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与文学的传统及创新
作者：Anne Hudson Jones
单位：Anne Hudson Jones(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研究所)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527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5-0059-03
论述医学与文学关系的文章习惯以阿波罗开头。文学与医学直到最近才成为医学人文学里的一个新的学术分支，但文学与医学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
本文中，我将讨论如何看待医学与文学关系的四种传统方式：其一，疾病的形象(images)，即文学中患病、苦难和死亡的主题；其二，治疗者的形象；其三，医生—诗人或医生—作家类型；其四，文学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然后，我将简要讨论文学在今日医学教育中的作用并提供一个思辨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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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
1.1 患病、苦难和死亡的主题
与医学一样，文学关涉患病、苦难和死亡这些与人类同样古老的主题。所有文学作品都会提出下述基本问题：人为什么会患病受苦?人如何感受和想象疾病?疾病如何才能被治愈?何以患病和苦难就像下雨一样既落在不义人头上也落在义人头上?
实际的和隐喻性的疾病之间的变奏至今仍流行。在其著名论文《患病作为隐喻》中，苏珊、桑塔格记述了，常常因为文学作品的影响，痨病和癌症如何分别成了19和20世纪的文化隐喻。她讨论了这些隐喻如何已经表征着疾病的心理学理论：病人因某种性格类型而患上肺结核或癌症，故对其患病“负有责任”。这一观点与古希腊的观点不同。俄狄浦斯导致了降临全色伯斯域的瘟疫，因为他杀父(虽他不知所杀为其父)娶母(虽他不知所娶是其生母)。桑塔格认为，我们社会的观点则是人们患上癌症并非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谁，在于他们的品格或个性。按这种观点，癌症患者被看成是性压抑的、抑制性欲的、违拗自然的、不知表述愤怒。这种观点将原罪理论变成了一种惩罚性的、指责受害者的态度。桑塔格说道：“给疾病赋予一种意义，一种不可避免的道德上的意义，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惩罚性。任何重要疾病，其原因不明、治疗无效，都倾向于淹没在道德意义中。深受惧怕的种种主题，诸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都被等同于疾病。疾病本身变成了一个隐喻。……疾病变成了形容词。“艾滋病”业已取代癌症而成了我们社会中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例证，因为毫不奇怪它成了桑塔格另一作品即《艾滋病及其隐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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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苦难和死亡的确是人类的境况。只要人们活着，他们就会生病、受苦和死去，他们就会试图去理喻这些事件并赋予这些事件意义。他们的努力常常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从《约伯证》和《俄锹浦斯王》到当代美国有关艾滋病的两部话剧《维持现状》和《常态心灵》，文学反映了不同社会试图理解疾病奥秘的需求。在它们带给疾病的混乱以光亮、秩序和疗效的努力中，文学与医学的确服务于同一神祗。
1.2 治疗者的形象
我们总是醉心于治疗者。虽然早期人们将治疗的力量诉诸像阿斯克雷庇亚和耶稣基督这样的神灵从而把医生视为祭司，但文学很久以来常常嘲弄治疗者。医生在小说中形象的改变似乎来自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反映在文学中就是开始给予医生较高的职业地位。
医生作为人物遍及许多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之中。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纳*霍桑的许多短、长篇小说都描述了医生——科学家角色；H*梅尔维尔的几个作品曾讽刺外科医生。19世纪后期的两位作家O.W.霍姆和S.W.米切尔则在其小说中同情地描绘医生。美国文学中最知名的医生可能依然是辛克莱*刘易斯的马丁*阿努史密斯，他出现于1925年的小说《阿努史密斯》。不过，许多人或许已经忘记那个在小说前面出现，激发了年轻的阿努史密斯学医的老乡村医生不是一个庸医就是一个酒鬼。我也敢说，许多曾被阿努史密斯所激励过的医生们或许已经忘记，阿努史密斯最终并没有行医，而是不顾病人、家庭和同事的请求逃离到丛林中做医学科学研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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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小说中，女性医生作为主要人物首先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Leslie A.Fielder属于最早研究文学作品中护士形象的文学批评家，其研究开始于查尔斯*狄更斯1844年的《可丁*邱之列维》中的赛雷*盖母坡，结束人于肯*克瑟1962年的《那飞翔于杜鹃上》中的勒切德护士(又名女壮汉护士)。赛雷*盖母是一名酗酒的寡妇，对病人毫无同情，在她的监护下病人能活下来算这病人有运气。不过尽管当时许多护士也是妓女，她却不是。我们时代小说中最著名的护士当算克瑟的女壮汉护士，一位恶梦般的赛雷*盖母的同类。她迷恋秩序、效率和控制，对病人和医生行使她丧失人性的、阉割般的权力。
1.3 医生—作家
医学和文学都是颇费精力的职业，同时从事着这两种职业不可避免地向医生—作家们提出了问题：你如何做到这一点?或者更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契诃夫和威廉*C*威廉斯的回答如此著名以至成了文学与医学圈子里的老生常谈。在与朋友的谈话和书信中，契诃夫说道：“我把医学视为我的合法妻子，而文学则是我的情人。”对一位恳请他放弃医学的批评家，契诃夫回答道：“如果我不做医学工作，我则几乎不可能把我的闲暇和多余的思想给予文学。对我而言不存在学科界限。”威廉*C*威廉斯对类似的询问回答道：“并没有矛盾冲突。虽然有时我也抱怨，但医学与文学事业上是互相滋润的。”《扶伤：一个医生看待其工作》一书的作者雄辩地答道：“行医是我的根，而写作是我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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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行医具备某种特权去接触我们其他人很难接触到的东西。威廉斯在《自传》中写道：“医学让我进入到人类自我的那块秘密领地。那是人类自我的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医学徽章允许我随着那可怜的、被击垮了的身体进入到那些海湾和洞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此时此地，在坐骨—直肠脓肿的刺鼻恶臭中，事情以它所有最伟大的美丽，可能会暂时地被释放，有所悔疚地满屋飞翔。”理查德*塞尔滋在其散文“灵魂的精确位置”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同一看法：“于肉体的幽深角落，我寻觅哲人石。”医生们进入他人肉体和灵魂的经历所提供的素材，其他作家只有忌妒的份。
1.4 文学作为一种治疗方法
根据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悲剧的目的之一是引起情感净化，即通过同情和恐惧的感情的清洗以净化和愉悦观众。对那些认为文学本身是一种治疗方法的人们而言，情感净化的观念依然重要。今日人们使用着“诗治疗”、“戏剧治疗”、“书籍治疗”等术语。尽管称谓不同，文学以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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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方式即通过写作：表达自我的行为提供了情感净化。伊拉*薄洛哥夫在全国举行讲习班，教授人们用强化日志的方法取得更好的心理健康。将注意力置于自身的经历和情感并经常地记录在日志里，有助于释放感情的消极影响，使人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种种问题和冲突。这一类型写作的治疗价值早就被认识到了。诗人肯尼思*科赫曾作过类似的事情，他到疗养院去教病人写诗。在其著作《我从未告诉任何人：在疗养院讲授诗歌写作》中，他描叙了其经历并收集了病人的诗。某些人认为，我在别处提出的“医学教育小说”(由医生写作的关于医学院、见实习经历的作品)的文学类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给作者提供治疗。
文学以被动方式提供治疗不是通过写作，乃是通过阅读。以此方式读诗称为诗歌治疗，读文学称为书籍治疗。按我的理解，诗歌治疗和书籍治疗就是：医生、被咨询者或教师试图处方出正确的诗歌或文学作品，从而带给病人洞察力、情感净化或治愈。虽然这对精神情志病人更合适，我知道此方法也用于患肉体疾苦的病人。当然，我们不可能总可在肉体和精神疾患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乔安*曲蒙曾指出，给医学生教授文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指供他们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以帮助抵御其医学院经历中的消极面。这种实践可称为“预防性书籍治疗”，医学生决非其唯一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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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书评》在1986年登过一篇题为“文字可以治疗”的文章，建议文学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治疗。该文作者问询了10名从事医学又写过与有关医学的文学作品的人们，他们觉得若读过他们的作品，病人会以一种更平等心态来找他们。一般说来，病人阅读医生的书可以改善患者—医生间的相遇，恢复患—医间的权力均衡。
词汇和语言是构成文学的材料，而词汇和语言也是治疗的工具。《与气相遇：探索中医》一书的作者大卫：爱森伯格优美地解释了何以语词对医生如此重要：“人们常说医生的职责乃‘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没有对语词及其力量的尊敬，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当被明智地加以运用时，语词和情感总能安慰、常常缓解、有时治愈。若误用或忘记，他们会产用比药丸或硬件更具灾难性的副作用。写作促使我们在医疗中给语词及其魔力留下应有的空间。”
2 创新
2.1 文学与当代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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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学与医学关系的四种传统方式，为在医学院校讲授文学提供了很好理由。但医学院校以讲求实用而臭名远扬，这些仍在使用的传统方式可能不足以说服人们把文学组织到医学课程之中。在美国，文学属于医学人文学最新的学科，它不像伦理学具有即刻的应用性，也不同于医学史在医学教育中的传统位置。1982年时仅有三位全职文学教授在医学院里任教。现在有所增加，但比较医学院校中的伦理学家、医史学家和律师的数量，文学教授仍然很少。
给医学生讲授文学的目的或目标其实是实用性的：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医生。我的意思是说文学能帮助未来医生更好地顾料他们的病人，也更好地照料自己。达到这一目标有两个主要途径。我将第一个途径称为伦理的方式。正如罗伯特*科尔所说：“专注于文学的医学人文学课程的关键点乃伦理反思。”科尔用乔治*艾略特的《中军镇》、F.期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晚更温柔》、辛克莱*刘易斯的《阿努史密斯》、沃克*帕西的《废墟中的爱》等小说“探索一种生命品质有关的医学伦理学。伦理方式专注于道德过程的模拟、治疗者形象及其道德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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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途径我称之为美学的方式。正如乔安*曲蒙所说：在医学院校讲授文学的首先和最重要的目的是“教学生阅读”。“教学生阅读，在充分意义上阅读，就是帮助医学训练他或她。”在充分意义上阅读乃是教人宽容模糊性、教人具有一种在资料不全时得出结论以及对资料作多种阐释的能力。这种方式最近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现在认为，教医学生阅读就是教他们阐释文本所需要的技巧、那些诊断一个病人所需的技巧。病人所提供的文本不仅包括病人的主观症状和故事，也包含客观指征和定量资料。这种方式关注于阐释。
2.2 伦理的方式
由于诸多原因，在医学院校中讲授文学伦理的方式比美学的方式更流行。在不少医学院校把文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联合体比较容易些。以这种方式使用文学允许文学分享了一些医学伦理学所具有的实用上的合法性。既然伦理的方式关注模拟内容，传统的医学与文学的方式中有三种可采用以达这一目的：治疗者形象以及他们的伦理两难；医生—作家们的作品；患病与苦难的主题，特别是从病人立场出发的各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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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提到罗伯特*科尔用治疗者的文学形象以鼓励医学生的伦理反思。当代医生—作家们的作品对医学伦理学具有特殊的价值。例如，威廉*C*威廉斯的某些医生故事已成这方面的经典。威廉斯具有勇气现实地描绘医—患相遇并揭露医生的错误，性格弱点和缺陷。其著名的“强制的使用”即是这种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工作过度的家庭医生和一位拒绝作口腔检查的病重女孩之间的相遇。在试图暴露女孩的喉部以获得培养物以诊断她是否患白喉的过程中，医生失去了自我控制，变得没有了理智。故事的医生—叙述者告诉我们：
“我完全可以在愤怒中将这小孩撕成碎片并欣赏这一举动。攻击她简直是快乐。我的脸因此而燃烧着。”
“这个该死的小家伙必须加以保护以对抗她的极端愚蠢，此时此刻我自言自语。其他人必须加以保护以对抗她。这是社会的必然做法。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一种盲目的愤怒，一种成人的耻辱感，导源于渴望肌肉松弛，在冲动着。一个人已走投无路。”
, 百拇医药 这是一个有关医生角色固有权柄的故事，这种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威廉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子说明在难堪境况下坚持伦理理想的困难性，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何一个好的和动机良好的医生为了明显正当的理由而做错事情。科尔谈到威廉斯的医生故事时说：“在每个故事中，医生不仅受到其古老而熟悉的对手——疾病的挑战，更受到其它敌人诸如各种傲慢、伪装、固执己见等的挑战，这些敌手持续不断的力量于我们大家而言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理查德*塞尔滋在他的故事中也提供了许多医学中出现的伦理问题萦绕的例子。“野蛮人”和“安乐”这两个来自《给一位年轻医生的信》一书中的故事常常被用在医学人文学课程中。“野蛮人”的主题乃是告诫那位年轻的实习医生：“你决不能再对一个病人发脾气。”塞尔滋讲述他25年前接受医学训练时的一个事件，像威廉斯的故事中的那位医生一样，他失出控制、对一位醉醺醺并失去理智的病人大光其火。随后两人“都成了野蛮人，互相争吵和攻击”，由于医生握有权力，战斗并不公平。医生赢了，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即使在25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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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滋的故事“安乐”中，安乐死问题变得直接、个人和形象。这位医生已照顾治疗这位无治愈希望的癌症病人7年了。故事开始时，病人被接受入院并且肯定是最后一次住院了。他的疼痛已无法控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结束疼痛而又不致死病人。病人的妻子和母亲乞求医生给病人更多吗啡，尽管他们知道这会致病人于死地。医生给了病人较常用量多三倍的注射量的吗啡等着他死去。病人呼吸变慢，然后转为正常。医生知道通过压迫这位已丧失意识的病人的喉结以使病人窒息而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医生不能做这事。医生很高兴他的病人没有因吗啡而死亡。医生解脱了，但病人的妻子和母亲却没有。他们认为医生没有帮助他们。这个故事置安乐死问题于病床边，在现实人生中，知道什么是合乎伦理的比知道什么是合乎法律的更难。
不仅医生——作家们的作品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文学素材，病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也为这种伦理的反思提供了文本。贝蒂*洛林的有争论作品《最后的心愿》从一位身患癌症病人的女儿的立场提出了安乐死或被助自杀问题。玛莎*李尔的《心音》描述了她的医生—丈夫的心脏病及最后的死亡。这些书属于一种称之为“疾病志”(pathograph)的文学类型。疾病志即患病的叙述，作者通常为病人或病人的亲友。许多疾病病志为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提供了生动有力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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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美学的方式
虽然美学的方式不像伦理的方式那么流行，它却在迅速地获得新的拥护者。论者建议，作为文学活动的理解或阐释能够运用于临床医学的实践中。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阐释指南”，包括：“没有两首诗、两个病人或两套实验数据会准确相像”；“上下文是决定文本如何阐释的至要关键”。论者还讨论了文学的学习作为一种发展临床诊断技巧的手段，即诊断与对诗的理解和文明存在内在一致性。
显然，在医学院校讲授诗的阐释比用文学为医学伦理学服务更加难证明自身的合理合法性。不过，如果阐释在医学诊断中极为重要地宣称不断被证实的话，美学方式则可能证明它本身比伦理方式更为“有用。”
3 思辨性的结论
最后，我寻求这两种方式，伦理的和美学的，在“叙述伦理”的程式中融合为一。为了使用一个叙述来作伦理反思，人们必须能够提供一个对部分的(美学)分析以解释整体如何达到它的(伦理)含义。文学批评家常说形式和意义不可分离：如果你改变了一个作品的形式，你改变了它的意义。这对叙述伦理学或文学与医学的教学意味着：用文学作伦理反思要求阐释的技巧，这些阐释技巧与美学的方式(或医学诊断或调解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难题)所要求的完全相同。美学分析或阐释是任何叙述的拟似内容的伦理分析的必要前提。负责的叙述伦理的实践要求美学的和伦理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目前正在文学与医学的教学中使用着。
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通讯、历史、哲学、神学和女性研究等，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于他们工作中的叙述的研究。而最剧烈的转变发生在伦理学中。文学与医学的学者们在业已开始了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向叙述范式的转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安.H.琼斯教授要求该文在本刊发表，聂精保、孟辉译自：布鲁斯*克拉克和温德尔*艾科克编：《身体与文本：文学与医学的比较性论文》，德克萨斯技术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注释和参考文献译者略)
收稿日期：200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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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000527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5-0059-03
论述医学与文学关系的文章习惯以阿波罗开头。文学与医学直到最近才成为医学人文学里的一个新的学术分支，但文学与医学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
本文中，我将讨论如何看待医学与文学关系的四种传统方式：其一，疾病的形象(images)，即文学中患病、苦难和死亡的主题；其二，治疗者的形象；其三，医生—诗人或医生—作家类型；其四，文学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然后，我将简要讨论文学在今日医学教育中的作用并提供一个思辨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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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
1.1 患病、苦难和死亡的主题
与医学一样，文学关涉患病、苦难和死亡这些与人类同样古老的主题。所有文学作品都会提出下述基本问题：人为什么会患病受苦?人如何感受和想象疾病?疾病如何才能被治愈?何以患病和苦难就像下雨一样既落在不义人头上也落在义人头上?
实际的和隐喻性的疾病之间的变奏至今仍流行。在其著名论文《患病作为隐喻》中，苏珊、桑塔格记述了，常常因为文学作品的影响，痨病和癌症如何分别成了19和20世纪的文化隐喻。她讨论了这些隐喻如何已经表征着疾病的心理学理论：病人因某种性格类型而患上肺结核或癌症，故对其患病“负有责任”。这一观点与古希腊的观点不同。俄狄浦斯导致了降临全色伯斯域的瘟疫，因为他杀父(虽他不知所杀为其父)娶母(虽他不知所娶是其生母)。桑塔格认为，我们社会的观点则是人们患上癌症并非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是谁，在于他们的品格或个性。按这种观点，癌症患者被看成是性压抑的、抑制性欲的、违拗自然的、不知表述愤怒。这种观点将原罪理论变成了一种惩罚性的、指责受害者的态度。桑塔格说道：“给疾病赋予一种意义，一种不可避免的道德上的意义，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惩罚性。任何重要疾病，其原因不明、治疗无效，都倾向于淹没在道德意义中。深受惧怕的种种主题，诸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都被等同于疾病。疾病本身变成了一个隐喻。……疾病变成了形容词。“艾滋病”业已取代癌症而成了我们社会中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例证，因为毫不奇怪它成了桑塔格另一作品即《艾滋病及其隐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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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苦难和死亡的确是人类的境况。只要人们活着，他们就会生病、受苦和死去，他们就会试图去理喻这些事件并赋予这些事件意义。他们的努力常常采用文学作品的形式。从《约伯证》和《俄锹浦斯王》到当代美国有关艾滋病的两部话剧《维持现状》和《常态心灵》，文学反映了不同社会试图理解疾病奥秘的需求。在它们带给疾病的混乱以光亮、秩序和疗效的努力中，文学与医学的确服务于同一神祗。
1.2 治疗者的形象
我们总是醉心于治疗者。虽然早期人们将治疗的力量诉诸像阿斯克雷庇亚和耶稣基督这样的神灵从而把医生视为祭司，但文学很久以来常常嘲弄治疗者。医生在小说中形象的改变似乎来自于科学知识的进步，反映在文学中就是开始给予医生较高的职业地位。
医生作为人物遍及许多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之中。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纳*霍桑的许多短、长篇小说都描述了医生——科学家角色；H*梅尔维尔的几个作品曾讽刺外科医生。19世纪后期的两位作家O.W.霍姆和S.W.米切尔则在其小说中同情地描绘医生。美国文学中最知名的医生可能依然是辛克莱*刘易斯的马丁*阿努史密斯，他出现于1925年的小说《阿努史密斯》。不过，许多人或许已经忘记那个在小说前面出现，激发了年轻的阿努史密斯学医的老乡村医生不是一个庸医就是一个酒鬼。我也敢说，许多曾被阿努史密斯所激励过的医生们或许已经忘记，阿努史密斯最终并没有行医，而是不顾病人、家庭和同事的请求逃离到丛林中做医学科学研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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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小说中，女性医生作为主要人物首先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Leslie A.Fielder属于最早研究文学作品中护士形象的文学批评家，其研究开始于查尔斯*狄更斯1844年的《可丁*邱之列维》中的赛雷*盖母坡，结束人于肯*克瑟1962年的《那飞翔于杜鹃上》中的勒切德护士(又名女壮汉护士)。赛雷*盖母是一名酗酒的寡妇，对病人毫无同情，在她的监护下病人能活下来算这病人有运气。不过尽管当时许多护士也是妓女，她却不是。我们时代小说中最著名的护士当算克瑟的女壮汉护士，一位恶梦般的赛雷*盖母的同类。她迷恋秩序、效率和控制，对病人和医生行使她丧失人性的、阉割般的权力。
1.3 医生—作家
医学和文学都是颇费精力的职业，同时从事着这两种职业不可避免地向医生—作家们提出了问题：你如何做到这一点?或者更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契诃夫和威廉*C*威廉斯的回答如此著名以至成了文学与医学圈子里的老生常谈。在与朋友的谈话和书信中，契诃夫说道：“我把医学视为我的合法妻子，而文学则是我的情人。”对一位恳请他放弃医学的批评家，契诃夫回答道：“如果我不做医学工作，我则几乎不可能把我的闲暇和多余的思想给予文学。对我而言不存在学科界限。”威廉*C*威廉斯对类似的询问回答道：“并没有矛盾冲突。虽然有时我也抱怨，但医学与文学事业上是互相滋润的。”《扶伤：一个医生看待其工作》一书的作者雄辩地答道：“行医是我的根，而写作是我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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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行医具备某种特权去接触我们其他人很难接触到的东西。威廉斯在《自传》中写道：“医学让我进入到人类自我的那块秘密领地。那是人类自我的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医学徽章允许我随着那可怜的、被击垮了的身体进入到那些海湾和洞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此时此地，在坐骨—直肠脓肿的刺鼻恶臭中，事情以它所有最伟大的美丽，可能会暂时地被释放，有所悔疚地满屋飞翔。”理查德*塞尔滋在其散文“灵魂的精确位置”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同一看法：“于肉体的幽深角落，我寻觅哲人石。”医生们进入他人肉体和灵魂的经历所提供的素材，其他作家只有忌妒的份。
1.4 文学作为一种治疗方法
根据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悲剧的目的之一是引起情感净化，即通过同情和恐惧的感情的清洗以净化和愉悦观众。对那些认为文学本身是一种治疗方法的人们而言，情感净化的观念依然重要。今日人们使用着“诗治疗”、“戏剧治疗”、“书籍治疗”等术语。尽管称谓不同，文学以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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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方式即通过写作：表达自我的行为提供了情感净化。伊拉*薄洛哥夫在全国举行讲习班，教授人们用强化日志的方法取得更好的心理健康。将注意力置于自身的经历和情感并经常地记录在日志里，有助于释放感情的消极影响，使人更好地理解和处理种种问题和冲突。这一类型写作的治疗价值早就被认识到了。诗人肯尼思*科赫曾作过类似的事情，他到疗养院去教病人写诗。在其著作《我从未告诉任何人：在疗养院讲授诗歌写作》中，他描叙了其经历并收集了病人的诗。某些人认为，我在别处提出的“医学教育小说”(由医生写作的关于医学院、见实习经历的作品)的文学类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给作者提供治疗。
文学以被动方式提供治疗不是通过写作，乃是通过阅读。以此方式读诗称为诗歌治疗，读文学称为书籍治疗。按我的理解，诗歌治疗和书籍治疗就是：医生、被咨询者或教师试图处方出正确的诗歌或文学作品，从而带给病人洞察力、情感净化或治愈。虽然这对精神情志病人更合适，我知道此方法也用于患肉体疾苦的病人。当然，我们不可能总可在肉体和精神疾患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乔安*曲蒙曾指出，给医学生教授文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指供他们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以帮助抵御其医学院经历中的消极面。这种实践可称为“预防性书籍治疗”，医学生决非其唯一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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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书评》在1986年登过一篇题为“文字可以治疗”的文章，建议文学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治疗。该文作者问询了10名从事医学又写过与有关医学的文学作品的人们，他们觉得若读过他们的作品，病人会以一种更平等心态来找他们。一般说来，病人阅读医生的书可以改善患者—医生间的相遇，恢复患—医间的权力均衡。
词汇和语言是构成文学的材料，而词汇和语言也是治疗的工具。《与气相遇：探索中医》一书的作者大卫：爱森伯格优美地解释了何以语词对医生如此重要：“人们常说医生的职责乃‘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没有对语词及其力量的尊敬，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当被明智地加以运用时，语词和情感总能安慰、常常缓解、有时治愈。若误用或忘记，他们会产用比药丸或硬件更具灾难性的副作用。写作促使我们在医疗中给语词及其魔力留下应有的空间。”
2 创新
2.1 文学与当代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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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学与医学关系的四种传统方式，为在医学院校讲授文学提供了很好理由。但医学院校以讲求实用而臭名远扬，这些仍在使用的传统方式可能不足以说服人们把文学组织到医学课程之中。在美国，文学属于医学人文学最新的学科，它不像伦理学具有即刻的应用性，也不同于医学史在医学教育中的传统位置。1982年时仅有三位全职文学教授在医学院里任教。现在有所增加，但比较医学院校中的伦理学家、医史学家和律师的数量，文学教授仍然很少。
给医学生讲授文学的目的或目标其实是实用性的：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医生。我的意思是说文学能帮助未来医生更好地顾料他们的病人，也更好地照料自己。达到这一目标有两个主要途径。我将第一个途径称为伦理的方式。正如罗伯特*科尔所说：“专注于文学的医学人文学课程的关键点乃伦理反思。”科尔用乔治*艾略特的《中军镇》、F.期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晚更温柔》、辛克莱*刘易斯的《阿努史密斯》、沃克*帕西的《废墟中的爱》等小说“探索一种生命品质有关的医学伦理学。伦理方式专注于道德过程的模拟、治疗者形象及其道德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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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途径我称之为美学的方式。正如乔安*曲蒙所说：在医学院校讲授文学的首先和最重要的目的是“教学生阅读”。“教学生阅读，在充分意义上阅读，就是帮助医学训练他或她。”在充分意义上阅读乃是教人宽容模糊性、教人具有一种在资料不全时得出结论以及对资料作多种阐释的能力。这种方式最近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我们现在认为，教医学生阅读就是教他们阐释文本所需要的技巧、那些诊断一个病人所需的技巧。病人所提供的文本不仅包括病人的主观症状和故事，也包含客观指征和定量资料。这种方式关注于阐释。
2.2 伦理的方式
由于诸多原因，在医学院校中讲授文学伦理的方式比美学的方式更流行。在不少医学院校把文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联合体比较容易些。以这种方式使用文学允许文学分享了一些医学伦理学所具有的实用上的合法性。既然伦理的方式关注模拟内容，传统的医学与文学的方式中有三种可采用以达这一目的：治疗者形象以及他们的伦理两难；医生—作家们的作品；患病与苦难的主题，特别是从病人立场出发的各种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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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提到罗伯特*科尔用治疗者的文学形象以鼓励医学生的伦理反思。当代医生—作家们的作品对医学伦理学具有特殊的价值。例如，威廉*C*威廉斯的某些医生故事已成这方面的经典。威廉斯具有勇气现实地描绘医—患相遇并揭露医生的错误，性格弱点和缺陷。其著名的“强制的使用”即是这种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工作过度的家庭医生和一位拒绝作口腔检查的病重女孩之间的相遇。在试图暴露女孩的喉部以获得培养物以诊断她是否患白喉的过程中，医生失去了自我控制，变得没有了理智。故事的医生—叙述者告诉我们：
“我完全可以在愤怒中将这小孩撕成碎片并欣赏这一举动。攻击她简直是快乐。我的脸因此而燃烧着。”
“这个该死的小家伙必须加以保护以对抗她的极端愚蠢，此时此刻我自言自语。其他人必须加以保护以对抗她。这是社会的必然做法。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一种盲目的愤怒，一种成人的耻辱感，导源于渴望肌肉松弛，在冲动着。一个人已走投无路。”
, 百拇医药 这是一个有关医生角色固有权柄的故事，这种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威廉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子说明在难堪境况下坚持伦理理想的困难性，使我们得以理解为何一个好的和动机良好的医生为了明显正当的理由而做错事情。科尔谈到威廉斯的医生故事时说：“在每个故事中，医生不仅受到其古老而熟悉的对手——疾病的挑战，更受到其它敌人诸如各种傲慢、伪装、固执己见等的挑战，这些敌手持续不断的力量于我们大家而言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理查德*塞尔滋在他的故事中也提供了许多医学中出现的伦理问题萦绕的例子。“野蛮人”和“安乐”这两个来自《给一位年轻医生的信》一书中的故事常常被用在医学人文学课程中。“野蛮人”的主题乃是告诫那位年轻的实习医生：“你决不能再对一个病人发脾气。”塞尔滋讲述他25年前接受医学训练时的一个事件，像威廉斯的故事中的那位医生一样，他失出控制、对一位醉醺醺并失去理智的病人大光其火。随后两人“都成了野蛮人，互相争吵和攻击”，由于医生握有权力，战斗并不公平。医生赢了，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即使在25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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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滋的故事“安乐”中，安乐死问题变得直接、个人和形象。这位医生已照顾治疗这位无治愈希望的癌症病人7年了。故事开始时，病人被接受入院并且肯定是最后一次住院了。他的疼痛已无法控制。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结束疼痛而又不致死病人。病人的妻子和母亲乞求医生给病人更多吗啡，尽管他们知道这会致病人于死地。医生给了病人较常用量多三倍的注射量的吗啡等着他死去。病人呼吸变慢，然后转为正常。医生知道通过压迫这位已丧失意识的病人的喉结以使病人窒息而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医生不能做这事。医生很高兴他的病人没有因吗啡而死亡。医生解脱了，但病人的妻子和母亲却没有。他们认为医生没有帮助他们。这个故事置安乐死问题于病床边，在现实人生中，知道什么是合乎伦理的比知道什么是合乎法律的更难。
不仅医生——作家们的作品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文学素材，病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也为这种伦理的反思提供了文本。贝蒂*洛林的有争论作品《最后的心愿》从一位身患癌症病人的女儿的立场提出了安乐死或被助自杀问题。玛莎*李尔的《心音》描述了她的医生—丈夫的心脏病及最后的死亡。这些书属于一种称之为“疾病志”(pathograph)的文学类型。疾病志即患病的叙述，作者通常为病人或病人的亲友。许多疾病病志为医学伦理学的学习提供了生动有力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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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美学的方式
虽然美学的方式不像伦理的方式那么流行，它却在迅速地获得新的拥护者。论者建议，作为文学活动的理解或阐释能够运用于临床医学的实践中。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阐释指南”，包括：“没有两首诗、两个病人或两套实验数据会准确相像”；“上下文是决定文本如何阐释的至要关键”。论者还讨论了文学的学习作为一种发展临床诊断技巧的手段，即诊断与对诗的理解和文明存在内在一致性。
显然，在医学院校讲授诗的阐释比用文学为医学伦理学服务更加难证明自身的合理合法性。不过，如果阐释在医学诊断中极为重要地宣称不断被证实的话，美学方式则可能证明它本身比伦理方式更为“有用。”
3 思辨性的结论
最后，我寻求这两种方式，伦理的和美学的，在“叙述伦理”的程式中融合为一。为了使用一个叙述来作伦理反思，人们必须能够提供一个对部分的(美学)分析以解释整体如何达到它的(伦理)含义。文学批评家常说形式和意义不可分离：如果你改变了一个作品的形式，你改变了它的意义。这对叙述伦理学或文学与医学的教学意味着：用文学作伦理反思要求阐释的技巧，这些阐释技巧与美学的方式(或医学诊断或调解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难题)所要求的完全相同。美学分析或阐释是任何叙述的拟似内容的伦理分析的必要前提。负责的叙述伦理的实践要求美学的和伦理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目前正在文学与医学的教学中使用着。
来自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包括通讯、历史、哲学、神学和女性研究等，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于他们工作中的叙述的研究。而最剧烈的转变发生在伦理学中。文学与医学的学者们在业已开始了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向叙述范式的转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安.H.琼斯教授要求该文在本刊发表，聂精保、孟辉译自：布鲁斯*克拉克和温德尔*艾科克编：《身体与文本：文学与医学的比较性论文》，德克萨斯技术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注释和参考文献译者略)
收稿日期：200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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