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身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徐斌
单位：苏州医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7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617分类号：R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6-0043-03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在理论意义上的认识日益为医学界所认同，对心身医学研究的实践也日益增多。但是从现有的研究工作来看，也颇有值得探讨之处。本文仅就实践、研究框架及理论思考提些看法。
1 研究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1.1关于样本的同一性和对照的等效性
心身医学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就涉及样本及对照的选择问题。例如，探讨心理社会因素与癌症关系的研究中，常将癌作为同一性疾病来处理，而实际上癌并非单一性疾病，而是许多分散疾病的集合名词，它们在病因、病程、病情都有很大的差异，皮肤的基底细胞癌与急性白血病是很难从心理、生理影响上来相提并论的。对照组的选择也存在问题，由于“癌症”这个概念对人们来说，有“不治之症”的恶性意义，这样就很难找到一种在心理影响上有等效性的对照；而这种恶性意义的“身—心”影响也必然干扰了病人原先存在的心理社会因素，何况我们有不少研究都是回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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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果关系推论中的时序性
从逻辑关系推论，作为原因的心理社会因素理应发生于疾病之前。这种简单的关系似乎不成其为问题，但在心理社会因素与肿瘤关系的研究中却常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例如，人们常以生活事件或日常困扰等应激源作为心理社会因素来研究肿瘤发病的心身关系。但如果认识到肿瘤只有当它含有109个细胞时，才能有临床表现，就会考虑恶性肿瘤出现临床表现之前会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从肿瘤细胞的倍增时间可以大致推算恶性增殖开始的时间，Fox(1978)指出，根据肿瘤的类型，癌变大概始于临床表现前的3～10年。而我们调查生活事件只是回顾1～2年。显然，从这样一个时间关系来看，以此确定的肿瘤病因就没有什么说服力。
1.3 关于心理社会病因的特异性
严格地说，疾病原因应该有其专一性，或者说是对某一疾病起特异作用而对其他疾病不起作用。但是，在心身医学早期研究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时曾经对这一点有所忽视，例如心身医学研究中较多运用艾森克问卷(EPQ)作为心理因素来了解与各种疾病的相关，而选用正常健康者为对照，结果表明，EPQ中N维度分值在十二指肠溃疡、胆石症、甲状腺机能亢进等病的患者均有明显增高，说明这些疾病的患者均有植物神经系统活动不稳定的特点，但不能将N维度分值的增高视为各病的特异心理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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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身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现代应激理论
医学心理学早就指出，疾病(disease)与疾患(illness)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可以通过客观手段(影像、检验、功能及形态改变)检出的病理状态；而后者则是个体主观上对不良健康的主观反映，是由个体报告的症状、知觉和行为。
生物医学模式有两个基本假设：(1)还原论，即认为所有情况均可线性地还原到一个病因；(2)二元论，即认为疾病与疾患可以区分为器质性障碍(有客观可以界定的病因)或功能性障碍(没有特异的病因或病理生理机制)，其产生模式可归纳为图1。此图的箭头均为单向，体现了还原论观点，所有后果均源于一个病因；其它环境及心理因素也都是单向地促进后果产生。图中疾患是从属于疾病，处于相对次要地位。
图1 生物医学模式的疾病产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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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模式是奠基于多因素发病理论，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均起重要作用，各环节间均存在相互影响，可见图2。图中的双向箭头表示诸环节间的相互影响；易感倾向不仅见诸生物学方面，环境、心理方面也有易感倾向；认知性评价环节是关键的中介；疾病与疾患的关系是相互作用而不是从属；疾病、后果与调节作用也是相互影响的。
图2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疾病产生模式
根据现代医学模式的发病理论，可以构想用现代应激理论作为心身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整合思想的指导下，用包括分子生物学手段在内的现代技术来探索心理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图3示此框架。框架中的三个环节均可作为心身医学的研究对象，在心理生理反应环节中可以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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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现代应激理论框架
3 分子生物学发展引发的心身医学研究理论思考
心身医学研究过去太多着眼于心理社会因素，所采用的主观性较强的问卷和心理动力学解释与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生物医学存在着一定差距，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这一差距更形增大。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心身医学研究不利的方面是促进还原论的抬头，即企图以单个基因或某种危险因素来概括一切的思想，这显然是欠妥的。但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的信息传递理论也给宏观的“符号论”以启示，因为“符号”也是信息，这是微观与宏观在理论思维上的共同语言，就可能成为微观与宏观整合的基础。当然，就目前的认识要对心身障碍作出分子生物学的完整解释，还为时过早。但是，借助分子生物学的信息传递来发展宏观的符号论，也许可以作为整合宏观与微观的一个切入点。
3.1 符号论
3.1.1 遗传与符号论：遗传是以符号意义来保证生命系统的继续存在，即通过受精卵基因组中的符号信息，完成自我复制。亲代通过符号方式将生命特征传递给子代就使信息继续保存，这是“纵向符号系统”的传递方式。还有一种“水平符号系统”是跨生态空间的信息交往，人类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中，人体的每一种动作(如知觉、操作)都将它的意义印刻在无意义的客体上，使它们在每个人的“主观世界”(mind)中成为对主观有意义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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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内部符号圈：符号圈是一个符号所及的领域，就像生物圈一样，各种符号信息就是通过“圈”来进行交往。符号论最初只是信息科学中的数学理论，应用于生物领域也只着眼于个体间水平。自从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论就转向分子生物学。例如，Yates在蛋白质分子研究中提出“蛋白质分子间信息交往”的命题，以后知道大分子可以察觉信息，又出现了“血红蛋白分子病理学”的研究。但是“病理学”这样的词汇难以表达更深层次的意图与评价，为此就产生了寻求有纯粹动态生物化学系统概念的需求。“内部符号圈”(inner semiosphere)这个概念就是指在细胞水平，与机体的遗传系统相关连的信息交往。
3.1.3 符号的规模：有生命实体的符号能力之所以常被忽视是由于“规模”问题。因为细胞很小而数量极多。据估计，人类的神经细胞数在千亿左右，免疫细胞数更为可观。因此，我们从对人类个体按“厘米”计量的宏观世界转到细胞按“微米”计量以及大分子(蛋白质)的按“纳米”(nm=10-9m)计量的微观世界，这种规模上的跨跃超出常规想象力的复杂性。但是，染色体中DNA信息保留功能仍是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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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符号网络中的受体：作为膜蛋白的受体是体内符号网络运行的关键，它们根据信息分子的空间及静电结构进行识别、结合，并引起自身变构来触发细胞内的酶学生化反应。近年来更发现G蛋白在受体与细胞内膜之间的中介作用。由于受体的存在，细胞的膜结构就成为复杂的“信息交换台”，在这里获取信息，评价其强度，转换成第二信使，启动相应反应。
分类知觉(categorial perception)是人类区别语声的一种非凡能力。人类只能对7～9拍/秒的非语言声音进行确认，而对速度为每秒25个音素的语声则易理解。Lieberman(1991)报告，可以单纯依靠“发声时间”(voice-oncet time)即爆发(嘴唇张开)与发声之间的间隔，来区别“p”与“b”，如果间隔<25 ms则听到的是“b”，若>25 ms则听到的是“p”。一个正确的分类区别大约在25 ms期间，其间没有什么中间声音可听。Stjernfelt(1992)认为，信号分子与受体结合的生化过程是“分类知觉”的一个特例，他要将“分类知觉”的概念普遍化到覆盖任何过程的区别，受体识别也属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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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用符号论解释心身效应：机体在每一瞬间，由千百个模单位(新皮质中的细胞柱)操作着为数更多的感觉数据(语词的或非语词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并将高度组织化的记号组合(set of signs)提取、贮存在与符号反馈环路相连接的记号档案中，这些环路与躯体肌肉和腺体相连，因此常在获得愉快或不愉快的信息之前(被意识到之前)就可从内脏活动中体现，大致发生在意识前0.5秒时，这种感受和制造记号的复合体就被称为“瞬时的主观世界”。Hoffmeyer(1992)提出，在脑的模单位(即大脑皮质的柱状结构)与身体区间之间有极为类似的符号环路，它们的任务是在每一瞬间整合躯体功能，并构成个体的“瞬时主观世界”来表达个体的生命现实。因此，“意识是个体瞬时主观世界对身体空间的表达”。
心身网络中最有意义的符号工具是成套的神经肽。但是，免疫细胞受体结合神经肽后发生的事件并不太多依赖于神经肽的种类，而更多取决于细胞的种类及所处的状态。因为，同一神经肽可使某一细胞迁移，而使另一细胞分化或分裂。再有，符号的意义发生于细胞对信息解释的过程中，当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很易产生误释(即不能按正常途径反映)，从而导致模单位中细胞群体信息传递的混乱而毒害符号网络，伤害躯体生态系统。Hoffmyer(1997)根据信号解释关系图解(Peirce)，将内部符号圈的符号关系归结成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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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符号圈的符号关系
3.2 躯体生态学
“躯体生态学”(somatic ecology)是Buss(1987)用来描述细胞与个体之间中介潜在冲突的动态机制，即将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随后，Varela(1991)将以淋巴细胞为核心的免疫网络作为躯体生态学的维系机构。随着心理神经免疫学的发展，已知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之间有着频繁的信息交往，尤其是活化的淋巴细胞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及免疫反应性(ir-)神经肽的机能，它们还能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发挥作用，据推测这类被称为“游动脑”的活化淋巴细胞数多达1012。淋巴细胞的受体又可感受神经内分泌的递质和激素影响，使机体成为一个环环紧扣、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如同大自然生态系统中一样，形成内在的“生物链”和“生存竞争”。
躯体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交往是双向的，以神经—免疫环路为例，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趋化性随神经肽的浓度而变化；Pert等根据这一系统细胞的迁移与定居特性，将其称为“游动突触”(mobile synapse)，可通过空间位置变动来聚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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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我组织着的混沌
混沌(chaos)的科学定义是指由纯粹的确定性系统自发产生不规则的运动或时间序列。研究表明，简单的、非线性的确定性系统往往存在着某种随机性行为，这种随机性不同于由外界噪声所引起的完全随机状态，它的特点是：(1)对初值(initial value)敏感，即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可引起较大的反应结果；(2)对微小的干扰可产生指数级的放大。混沌就是这种受到约束的随机性。
心身医学着眼的是神经系统的高级机能与躯体功能的病态过程，信息的传递更为复杂，不仅有神经冲动的放电串，还有各种内分泌激素、免疫系统的细胞因子等化学物质，不仅是单一的物质，而且是组合成型(pattern)的，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暴露的问题也愈复杂。为了解释这些复杂的关系，就提出种种理论思维，“混沌”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自我组织着的混沌”(self-organizing chaos)这一概念是心身学家们提出的，在混沌前所加的定语“自我组织着的”可理解为“自我”按照种族进化和个体发展中的符号信息来“组织和约束”混沌的随机性。因研究大脑偏侧化而获得诺贝尔奖的Sperry的第一合作者Gazzaniga(1985)提出“社会脑”(social brain)学说，认为人类“主观世界”是由许多分散而且相对独立的精神系统所组成，它们不停地处理着来自内、外环境的信息。这种“模式处理”(modular processing)系统有千百个，它们不是以抽象的语词交往而是通过现实的作用来表达，大多数系统像动物具有的一样，能够记忆事件，将情感注入这些事件，并对与特殊记忆有关的刺激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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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现象在神经生物学中已在进行研究，而在心身相关领域还只是一种理性思维，要进行研究，还要在神经生物学基础上叠加上心理和社会的网络关系。
参考文献：
[1] HOFFMEYER J.Molecularbiology and heredity,semiotic aspects,in 《Uexküll Psychosomatic Medicine》[M]. Adler RH.,Herrmann JM.,Kihel k,et al ed:43～50,Urban & Schwarzenberg.München-Wein-Baltimore,5th ed,1996(English ed,1997).
[2] HüRNY C.Psychosocial factors in cancer risk and survival in 《Uexküll Psychosomatic Medicine》[M]. Adler RH.,Herrmann JM.,Kihel k,et al ed:640～652,Urban & Schwarzenberg.München-Wein-Baltimore,5th ed,1996(English ed,1997).
[3] BLONNA R.Coping with stress:in a changing world[J].Mosby,1996.
[4] STEPTOE A,VOGELE C.Methodology of mental stress testing in cardiovascular research[J].Circulation,1991,83(4):Ⅱ14～24.
收稿日期：2000-02-24, 百拇医药
单位：苏州医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7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617分类号：R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6-0043-03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在理论意义上的认识日益为医学界所认同，对心身医学研究的实践也日益增多。但是从现有的研究工作来看，也颇有值得探讨之处。本文仅就实践、研究框架及理论思考提些看法。
1 研究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1.1关于样本的同一性和对照的等效性
心身医学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就涉及样本及对照的选择问题。例如，探讨心理社会因素与癌症关系的研究中，常将癌作为同一性疾病来处理，而实际上癌并非单一性疾病，而是许多分散疾病的集合名词，它们在病因、病程、病情都有很大的差异，皮肤的基底细胞癌与急性白血病是很难从心理、生理影响上来相提并论的。对照组的选择也存在问题，由于“癌症”这个概念对人们来说，有“不治之症”的恶性意义，这样就很难找到一种在心理影响上有等效性的对照；而这种恶性意义的“身—心”影响也必然干扰了病人原先存在的心理社会因素，何况我们有不少研究都是回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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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果关系推论中的时序性
从逻辑关系推论，作为原因的心理社会因素理应发生于疾病之前。这种简单的关系似乎不成其为问题，但在心理社会因素与肿瘤关系的研究中却常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例如，人们常以生活事件或日常困扰等应激源作为心理社会因素来研究肿瘤发病的心身关系。但如果认识到肿瘤只有当它含有109个细胞时，才能有临床表现，就会考虑恶性肿瘤出现临床表现之前会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从肿瘤细胞的倍增时间可以大致推算恶性增殖开始的时间，Fox(1978)指出，根据肿瘤的类型，癌变大概始于临床表现前的3～10年。而我们调查生活事件只是回顾1～2年。显然，从这样一个时间关系来看，以此确定的肿瘤病因就没有什么说服力。
1.3 关于心理社会病因的特异性
严格地说，疾病原因应该有其专一性，或者说是对某一疾病起特异作用而对其他疾病不起作用。但是，在心身医学早期研究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时曾经对这一点有所忽视，例如心身医学研究中较多运用艾森克问卷(EPQ)作为心理因素来了解与各种疾病的相关，而选用正常健康者为对照，结果表明，EPQ中N维度分值在十二指肠溃疡、胆石症、甲状腺机能亢进等病的患者均有明显增高，说明这些疾病的患者均有植物神经系统活动不稳定的特点，但不能将N维度分值的增高视为各病的特异心理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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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身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现代应激理论
医学心理学早就指出，疾病(disease)与疾患(illness)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可以通过客观手段(影像、检验、功能及形态改变)检出的病理状态；而后者则是个体主观上对不良健康的主观反映，是由个体报告的症状、知觉和行为。
生物医学模式有两个基本假设：(1)还原论，即认为所有情况均可线性地还原到一个病因；(2)二元论，即认为疾病与疾患可以区分为器质性障碍(有客观可以界定的病因)或功能性障碍(没有特异的病因或病理生理机制)，其产生模式可归纳为图1。此图的箭头均为单向，体现了还原论观点，所有后果均源于一个病因；其它环境及心理因素也都是单向地促进后果产生。图中疾患是从属于疾病，处于相对次要地位。
图1 生物医学模式的疾病产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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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模式是奠基于多因素发病理论，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均起重要作用，各环节间均存在相互影响，可见图2。图中的双向箭头表示诸环节间的相互影响；易感倾向不仅见诸生物学方面，环境、心理方面也有易感倾向；认知性评价环节是关键的中介；疾病与疾患的关系是相互作用而不是从属；疾病、后果与调节作用也是相互影响的。
图2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疾病产生模式
根据现代医学模式的发病理论，可以构想用现代应激理论作为心身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整合思想的指导下，用包括分子生物学手段在内的现代技术来探索心理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图3示此框架。框架中的三个环节均可作为心身医学的研究对象，在心理生理反应环节中可以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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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现代应激理论框架
3 分子生物学发展引发的心身医学研究理论思考
心身医学研究过去太多着眼于心理社会因素，所采用的主观性较强的问卷和心理动力学解释与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生物医学存在着一定差距，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跃发展，这一差距更形增大。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心身医学研究不利的方面是促进还原论的抬头，即企图以单个基因或某种危险因素来概括一切的思想，这显然是欠妥的。但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的信息传递理论也给宏观的“符号论”以启示，因为“符号”也是信息，这是微观与宏观在理论思维上的共同语言，就可能成为微观与宏观整合的基础。当然，就目前的认识要对心身障碍作出分子生物学的完整解释，还为时过早。但是，借助分子生物学的信息传递来发展宏观的符号论，也许可以作为整合宏观与微观的一个切入点。
3.1 符号论
3.1.1 遗传与符号论：遗传是以符号意义来保证生命系统的继续存在，即通过受精卵基因组中的符号信息，完成自我复制。亲代通过符号方式将生命特征传递给子代就使信息继续保存，这是“纵向符号系统”的传递方式。还有一种“水平符号系统”是跨生态空间的信息交往，人类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中，人体的每一种动作(如知觉、操作)都将它的意义印刻在无意义的客体上，使它们在每个人的“主观世界”(mind)中成为对主观有意义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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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内部符号圈：符号圈是一个符号所及的领域，就像生物圈一样，各种符号信息就是通过“圈”来进行交往。符号论最初只是信息科学中的数学理论，应用于生物领域也只着眼于个体间水平。自从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论就转向分子生物学。例如，Yates在蛋白质分子研究中提出“蛋白质分子间信息交往”的命题，以后知道大分子可以察觉信息，又出现了“血红蛋白分子病理学”的研究。但是“病理学”这样的词汇难以表达更深层次的意图与评价，为此就产生了寻求有纯粹动态生物化学系统概念的需求。“内部符号圈”(inner semiosphere)这个概念就是指在细胞水平，与机体的遗传系统相关连的信息交往。
3.1.3 符号的规模：有生命实体的符号能力之所以常被忽视是由于“规模”问题。因为细胞很小而数量极多。据估计，人类的神经细胞数在千亿左右，免疫细胞数更为可观。因此，我们从对人类个体按“厘米”计量的宏观世界转到细胞按“微米”计量以及大分子(蛋白质)的按“纳米”(nm=10-9m)计量的微观世界，这种规模上的跨跃超出常规想象力的复杂性。但是，染色体中DNA信息保留功能仍是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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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符号网络中的受体：作为膜蛋白的受体是体内符号网络运行的关键，它们根据信息分子的空间及静电结构进行识别、结合，并引起自身变构来触发细胞内的酶学生化反应。近年来更发现G蛋白在受体与细胞内膜之间的中介作用。由于受体的存在，细胞的膜结构就成为复杂的“信息交换台”，在这里获取信息，评价其强度，转换成第二信使，启动相应反应。
分类知觉(categorial perception)是人类区别语声的一种非凡能力。人类只能对7～9拍/秒的非语言声音进行确认，而对速度为每秒25个音素的语声则易理解。Lieberman(1991)报告，可以单纯依靠“发声时间”(voice-oncet time)即爆发(嘴唇张开)与发声之间的间隔，来区别“p”与“b”，如果间隔<25 ms则听到的是“b”，若>25 ms则听到的是“p”。一个正确的分类区别大约在25 ms期间，其间没有什么中间声音可听。Stjernfelt(1992)认为，信号分子与受体结合的生化过程是“分类知觉”的一个特例，他要将“分类知觉”的概念普遍化到覆盖任何过程的区别，受体识别也属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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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用符号论解释心身效应：机体在每一瞬间，由千百个模单位(新皮质中的细胞柱)操作着为数更多的感觉数据(语词的或非语词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并将高度组织化的记号组合(set of signs)提取、贮存在与符号反馈环路相连接的记号档案中，这些环路与躯体肌肉和腺体相连，因此常在获得愉快或不愉快的信息之前(被意识到之前)就可从内脏活动中体现，大致发生在意识前0.5秒时，这种感受和制造记号的复合体就被称为“瞬时的主观世界”。Hoffmeyer(1992)提出，在脑的模单位(即大脑皮质的柱状结构)与身体区间之间有极为类似的符号环路，它们的任务是在每一瞬间整合躯体功能，并构成个体的“瞬时主观世界”来表达个体的生命现实。因此，“意识是个体瞬时主观世界对身体空间的表达”。
心身网络中最有意义的符号工具是成套的神经肽。但是，免疫细胞受体结合神经肽后发生的事件并不太多依赖于神经肽的种类，而更多取决于细胞的种类及所处的状态。因为，同一神经肽可使某一细胞迁移，而使另一细胞分化或分裂。再有，符号的意义发生于细胞对信息解释的过程中，当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很易产生误释(即不能按正常途径反映)，从而导致模单位中细胞群体信息传递的混乱而毒害符号网络，伤害躯体生态系统。Hoffmyer(1997)根据信号解释关系图解(Peirce)，将内部符号圈的符号关系归结成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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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符号圈的符号关系
3.2 躯体生态学
“躯体生态学”(somatic ecology)是Buss(1987)用来描述细胞与个体之间中介潜在冲突的动态机制，即将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随后，Varela(1991)将以淋巴细胞为核心的免疫网络作为躯体生态学的维系机构。随着心理神经免疫学的发展，已知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免疫系统之间有着频繁的信息交往，尤其是活化的淋巴细胞分泌各种细胞因子及免疫反应性(ir-)神经肽的机能，它们还能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发挥作用，据推测这类被称为“游动脑”的活化淋巴细胞数多达1012。淋巴细胞的受体又可感受神经内分泌的递质和激素影响，使机体成为一个环环紧扣、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如同大自然生态系统中一样，形成内在的“生物链”和“生存竞争”。
躯体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交往是双向的，以神经—免疫环路为例，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趋化性随神经肽的浓度而变化；Pert等根据这一系统细胞的迁移与定居特性，将其称为“游动突触”(mobile synapse)，可通过空间位置变动来聚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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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我组织着的混沌
混沌(chaos)的科学定义是指由纯粹的确定性系统自发产生不规则的运动或时间序列。研究表明，简单的、非线性的确定性系统往往存在着某种随机性行为，这种随机性不同于由外界噪声所引起的完全随机状态，它的特点是：(1)对初值(initial value)敏感，即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可引起较大的反应结果；(2)对微小的干扰可产生指数级的放大。混沌就是这种受到约束的随机性。
心身医学着眼的是神经系统的高级机能与躯体功能的病态过程，信息的传递更为复杂，不仅有神经冲动的放电串，还有各种内分泌激素、免疫系统的细胞因子等化学物质，不仅是单一的物质，而且是组合成型(pattern)的，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暴露的问题也愈复杂。为了解释这些复杂的关系，就提出种种理论思维，“混沌”理论就是其中之一。
“自我组织着的混沌”(self-organizing chaos)这一概念是心身学家们提出的，在混沌前所加的定语“自我组织着的”可理解为“自我”按照种族进化和个体发展中的符号信息来“组织和约束”混沌的随机性。因研究大脑偏侧化而获得诺贝尔奖的Sperry的第一合作者Gazzaniga(1985)提出“社会脑”(social brain)学说，认为人类“主观世界”是由许多分散而且相对独立的精神系统所组成，它们不停地处理着来自内、外环境的信息。这种“模式处理”(modular processing)系统有千百个，它们不是以抽象的语词交往而是通过现实的作用来表达，大多数系统像动物具有的一样，能够记忆事件，将情感注入这些事件，并对与特殊记忆有关的刺激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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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现象在神经生物学中已在进行研究，而在心身相关领域还只是一种理性思维，要进行研究，还要在神经生物学基础上叠加上心理和社会的网络关系。
参考文献：
[1] HOFFMEYER J.Molecularbiology and heredity,semiotic aspects,in 《Uexküll Psychosomatic Medicine》[M]. Adler RH.,Herrmann JM.,Kihel k,et al ed:43～50,Urban & Schwarzenberg.München-Wein-Baltimore,5th ed,1996(English ed,1997).
[2] HüRNY C.Psychosocial factors in cancer risk and survival in 《Uexküll Psychosomatic Medicine》[M]. Adler RH.,Herrmann JM.,Kihel k,et al ed:640～652,Urban & Schwarzenberg.München-Wein-Baltimore,5th ed,1996(English ed,1997).
[3] BLONNA R.Coping with stress:in a changing world[J].Mosby,1996.
[4] STEPTOE A,VOGELE C.Methodology of mental stress testing in cardiovascular research[J].Circulation,1991,83(4):Ⅱ14～24.
收稿日期：2000-02-24, 百拇医药