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无涯
作者：何瑞荣
单位：
关键词：
生理科学进展000302 编者按 何瑞荣教授是一位生理学家。本文阐述了他一生勤奋学习与艰苦创业历程。他的主要研究是在心血管活动方面，特别是有关内感受器生理学的一系列工作。他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也有显著成绩。
1928年10月，我出生在江苏无锡县太湖畔的一个农村，祖辈在当地称得上是书香门弟，但日后衰落，到我父辈已转而经商。我六岁那年春季，患了一场重病，高热昏迷，经县里著名西医诊断为流行性脑膜炎后，竟谢绝予以治疗，不得不求助于医术高明的中医。所幸的是，我在服中药后奇迹般地康复了，且未落下多大后遗症。从此，父母决意要我长大后学医。
, http://www.100md.com 历经艰辛年代，轻叩生理学之门
我在本村上小学。刚入高小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我大片国土，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广大人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家父也被迫失业在家，以务农为生。我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县里一所中学，离家约二十华里。由于当时家境窘迫，不得不借住在县里的亲戚家，诸多不便。二年后，我和七、八名家在农村的同学，从学校邻近的一座寺庙(北禅寺)租了一间住处，付以薄金；又有幸从校旁一所清节堂请到一位老妇为我们做饭。在日寇的铁蹄下这样的求学生活，历时三年有余，深感学途之艰辛。我们这批“和尚”学生生活虽艰苦，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对日寇则切齿痛恨。1945年抗战胜利，普天同庆，我们转到无锡县立中学就读毕业。1946年考入国立江苏医学院(即今南京医科大学)，开始走上从医的道路，成全了父母的宿愿。说实在的，从小学到中学，我虽勤奋学习，但学业平平。入大学后，学习成绩有所长进，课余常进图书馆阅读各种书刊，做好笔记，初步养成了自学习惯。有一件事使人终生难以忘怀：大学三年级学习生理学，由朱鹤年教授和方怀时先生授课，但短缺生理助教，无法开生理实验课，朱教授要我们几位同班同学担任“学生助教”，我出于对生理学的兴趣，当即报名参加。朱教授学识渊博，治教极严，为人豁达；每次开实验前一周，他先为我们做示教，我们仔细学技术作笔记。做了几周学生助教后，我对生理学无疑是更加热爱了。朱教授对我特别关照，要我每晚到他办公室看书，还不时约我到他宿舍共进午餐，并亲切而直率地要我将来作他的助教，我听后欣喜万分!随后几年学习临床课期间，我还不间断地自学生理学，并试着翻译了一本生理学的小册子。1949年春，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朱先生转至上海军医大学任教，我在临床见习和实习。安静下来思考时，又感日后能否从事生理学工作可能会成问题。1951年初夏，正在上海铁路中心医院临床实习，突然接到学校来函，命我去上海医学院生理科参加中央卫生部举办的第一届高级师资训练班学习。传来这样的信息，真使我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惊喜之情，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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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医生理科高师班，受教于徐丰彦和朱壬葆两位教授。上医的学习条件堪称上乘，学风朴实。徐先生要求很严，指定我们阅读大型的外文教科书，还定期检查我们的自学笔记；我们白天要带本科班学生实验，晚上给他们辅导。通过这样的训练，我们在专业上有了较扎实的基础。特别感人之处是徐先生亲自带我们做大实验，诸如心肺制备、颈动脉窦灌流、巴甫洛夫小胃、胰腺切除、坐骨神经动作电位等。徐先生实验操作熟练，技巧过人，实令我们这些青年学子为之惊叹，至今依然铭记在心!在上医高师班学习时间不到二年，期间徐先生曾一度要求我们做一个科研项目——膀胱内感受器反射，后因中央卫生部抽调全国第一届高师班学员去天津学习俄文而未能进行。
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之风在全国盛行。1953年春中央卫生部在天津医学院举办俄文速成班，抽调全国高师班学员参加。不难想象，既然是速成班，学习肯定是紧张、艰苦的。全天8小时学文法、记单词，采用的是所谓“循环记忆法”，学习高潮时一天要记100多个单词。从学习俄文字母开始到最后能较顺利地阅读巴甫洛夫选集，为时仅两个多月。诚然，这种学习方式，如果没有日后持续的巩固，远期效果肯定是不会理想的，但毕竟培养了青年人发愤求进的精神。 俄文速成班结业后，我服从分配到河北医学院任教。当时正值暑假，我决定利用假期留在校内巩固俄文。北方的初夏，已是酷热难耐，我闷在办公室里汗流夹背地啃俄文。付出的精力终于见有成效。我已能较顺畅地笔译俄文专业文章了。短短的两个月内，笔译了几篇短文，发表于当时唯一的翻译刊物《苏联医学》。随后一段时间，又译了几本小册子，相继由国家级出版社付印出版。1955年春，苏联卫生部长访问我国，将贝柯夫院士主编的生理学教科书作为礼物惠赠我国卫生部。部领导当即作为学习苏联的一项政治任务下达，组织国内生理学工作者进行翻译，并要求在年内出版发行。我奉中央卫生部之命脱产到人民卫生出版社试译。作为试译者之一，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坚持工作十二个小时，提前完成了分配到的笔译任务，接着又担任了大部分译校工作。1955年末，贝柯夫生理学的中译本按时出版发行，被国内院校普遍采用作为生理学教材。应当指出，吴襄教授等一批专家审定了中译本，他们那种诲人不倦，严谨审阅的精神，给我们这批译者无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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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是需要不断耕耘的
1956年春，周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不少人为之响应而报考研究生，我经慎重考虑后，决定走边教学边做科研的道路。当时我们教研室的设备条件简陋，但徐丰彦教授先前对我的启迪时刻萦绕心头。我设法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开始独立地从事膀胱内感受器反射的研究，终于写出一篇处女作投寄《生理学报》，竟能在1957年初刊出。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学校领导接到中央卫生部通知，要借调我到大连医学院协助吴襄教授编写生理学教材。我一则奉命，二则出于对吴教授的敬仰，迅即奔赴大连报到。吴襄教授当时是卫生部聘定的生理学教材主编，兼中国生理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生理科学进展》首任主编。在拜见吴襄教授的一次敞开心怀的交谈中，我表达了一个潜在的心愿，那就是希望他允许我每周有一天时间用于科研，而他当即以鼓励的语言慨然允诺。这样，我在大连期间的工作，不单是积极地收集教学资料，协助编审《进展》的一些稿件，而且还抓紧可利用的时间进行了实验，完成了“人工低温时血管内感受器反射”的研究。然而，要知道，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事态的发展总是不会如人们意想的那样顺畅。随着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斗争浪潮掀起，正直的吴教授也因莫须有的理由被无情地卷进去了。可以想象到，处于这样境遇下的我，在大连已成为多余的人，似无立足之地，只得无奈和凄凉地回到原单位。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大连的这段经历，还是有不少收益的：一是较深入地掌握了生理学教材的部分内容；二是对《生理科学进展》这一刊物有了不同一般的情意；更重要的三是与吴教授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以致这种情谊经历了时间考验，一直保持到他老人家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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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自己才识浅薄，但怀有一点勤奋好学之心，即使在那“白专道路”帽子满天飞的日子里，我还是顶着搞点译作和科研，出版了几本译著，完成了几篇有关人工低温生理学的论文。这也算尽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部分职责。
1961年，我有幸参加了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举办的电生理训练班。冯德培、张香桐和刘育民三位著名教授，为我们五十多名学员授课。他们那种步步深入、精辟论证、启发诱导、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激发了我们这批学生求知的积极性。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那就是不仅要自己学好，还要在返回原单位后把所学的传布出去。因此，我们总想整理一本既有保存价值又可作为依据的电生理学讲义。我当时在班上任业务副班长，就着手以几位同学和自己的课堂笔记为蓝本，再从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彻夜整理，自刻蜡板，付之油印，装订成上、中、下三册电生理学讲义。这讲义是当时国内仅有的电生理学教材，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张香桐教授在1982年发表的题为“神经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的专文中，对上海生理所举办电生理学训练班这一创举，作了意味深长的、欣慰的回顾。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理所是我国电生理学的发源地，是培育起一代电生理学工作者的摇篮。在训练班学习的初期，我和几位同学还庆幸地在张香桐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超声波对脑电图影响的一篇文稿。从训练班学习归来后，我积极地在校内传布所学的电生理学知识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我在授课过程中，对经典的“Bainbridge反射”有若干疑义，想通过自己的实验来验证它。我先后试图在家免和犬实验中复制这一反射。结果表明，这一反射在家免并不存在，在犬也不恒定，因此遂将这一反射改称为“Bainbridge效应”，发表于《生理学报》。在一次全国性学术座谈会上，我汇报了这方面的观察结果，不少国内专家也有同感，并随之而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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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不久，一浪高于一浪的政治风波又掀起了，一切业务工作受到无情的冲击，陷于瘫痪，普天之下似乎人人成为不同类型的“运动员”。这样的境况竟破天荒地延续十年之久!大批青年人包括我在内虚度了生平最宝贵的年华。对我来说，连续一年多的体力劳动，磨练了意志，也可说是一项聊以自慰的收获。文革后期，针刺麻醉在全国推广，我也就试着搞了一段时间的针麻原理研究。那时候，找助手是困难的，只能亲自制作了钨丝微电极，以四氟乙烯作绝缘，先在隔音室里背着旁人从自身的正中神经、尺神经和腓总神经上记录放电活动，再分别在内关、合谷和足三里等穴位作针刺，以探索针感的产生机制。经历20多天的实践，总结了无数次失败的教训，用钨丝微电极引导人体神经的单位电活动终于获得成功，同时也承受了微电极刺入神经附近所引发的那种难以言明的感觉。有了亲身体验后，就小心地在几名志愿受试者身上作了多次观察，最后总结成一篇论文，幸运地发表在刚复刊的《动物学报》。文中提出，针感是针刺引起II和III类传入纤维共同活动所致的感觉。为了进一步论证针感的神经机制，我们还在上述几种神经的体表，用电生理迭加技术记录了人体的复合动作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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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科学的春天里
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广大知识分子无不欢快地沐浴在温暖的春光下。作为一名中年的生理科学工作者，我想按照恩师徐丰彦教授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做一些心血管生理学领域内的科学实验。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从比较贴近临床的课题着手，用电生理、生化和超微结构观察的综合技术，研究了中枢性α2受体激动剂氯压定对实验性心肌缺血损伤的影响；接着就利用这种动物模型,观察了我志趣所在的内感受器活动及其反射效应。从此以后，有关内感受器生理学的一系列研究在我们实验室展开了。现在回顾起来，已有20多个年头，虽无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可言，但志趣所在，乐在其中。
我们实验室先后在主动脉区高血压反射、颈交感神经对颈动脉窦压力感受活动的调控、多种血管活性物质(血管升压素、心房钠尿肽、NO、腺苷、内皮素、缓激肽等)对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压力感受器作用及其机制、压力感受器的重调以及高血压时压力感受器反射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我们设计建立的微机控制大鼠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隔离灌流技术，成为开展上述研究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掌握了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大鼠和家兔窦神经传入放电记录方法，以及家兔外周化学感受器和肾内感受器的单位放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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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力感受器活动及其反射的研究要深入一步，自然会涉及其中枢结构的作用机制问题。因此，对脑干和下丘脑内与心血管活动调控有关的中枢核团(诸如延髓的巨细胞旁外侧核、孤束核、最后区、室旁核、穹窿下器等)的活动，也进行了电生理学和免疫组化的研究。综观我们实验室多年在内感受器及其反射中枢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积累了不少资料，但多数仍限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缺乏深度，特别在感受器换能机制这一重要问题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受实验设备数量所限，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不可能完全集中在压力感受器的研究方面，也要涉猎其他一些领域。如近年来我们研究了腺苷致心绞痛的神经机制，心肌缺血预处理的体液和神经因素，腺苷、内皮素和胍丁胺以及一些药物的心肌电生理效应等。
至今，我们实验室在专业刊物发表的研究论文有150余篇。然而，在当今日新月异、浩如烟海的文库中，毕竟是微不足道的。扪心自问，我土生土长，一生平凡, 有幸受惠于我国前辈学者的谆谆教导：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要有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我们要以这些教导时时鞭策自己。学海无涯，有生之年，尚需不断求索。
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子
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已是我们祖国当今时代的强音，也是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为之奋斗的历史性重任。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为我们培养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我们实验室至今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有不少工作是他(她)们辛勤地完成的。纵然如此，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离国家的要求和老一辈学者的期望，还有不少差距。我国不少老一辈的生理科学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那种爱国敬业、奋发创新的精神，学习和掌握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扎根祖国，建功立业。年轻的同道们，重任在身，寄希望于你们。这是我们这辈人真诚的心声。,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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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科学进展000302 编者按 何瑞荣教授是一位生理学家。本文阐述了他一生勤奋学习与艰苦创业历程。他的主要研究是在心血管活动方面，特别是有关内感受器生理学的一系列工作。他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也有显著成绩。
1928年10月，我出生在江苏无锡县太湖畔的一个农村，祖辈在当地称得上是书香门弟，但日后衰落，到我父辈已转而经商。我六岁那年春季，患了一场重病，高热昏迷，经县里著名西医诊断为流行性脑膜炎后，竟谢绝予以治疗，不得不求助于医术高明的中医。所幸的是，我在服中药后奇迹般地康复了，且未落下多大后遗症。从此，父母决意要我长大后学医。
, http://www.100md.com 历经艰辛年代，轻叩生理学之门
我在本村上小学。刚入高小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我大片国土，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广大人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家父也被迫失业在家，以务农为生。我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县里一所中学，离家约二十华里。由于当时家境窘迫，不得不借住在县里的亲戚家，诸多不便。二年后，我和七、八名家在农村的同学，从学校邻近的一座寺庙(北禅寺)租了一间住处，付以薄金；又有幸从校旁一所清节堂请到一位老妇为我们做饭。在日寇的铁蹄下这样的求学生活，历时三年有余，深感学途之艰辛。我们这批“和尚”学生生活虽艰苦，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对日寇则切齿痛恨。1945年抗战胜利，普天同庆，我们转到无锡县立中学就读毕业。1946年考入国立江苏医学院(即今南京医科大学)，开始走上从医的道路，成全了父母的宿愿。说实在的，从小学到中学，我虽勤奋学习，但学业平平。入大学后，学习成绩有所长进，课余常进图书馆阅读各种书刊，做好笔记，初步养成了自学习惯。有一件事使人终生难以忘怀：大学三年级学习生理学，由朱鹤年教授和方怀时先生授课，但短缺生理助教，无法开生理实验课，朱教授要我们几位同班同学担任“学生助教”，我出于对生理学的兴趣，当即报名参加。朱教授学识渊博，治教极严，为人豁达；每次开实验前一周，他先为我们做示教，我们仔细学技术作笔记。做了几周学生助教后，我对生理学无疑是更加热爱了。朱教授对我特别关照，要我每晚到他办公室看书，还不时约我到他宿舍共进午餐，并亲切而直率地要我将来作他的助教，我听后欣喜万分!随后几年学习临床课期间，我还不间断地自学生理学，并试着翻译了一本生理学的小册子。1949年春，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朱先生转至上海军医大学任教，我在临床见习和实习。安静下来思考时，又感日后能否从事生理学工作可能会成问题。1951年初夏，正在上海铁路中心医院临床实习，突然接到学校来函，命我去上海医学院生理科参加中央卫生部举办的第一届高级师资训练班学习。传来这样的信息，真使我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惊喜之情，难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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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医生理科高师班，受教于徐丰彦和朱壬葆两位教授。上医的学习条件堪称上乘，学风朴实。徐先生要求很严，指定我们阅读大型的外文教科书，还定期检查我们的自学笔记；我们白天要带本科班学生实验，晚上给他们辅导。通过这样的训练，我们在专业上有了较扎实的基础。特别感人之处是徐先生亲自带我们做大实验，诸如心肺制备、颈动脉窦灌流、巴甫洛夫小胃、胰腺切除、坐骨神经动作电位等。徐先生实验操作熟练，技巧过人，实令我们这些青年学子为之惊叹，至今依然铭记在心!在上医高师班学习时间不到二年，期间徐先生曾一度要求我们做一个科研项目——膀胱内感受器反射，后因中央卫生部抽调全国第一届高师班学员去天津学习俄文而未能进行。
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之风在全国盛行。1953年春中央卫生部在天津医学院举办俄文速成班，抽调全国高师班学员参加。不难想象，既然是速成班，学习肯定是紧张、艰苦的。全天8小时学文法、记单词，采用的是所谓“循环记忆法”，学习高潮时一天要记100多个单词。从学习俄文字母开始到最后能较顺利地阅读巴甫洛夫选集，为时仅两个多月。诚然，这种学习方式，如果没有日后持续的巩固，远期效果肯定是不会理想的，但毕竟培养了青年人发愤求进的精神。 俄文速成班结业后，我服从分配到河北医学院任教。当时正值暑假，我决定利用假期留在校内巩固俄文。北方的初夏，已是酷热难耐，我闷在办公室里汗流夹背地啃俄文。付出的精力终于见有成效。我已能较顺畅地笔译俄文专业文章了。短短的两个月内，笔译了几篇短文，发表于当时唯一的翻译刊物《苏联医学》。随后一段时间，又译了几本小册子，相继由国家级出版社付印出版。1955年春，苏联卫生部长访问我国，将贝柯夫院士主编的生理学教科书作为礼物惠赠我国卫生部。部领导当即作为学习苏联的一项政治任务下达，组织国内生理学工作者进行翻译，并要求在年内出版发行。我奉中央卫生部之命脱产到人民卫生出版社试译。作为试译者之一，我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坚持工作十二个小时，提前完成了分配到的笔译任务，接着又担任了大部分译校工作。1955年末，贝柯夫生理学的中译本按时出版发行，被国内院校普遍采用作为生理学教材。应当指出，吴襄教授等一批专家审定了中译本，他们那种诲人不倦，严谨审阅的精神，给我们这批译者无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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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周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不少人为之响应而报考研究生，我经慎重考虑后，决定走边教学边做科研的道路。当时我们教研室的设备条件简陋，但徐丰彦教授先前对我的启迪时刻萦绕心头。我设法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开始独立地从事膀胱内感受器反射的研究，终于写出一篇处女作投寄《生理学报》，竟能在1957年初刊出。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学校领导接到中央卫生部通知，要借调我到大连医学院协助吴襄教授编写生理学教材。我一则奉命，二则出于对吴教授的敬仰，迅即奔赴大连报到。吴襄教授当时是卫生部聘定的生理学教材主编，兼中国生理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生理科学进展》首任主编。在拜见吴襄教授的一次敞开心怀的交谈中，我表达了一个潜在的心愿，那就是希望他允许我每周有一天时间用于科研，而他当即以鼓励的语言慨然允诺。这样，我在大连期间的工作，不单是积极地收集教学资料，协助编审《进展》的一些稿件，而且还抓紧可利用的时间进行了实验，完成了“人工低温时血管内感受器反射”的研究。然而，要知道，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事态的发展总是不会如人们意想的那样顺畅。随着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斗争浪潮掀起，正直的吴教授也因莫须有的理由被无情地卷进去了。可以想象到，处于这样境遇下的我，在大连已成为多余的人，似无立足之地，只得无奈和凄凉地回到原单位。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大连的这段经历，还是有不少收益的：一是较深入地掌握了生理学教材的部分内容；二是对《生理科学进展》这一刊物有了不同一般的情意；更重要的三是与吴教授建立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以致这种情谊经历了时间考验，一直保持到他老人家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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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自己才识浅薄，但怀有一点勤奋好学之心，即使在那“白专道路”帽子满天飞的日子里，我还是顶着搞点译作和科研，出版了几本译著，完成了几篇有关人工低温生理学的论文。这也算尽到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部分职责。
1961年，我有幸参加了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举办的电生理训练班。冯德培、张香桐和刘育民三位著名教授，为我们五十多名学员授课。他们那种步步深入、精辟论证、启发诱导、引人入胜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激发了我们这批学生求知的积极性。我们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那就是不仅要自己学好，还要在返回原单位后把所学的传布出去。因此，我们总想整理一本既有保存价值又可作为依据的电生理学讲义。我当时在班上任业务副班长，就着手以几位同学和自己的课堂笔记为蓝本，再从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彻夜整理，自刻蜡板，付之油印，装订成上、中、下三册电生理学讲义。这讲义是当时国内仅有的电生理学教材，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张香桐教授在1982年发表的题为“神经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的专文中，对上海生理所举办电生理学训练班这一创举，作了意味深长的、欣慰的回顾。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理所是我国电生理学的发源地，是培育起一代电生理学工作者的摇篮。在训练班学习的初期，我和几位同学还庆幸地在张香桐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超声波对脑电图影响的一篇文稿。从训练班学习归来后，我积极地在校内传布所学的电生理学知识的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我在授课过程中，对经典的“Bainbridge反射”有若干疑义，想通过自己的实验来验证它。我先后试图在家免和犬实验中复制这一反射。结果表明，这一反射在家免并不存在，在犬也不恒定，因此遂将这一反射改称为“Bainbridge效应”，发表于《生理学报》。在一次全国性学术座谈会上，我汇报了这方面的观察结果，不少国内专家也有同感，并随之而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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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科学的春天里
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广大知识分子无不欢快地沐浴在温暖的春光下。作为一名中年的生理科学工作者，我想按照恩师徐丰彦教授指引的道路走下去，做一些心血管生理学领域内的科学实验。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从比较贴近临床的课题着手，用电生理、生化和超微结构观察的综合技术，研究了中枢性α2受体激动剂氯压定对实验性心肌缺血损伤的影响；接着就利用这种动物模型,观察了我志趣所在的内感受器活动及其反射效应。从此以后，有关内感受器生理学的一系列研究在我们实验室展开了。现在回顾起来，已有20多个年头，虽无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可言，但志趣所在，乐在其中。
我们实验室先后在主动脉区高血压反射、颈交感神经对颈动脉窦压力感受活动的调控、多种血管活性物质(血管升压素、心房钠尿肽、NO、腺苷、内皮素、缓激肽等)对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压力感受器作用及其机制、压力感受器的重调以及高血压时压力感受器反射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我们设计建立的微机控制大鼠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隔离灌流技术，成为开展上述研究的技术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掌握了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大鼠和家兔窦神经传入放电记录方法，以及家兔外周化学感受器和肾内感受器的单位放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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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力感受器活动及其反射的研究要深入一步，自然会涉及其中枢结构的作用机制问题。因此，对脑干和下丘脑内与心血管活动调控有关的中枢核团(诸如延髓的巨细胞旁外侧核、孤束核、最后区、室旁核、穹窿下器等)的活动，也进行了电生理学和免疫组化的研究。综观我们实验室多年在内感受器及其反射中枢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积累了不少资料，但多数仍限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缺乏深度，特别在感受器换能机制这一重要问题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受实验设备数量所限，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不可能完全集中在压力感受器的研究方面，也要涉猎其他一些领域。如近年来我们研究了腺苷致心绞痛的神经机制，心肌缺血预处理的体液和神经因素，腺苷、内皮素和胍丁胺以及一些药物的心肌电生理效应等。
至今，我们实验室在专业刊物发表的研究论文有150余篇。然而，在当今日新月异、浩如烟海的文库中，毕竟是微不足道的。扪心自问，我土生土长，一生平凡, 有幸受惠于我国前辈学者的谆谆教导：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要有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我们要以这些教导时时鞭策自己。学海无涯，有生之年，尚需不断求索。
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子
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已是我们祖国当今时代的强音，也是我们这一代炎黄子孙为之奋斗的历史性重任。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为我们培养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我们实验室至今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有不少工作是他(她)们辛勤地完成的。纵然如此，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离国家的要求和老一辈学者的期望，还有不少差距。我国不少老一辈的生理科学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那种爱国敬业、奋发创新的精神，学习和掌握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扎根祖国，建功立业。年轻的同道们，重任在身，寄希望于你们。这是我们这辈人真诚的心声。,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