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校军事医学发展的回顾分析与展望
作者：罗长坤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科学研究处)重庆，400038
关键词：军事医学；回顾分析；展望
中图法分类号 R82中图法分类号 R82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nd prosp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medi cine of our university
军医大学除教书育人，直接为军队培养医药卫生人才外，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科学研究，尤其是面向军队建设需求的军事医学研究。几十年来，我校依据军队院校的性质和任务，以及院校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学科交叉渗透，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特点，大力发展军事医学研究，并形成了以战创伤研究和军事预防(环境)医学研究为重点的发展格局。但面临世纪之交，如何规划我校下世纪初5～10年的军事医学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重大课题。本文拟通过回顾我校近50年来的军事医学发展历程，总结我校军事医学发展的经验和特点，找出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未来战争的特点，探讨“十五”乃至2010年前后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在发展战略上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 百拇医药
1 我校军事医学发展的回顾
我校的军事医学研究起步于50年代初，当时主要是随二野解放西南、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如何保障部队执行军事任务，特别是防治疟疾和“高原适应不全症”，成为卫勤保障中突出的新问题。因此，这一任务下达给了当时称西南军区医科大学的我校。这也是我校首次接受军事医学研究任务。从此，我校即踏上了发展军事医学的漫漫征程。
1.1 发展历程——三个时期五个发展阶段
从1950年保障二野进军西藏开始，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研究任务与工作重点，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五个发展阶段。三个时期即解放初期至“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革”时期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5个发展阶段即起步阶段(1950～1955年)、探索阶段(1956～1965年)、停滞阶段(1966～1976年)、恢复调整阶段(1977～1990年)和开拓发展阶段(1991年～)。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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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三军医大学军事医学发展50年简表
年代
时代背景
研究领域及重点
组织形式
研究方式
1950～1955
朝鲜战争
进军西藏
建设国家
“高山适应不全症”防治，疟疾防治
命令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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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治病
1956～1965
准备打仗(特殊战争)
台湾问题
“大跃进”
高山病防治：核黄素缺乏病、高原肺水肿
“三防”研究：急性放射病与放射复合伤、含磷毒剂、Q热及芽胞消毒
野战外科与野战内科：烧伤治疗、血液保存、野战输血输液、血液代用品、现代
战争外科问题和常见病及野战内科问题
自然疫源地调查：疟疾、钩端螺体、恙虫病
, 百拇医药
军队卫生：步兵营养素调查、军粮制备、饮水卫生、军事劳动生理
任务下达
防病治病
实验研究
现场调查
1966～1976
反帝反修(越南战争)
准备打仗
十年“文革”
“三防”研究：现场核试验
抗疟新药研究
任务下达
, 百拇医药
现场试验
实验研究
1977～1990
平战结合
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烧伤防治研究：吸入性损伤、创面愈合、肠源性感染、磷烧伤
野战外科：冲击伤、弹道伤、抗休克、人造血、感染与免疫、脊髓损伤、战救器材
“三防”医学：放射复合伤、烧冲复合伤、抗氰针、Q热快速诊断及疫苗基础研究
高山病防治：肺动脉高压、肺水肿发病因素、高原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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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卫生：微波损害、维生素缺乏病、饮水卫生、消毒、坑道卫生等
ARDS防治研究
自由申请
实验研究
1991～
高技术局部战争
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上
有关武器损伤特点与救治研究
火箭推进剂中毒机理与防治研究
海水浸泡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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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医学地理学
指令性计划
实验研究
部分现场试验
起步阶段，主要是配合部队军事行动，开展疟疾和高山病的防病治病工作，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探索阶段，以1956年制订的“七年远景(1956～1962年)和三年规划”为标志，开展了高山病防治、“三防”研究、野战内外科和军队卫生等7个方面的军事医学研究。国际上由于朝鲜战争刚结束，核军备竞赛激烈，加之台湾问题局势紧张，1961年3月总后在杭州组织召开“三三会议”，部署了全军“三防”研究工作任务。为此，我校于当年分别成立了1号组(防原)，2号组(防化)和3号组(防生物)，将急性放射病与放射复合伤、含磷毒剂、Q热作为“三防”研究的重点课题，组织了基础和临床20多个学科近百人的联合大协作。“七年远景和三年规划”的实施，标志着我校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正式开始。此后，进入“文革”时期，还艰难地开展了核试验现场生物效应、气管炎和“523”抗疟等研究，但常受到多种阻挠和冲击。1978年后，各项研究工作逐步恢复，野战外科研究所也正式列入我校编制体制，研究力量得到扩充。在学科布局上，将野战外科研究所的烧伤研究室并入西南医院烧伤科，即现在的烧伤研究所。同时，撤销1、2、3号组和防护教研室，分别成立防原医学教研室和防化医学教研室，并重新组建复合伤研究室，3号组并入微生物学教研室。高山病研究在病理生理教研室基础上成立了高原医学研究室。同时，由8个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学科组建成全军唯一的卫生防疫系(后改为预防医学系)。研究内容也扩大到冲击伤、火器伤、休克、人造血、战伤急救方法与器材[1]、雷达微波和坑道卫生等领域。应当说明的是，在这一阶段，由于政策导向问题，在强调“军民结合”的过程中，过于偏重于民用，使军事医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要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恢复调整”阶段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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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海湾战争的影响，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进入“九五”以来，在某些新武器伤研究方面，加强了新武器跟踪和相应的生物效应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同时，在组织形式上，加强了与武器研制与效应部门的合作，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研究紧密结合，使研究结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应用。因此，我们将这一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称为“开拓发展阶段”。当然，这样的分期和分阶段也是相对的，也为了便于叙述，但也不难看出，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同其它事物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曲折发展的过程。1.2 发展特点
1.2.1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需求而发展 1956年制订的“七年远景和三年规划”，就是根据“中央在12年内使我国科学水平接近苏联和世界大国水平”的指示，“要求军事医学各科在7年内接近苏联水平”而提出的军事医学发展目标。同时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和当时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核化生武器发展的状况，提出从核化生武器、输血及血浆代用品、军队卫生、高山病、创伤外科等7个方面发展我校的军事医学。以后包括“文革”中的军事医学研究也是如此。如1958年开始的“烧伤防治研究”[2]，一是由于朝鲜战争烧伤伤员大量增多，二是紧接着的“大跃进”由于大炼钢铁引起烧伤病人急剧增加，并发生大量死亡而开展专项研究的。又如抗美援越时期的“疟疾防治与抗疟新药的研究”，也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需求而开展的研究工作，针对性极强。这说明，军事医学的发展是根据国家特别是军队的需求而发展的，并受到需求的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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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领域以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研究为重点 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起步于特殊地域军事行动的防病治病，发展于特殊年代(“文革”和冷战时期)的“三防”医学和军队卫生学，定位于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战创伤主要包括烧伤、冲击伤、撞击伤、火器伤、复合伤、新武器伤、特殊辐射损伤和战救器材等；军事预防医学主要包括军事劳动卫生、特殊环境卫生、营养卫生、卫生毒理和军事医学地理学等。这一不断调整转向的过程，一方面受国际军事斗争的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周期性和阶段性特点，以及我校军事医学自身发展的过程特点。这也是历史、需求、责任和使命选择的结果。
1.2.3 形成特色，质量取胜 一个方向，一个领域，乃至一个学科优势与特色的形成，是经过长期奋斗，以至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是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不断总结、充实和提高的过程。从学科层次上讲，我校军事医学的几大优势与特色学科，都是经过这一过程逐渐发展起来的。如防原医学的学科优势是“复合伤研究”，这是由于他们多次参加现场核试验生物效应后发现，核武器损伤中复合伤占50%～80%，伤情复杂，伤死率高。当时曾有好几家单位进行复合伤的研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不少单位缺乏对复合伤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不愿啃这块硬骨头而下马了，而我校防原医学教研室却艰难而坚定地坚持下来了，且收获甚丰。先后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数十项科研成果，学术带头人程天民教授当选为院士，复合伤研究室也被批准为全军复合伤研究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科研方向选择的战略性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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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精心组织，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 这也许是现在科管界的行话和时髦述语，但这却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行动。在50年代中后期刚起步的时候，虽然研究领域少，研究范围窄，研究条件也很差，但每一项研究课题都是经过精心组织，充分论证，联合攻关，周密实施的。如“烧伤的防治研究”课题，则组织了临床和基础10余个科室的大协作，并由当时的祁开仁校长亲自抓落实，甚至有时就吃住在病房和实验室。30年后，黎鳌院士在总结烧伤研究所的发展史时说：“烧伤如果没有全校的支持和协作，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放烧和烧冲复合伤的病理学研究”、二等奖的“我国Q热及其病原体的研究”等成果也都是大协作、联合攻关的产物。实践证明，这种大协作，多学科交叉的联合攻关组织形式，是非常成功的，也是当时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的创新和成功的偿试。
1.3 主要成就与存在问题
就学校的建设发展而言，通过发展军事医学，促进和推动了全校科研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使学校办出了特色，走出了一条“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的办学道路。应当说这是我校几十年来发展军事医学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具体归结起来有四点：一是取得了一批包括3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军事医学成果，特别是为部队提供了一整套从战伤救治理论、技术方法和目前唯一试装自连至师的系列战救器材，为提高我国我军战创伤救治与研究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二是建立了以3个国家重点学科和4个全军重点实验室为主体涵盖28个科室的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学科群与科学研究及教育训练基地。三是造就了一支由黎鳌、程天民、王正国三位院士领衔的高素质的军事医学研究队伍。四是开创并形成了一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锲而不舍，勇于献身军事医学的科学精神。这也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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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实验研究与临床救治脱离，二是技术的提供与勤务需求脱节，三是高新技术的应用不够。
2 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显突出，也使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基础研究向应用开发的转移越加迅速，三类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面向国家需求的特征更加突出。同时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形态与作战样式的变化，对军事医学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无论是机理研究，还是救治措施与装备器材，都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根据我校军事医学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在未来5～10年间，我校军事医学在发展战略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2.1 研究领域仍以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的发展为重点
我校的军事医学优势与特色，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院校建设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形成了相当规模。这是我校未来军事医学发展的基础。同时根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和未来战争的特点，战伤救治和全方位的预防医学保障，仍是未来战争中卫勤保障的两大主题。因此，我校未来军事医学的发展仍将以这两大领域为主体开展工作，但在研究方向和具体的研究内容与选题方面，应当作较大的调整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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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强战略性领域的创新性研究
战略性研究包括战略性基础研究和战略性高技术研究，主要是那些影响战创伤救治水平和预防医学保障能力的带共性的关键性问题。如影响战创伤修复的组织工程，创伤早期内脏损害的靶基因及其调控，创伤愈合的相关基因与难愈性创伤的分子机制，创伤药物的研制，高山病基因的克隆与药物开发，新一代战救器材的研制，以及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成果，探索新的预防策略和措施以及建立新的临床诊断方法及治疗方法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我校乃至我军战创伤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科学问题，应当提早布置、超前发展。
2.3 加强现有成果和未来规划内容的配套集成
科研工作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往往需要加以组装、配套、集成。我校军事医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战创伤研究成果，从战伤救治理论、技术方法和急救器材等，已通过多种形式推向部队，但其中的战救器材部分，至今没有定型生产、装备部队(仅作为推广应用项目，试装部队2批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技术集成而言，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研究之初没有统一的规划、论证，科技人员认为什么重要就搞什么，有钱就搞，没有钱就不搞，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搞，零敲碎打，技术(产品)不配套。因此，在未来的规划中必须注意类似问题，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眼光，加强系统性论证，避免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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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强多学科交叉综合
多学科交叉综合不仅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更是科学研究的客观需要。正如西蒙所说：“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不同领域的知识在解决某些特定问题上变得相互联系起来时，富有成效的交叉学科研究才能得以发展”。由于高新技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未来战争的许多军事医学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是首次出现的全新问题，加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选题导向更加突出，一些复杂的重大军事医学问题，仅靠单一学科是难以解决的，必须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交叉作业，为部队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拿出更多的实用性成果。这在我校过去的研究工作中有过成功的经验，值得提倡和进一步发挥，但其规模还应当扩大，学科领域还应当拓宽，组织管理应当更加严密。当然这要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否则就失去了学科交叉综合的意义。
作者简介：罗长坤，男，41岁，副研究员，硕士
参考文献
1 刘荫秋，王正国，马玉媛.创伤弹道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10～12
2 朱克文，高恩显，龚 纯.中国军事医学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544～548
(收稿：1998-11-15；修回：1999-06-15), 百拇医药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科学研究处)重庆，400038
关键词：军事医学；回顾分析；展望
中图法分类号 R82中图法分类号 R82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nd prosp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medi cine of our university
军医大学除教书育人，直接为军队培养医药卫生人才外，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科学研究，尤其是面向军队建设需求的军事医学研究。几十年来，我校依据军队院校的性质和任务，以及院校学科门类齐全，有利于学科交叉渗透，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特点，大力发展军事医学研究，并形成了以战创伤研究和军事预防(环境)医学研究为重点的发展格局。但面临世纪之交，如何规划我校下世纪初5～10年的军事医学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重大课题。本文拟通过回顾我校近50年来的军事医学发展历程，总结我校军事医学发展的经验和特点，找出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未来战争的特点，探讨“十五”乃至2010年前后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在发展战略上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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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校军事医学发展的回顾
我校的军事医学研究起步于50年代初，当时主要是随二野解放西南、进军西藏的过程中，如何保障部队执行军事任务，特别是防治疟疾和“高原适应不全症”，成为卫勤保障中突出的新问题。因此，这一任务下达给了当时称西南军区医科大学的我校。这也是我校首次接受军事医学研究任务。从此，我校即踏上了发展军事医学的漫漫征程。
1.1 发展历程——三个时期五个发展阶段
从1950年保障二野进军西藏开始，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研究任务与工作重点，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五个发展阶段。三个时期即解放初期至“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革”时期和“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时期。5个发展阶段即起步阶段(1950～1955年)、探索阶段(1956～1965年)、停滞阶段(1966～1976年)、恢复调整阶段(1977～1990年)和开拓发展阶段(1991年～)。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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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第三军医大学军事医学发展50年简表
年代
时代背景
研究领域及重点
组织形式
研究方式
1950～1955
朝鲜战争
进军西藏
建设国家
“高山适应不全症”防治，疟疾防治
命令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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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治病
1956～1965
准备打仗(特殊战争)
台湾问题
“大跃进”
高山病防治：核黄素缺乏病、高原肺水肿
“三防”研究：急性放射病与放射复合伤、含磷毒剂、Q热及芽胞消毒
野战外科与野战内科：烧伤治疗、血液保存、野战输血输液、血液代用品、现代
战争外科问题和常见病及野战内科问题
自然疫源地调查：疟疾、钩端螺体、恙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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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卫生：步兵营养素调查、军粮制备、饮水卫生、军事劳动生理
任务下达
防病治病
实验研究
现场调查
1966～1976
反帝反修(越南战争)
准备打仗
十年“文革”
“三防”研究：现场核试验
抗疟新药研究
任务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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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试验
实验研究
1977～1990
平战结合
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烧伤防治研究：吸入性损伤、创面愈合、肠源性感染、磷烧伤
野战外科：冲击伤、弹道伤、抗休克、人造血、感染与免疫、脊髓损伤、战救器材
“三防”医学：放射复合伤、烧冲复合伤、抗氰针、Q热快速诊断及疫苗基础研究
高山病防治：肺动脉高压、肺水肿发病因素、高原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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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卫生：微波损害、维生素缺乏病、饮水卫生、消毒、坑道卫生等
ARDS防治研究
自由申请
实验研究
1991～
高技术局部战争
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上
有关武器损伤特点与救治研究
火箭推进剂中毒机理与防治研究
海水浸泡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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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医学地理学
指令性计划
实验研究
部分现场试验
起步阶段，主要是配合部队军事行动，开展疟疾和高山病的防病治病工作，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探索阶段，以1956年制订的“七年远景(1956～1962年)和三年规划”为标志，开展了高山病防治、“三防”研究、野战内外科和军队卫生等7个方面的军事医学研究。国际上由于朝鲜战争刚结束，核军备竞赛激烈，加之台湾问题局势紧张，1961年3月总后在杭州组织召开“三三会议”，部署了全军“三防”研究工作任务。为此，我校于当年分别成立了1号组(防原)，2号组(防化)和3号组(防生物)，将急性放射病与放射复合伤、含磷毒剂、Q热作为“三防”研究的重点课题，组织了基础和临床20多个学科近百人的联合大协作。“七年远景和三年规划”的实施，标志着我校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正式开始。此后，进入“文革”时期，还艰难地开展了核试验现场生物效应、气管炎和“523”抗疟等研究，但常受到多种阻挠和冲击。1978年后，各项研究工作逐步恢复，野战外科研究所也正式列入我校编制体制，研究力量得到扩充。在学科布局上，将野战外科研究所的烧伤研究室并入西南医院烧伤科，即现在的烧伤研究所。同时，撤销1、2、3号组和防护教研室，分别成立防原医学教研室和防化医学教研室，并重新组建复合伤研究室，3号组并入微生物学教研室。高山病研究在病理生理教研室基础上成立了高原医学研究室。同时，由8个军事医学和预防医学学科组建成全军唯一的卫生防疫系(后改为预防医学系)。研究内容也扩大到冲击伤、火器伤、休克、人造血、战伤急救方法与器材[1]、雷达微波和坑道卫生等领域。应当说明的是，在这一阶段，由于政策导向问题，在强调“军民结合”的过程中，过于偏重于民用，使军事医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要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恢复调整”阶段的原因之一。
, 百拇医药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和海湾战争的影响，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进入“九五”以来，在某些新武器伤研究方面，加强了新武器跟踪和相应的生物效应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同时，在组织形式上，加强了与武器研制与效应部门的合作，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研究紧密结合，使研究结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应用。因此，我们将这一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称为“开拓发展阶段”。当然，这样的分期和分阶段也是相对的，也为了便于叙述，但也不难看出，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同其它事物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曲折发展的过程。1.2 发展特点
1.2.1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需求而发展 1956年制订的“七年远景和三年规划”，就是根据“中央在12年内使我国科学水平接近苏联和世界大国水平”的指示，“要求军事医学各科在7年内接近苏联水平”而提出的军事医学发展目标。同时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和当时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核化生武器发展的状况，提出从核化生武器、输血及血浆代用品、军队卫生、高山病、创伤外科等7个方面发展我校的军事医学。以后包括“文革”中的军事医学研究也是如此。如1958年开始的“烧伤防治研究”[2]，一是由于朝鲜战争烧伤伤员大量增多，二是紧接着的“大跃进”由于大炼钢铁引起烧伤病人急剧增加，并发生大量死亡而开展专项研究的。又如抗美援越时期的“疟疾防治与抗疟新药的研究”，也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需求而开展的研究工作，针对性极强。这说明，军事医学的发展是根据国家特别是军队的需求而发展的，并受到需求的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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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研究领域以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研究为重点 我校军事医学的发展，起步于特殊地域军事行动的防病治病，发展于特殊年代(“文革”和冷战时期)的“三防”医学和军队卫生学，定位于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战创伤主要包括烧伤、冲击伤、撞击伤、火器伤、复合伤、新武器伤、特殊辐射损伤和战救器材等；军事预防医学主要包括军事劳动卫生、特殊环境卫生、营养卫生、卫生毒理和军事医学地理学等。这一不断调整转向的过程，一方面受国际军事斗争的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周期性和阶段性特点，以及我校军事医学自身发展的过程特点。这也是历史、需求、责任和使命选择的结果。
1.2.3 形成特色，质量取胜 一个方向，一个领域，乃至一个学科优势与特色的形成，是经过长期奋斗，以至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是找准方向，坚持不懈，不断总结、充实和提高的过程。从学科层次上讲，我校军事医学的几大优势与特色学科，都是经过这一过程逐渐发展起来的。如防原医学的学科优势是“复合伤研究”，这是由于他们多次参加现场核试验生物效应后发现，核武器损伤中复合伤占50%～80%，伤情复杂，伤死率高。当时曾有好几家单位进行复合伤的研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不少单位缺乏对复合伤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不愿啃这块硬骨头而下马了，而我校防原医学教研室却艰难而坚定地坚持下来了，且收获甚丰。先后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数十项科研成果，学术带头人程天民教授当选为院士，复合伤研究室也被批准为全军复合伤研究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科研方向选择的战略性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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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精心组织，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 这也许是现在科管界的行话和时髦述语，但这却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行动。在50年代中后期刚起步的时候，虽然研究领域少，研究范围窄，研究条件也很差，但每一项研究课题都是经过精心组织，充分论证，联合攻关，周密实施的。如“烧伤的防治研究”课题，则组织了临床和基础10余个科室的大协作，并由当时的祁开仁校长亲自抓落实，甚至有时就吃住在病房和实验室。30年后，黎鳌院士在总结烧伤研究所的发展史时说：“烧伤如果没有全校的支持和协作，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放烧和烧冲复合伤的病理学研究”、二等奖的“我国Q热及其病原体的研究”等成果也都是大协作、联合攻关的产物。实践证明，这种大协作，多学科交叉的联合攻关组织形式，是非常成功的，也是当时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的创新和成功的偿试。
1.3 主要成就与存在问题
就学校的建设发展而言，通过发展军事医学，促进和推动了全校科研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整体办学水平的提高，促进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使学校办出了特色，走出了一条“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胜”的办学道路。应当说这是我校几十年来发展军事医学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具体归结起来有四点：一是取得了一批包括3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军事医学成果，特别是为部队提供了一整套从战伤救治理论、技术方法和目前唯一试装自连至师的系列战救器材，为提高我国我军战创伤救治与研究水平作出了积极贡献。二是建立了以3个国家重点学科和4个全军重点实验室为主体涵盖28个科室的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学科群与科学研究及教育训练基地。三是造就了一支由黎鳌、程天民、王正国三位院士领衔的高素质的军事医学研究队伍。四是开创并形成了一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锲而不舍，勇于献身军事医学的科学精神。这也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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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实验研究与临床救治脱离，二是技术的提供与勤务需求脱节，三是高新技术的应用不够。
2 展望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显突出，也使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基础研究向应用开发的转移越加迅速，三类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面向国家需求的特征更加突出。同时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争形态与作战样式的变化，对军事医学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无论是机理研究，还是救治措施与装备器材，都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根据我校军事医学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在未来5～10年间，我校军事医学在发展战略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
2.1 研究领域仍以战创伤和军事预防医学的发展为重点
我校的军事医学优势与特色，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院校建设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形成了相当规模。这是我校未来军事医学发展的基础。同时根据军委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和未来战争的特点，战伤救治和全方位的预防医学保障，仍是未来战争中卫勤保障的两大主题。因此，我校未来军事医学的发展仍将以这两大领域为主体开展工作，但在研究方向和具体的研究内容与选题方面，应当作较大的调整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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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强战略性领域的创新性研究
战略性研究包括战略性基础研究和战略性高技术研究，主要是那些影响战创伤救治水平和预防医学保障能力的带共性的关键性问题。如影响战创伤修复的组织工程，创伤早期内脏损害的靶基因及其调控，创伤愈合的相关基因与难愈性创伤的分子机制，创伤药物的研制，高山病基因的克隆与药物开发，新一代战救器材的研制，以及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成果，探索新的预防策略和措施以及建立新的临床诊断方法及治疗方法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我校乃至我军战创伤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科学问题，应当提早布置、超前发展。
2.3 加强现有成果和未来规划内容的配套集成
科研工作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往往需要加以组装、配套、集成。我校军事医学研究成果，尤其是战创伤研究成果，从战伤救治理论、技术方法和急救器材等，已通过多种形式推向部队，但其中的战救器材部分，至今没有定型生产、装备部队(仅作为推广应用项目，试装部队2批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技术集成而言，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研究之初没有统一的规划、论证，科技人员认为什么重要就搞什么，有钱就搞，没有钱就不搞，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搞，零敲碎打，技术(产品)不配套。因此，在未来的规划中必须注意类似问题，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眼光，加强系统性论证，避免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浪费，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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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强多学科交叉综合
多学科交叉综合不仅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特征，更是科学研究的客观需要。正如西蒙所说：“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的不同领域的知识在解决某些特定问题上变得相互联系起来时，富有成效的交叉学科研究才能得以发展”。由于高新技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未来战争的许多军事医学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是首次出现的全新问题，加之“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选题导向更加突出，一些复杂的重大军事医学问题，仅靠单一学科是难以解决的，必须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交叉作业，为部队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拿出更多的实用性成果。这在我校过去的研究工作中有过成功的经验，值得提倡和进一步发挥，但其规模还应当扩大，学科领域还应当拓宽，组织管理应当更加严密。当然这要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否则就失去了学科交叉综合的意义。
作者简介：罗长坤，男，41岁，副研究员，硕士
参考文献
1 刘荫秋，王正国，马玉媛.创伤弹道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1.10～12
2 朱克文，高恩显，龚 纯.中国军事医学史.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544～548
(收稿：1998-11-15；修回：1999-06-15),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