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
作者：王世真
单位：王世真(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 100730)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209中图分类号：Q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2-0025-02
究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下面我想分几个小题目来讲讲。为了让大家有些感性认识，我愿意结合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或所见所闻来说明我的观点。
1 名利淡泊、潜心钻研、献身科学的思想境界
真心实意追求真理的学者或学生，往往具有一种不为名不为利，注意力高度集中，甚至废寝忘食的思想境界。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解，许多“科学迷”好象都有一股“傻劲”，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 百拇医药
1946年我得到Banting奖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去学习，Banting和Best是胰岛素的发现者，一起得到Nobel奖，Banting是老师，Best是学生，在Banting指导下，具体实验是Best做的。在我开始研究工作以前，我的导师先让我看一个电影，就是把Best动物实验的记录拍成电影。胰岛素发现前夕，Best还是医大三年级的学生。他几天几夜仔细观察实验中狗在用了粗提胰岛素后的变化，非常认真地、一点不漏地做了实验记录，他干脆搬到实验室里过夜，和他的狗相依为命，寸步不离。他的这种忘我奉献、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要能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去学习，去创造，关键的一点，是有一个崇高的思想境界。钱三强在“居里夫人”一书的序言里是这样写的。“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人类谋幸福。”
张孝骞等老一辈科学家所以能在几十年的学术和医疗生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充实经验，就是因为不论什么情况，在他的心里都是装着病人，都是爱人民之心，都是把国家的科学和卫生事业看成高于一切。
, 百拇医药
我也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整天有日本飞机狂轰烂炸的情况下，我在重庆当研究生，我的导师袁翰青先生给我安排的一个研究题是“拟疟母星的合成”。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后期，奋战在云南、缅甸一带的部队都感染上了疟疾，急需特效的抗疟药。
我刚回国时，国内还有不少人患肺结核病。正在那时候，听说美国新出现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异烟碱酰肼(雷米封)，我只花了两周的时间，便完成了该药的合成。这当然不是太难的工作，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不过只要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学术路上，我碰过许多钉子，遇到无数的失败。如果问我有什么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做什么都要花大力气。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使我形成了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于乐观的思维习惯。我很赞同英文的一种说法：Hope for the best,prepare for the worst,即凡事力争最好的可能性，但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困难是普遍存在的，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我甚至经常expecting the worst。我不断告诫我的学生：做研究好比上战场，不要轻敌，要集中优势兵力，多考虑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因素，事先想好多种对策。我知道，自己既不聪明，又不能干，从不抱侥幸的心理或福从天降的幻想。要想办一件事，攻克一个难关，都要坚持不懈地去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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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老百姓最恨贪污腐化、假冒伪劣。我们科学界最需要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近来，社会上有人为了金钱不惜出卖人格和灵魂，科学界也出现了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等不正当的行为。这股歪风危害极大，腐蚀我们的队伍，破坏我们的事业，那怕只是少数现象也不能忽视，我主张，为了维护科学尊严，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与一切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
其实，败坏的科学作风，在国际上也有许多沉痛的教训。在举世闻名的Sloan-Kettering肿瘤研究中心，一位红极一时的年轻科学家，原来是靠假造实验数据而成名的。真相揭露之后，不但他本人身败名裂，连该中心的主任、著名的老科学家也被迫辞职，以承担教导无方的责任。一位以伪造“凤汉小体”来解释经络本质的金凤汉先生，曾经在国际舆论界轰动一时，最后也自食其果，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40年代，一位苏联科学家用墨水去染青蛙，伪称发现了重大的遗传变异因子。这一丑闻引起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这些可悲的例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现在一稿多投，或将不成熟的文章抢先发表，或基本上是重复外国人实验的工作并视为至宝，将其化整为零、连篇累牍地发表，也时有所见。的确，一篇文章登出去也许并不难，但一旦黑字白纸印刷出来，其中有错误现象、错误观点，想改过来，不是那么容易了。它们成了污点，世世代代遗留下去，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能不引起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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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学工作者要说真话，一定要坚持真理。在我回国初期，同志们为了帮我扫除“崇洋”，劝我承认协和医院的医术并不高明。我说：“汽车优于马车，马车优于手推车；协和的技术的确比较高。只能说老百姓坐不上汽车，协和只为有钱人治病。”他们指责我迷信西药“可的松”，而不相信苏联的“鸡血疗法”。我说：“可的松化学结构肯定，疗效经过实验证实；鸡血疗法则尚待科学验证。”这类不停的争论，以我大病一场而告终。组织上为我花了大量疗养费，关怀备至，使我很惭愧。但在真理面前我未说违心之言，聊可自慰。
3 勇于攻坚，勇于创新的意识
现在尽管经济发展很快，条件有了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穷。但是越是困难，越要拼命干，国家要富强，需要我们去努力拼搏，现代化的硬件条件固然是有利的，但是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也许更重要。我还想强调，要攀登高峰，主要必须靠自己，靠外国人是不行的。我们搞原子弹、核潜艇、人造卫星，不是全靠自己吗?记得1960年，苏联突然停止对我们一切技术援助，苏联那时本来已经决定派专家来我们医科院办标记化合物学习班。中科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兄弟单位的学员都到了，苏联专家却不来了，怎么办?我们想，一定要争这口气，自己上。大家在简陋的条件下，日夜奋战，终于在一个月之内做出来当时最有用的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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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两位年轻人，一位是1952年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蔡荣业，正是他带领了一组物理人员，设计并安装了一个又一个电子仪器。事实上，除了文献资料外，他们从未见过任何放射性探测或计数装置，却能在短短一二个月内，将纸上的草图和普通零件变成我们真正有用的电子设备，这简直是奇迹。无疑，假如没有这些青年人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我们是不可能传授什么同位素应用知识的。
另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是麦阴乔。我们委托他的任务是，将现有平房改造成适合于教学和研究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其中最特殊的部分是一个放置高活度放射源的地下贮藏室，从那里，装放射源的铅罐用机械化自动系统提到上层房间，然后又通过遥控装置经一定轨道移动到邻屋的一个通风柜内，以进行操作。麦是医学院毕业生，不是建筑工程师，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清晨两点前都坚守在施工一线。正是他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精于解决难题的应变能力，才使我们的训练班及时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场所。
60年代初，在研究甲状腺激素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的课题中，我的研究生夏宗勤同志担负起解决乙酸(胆固醇前身物)的氚标记及氚标记胆固醇的核素测定的任务。夏是医学院毕业生，一不搞化学，一二不搞物理；但他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克服了封管中与氚水交换的技术性问题，还用冷冻整个探头的办法来降低噪声，顺利地获得氚测定的数据，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标，获得了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夏的这种精神，今天仍然要大大发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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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攻坚，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勇于创新，勇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贡献。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重复别人的工作，实际上算不得什么研究。江泽民主席说过：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要做同位素应用工作，先决条件是要研制示踪剂，也就是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我刚到Iowa放射所时，主要搞甲状腺激素的研究和蛋白质合成的研究。首先要合成甲状腺素和一些标记的氨基酸。那时全美国只有一个Tracer Lab出卖C-14标记化合物，产品只有十几种。当然我们只能自己设计方法来合成C-14-甲状腺素和C-14门冬氨酸。后来我利用鸡胚细胞的组织培养新技术一次合成了16种C-14标记的氨基酸。这个工作在一万多人参加的美洲实验生物学与医学大会上做大会报告时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
上面谈到，我们打破苏联的封锁，在国内已经取得了成批合成标记化合物的经验。在这基础上，我们医科院放射所再接再厉，在后来的30多年中一共合成了近200种放射性药物及生物医学所需的示踪剂，其中不少是创新的。包括我们国家自己研制的抗肿瘤药、抗矽肺药、抗肝炎药，新的肾上腺显像剂，和许许多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其中有几项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更主要的是，为我国同位素应用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为寻找中药等新药开辟了一条途径，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可见“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应当有信心，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为了民族振兴，我们应当有勇气去攻坚，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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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全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是重要的基础
前几年我有一个很用功的博士生不幸染上了肝炎，他在体力很差的情况下仍“讳疾忌医”地拼命工作。我认为，赶完一篇学位论文事小，因疏忽而拖跨身体却是终身憾事。一旦百病缠身体，学问再高，又有什么用?多少英年早逝的悲剧，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
我自己从小只知道用功读书，一直到干校劳动改造之前几乎从来不参加什么劳动，还患过伤寒、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以致中学毕业时又瘦又小。多亏我爱打乒乓球，从中学、大学到研究院没有间断过，还多次得到了冠军。我也喜欢骑自行车。50岁时，还能高速在北京、昌平之间来回骑过90多公里。这些对增强我的耐力和毅力很有好处。现在我有时工作到深夜，必要时也能步行许多小时。但是，毕竟岁数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效率非常低。
此外，心理卫生是极其重要的。精神因素甚至比营养、锻炼、休假等更起决定的作用。逆境中，我较冷静；平时也很乐观。我想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主要靠的是“把解放全人类看成是无比幸福”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他们死都不怕，小伤小病又算得了什么?比起他们，想着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面临种种危险困境，乃至受天灾人祸威胁的人，我们应该是相当幸福的了。
(本文系根据王世真院士的一次谈话整理而成，内容本刊略有删节并加有小标题)
作者简介：王世真(1916～)，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核医学教授，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收稿日期：1999-11-08, 百拇医药
单位：王世真(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 100730)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209中图分类号：Q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2-0025-02
究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下面我想分几个小题目来讲讲。为了让大家有些感性认识，我愿意结合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或所见所闻来说明我的观点。
1 名利淡泊、潜心钻研、献身科学的思想境界
真心实意追求真理的学者或学生，往往具有一种不为名不为利，注意力高度集中，甚至废寝忘食的思想境界。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解，许多“科学迷”好象都有一股“傻劲”，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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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我得到Banting奖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去学习，Banting和Best是胰岛素的发现者，一起得到Nobel奖，Banting是老师，Best是学生，在Banting指导下，具体实验是Best做的。在我开始研究工作以前，我的导师先让我看一个电影，就是把Best动物实验的记录拍成电影。胰岛素发现前夕，Best还是医大三年级的学生。他几天几夜仔细观察实验中狗在用了粗提胰岛素后的变化，非常认真地、一点不漏地做了实验记录，他干脆搬到实验室里过夜，和他的狗相依为命，寸步不离。他的这种忘我奉献、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要能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去学习，去创造，关键的一点，是有一个崇高的思想境界。钱三强在“居里夫人”一书的序言里是这样写的。“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人类谋幸福。”
张孝骞等老一辈科学家所以能在几十年的学术和医疗生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充实经验，就是因为不论什么情况，在他的心里都是装着病人，都是爱人民之心，都是把国家的科学和卫生事业看成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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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整天有日本飞机狂轰烂炸的情况下，我在重庆当研究生，我的导师袁翰青先生给我安排的一个研究题是“拟疟母星的合成”。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后期，奋战在云南、缅甸一带的部队都感染上了疟疾，急需特效的抗疟药。
我刚回国时，国内还有不少人患肺结核病。正在那时候，听说美国新出现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异烟碱酰肼(雷米封)，我只花了两周的时间，便完成了该药的合成。这当然不是太难的工作，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不过只要是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学术路上，我碰过许多钉子，遇到无数的失败。如果问我有什么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做什么都要花大力气。长期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使我形成了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于乐观的思维习惯。我很赞同英文的一种说法：Hope for the best,prepare for the worst,即凡事力争最好的可能性，但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困难是普遍存在的，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我甚至经常expecting the worst。我不断告诫我的学生：做研究好比上战场，不要轻敌，要集中优势兵力，多考虑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因素，事先想好多种对策。我知道，自己既不聪明，又不能干，从不抱侥幸的心理或福从天降的幻想。要想办一件事，攻克一个难关，都要坚持不懈地去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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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老百姓最恨贪污腐化、假冒伪劣。我们科学界最需要严谨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近来，社会上有人为了金钱不惜出卖人格和灵魂，科学界也出现了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等不正当的行为。这股歪风危害极大，腐蚀我们的队伍，破坏我们的事业，那怕只是少数现象也不能忽视，我主张，为了维护科学尊严，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与一切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
其实，败坏的科学作风，在国际上也有许多沉痛的教训。在举世闻名的Sloan-Kettering肿瘤研究中心，一位红极一时的年轻科学家，原来是靠假造实验数据而成名的。真相揭露之后，不但他本人身败名裂，连该中心的主任、著名的老科学家也被迫辞职，以承担教导无方的责任。一位以伪造“凤汉小体”来解释经络本质的金凤汉先生，曾经在国际舆论界轰动一时，最后也自食其果，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40年代，一位苏联科学家用墨水去染青蛙，伪称发现了重大的遗传变异因子。这一丑闻引起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这些可悲的例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现在一稿多投，或将不成熟的文章抢先发表，或基本上是重复外国人实验的工作并视为至宝，将其化整为零、连篇累牍地发表，也时有所见。的确，一篇文章登出去也许并不难，但一旦黑字白纸印刷出来，其中有错误现象、错误观点，想改过来，不是那么容易了。它们成了污点，世世代代遗留下去，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能不引起警惕吗?
, http://www.100md.com
一个科学工作者要说真话，一定要坚持真理。在我回国初期，同志们为了帮我扫除“崇洋”，劝我承认协和医院的医术并不高明。我说：“汽车优于马车，马车优于手推车；协和的技术的确比较高。只能说老百姓坐不上汽车，协和只为有钱人治病。”他们指责我迷信西药“可的松”，而不相信苏联的“鸡血疗法”。我说：“可的松化学结构肯定，疗效经过实验证实；鸡血疗法则尚待科学验证。”这类不停的争论，以我大病一场而告终。组织上为我花了大量疗养费，关怀备至，使我很惭愧。但在真理面前我未说违心之言，聊可自慰。
3 勇于攻坚，勇于创新的意识
现在尽管经济发展很快，条件有了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穷。但是越是困难，越要拼命干，国家要富强，需要我们去努力拼搏，现代化的硬件条件固然是有利的，但是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也许更重要。我还想强调，要攀登高峰，主要必须靠自己，靠外国人是不行的。我们搞原子弹、核潜艇、人造卫星，不是全靠自己吗?记得1960年，苏联突然停止对我们一切技术援助，苏联那时本来已经决定派专家来我们医科院办标记化合物学习班。中科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兄弟单位的学员都到了，苏联专家却不来了，怎么办?我们想，一定要争这口气，自己上。大家在简陋的条件下，日夜奋战，终于在一个月之内做出来当时最有用的9种放射性药物和标记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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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两位年轻人，一位是1952年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蔡荣业，正是他带领了一组物理人员，设计并安装了一个又一个电子仪器。事实上，除了文献资料外，他们从未见过任何放射性探测或计数装置，却能在短短一二个月内，将纸上的草图和普通零件变成我们真正有用的电子设备，这简直是奇迹。无疑，假如没有这些青年人做出如此重要的贡献，我们是不可能传授什么同位素应用知识的。
另一位很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是麦阴乔。我们委托他的任务是，将现有平房改造成适合于教学和研究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其中最特殊的部分是一个放置高活度放射源的地下贮藏室，从那里，装放射源的铅罐用机械化自动系统提到上层房间，然后又通过遥控装置经一定轨道移动到邻屋的一个通风柜内，以进行操作。麦是医学院毕业生，不是建筑工程师，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清晨两点前都坚守在施工一线。正是他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精于解决难题的应变能力，才使我们的训练班及时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场所。
60年代初，在研究甲状腺激素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的课题中，我的研究生夏宗勤同志担负起解决乙酸(胆固醇前身物)的氚标记及氚标记胆固醇的核素测定的任务。夏是医学院毕业生，一不搞化学，一二不搞物理；但他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克服了封管中与氚水交换的技术性问题，还用冷冻整个探头的办法来降低噪声，顺利地获得氚测定的数据，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标，获得了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夏的这种精神，今天仍然要大大发扬啊!
, 百拇医药
勇于攻坚，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勇于创新，勇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贡献。科学的发现只能争取世界第一。重复别人的工作，实际上算不得什么研究。江泽民主席说过：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要做同位素应用工作，先决条件是要研制示踪剂，也就是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我刚到Iowa放射所时，主要搞甲状腺激素的研究和蛋白质合成的研究。首先要合成甲状腺素和一些标记的氨基酸。那时全美国只有一个Tracer Lab出卖C-14标记化合物，产品只有十几种。当然我们只能自己设计方法来合成C-14-甲状腺素和C-14门冬氨酸。后来我利用鸡胚细胞的组织培养新技术一次合成了16种C-14标记的氨基酸。这个工作在一万多人参加的美洲实验生物学与医学大会上做大会报告时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
上面谈到，我们打破苏联的封锁，在国内已经取得了成批合成标记化合物的经验。在这基础上，我们医科院放射所再接再厉，在后来的30多年中一共合成了近200种放射性药物及生物医学所需的示踪剂，其中不少是创新的。包括我们国家自己研制的抗肿瘤药、抗矽肺药、抗肝炎药，新的肾上腺显像剂，和许许多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其中有几项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更主要的是，为我国同位素应用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为寻找中药等新药开辟了一条途径，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可见“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应当有信心，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为了民族振兴，我们应当有勇气去攻坚，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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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全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是重要的基础
前几年我有一个很用功的博士生不幸染上了肝炎，他在体力很差的情况下仍“讳疾忌医”地拼命工作。我认为，赶完一篇学位论文事小，因疏忽而拖跨身体却是终身憾事。一旦百病缠身体，学问再高，又有什么用?多少英年早逝的悲剧，难道还不触目惊心吗?
我自己从小只知道用功读书，一直到干校劳动改造之前几乎从来不参加什么劳动，还患过伤寒、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以致中学毕业时又瘦又小。多亏我爱打乒乓球，从中学、大学到研究院没有间断过，还多次得到了冠军。我也喜欢骑自行车。50岁时，还能高速在北京、昌平之间来回骑过90多公里。这些对增强我的耐力和毅力很有好处。现在我有时工作到深夜，必要时也能步行许多小时。但是，毕竟岁数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效率非常低。
此外，心理卫生是极其重要的。精神因素甚至比营养、锻炼、休假等更起决定的作用。逆境中，我较冷静；平时也很乐观。我想革命前辈爬雪山、过草地，主要靠的是“把解放全人类看成是无比幸福”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他们死都不怕，小伤小病又算得了什么?比起他们，想着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面临种种危险困境，乃至受天灾人祸威胁的人，我们应该是相当幸福的了。
(本文系根据王世真院士的一次谈话整理而成，内容本刊略有删节并加有小标题)
作者简介：王世真(1916～)，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核医学教授，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收稿日期：1999-11-08,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