人体的右边，所以将右关配属肝胆。虽然两者存在一些不同，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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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医脉诊的形成和发展从最初引入和翻译外来的脉学内容到最终形成有独特风格的藏医脉诊体系，同中医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中的脉诊内容看到这一发展的痕迹。《月王药诊》没有明确指出诊脉的部位，而且冲、甘、恰与脏腑的配属关系和中医一样，左手甘部诊肝胆，右手甘部诊脾胃，这是因为《月王药诊》是将金城公主入藏时带来的医书编译而成的，其中既有汉地的医学内容，又有藏族本民族的医疗卫生经验，很显然在脉诊的这一点上必然更多地借鉴了中医的理论；而《四部医典》则是宇妥.元丹布在综合各种医学知识和丰富临床经验基础上著成的，他根据藏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发展了脉学知识，不但指出了诊脉的具体部位，而且还将左右手甘部的脏腑配属根据藏医对人体构造的了解纠正过来。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死兆脉、鬼邪脉和以命脉断寿数，提出了七种奇脉之说，并指出了容易混淆的六种脉象，更加完善了藏医脉学体系。
另外一个使我们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四部医典》中，尤其是在对脉诊的论述中，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五行与脉象之间的关系，其阐述的内容与中医学脉诊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关系极为相似，而在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很难看到在五行方面还有这样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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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藏医和中医的脉学体系都在总结和积累本民族医疗经验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虽然藏医的脉学理论主要影响来自中医，但藏族人民并不局限于接受外来知识，他们十分善于将医药卫生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与外来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充分显示出了藏族人民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
(本文由导师蔡景峰指导) 参 考 文 献
1，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292.
2，黄颢.《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1：23.
3，FNL Poynter：Medicine and Culture，Discussion，P.291，1969.
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籍(汉文版).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87.
5，马世林、王振华、毛继祖译.月王药诊(汉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54.
6，宇妥.元丹贡布著，李永年译.四部医典(汉文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404.
(收稿：2000-07-03), 百拇医药
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98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中医脉诊；藏医脉诊；医学史
中华医史杂志000413 摘要 中医与藏医的脉诊具有比较的基础，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医的脉学知识由来已久，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中医和藏医就有相互之间的交流，文成公主入藏时更是带去了许多汉地的医学典籍。从藏医脉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脉诊对其产生的明显影响，但是藏医脉诊也有其独特的一面，藏族人民将自己的医疗经验与外来的知识相结合，发展了藏医的脉学知识。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pulse- taking between TCM and Tibetan medicine
ZHE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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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of History of Minority Medicine,China Academy of TCM,Beijing 100700)
Abstract There is a basis for the comparison of pulse- taking between TCM and Tibetan Medicine.There ar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as well .The history of TCM pulsology is time-honored.There were contacts between TCM and Tibetan Medicine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ubo dynasty.Many TCM classics from inland China were brought into Tibet by Princess Whencheng.Clear influence of Chinese pulsology can be seen in Tibetan pulsology.However,Tibetan pulsology has its own uniqueness. By combining imported knowledg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ibetan people themselves ,Tibetan pulsology is thus well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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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CM Pulsology; Pulsology in Tibetan Medicine; Medicial history
从比较学的观点来看，中医与藏医的脉诊具有比较的基础，因其都是通过医生的主观感受以搜集患者的异常表现来做出疾病诊断的，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地域上，两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又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医与藏医又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与成熟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中医与藏医都不例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医学史角度加以讨论。
在讨论中医和藏医脉诊时，请先来看一下两个医学体系的哲学背景。在古老东方的哲学思想引导下，天人相应及整体观等观念亦渗入到医学之中。中医和藏医都强调遵循自然规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法天则地，随应而动”，以及《素问.上古天真论》述及的“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藏医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在讲到时令之行时有云：“初冬寒冷使得毛孔闭”，“是故当进辣涩苦三味”，“芝麻油擦肉汤油食添”。这都反映出只有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才能保持精力的旺盛，不受疾病的侵害。另外，不论中医或是藏医都很自然地将人看作是一个整体。在治疗疾病时，重视将患者的内外环境变化和生理、心理状况考虑在内，同时也善于见微知著，即从某一部位的病理变化来推知全身情况，而脉诊说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最典型代表。从这一点来看，西方医学由于建立在解剖学和实验医学基础上，相对来说比较重视观察和实验所得出的客观事实，不可避免地容易割裂地看待疾病和人，所以就脉诊而言，不如中医和藏医那样至关重要，而仅仅是用于衡量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的指标和实验室辅助诊断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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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脉学知识由来已久，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发掘出土的帛书和竹木简中就有《脉法》的甲乙两种古传本，其中提出了患者自身对比诊脉的方法，即“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直踝而探之”[1]，脉诊的部位只有手太阴、少阴及足少阴三处，记载的脉象也只有盈、虚、滑、涩、动、静六种，可见这时的脉诊还处于萌芽阶段，所有的也只是一些比较零散的纪录。公元前5世纪，扁鹊创立了脉学，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有关长桑君与扁鹊的相互关系时，提到扁鹊饮“上池之水”后，可“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这说明扁鹊已经可以根据脉象来推断人体五脏的情况，不但使用了脉诊而且也讨论有关理论。《黄帝内经》是中医经典著作，其中的脉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提出了三部九候和人迎脉口的诊脉法，而且记载了“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说明了寸口脉可以诊知全身的疾患。尔后《难经》又对《内经》做了补充，提出“独取寸口”的理论，将三部九候归并到手部的寸口脉，提出了“寸、关、尺”、“浮、中、沉”的观点。到了公元3世纪，王叔和著《脉经》成为第一部脉学的总结性著作，其中肯定了“寸口诊法”，提出24种脉象并加以鉴别，同时也记述了多种危重脉象。至此，中医脉学理论已经系统化、全面化、并在以后的传播中对世界医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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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藏医脉诊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脉诊对其产生的明显影响。众所周知，藏族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从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建立吐蕃王朝开始的。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各种人员和典籍，其中就包括医药的内容。藏族学者所著的《贤者喜宴》中记载，唐太宗曾将“六十部工巧著作，八观察法，五诊断法，六拔除法，四部配药法等等医疗法和治疗法全部赐给(公主)”[2]，这是吐蕃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接受外来医药知识，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据载这些医著曾由汉族医僧和藏族译师综合编译成一部《医学大全》。虽然该书已经散佚，而且这些医著中是否有脉诊的内容也已无法确知，但不难从全面系统化的脉诊在中医诊断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看出，这些医著中肯定包含了中医脉诊的内容，甚至有可能包括了《脉经》这一部诊断法专著。
其实，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中医就曾传入过西藏。60年代调查中发现的存在于藏族民间的《脉学师承记》就反映了中医脉诊与藏医的接触。法国汉学家P.Huard论及脉诊的经典著作《脉经》曾传入西藏，也曾传入印度直至阿拉伯国家，后来又辗传到欧洲[3]。他的结论有可能就是在这一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另一藏史专著《汉藏史籍》中提到“朗日伦赞的时期，由汉地传入历算六十甲子、医疗、讲论饮食利益和危害的保养方法，由印度传入十二缘起支和六日轮转等，这是吐蕃最初的医药和历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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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一部藏医著作是《月王药诊》，这部著作中已经提到了脉诊的五脏学说，此外还有寒热脉象和来去脉势[5]，述及脉诊的时间和起居，提出了冲、甘、恰三部脉诊及实、洪、浮、数、虚、弱、迟、沉、芤等脉象，并且加以鉴别，这些内容都可以从《内经》、《难经》和《脉经》中找到启示，但它在分析脉理时将五脏诊脉与印度吠陀医学中三原素学说结合起来，借“隆、赤巴、培根”来论述病症，可见藏族人民在总结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善于借鉴并发挥其他医学体系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藏医脉诊的系统化论述主要在其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其中不仅提出了诊脉前的注意事项，诊脉的部位及方法，而且还阐述了各种脉象及其理论和与季节的关系。整体来看，与中医脉诊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现仅就《四部医典》中脉诊前的准备、诊脉的时间、部位和方法与中医加以比较，以略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和二者间的关系。
首先，从诊脉前的准备来看，藏医要求在诊脉的前一天，患者应在饮食和起居方面有所节制，使患者的身体不致功能紊乱。诊脉的时间以早晨太阳刚升起，病人未活动前，阴阳调和，呼吸均匀之时为佳。而在中医经典著作《素问.脉要精微论》中也有记载：“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以及要求医生要安静、细心地诊脉，所谓“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而在《四部医典》中亦有“医师患者气匀视脉位”[6]的论述，认为医生的生理和精神须保持正常，诊脉时应该集中精力，不能漫不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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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切脉的部位和手法上，藏医认为诊脉的部位在两手腕部的第一条横纹向下量一寸，骨头突起的内侧，医生三指平放为冲、甘、恰的部位；中医则以患者桡骨茎突掌面的桡动脉处为关，切以中指，然后依次向掌侧和肘窝侧，于关旁按切以食指和无名指，虽然在此两者不完全一样，但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只是在切脉时，中医的浮、中、沉以三指共同按压，而藏医则冲脉取于皮肤，甘脉取于肌肉，恰脉取于骨。
也有人认为藏医脉诊中所提到的“冲、甘、恰”来自于藏语古词，指的是医者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名称，而非指患者的诊脉部位。我们知道，藏族先民很早就有一些原始的医药卫生活动，并总结了一些医疗经验，但尚未有成熟的医疗体系出现，自然会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医疗经验以发展藏医学。前文所提到的朗日伦赞时期由汉地传入的六十甲子、医疗等内容因为没有文字和会翻译的人，所以只是师徒口头传授。而据史籍记载，吐蕃的文字系借用印度古梵文的基础，结合藏语的特点发展而来，与汉语差异较大，而古印度脉学水平很低，到公元十世纪以后才逐渐有所认识，吠陀医学中没有类似的材料。所以说“冲、甘、恰”在语音上与中医的“寸、关、尺”相近似只是出于巧合，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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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藏医在切脉时，虽有“男诊左脉女诊右边脉”之说，与中医一样，但总的来说还是两手脉的合参，如文中提到“首先病人左手医师右”再“病人右手医师左手看”。此外，不论从文献记载还是“唐卡”的内容来看，藏医在诊脉时不象中医那样广泛使用脉枕，这一点可能是因为环境的缘故，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藏族人民总是处在一种迁徙的生活中，没有条件来讲究脉枕的存在。这也反映出他们善于根据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在诊法方面，藏医也认为诊脉部位与脏腑有所相关，见表1。
表1 藏医关于诊脉部位与脏腑的关系
左侧
右侧
冲
心(小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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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大肠)
甘
脾(胃)
肝(胆)
恰
肾(三焦)
肾(膀胱)
从这个简表不难看出，藏医诊脉部位所候的脏腑与中医相似，只是左右手甘部所候的脏腑正好与中医相反。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两者不同的解剖学基础造成的。在《内经》中虽然有了比较原始的解剖学知识，但由于建立了整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理论，使得中医对解剖的依赖大大减弱，失去了推动其进步的直接动力，也使古代医生重“气”而不重“形”。《素问.刺禁论》中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的说法，对于这里所说的“肝生于左”历来就有许多争论，但通常都将其看作是功能的论述，《内经》中经常用外界环境中的木、春、风、东方、左位等一系列具有升发向上性质的自然现象，来比喻肝的功能有从左升发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医的“寸、关、尺”与脏腑的配属多从功能上来说，所以左关配属肝胆。而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自古就有行“天葬”的习俗，即在人死后用刀解剖尸体以喂饲老鹰，所以藏医对人体的内部构造了解的比较清楚，他们从直接的观察中知道肝脏位于人体的右边，所以将右关配属肝胆。虽然两者存在一些不同，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否认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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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医脉诊的形成和发展从最初引入和翻译外来的脉学内容到最终形成有独特风格的藏医脉诊体系，同中医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从《月王药诊》和《四部医典》中的脉诊内容看到这一发展的痕迹。《月王药诊》没有明确指出诊脉的部位，而且冲、甘、恰与脏腑的配属关系和中医一样，左手甘部诊肝胆，右手甘部诊脾胃，这是因为《月王药诊》是将金城公主入藏时带来的医书编译而成的，其中既有汉地的医学内容，又有藏族本民族的医疗卫生经验，很显然在脉诊的这一点上必然更多地借鉴了中医的理论；而《四部医典》则是宇妥.元丹布在综合各种医学知识和丰富临床经验基础上著成的，他根据藏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发展了脉学知识，不但指出了诊脉的具体部位，而且还将左右手甘部的脏腑配属根据藏医对人体构造的了解纠正过来。除此之外，他还进一步详细地论述了死兆脉、鬼邪脉和以命脉断寿数，提出了七种奇脉之说，并指出了容易混淆的六种脉象，更加完善了藏医脉学体系。
另外一个使我们感兴趣的现象是，在《四部医典》中，尤其是在对脉诊的论述中，非常明显地出现了五行与脉象之间的关系，其阐述的内容与中医学脉诊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关系极为相似，而在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很难看到在五行方面还有这样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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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藏医和中医的脉学体系都在总结和积累本民族医疗经验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虽然藏医的脉学理论主要影响来自中医，但藏族人民并不局限于接受外来知识，他们十分善于将医药卫生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与外来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充分显示出了藏族人民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
(本文由导师蔡景峰指导) 参 考 文 献
1，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292.
2，黄颢.《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1：23.
3，FNL Poynter：Medicine and Culture，Discussion，P.291，1969.
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籍(汉文版).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87.
5，马世林、王振华、毛继祖译.月王药诊(汉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54.
6，宇妥.元丹贡布著，李永年译.四部医典(汉文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404.
(收稿：2000-07-03),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