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论不等同于中医科学——与陈可冀院士和危北海研究员商榷
作者：李守业
单位：昆明铁路中心医院，云南 昆明 650217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622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6-0058-01
实证“实质”论并不能等同于“中医科学”。所谓“研究证的实质”或“经络实质研究”一样，始自20世纪60年代的“西学中”大潮后。当时由于人们还未来得及从思维科学方法着手，澄清近代中医学发展迟缓的症结，故不能明确地揭示它是遵循什么理论科学作为自身发生和发展的主导思想。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实证“实质”的“中医科研”审查、改造的尴尬境遇。例如，“30多年来，西医的解剖刀、显微镜至今仍未能发现人体中经络”。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代中西医学家”陈可冀先生承认：以实证“实质”的经络研究“但找它的结构却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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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前车之鉴”，既然经络实质研究“但找它的结构却是失败了”，那就应该接受些经验和教训了。但一些人坚持固有观念仍在宣扬“中医不科学论”是令人遗憾的。陈可冀院士访谈录《中医要引进现代科学》(见《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20期)说：“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而中医基本上是个文化现象”；“发展得比较多的还是中西医结合，用现代科学方法(指实证“实质”论——引者)发展中医理论”。故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危北海研究员“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方法)研究证的实质”时，忽视了中医自身规律及其理论特色而把整体层次以下(孤立的)实验研究及微观指标当作证的研究。所谓“证的研究既极为重要，又具有极大的难度”，可谓知难而进乎。但事实上，主要是由于一些人长期以来被囿于现代西方医学实证论的立场，故对中医的“许多概念，在实验研究中是根本无法验证的”产生了严重误解。例如，危北海氏把“研究证的实质”的微观辨“证”，当作“阐明中医理论科学的真谛，寻找中西医的结合的创新理论”。陈可冀氏则以“结构很清楚”、“非常明确，很具体的”所谓“现在肝炎，你不检查澳抗的阴性、阳性，转氨酶的高低，你肝炎屁不懂，治什么肝炎!”把辨别“等一组症状”病的“具体就是症和病的结合”，说成是(根本不存在的)什么“中西医结合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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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于一些人总是错误地以为，似乎只有现代西方医学实证“实质”的直观对症论，才是科学的。所谓“比如心肌梗塞，只要看心电图就能确诊”所强调的辨“症和病”观念，根本不“要心领神会”。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那些机械仪器反映的图象和数字化指标“等一组症状”病“确诊”了，即可按图索骥、对症施治。这就像一台人人都可以操作使用的傻瓜照像机。陈可冀先生的“具体就是症和病的结合”，把本来属于同一观念的症和病说成是“中西医结合点”，是荒唐的；他把必须“要心领神会”的中医辨证方法，强行“改造”为西医辨“等一组症状”病，从而把“可操作性”强的西医辨病观念及其技术手段当作“中医要引进(的)现代科学”，这显然是缺乏“严谨的科学设计思路和方法(危北海语)”的。
正是因为，陈可冀氏长期以来被“非常明确，很具体”的“可操作性”很强的直观对症观念束缚着，所以他那“中西医结合点”的“理论上是综合和分析，宏观与微观结合”，尽管是属于梦中云游者之谓也，但它恰是我们所重视的思维科学方法。还有，“经过30多年的艰苦探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的危北海氏，笃信微观辨“证的实质”，尽管它与中医学“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谨察间甚，以意调之”抽象思维的方法模式毫无相似之处，但他那《有关证的实质的探讨》(见1998年《中国医药学报》第4期)一文开篇即云“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华”却又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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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例如中医学六经病与卫气营血病等辨病辨证论治方法，就是一个从多层次和多方位进行演化外感热病质的不同阶段的转变过程。它“观其脉证(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论》)既有高度的原则性与严格的规定性，又有较大的灵活性而具体分析不同疾病的具体病机。它是以由象知藏、由形测症、见微知著的“本质决定形式、形式反映本质”的逻辑思维方法为理论主导，重视“治病必求于本”的多极化一元论，主导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病的清晰概念，以调整人体内外环境与调动人的生命力自我修复的特殊功能。特别是，它重视人与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风雨、寒暑、晦明同化的以“天然药物”为理论特色的辨证用药优势，对许多种疑难病症的满意疗效，和道法自然的学术价值，是历代临床家诊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当然它尚有待于丰富内容和借助现代科学先进的技术手段加以完善，但实证“实质”论者“研究证的实质”割断联系的做法，决不可等同于中医科学。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中医学的那些内容属于科学的认识论才是最宝贵的。这也就是说，中医学辨病辨证论治的思维科学方法是实证论者辨“症和病”观念所无法解释和替代的。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的“天下之妙理，寓于迹象之中，实超于迹象之外，彼拘于迹象以索解者，纵于理能窥其妙，实未能穷其极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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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可冀氏“中西医结合点”的“理论上是综合和分析，宏观与微观结合”及危北海氏的“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华”，倒是为中医发展走出科研误区，已经为我们反证了发展中医的科学思维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值得重视的。所以如果按照危氏的“严谨的科研设计思路和方法”进行求证的话，很显然，那种“实质”的“结构很清楚”分化与还原论的微观辨“证”或病的技术手段，仅属于辩证法内容的实证部分。它既不是危氏的“阐明中医理论科学的真谛，寻找中西医的结合的创新理论”，也不是陈氏的微观辨“症和病”的“中西医结合点理论”或“中医要引进(的)现代科学”。
作者简介：李守业(1940～)，男，河南省人。50年代初即师从南阳著名老中医李纪伯、赵砚斋先生。现为昆明铁路中心医院执业中医。
收稿日期：2000-01-02, 百拇医药
单位：昆明铁路中心医院，云南 昆明 65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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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哲学000622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6-0058-01
实证“实质”论并不能等同于“中医科学”。所谓“研究证的实质”或“经络实质研究”一样，始自20世纪60年代的“西学中”大潮后。当时由于人们还未来得及从思维科学方法着手，澄清近代中医学发展迟缓的症结，故不能明确地揭示它是遵循什么理论科学作为自身发生和发展的主导思想。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实证“实质”的“中医科研”审查、改造的尴尬境遇。例如，“30多年来，西医的解剖刀、显微镜至今仍未能发现人体中经络”。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代中西医学家”陈可冀先生承认：以实证“实质”的经络研究“但找它的结构却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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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前车之鉴”，既然经络实质研究“但找它的结构却是失败了”，那就应该接受些经验和教训了。但一些人坚持固有观念仍在宣扬“中医不科学论”是令人遗憾的。陈可冀院士访谈录《中医要引进现代科学》(见《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第20期)说：“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而中医基本上是个文化现象”；“发展得比较多的还是中西医结合，用现代科学方法(指实证“实质”论——引者)发展中医理论”。故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危北海研究员“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方法)研究证的实质”时，忽视了中医自身规律及其理论特色而把整体层次以下(孤立的)实验研究及微观指标当作证的研究。所谓“证的研究既极为重要，又具有极大的难度”，可谓知难而进乎。但事实上，主要是由于一些人长期以来被囿于现代西方医学实证论的立场，故对中医的“许多概念，在实验研究中是根本无法验证的”产生了严重误解。例如，危北海氏把“研究证的实质”的微观辨“证”，当作“阐明中医理论科学的真谛，寻找中西医的结合的创新理论”。陈可冀氏则以“结构很清楚”、“非常明确，很具体的”所谓“现在肝炎，你不检查澳抗的阴性、阳性，转氨酶的高低，你肝炎屁不懂，治什么肝炎!”把辨别“等一组症状”病的“具体就是症和病的结合”，说成是(根本不存在的)什么“中西医结合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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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于一些人总是错误地以为，似乎只有现代西方医学实证“实质”的直观对症论，才是科学的。所谓“比如心肌梗塞，只要看心电图就能确诊”所强调的辨“症和病”观念，根本不“要心领神会”。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那些机械仪器反映的图象和数字化指标“等一组症状”病“确诊”了，即可按图索骥、对症施治。这就像一台人人都可以操作使用的傻瓜照像机。陈可冀先生的“具体就是症和病的结合”，把本来属于同一观念的症和病说成是“中西医结合点”，是荒唐的；他把必须“要心领神会”的中医辨证方法，强行“改造”为西医辨“等一组症状”病，从而把“可操作性”强的西医辨病观念及其技术手段当作“中医要引进(的)现代科学”，这显然是缺乏“严谨的科学设计思路和方法(危北海语)”的。
正是因为，陈可冀氏长期以来被“非常明确，很具体”的“可操作性”很强的直观对症观念束缚着，所以他那“中西医结合点”的“理论上是综合和分析，宏观与微观结合”，尽管是属于梦中云游者之谓也，但它恰是我们所重视的思维科学方法。还有，“经过30多年的艰苦探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的危北海氏，笃信微观辨“证的实质”，尽管它与中医学“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谨察间甚，以意调之”抽象思维的方法模式毫无相似之处，但他那《有关证的实质的探讨》(见1998年《中国医药学报》第4期)一文开篇即云“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华”却又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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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例如中医学六经病与卫气营血病等辨病辨证论治方法，就是一个从多层次和多方位进行演化外感热病质的不同阶段的转变过程。它“观其脉证(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论》)既有高度的原则性与严格的规定性，又有较大的灵活性而具体分析不同疾病的具体病机。它是以由象知藏、由形测症、见微知著的“本质决定形式、形式反映本质”的逻辑思维方法为理论主导，重视“治病必求于本”的多极化一元论，主导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病的清晰概念，以调整人体内外环境与调动人的生命力自我修复的特殊功能。特别是，它重视人与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风雨、寒暑、晦明同化的以“天然药物”为理论特色的辨证用药优势，对许多种疑难病症的满意疗效，和道法自然的学术价值，是历代临床家诊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当然它尚有待于丰富内容和借助现代科学先进的技术手段加以完善，但实证“实质”论者“研究证的实质”割断联系的做法，决不可等同于中医科学。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中医学的那些内容属于科学的认识论才是最宝贵的。这也就是说，中医学辨病辨证论治的思维科学方法是实证论者辨“症和病”观念所无法解释和替代的。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的“天下之妙理，寓于迹象之中，实超于迹象之外，彼拘于迹象以索解者，纵于理能窥其妙，实未能穷其极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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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可冀氏“中西医结合点”的“理论上是综合和分析，宏观与微观结合”及危北海氏的“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华”，倒是为中医发展走出科研误区，已经为我们反证了发展中医的科学思维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值得重视的。所以如果按照危氏的“严谨的科研设计思路和方法”进行求证的话，很显然，那种“实质”的“结构很清楚”分化与还原论的微观辨“证”或病的技术手段，仅属于辩证法内容的实证部分。它既不是危氏的“阐明中医理论科学的真谛，寻找中西医的结合的创新理论”，也不是陈氏的微观辨“症和病”的“中西医结合点理论”或“中医要引进(的)现代科学”。
作者简介：李守业(1940～)，男，河南省人。50年代初即师从南阳著名老中医李纪伯、赵砚斋先生。现为昆明铁路中心医院执业中医。
收稿日期：2000-01-02,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