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诞生——采访美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Iacono教授
作者：郑希耕
单位：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 100053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619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6-0049-04……人类有着很多的梦想，它在历史的眼中是一种伟大和光荣，但是它又是极为纯粹的和简单的，它是孩子真实的执拗，散乱的梦想，是一种永远“残缺”的思想者，在世界的“真实”中投入、忘情的游戏……既然上帝让我们赤裸、真实地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天生都是真诚的，从来都是忠实的……人格的魅力是凌驾于思想之上的……人格是永远的前方一面飘动的旗帜……把一种人格和思想嫁接起来的，是一个人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怀疑和真实的信念……它导引着人们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婴儿，成为天地间的一种思想，成为一个人真正的诞生……
Robert P.Iacono教授，美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现任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与临床科学部主任和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Iacono教授是北美也是世界上率先开展微电极导向立体定位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先驱，在近30年以左旋多巴为帕金森病“统治性”治疗方法的年代，坚持研究和发展立体定位手术技术。当神经内科在治疗病程进行性发展的帕金森病方面几乎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刻，以Iacono教授为首的神经外科专家，利用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治疗被世界医学界公认为顽症的帕金森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手部震颤得无法正常进食的病人走进了高尔夫球场，稳稳地挥动起球杆；曾卧床十几年，为后期并发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病人神奇般地得到了恢复。这些难以置信的结果，不光为无数的帕金森病患者带去了“生”的希望，更为脑功能神经外科治疗帕金森病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此，笔者在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走访了Iacono教授。(以下“●”代表笔者，“☆”代表Iacono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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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是世界上知名的学者，您的工作赢得了学术界和患者的巨大尊重，那您现在如何看待自己?或者用心理学上的词汇讲，谈谈您的“自我意象”和早期经历。
☆我从小就不能说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孩子，一直对学校生活不太感兴趣，当然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直到中学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对课堂上讲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但实际上我的兴趣又超乎寻常的广泛。记得有一次，课堂上讲脑结构和相应的神经传导，我就觉得有些地方我无法理解，然后，我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其实我从小对有关人的各种东西都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愿意弄个水落石出，因为我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弄明白，所以对于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总是无法坐下来听着老师不停地这样说下去。我的个性可能比较敏感，对于我来讲，感受一些东西是容易的，但接受另一些东西是困难的，这可能和另一些人相反，他们并不敏于感受，但是却习惯了接受。上高中时老师曾颇带揶揄口气地对我说，“Bob,如果你不喜欢上课，你可以到实验室去，你还可以整天呆在那里，吃早饭之前就到那里报到，一直到晚饭后再回来，但是你不要来教室，你还可以上图书馆，如果你喜欢，你都可以做……”听了这话，我就真的每天去图书馆，从早泡到晚，反正是你让我做的，那一阶段，我读了大量的书，关于自然的一切的一切，当时还没有“生态学”这一词汇，也没有神经生理学，心理生物学等这些我后来深入钻研的学科，而只是农业、森林、野生动物等，我懵懵懂懂的，什么书都读，我想了解的只是自然中各种生命与非生命形式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怎么就形成了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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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动物生存的行为非常感兴趣，当然也喜欢玩耍。当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打猎，整天观察并且觉得那种在树林中跳来跳去的搜索、观察是再好玩不过的一种“玩”，有时竟会忘记了自己是来打猎的。现在看来当时还是孩子。然后又会欢天喜地地把打来的猎物带回家，让妈妈来烹调。我就是在这种孩童的戏耍和一种既散乱又持久的对世界的好奇中长大的，像个农村孩子一样。然后第二天的早晨我又会回到实验室来读动物行为的书。当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几乎选了全部的我所感兴趣的选修课，表面上甚至没有什么关联，如化学、物理、心理学、逻辑、人类学、哲学等所有我能够找到的课程。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大脑的功能，因为它是所有一切生命物质中最为神奇的。
既然老师不让我到教室去，我就到实验室去，我整天埋头在动物实验室，想起什么可能的事情都要做一把。有时把一只探针深入到白鼠的脑子当中，或是让老鼠大发脾气，或是使老鼠丧失记忆，或是改变老鼠的饮食习惯，所有一切可能的实验我都做过。1972年的一个夏天，当时我16岁，我居然曾经想过大脑能否再生的问题，并用老鼠做过实验。我切除了大鼠右脑的一块脑组织，等待着，等待着，看它是否会再生，就像等待着它发芽一样。当时几乎无穷多的人都坚信大脑尤其是哺乳动物的大脑决不能够再生，教科书中从几十年前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写着，所有的科学家也是众口一辞。我在实验室中为了这个“异想天开”的“改变世界”的项目从早到晚地居然呆上了整整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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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想让我成为一个工程师，所以我在大学甚至还修过工程的课程，当他终于接受了我想成为一个医生的想法后，依然想让我成为一个普通科的医生，这是我的责任，也可以叫做是家庭责任，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意大利移民，虽然并不十分贫穷，但是绝对没有钱，而作一个通科医生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当时的神经外科只是研究枪伤、车祸、肿瘤、脑血管疾病、脊柱坏损等等器质性的坏损，并不重视什么功能、机制方面的东西。但是我的这一理想依然没有破灭，就像喜欢上了一个Honeysweet一样，我还是想研究大脑，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已经长成青年的恋人有了自己的主意，而心已经有所属了。
1980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做住院医师，那时听说杜克大学的Dr.Nassel在搞疼痛、立体定位技术等功能神经外科的研究，便执意要去那里跟随Dr.Nassel学习。当时，我的教授对我说，不要去那里，没有人去那里，立体定位时代早已结束了，这是死路一条。立体定位技术已经是老恐龙了，那个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我还是去了，因为我想了解大脑，1982年Dr.Nassel派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帕金森病的国际研讨会，做丘脑切开术和震颤关系的报告，当时我29岁，我的阐述帕金森病及其手术疗法的演讲是四年一次的大会中全世界唯一的一篇类似的报告。当时正是左旋多巴的统治年代，对帕金森病功能神经外科的手术方法根本无人问津，与会的人纷纷不以为然。我所感兴趣的和我从事的工作是功能神经外科，而不是脑肿瘤、脑血管疾病什么的。在我眼中“功能”是最为神奇的，是你无法看到的，也是最为根本的，像疼痛一样，你必须对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物化学、神经病理学等学科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对它略知一二。当我在杜克大学健康中心作住院医师的时候，我每天到实验室去，因为我无法了解，疼痛的机理到底何在。一年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种新的大脑工作的机制，在一次手术中，我在中脑的七厘米深处做了一个切口，突然间病人的疼痛消失了，但是并没有对身体其他部位的感觉造成任何变化，这样的工作使我对大脑的各种神经机制有了一点多于一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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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离开了杜克大学，去了Arizona州立大学医学与健康中心，做助教，从事儿科、脑肿瘤、创伤的研究，没日没夜。虽然只是助教，没有任何title，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同时在三家医院工作，大学医院、军队医院、州医院。 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工作到深夜，那个时期，感觉上是不停地在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在办公室写论文，一年之内，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100多篇，什么帕金森病、神经生化等等什么都有。
●科学家应该是有一种追求“客观”和“真实”的品性的，什么是您所理解的“真实”?并且科学家在研究中创造性的直觉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的体会是这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和相互抹杀的，您怎么看?
☆当我不了解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记住它，甚至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要记住它。它是一种生命现实，是一种真实，真实对我的魅力，像是一种梦幻中的现实。我们可以假定，有一种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真实”存在着，而人的工作，就是将这样一种“梦幻”现实化，在这种意义上，“真实”生活在梦幻和现实之间。我对一些什么样的词汇并不感兴趣，我只对概念感兴趣，而词汇和概念的区别只在于词汇是“人造的”，而概念是上帝给予的，“真实的世界”是上帝用概念搭建的。我像是在自己的概念世界中玩耍，颇有些周游世界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类似一种直觉化的冲动。在我的感觉中，人，尤其是科学家不光需要一种理性，更需要一种直觉，直觉化是和这一世界变得同一的过程，而概念则是具体的我们可以理解的“真实”的现实。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我的工作对象一方面是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病人，另一方面是一种概念，一种真理的逻辑。世界是无穷广大的，用这种概念的重建而使之与世界同一的过程就是思想无极限的张力，而无穷的直觉化和无穷的概念化便是思想的土壤和世界的本源，我想这是一种艺术，一种真理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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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哲学是真理，而真理意味着逻辑，我是不断地探求和验证这无穷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验室中的实验，而是通过逻辑。我的思想触角就像是孩子的好奇心，终生用这种好奇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在这一点上，一个人是永远长不大的，也不存在着真正的伟人。我被世界的丰富性和其无极的张力所吸引，那是一种“真正的外力”，而我只是被推动的，推向世界的四面八方。
我相信“真实”的东西，就像我1989年选择到中国来做胎脑移植手术一样，当时很多人告诉我说：不要去那里，那里是“共产主义”等等，但我对中国的感受完全来自热情、自然的中国人，而并非来自什么“主义”，这是我能够体会的“真实”，我便真的来了，和中国医生开展了非常好的合作。
●微电极导向的苍白球切开术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手术，对技术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可想而知，在80年代前还没有出现CT、MRI等先进影像技术之前，从事这项工作非常困难。此外，在60年代左旋多巴出现之后，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一度迅速衰落，没有人再信任这一手术，学术界对你也颇多微词，甚至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坚持你的工作，提出了逆转帕金森病这一被医学界公认为顽症的构想和概念，并为微电极导向立体定位神经外科手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和巨大发展做出了贡献，你是如何走过你工作中最艰难的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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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之前，还没有CT、MRI，只有粗糙的X线影像方法和依靠各种神经内科检查，如反射，肌张力等，我们要为大脑做精细的手术，但是我们居然看不到它是什么样子!而有的仅仅是我们的神经学知识!书本上的知识!再有的就是你对自我对人体的认识的信任，而这种自我确信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你必须了解你的人格，确信你是诚实的，确信你有着对真理的把握。在这里，真理和谬误是大相径庭的，一切盲目的自信在这里都会在瞬间内倒台。当你钻开病人的头骨，发现你所面对的和你信誓旦旦地的想象不是一回事的时候，你如果体味你的心情，会对自己的人格又多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病人是人，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办法走路，甚至没有办法吃饭，不能从卧室走到卫生间，眼见自己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从衰弱到无法站立，靠轮椅活动一点点距离，再到长年卧床不起，常人寻常的一点点小事都根本无法完成，而他所有的所有就是他还有着一种“奢侈”的巴望，希望手术能够带给他好转，哪怕只是一点点，这使我努力坚持我的这一信念，深入钻研功能神经外科的理论和技术。
自从Dr.Leksell 1958年发现了新的手术靶点，手术疗效非常好，不光是改善了帕金森病病人的震颤和僵直症状，而且从整体上使行走功能有了巨大提高，其后的几年神经外科手术方法成为了治疗帕金森病的主要方法，在60年代，国际上的帕金森病会议都是由神经外科医生主持的，而当时还没有左旋多巴。1967年左旋多巴出现后，手术疗法在全世界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衰落下来，甚至没有人再去想什么帕金森的病理、生化、如何改善手术定位，只是一味地把药片发送给每一个病人!医学成了一种机械的活动!这种状况持续了近30年!帕金森病的治疗自此也进入了一个内科医学时代而非手术时代。直到80年代，那时残留的，很稀有的几个不可思议的“疯子”还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丘脑切开术的手术方法，研究大脑电生理，尝试解决各种严重的并发症。几乎接近30年，没有任何人对它感兴趣，更没有人信任这一技术，包括医生和病人。我们这些成了时代的“异类”。我的个性使我自己能够坚持我的方法，我的技术。我从80年代开始执意地学习立体定位手术方法，直到90年代初期到1995年、1996年，我还是全美唯一的从事苍白球手术的医生。当时没有人相信对脑组织的破坏能够提高大脑的功能，认为这没有依据，从理论上难以解释。实际上，这需要我们对功能神经科学和帕金森病的病理过程，对病人脑内神经生化的平衡和不平衡有充分的理解。你知道外科是很特殊的工作，如果其他医生用“同样”的方法和技术但却没有取得相应的结果，他们便会说，Iacono是不值得信任的，他在夸大其辞，他只是分析了那些对他有利的数据，他的思维是“外科式”的而不是逻辑的，他们甚至公然和病人讲，不能去Iacono那里做手术，他的手术会“杀”了你!实际上他们手术的靶点是不够准确的，他们也不知道如果和正确的手术靶点相距几个毫米，病人就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在术后几个月或是1年内出现新的问题。我们有些病人从其他医院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做的苍白球切开术没有效果。实际上，当我们在MRI上做检查的时候，竟然距离正确的手术靶点数个厘米以外!神经外科医生都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尤其是在美国这种个人间竞争非常厉害的国家，更是如此。举个例子，如果你让他们说出历史上三个最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除了他自己，要说出另外两个人，多数人会有困难。此外，大脑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个“黑箱”，而立体定位手术这一技术并不只是施用一些同样的手术器械便都可以称其为这种手术。如果手术的靶点有几个毫米误差，结果就全然不同，偏瘫、失明、永久的肌无力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都会发生，但任何人却都可以称那些只是把电极探入脑内，对模棱两可的脑组织加以毁损都叫做苍白球立体定位手术，由于这种原因所发生的并发症却给这种手术方法本身增添了污点。而这种污点成了我“发了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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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987年左右，Dr.Laitinen继续开展立体定位手术，用丘脑切开术治疗震颤，而用苍白球切开术来治疗“腿部”的僵直。当时我在中国做胎脑移植，当我又回到瑞典的时候，我猛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意识到病人行走能力的好转并不只是意味着病人腿部僵直的好转，而是帕金森病的好转，这是大脑功能的改善，是我们逆转了运动不能症!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手术风险很大，只是一种对症治疗，并且疗效也不稳定，神经学家也对手术的破坏性机理表示怀疑，不能接受这种结果。在经典的立体定位手术中我们是取掉了一些组织，胎脑移植中我们试图加入一些组织，我想的是怎么样借助一种自然的力量让大脑再生，这是手术的思想所在，也是思想和概念的进步。这种想法是对生物医学时代的叛逆，因为此前人们都是众口一辞地认为帕金森病是一个像老化一样的不可逆转的过程。
如果说胎脑移植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人看来具有一种幼稚而可笑的理想化色彩，但还符合逻辑的话，那么苍白球切开术这种对大脑的破坏性手术具有一种全面的疗效，甚至可以逆转帕金森病这一生物医学上的自然进程，在他们看来就连一种逻辑性已经都不具备了，成了一种十足的荒唐，但是手术的结果告诉我们，疗效是全面而持久的，不知道是我们嘲笑了自己，还是科学戏弄了我们的自大。这是一种反直觉的东西，这使得所谓“科学”在现实面前变得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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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保守的，甚至是错误多于真理的，也可能正是因为错误是被人所“掌握”的，才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维护它，使它成为一种保守的东西。美国学术界充满了教条，与此相比，中国更开放一些，它的阴阳理论便是一种功能性的理论。是你看不到的，是“梦幻”一般的。中国的医学文化和自然有着深刻的联系，它相信自然，而不像在美国一样，只相信“科学”的解释，而这种“科学”的解释把我们完全局限在“科学”范围之内，而不去管我们离自然是否越来越远。我想这可能是我和中国之间的特殊缘分。
●您怎样看待工作本身的价值、自身的影响和病人的利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差异是东方人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强调英雄主义。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就可以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所以当一个人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的时候，别人就会这样去想他，认为他谈的并不是这种工作本身，而是在谈“他的结果”、“他的方法”、“他的工作”，在树立他自己的形象。实际上“结果”和“他的结果”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一种概念，一种真实，一种价值，而后者是对结果的一种利用，实际上强调的是他自己。如果说我也在推广一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苍白球手术的方法，我希望能够为大家证明的是这种方法、这种思想和概念是有价值的，这种手术是能够给病人解决问题的，这是我想向世界宣布的。对严重的帕金森病病人如果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的手术，就像学生在考试中得了B的成绩，对学生来讲，这是不错的成绩，但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讲，尤其是对苍白球切开术这一精细的手术，手术定位的位置如果偏离几个毫米，就会发生严重的并发症，这绝对是失败。我们必须把成绩考成A+，这对病人才有意义，这甚至需要我们为病人去承担很多风险。对很多医生来讲，他们做出诊断就已经满足了，因为他告诉你你得了什么病，这是他的价值所在，因为他懂很多。他可以平静地告诉你，1年之后你会怎样，5年之后你又会怎样，再过几年你就去等死吧，非常准确而科学，非常的冷静和骄傲，至于你的病那是你的病和我无关，而外科医生也可以满足于不去为病人承担任何风险，也可以告诉病人你的病不适合做苍白球切开术，这也同样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过，不论我们是为病人施行手术，还是我们选择不施行手术就都成了我们对病人的一种利用，医生在利用病人，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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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率先和中国科学家开展工作的美国科学家，现在您又担任北京功能外科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您是怎样想到在这个时期和中国开展更进一步的工作的?在您追求一种新思想的诞生过程中，其意义何在?
☆任何工作都需要一种契机，尤其是两国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就更是这样。1996年，当时我正在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我们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做博士后工作的李勇杰博士的工作，李博士在神经外科和神经生理学方面的双重背景尤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们迫切地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从李勇杰博士加入我们的team起，我们以refined technology又有了超过500余例苍白球和丘脑切开术手术的成功的合作。随着李勇杰博士执意地要返回他的祖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应用这种新的技术来为中国患者工作，我们之间友好而又富有成效的合作自然也就跨越了国界。科学没有国界，这有着很多方面的意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思想作为一种价值在世界范围的实现，这是任何一个可以真正称得上科学家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我这一次到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访问，吃惊地看到研究所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其手术的水准即使在世界上也绝对是第一流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医学工作者，他们是有良知的，是负责任的，执着于“思想”的真正内涵，“思想”是什么，思想是知识，是勇气，更是一种人格和信念。噢，接着上面说的话，前些天，我和李勇杰博士为医院一个扭转痉挛的病人做了手术，病人的病情非常严重而复杂，手术的风险极大，做好了并不能更多地说明我们些什么，但是如果手术出现并发症，则在旁人眼中是我们的失败，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失败。如果我们只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我们本可以不去为病人而承担自己的风险，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这种要求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了。
采访后记：
●有句名言，大意是幸福是相似的，不幸是各有各的不幸。不知怎么在经过了对Iacono教授的采访之后，又偏偏有想变化一个说法的冲动，叫做“伟大的人各有各的伟大，但走向伟大的道路却是相同的”。对于一个并不“伟大”的人来讲，伟大光芒四射，但对于一个“伟大”的人来讲，“伟大”已经没有了什么过多的含义。也许“思想的诞生”才是最重要的，“生”本身就是奇迹。
收稿日期：2000-02-14, http://www.100md.com
单位：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 100053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619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6-0049-04……人类有着很多的梦想，它在历史的眼中是一种伟大和光荣，但是它又是极为纯粹的和简单的，它是孩子真实的执拗，散乱的梦想，是一种永远“残缺”的思想者，在世界的“真实”中投入、忘情的游戏……既然上帝让我们赤裸、真实地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天生都是真诚的，从来都是忠实的……人格的魅力是凌驾于思想之上的……人格是永远的前方一面飘动的旗帜……把一种人格和思想嫁接起来的，是一个人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怀疑和真实的信念……它导引着人们从一个混沌未开的婴儿，成为天地间的一种思想，成为一个人真正的诞生……
Robert P.Iacono教授，美国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现任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与临床科学部主任和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Iacono教授是北美也是世界上率先开展微电极导向立体定位神经外科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先驱，在近30年以左旋多巴为帕金森病“统治性”治疗方法的年代，坚持研究和发展立体定位手术技术。当神经内科在治疗病程进行性发展的帕金森病方面几乎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刻，以Iacono教授为首的神经外科专家，利用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治疗被世界医学界公认为顽症的帕金森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手部震颤得无法正常进食的病人走进了高尔夫球场，稳稳地挥动起球杆；曾卧床十几年，为后期并发症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病人神奇般地得到了恢复。这些难以置信的结果，不光为无数的帕金森病患者带去了“生”的希望，更为脑功能神经外科治疗帕金森病工作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此，笔者在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走访了Iacono教授。(以下“●”代表笔者，“☆”代表Iacono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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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是世界上知名的学者，您的工作赢得了学术界和患者的巨大尊重，那您现在如何看待自己?或者用心理学上的词汇讲，谈谈您的“自我意象”和早期经历。
☆我从小就不能说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孩子，一直对学校生活不太感兴趣，当然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成绩，直到中学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对课堂上讲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但实际上我的兴趣又超乎寻常的广泛。记得有一次，课堂上讲脑结构和相应的神经传导，我就觉得有些地方我无法理解，然后，我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其实我从小对有关人的各种东西都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愿意弄个水落石出，因为我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弄明白，所以对于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总是无法坐下来听着老师不停地这样说下去。我的个性可能比较敏感，对于我来讲，感受一些东西是容易的，但接受另一些东西是困难的，这可能和另一些人相反，他们并不敏于感受，但是却习惯了接受。上高中时老师曾颇带揶揄口气地对我说，“Bob,如果你不喜欢上课，你可以到实验室去，你还可以整天呆在那里，吃早饭之前就到那里报到，一直到晚饭后再回来，但是你不要来教室，你还可以上图书馆，如果你喜欢，你都可以做……”听了这话，我就真的每天去图书馆，从早泡到晚，反正是你让我做的，那一阶段，我读了大量的书，关于自然的一切的一切，当时还没有“生态学”这一词汇，也没有神经生理学，心理生物学等这些我后来深入钻研的学科，而只是农业、森林、野生动物等，我懵懵懂懂的，什么书都读，我想了解的只是自然中各种生命与非生命形式到底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怎么就形成了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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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动物生存的行为非常感兴趣，当然也喜欢玩耍。当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喜欢打猎，整天观察并且觉得那种在树林中跳来跳去的搜索、观察是再好玩不过的一种“玩”，有时竟会忘记了自己是来打猎的。现在看来当时还是孩子。然后又会欢天喜地地把打来的猎物带回家，让妈妈来烹调。我就是在这种孩童的戏耍和一种既散乱又持久的对世界的好奇中长大的，像个农村孩子一样。然后第二天的早晨我又会回到实验室来读动物行为的书。当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几乎选了全部的我所感兴趣的选修课，表面上甚至没有什么关联，如化学、物理、心理学、逻辑、人类学、哲学等所有我能够找到的课程。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大脑的功能，因为它是所有一切生命物质中最为神奇的。
既然老师不让我到教室去，我就到实验室去，我整天埋头在动物实验室，想起什么可能的事情都要做一把。有时把一只探针深入到白鼠的脑子当中，或是让老鼠大发脾气，或是使老鼠丧失记忆，或是改变老鼠的饮食习惯，所有一切可能的实验我都做过。1972年的一个夏天，当时我16岁，我居然曾经想过大脑能否再生的问题，并用老鼠做过实验。我切除了大鼠右脑的一块脑组织，等待着，等待着，看它是否会再生，就像等待着它发芽一样。当时几乎无穷多的人都坚信大脑尤其是哺乳动物的大脑决不能够再生，教科书中从几十年前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写着，所有的科学家也是众口一辞。我在实验室中为了这个“异想天开”的“改变世界”的项目从早到晚地居然呆上了整整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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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想让我成为一个工程师，所以我在大学甚至还修过工程的课程，当他终于接受了我想成为一个医生的想法后，依然想让我成为一个普通科的医生，这是我的责任，也可以叫做是家庭责任，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意大利移民，虽然并不十分贫穷，但是绝对没有钱，而作一个通科医生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当时的神经外科只是研究枪伤、车祸、肿瘤、脑血管疾病、脊柱坏损等等器质性的坏损，并不重视什么功能、机制方面的东西。但是我的这一理想依然没有破灭，就像喜欢上了一个Honeysweet一样，我还是想研究大脑，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已经长成青年的恋人有了自己的主意，而心已经有所属了。
1980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做住院医师，那时听说杜克大学的Dr.Nassel在搞疼痛、立体定位技术等功能神经外科的研究，便执意要去那里跟随Dr.Nassel学习。当时，我的教授对我说，不要去那里，没有人去那里，立体定位时代早已结束了，这是死路一条。立体定位技术已经是老恐龙了，那个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我还是去了，因为我想了解大脑，1982年Dr.Nassel派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帕金森病的国际研讨会，做丘脑切开术和震颤关系的报告，当时我29岁，我的阐述帕金森病及其手术疗法的演讲是四年一次的大会中全世界唯一的一篇类似的报告。当时正是左旋多巴的统治年代，对帕金森病功能神经外科的手术方法根本无人问津，与会的人纷纷不以为然。我所感兴趣的和我从事的工作是功能神经外科，而不是脑肿瘤、脑血管疾病什么的。在我眼中“功能”是最为神奇的，是你无法看到的，也是最为根本的，像疼痛一样，你必须对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物化学、神经病理学等学科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对它略知一二。当我在杜克大学健康中心作住院医师的时候，我每天到实验室去，因为我无法了解，疼痛的机理到底何在。一年之后我终于发现了一种新的大脑工作的机制，在一次手术中，我在中脑的七厘米深处做了一个切口，突然间病人的疼痛消失了，但是并没有对身体其他部位的感觉造成任何变化，这样的工作使我对大脑的各种神经机制有了一点多于一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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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离开了杜克大学，去了Arizona州立大学医学与健康中心，做助教，从事儿科、脑肿瘤、创伤的研究，没日没夜。虽然只是助教，没有任何title，但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同时在三家医院工作，大学医院、军队医院、州医院。 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工作到深夜，那个时期，感觉上是不停地在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在办公室写论文，一年之内，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100多篇，什么帕金森病、神经生化等等什么都有。
●科学家应该是有一种追求“客观”和“真实”的品性的，什么是您所理解的“真实”?并且科学家在研究中创造性的直觉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的体会是这二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和相互抹杀的，您怎么看?
☆当我不了解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记住它，甚至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要记住它。它是一种生命现实，是一种真实，真实对我的魅力，像是一种梦幻中的现实。我们可以假定，有一种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真实”存在着，而人的工作，就是将这样一种“梦幻”现实化，在这种意义上，“真实”生活在梦幻和现实之间。我对一些什么样的词汇并不感兴趣，我只对概念感兴趣，而词汇和概念的区别只在于词汇是“人造的”，而概念是上帝给予的，“真实的世界”是上帝用概念搭建的。我像是在自己的概念世界中玩耍，颇有些周游世界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类似一种直觉化的冲动。在我的感觉中，人，尤其是科学家不光需要一种理性，更需要一种直觉，直觉化是和这一世界变得同一的过程，而概念则是具体的我们可以理解的“真实”的现实。作为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我的工作对象一方面是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病人，另一方面是一种概念，一种真理的逻辑。世界是无穷广大的，用这种概念的重建而使之与世界同一的过程就是思想无极限的张力，而无穷的直觉化和无穷的概念化便是思想的土壤和世界的本源，我想这是一种艺术，一种真理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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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哲学是真理，而真理意味着逻辑，我是不断地探求和验证这无穷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验室中的实验，而是通过逻辑。我的思想触角就像是孩子的好奇心，终生用这种好奇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在这一点上，一个人是永远长不大的，也不存在着真正的伟人。我被世界的丰富性和其无极的张力所吸引，那是一种“真正的外力”，而我只是被推动的，推向世界的四面八方。
我相信“真实”的东西，就像我1989年选择到中国来做胎脑移植手术一样，当时很多人告诉我说：不要去那里，那里是“共产主义”等等，但我对中国的感受完全来自热情、自然的中国人，而并非来自什么“主义”，这是我能够体会的“真实”，我便真的来了，和中国医生开展了非常好的合作。
●微电极导向的苍白球切开术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手术，对技术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可想而知，在80年代前还没有出现CT、MRI等先进影像技术之前，从事这项工作非常困难。此外，在60年代左旋多巴出现之后，苍白球切开术和丘脑切开术一度迅速衰落，没有人再信任这一手术，学术界对你也颇多微词，甚至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坚持你的工作，提出了逆转帕金森病这一被医学界公认为顽症的构想和概念，并为微电极导向立体定位神经外科手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和巨大发展做出了贡献，你是如何走过你工作中最艰难的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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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之前，还没有CT、MRI，只有粗糙的X线影像方法和依靠各种神经内科检查，如反射，肌张力等，我们要为大脑做精细的手术，但是我们居然看不到它是什么样子!而有的仅仅是我们的神经学知识!书本上的知识!再有的就是你对自我对人体的认识的信任，而这种自我确信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你必须了解你的人格，确信你是诚实的，确信你有着对真理的把握。在这里，真理和谬误是大相径庭的，一切盲目的自信在这里都会在瞬间内倒台。当你钻开病人的头骨，发现你所面对的和你信誓旦旦地的想象不是一回事的时候，你如果体味你的心情，会对自己的人格又多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病人是人，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办法走路，甚至没有办法吃饭，不能从卧室走到卫生间，眼见自己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从衰弱到无法站立，靠轮椅活动一点点距离，再到长年卧床不起，常人寻常的一点点小事都根本无法完成，而他所有的所有就是他还有着一种“奢侈”的巴望，希望手术能够带给他好转，哪怕只是一点点，这使我努力坚持我的这一信念，深入钻研功能神经外科的理论和技术。
自从Dr.Leksell 1958年发现了新的手术靶点，手术疗效非常好，不光是改善了帕金森病病人的震颤和僵直症状，而且从整体上使行走功能有了巨大提高，其后的几年神经外科手术方法成为了治疗帕金森病的主要方法，在60年代，国际上的帕金森病会议都是由神经外科医生主持的，而当时还没有左旋多巴。1967年左旋多巴出现后，手术疗法在全世界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衰落下来，甚至没有人再去想什么帕金森的病理、生化、如何改善手术定位，只是一味地把药片发送给每一个病人!医学成了一种机械的活动!这种状况持续了近30年!帕金森病的治疗自此也进入了一个内科医学时代而非手术时代。直到80年代，那时残留的，很稀有的几个不可思议的“疯子”还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丘脑切开术的手术方法，研究大脑电生理，尝试解决各种严重的并发症。几乎接近30年，没有任何人对它感兴趣，更没有人信任这一技术，包括医生和病人。我们这些成了时代的“异类”。我的个性使我自己能够坚持我的方法，我的技术。我从80年代开始执意地学习立体定位手术方法，直到90年代初期到1995年、1996年，我还是全美唯一的从事苍白球手术的医生。当时没有人相信对脑组织的破坏能够提高大脑的功能，认为这没有依据，从理论上难以解释。实际上，这需要我们对功能神经科学和帕金森病的病理过程，对病人脑内神经生化的平衡和不平衡有充分的理解。你知道外科是很特殊的工作，如果其他医生用“同样”的方法和技术但却没有取得相应的结果，他们便会说，Iacono是不值得信任的，他在夸大其辞，他只是分析了那些对他有利的数据，他的思维是“外科式”的而不是逻辑的，他们甚至公然和病人讲，不能去Iacono那里做手术，他的手术会“杀”了你!实际上他们手术的靶点是不够准确的，他们也不知道如果和正确的手术靶点相距几个毫米，病人就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在术后几个月或是1年内出现新的问题。我们有些病人从其他医院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做的苍白球切开术没有效果。实际上，当我们在MRI上做检查的时候，竟然距离正确的手术靶点数个厘米以外!神经外科医生都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尤其是在美国这种个人间竞争非常厉害的国家，更是如此。举个例子，如果你让他们说出历史上三个最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除了他自己，要说出另外两个人，多数人会有困难。此外，大脑直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个“黑箱”，而立体定位手术这一技术并不只是施用一些同样的手术器械便都可以称其为这种手术。如果手术的靶点有几个毫米误差，结果就全然不同，偏瘫、失明、永久的肌无力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都会发生，但任何人却都可以称那些只是把电极探入脑内，对模棱两可的脑组织加以毁损都叫做苍白球立体定位手术，由于这种原因所发生的并发症却给这种手术方法本身增添了污点。而这种污点成了我“发了疯”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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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987年左右，Dr.Laitinen继续开展立体定位手术，用丘脑切开术治疗震颤，而用苍白球切开术来治疗“腿部”的僵直。当时我在中国做胎脑移植，当我又回到瑞典的时候，我猛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意识到病人行走能力的好转并不只是意味着病人腿部僵直的好转，而是帕金森病的好转，这是大脑功能的改善，是我们逆转了运动不能症!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手术风险很大，只是一种对症治疗，并且疗效也不稳定，神经学家也对手术的破坏性机理表示怀疑，不能接受这种结果。在经典的立体定位手术中我们是取掉了一些组织，胎脑移植中我们试图加入一些组织，我想的是怎么样借助一种自然的力量让大脑再生，这是手术的思想所在，也是思想和概念的进步。这种想法是对生物医学时代的叛逆，因为此前人们都是众口一辞地认为帕金森病是一个像老化一样的不可逆转的过程。
如果说胎脑移植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人看来具有一种幼稚而可笑的理想化色彩，但还符合逻辑的话，那么苍白球切开术这种对大脑的破坏性手术具有一种全面的疗效，甚至可以逆转帕金森病这一生物医学上的自然进程，在他们看来就连一种逻辑性已经都不具备了，成了一种十足的荒唐，但是手术的结果告诉我们，疗效是全面而持久的，不知道是我们嘲笑了自己，还是科学戏弄了我们的自大。这是一种反直觉的东西，这使得所谓“科学”在现实面前变得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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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保守的，甚至是错误多于真理的，也可能正是因为错误是被人所“掌握”的，才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维护它，使它成为一种保守的东西。美国学术界充满了教条，与此相比，中国更开放一些，它的阴阳理论便是一种功能性的理论。是你看不到的，是“梦幻”一般的。中国的医学文化和自然有着深刻的联系，它相信自然，而不像在美国一样，只相信“科学”的解释，而这种“科学”的解释把我们完全局限在“科学”范围之内，而不去管我们离自然是否越来越远。我想这可能是我和中国之间的特殊缘分。
●您怎样看待工作本身的价值、自身的影响和病人的利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差异是东方人强调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强调英雄主义。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就可以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所以当一个人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的时候，别人就会这样去想他，认为他谈的并不是这种工作本身，而是在谈“他的结果”、“他的方法”、“他的工作”，在树立他自己的形象。实际上“结果”和“他的结果”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一种概念，一种真实，一种价值，而后者是对结果的一种利用，实际上强调的是他自己。如果说我也在推广一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苍白球手术的方法，我希望能够为大家证明的是这种方法、这种思想和概念是有价值的，这种手术是能够给病人解决问题的，这是我想向世界宣布的。对严重的帕金森病病人如果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的手术，就像学生在考试中得了B的成绩，对学生来讲，这是不错的成绩，但对神经外科医生来讲，尤其是对苍白球切开术这一精细的手术，手术定位的位置如果偏离几个毫米，就会发生严重的并发症，这绝对是失败。我们必须把成绩考成A+，这对病人才有意义，这甚至需要我们为病人去承担很多风险。对很多医生来讲，他们做出诊断就已经满足了，因为他告诉你你得了什么病，这是他的价值所在，因为他懂很多。他可以平静地告诉你，1年之后你会怎样，5年之后你又会怎样，再过几年你就去等死吧，非常准确而科学，非常的冷静和骄傲，至于你的病那是你的病和我无关，而外科医生也可以满足于不去为病人承担任何风险，也可以告诉病人你的病不适合做苍白球切开术，这也同样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过，不论我们是为病人施行手术，还是我们选择不施行手术就都成了我们对病人的一种利用，医生在利用病人，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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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功能神经外科领域率先和中国科学家开展工作的美国科学家，现在您又担任北京功能外科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您是怎样想到在这个时期和中国开展更进一步的工作的?在您追求一种新思想的诞生过程中，其意义何在?
☆任何工作都需要一种契机，尤其是两国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就更是这样。1996年，当时我正在罗马琳达大学医学中心，我们注意到了来自中国的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做博士后工作的李勇杰博士的工作，李博士在神经外科和神经生理学方面的双重背景尤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们迫切地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从李勇杰博士加入我们的team起，我们以refined technology又有了超过500余例苍白球和丘脑切开术手术的成功的合作。随着李勇杰博士执意地要返回他的祖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应用这种新的技术来为中国患者工作，我们之间友好而又富有成效的合作自然也就跨越了国界。科学没有国界，这有着很多方面的意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思想作为一种价值在世界范围的实现，这是任何一个可以真正称得上科学家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我这一次到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的访问，吃惊地看到研究所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其手术的水准即使在世界上也绝对是第一流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医学工作者，他们是有良知的，是负责任的，执着于“思想”的真正内涵，“思想”是什么，思想是知识，是勇气，更是一种人格和信念。噢，接着上面说的话，前些天，我和李勇杰博士为医院一个扭转痉挛的病人做了手术，病人的病情非常严重而复杂，手术的风险极大，做好了并不能更多地说明我们些什么，但是如果手术出现并发症，则在旁人眼中是我们的失败，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失败。如果我们只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我们本可以不去为病人而承担自己的风险，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这种要求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了。
采访后记：
●有句名言，大意是幸福是相似的，不幸是各有各的不幸。不知怎么在经过了对Iacono教授的采访之后，又偏偏有想变化一个说法的冲动，叫做“伟大的人各有各的伟大，但走向伟大的道路却是相同的”。对于一个并不“伟大”的人来讲，伟大光芒四射，但对于一个“伟大”的人来讲，“伟大”已经没有了什么过多的含义。也许“思想的诞生”才是最重要的，“生”本身就是奇迹。
收稿日期：2000-02-14,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